评论｜朱顺慈：社会抗争中的校园，有可能“去政治化”吗？

【编按】：反修例运动以来，香港的“教育”常常成为港府及中央的批评对象，大中小学生关注甚至参与社会运动，也成为一些家长担心的“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段崇智与学生的几次对话及其后发表的校长信，在本港固然受到欢迎，但也引来了内地官媒《人民日报》的抨击，校园、校长、学生——为人师表者及学习者，总是要经受关于“政治化”的质问和考验。

“政治”的本质、“教育”的本质究竟为何——这些问题或许要多回到几本书中去找寻答案，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理念转回到实际的教育过程、校园生活中时，则能更细致地发现其中的张力。学校真的没有做够吗？学生没有顾及学校吗？学生没有自己的思考吗？老师及校长没有秉持中立吗？如此多的疑问，被淹没在一句“教育有问题”的笼统指责下，实在可惜。本文是香港传播学者朱顺慈基于雨伞运动之后做的研究改写而成，回应今日，仍有余音。

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独家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从2019年2月起，SHKS将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请关注。

九月开学以来，参与反修例运动的学生有增无减。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计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满18岁。禁蒙面法实施后首个周末，被捕百余人，六成在学。如何理解现况？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问题”解说，至于具体哪里出问题，就各有各的说法。首任特首董建华当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后直认通识教育失败；前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认为错不在通识，反而社交媒体影响更大；现任教育局长杨润雄说，家长和社会的角色同样重要，未来会加强家长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举凡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总有人提出加强某方面的教育来解决。未婚怀孕个案多了？我们需要与时并进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观念薄弱？是时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轻人要学习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识。语文水平下降？信息科技追不上？几乎所有问题都关学校事，都应该开一科，只要加人手、拨资源，问题便迎刃而解。到问题解决不了，怪罪起来，学校又首当其冲。每次听人批评学校诸多不济，我都不确定大家责备“学校”时，脑里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长、老师和学生，还是盘根错节的架构和层级。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骂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无视体制内各种利害和张力。如果是后者，那我们是否应更公道些，先别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兰学术休假，每天醒著的时间都在网上追新闻。10月，黄之锋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声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为专题，内文提及“青年震荡”(Youthquake)，这比喻固然生动贴切，我却随即想到，占领现场虽不缺中学生身影，但学校依然是最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要说这是一场震荡，在漫长的七十九天，学校里头出现过什么样的震荡，他们如何面对？当时我一直留意为数不少的中学政改关注组，他们组织各种表达政治诉求的活动，大至罢课，小至派发黄丝带，抗议行动不时见报，报道重点往往落在校方和学生的“冲突”。我搜集相关报道，整理了一个学校名单，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间中学同意，让我分别访问他们的校长和该校的政改关注组负责学生，尝试还原“冲突”背后的故事，了解本来的规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结果于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发表。（注1）

五年过去。重读访谈纪录，对照当下时局，深深感到学校处境之难，比起雨伞运动，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题目，原来历久常新。

“政治介入校园”

例如，“政治不应介入校园”。

如果可以选择，我相信绝大多数校长老师都不希望把政治争议带进学校。这心态非香港独有，曾有美国学者访问任教社会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师，请他们列出“安全”和“禁忌”题目，结果发现，虽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议在课堂引入有争议性的社会议题，身在最前线的老师却最为避忌，对于那些会牵动强烈情绪的社会事件和涉及学生背景的讨论，尤其步步为营。（注2）

官方制订课程时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学已有“公民科”（Civics），不过，正如本地学者莫礼时和陈嘉琪指出（注3），在1945年至1965年间，因为香港学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内容平铺直叙。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1985年当局发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开了“政府与公共事务”（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归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炉，明言在政治过渡期，公民应发展新的国民身分，积极参与和贡献香港。学者阮卫华等就公民教育的兴衰写过不少文章，单单爬梳文献，也感受到风向不定，从“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归后， 公民教育与德育和国民教育并置，原本定位相当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注4）

教育当局有他们的盘算，但一般人顾名思义，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于何谓良好公民，不同社会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们会觉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总好过漠不关心，例如多读报关心时事，通过不同途径表达意见，行使公民权利，同时尽己所能贡献社会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员会的公益广告就鼓励大家关心社会，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实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说到投身社运，要在学校实践相关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谢均才分析，学校身负监护人之责，加上各种规章和机构文化，学校难免带有“威权”色彩，要带头推行民主教育实属“不可能的任务”。（注5）

长篇大论讲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无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学校其实很被动。我甚至怀疑，历史使然，香港大多数学校宁可置身政事之外。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天下太平时， 即使课程文件订好目标，每间学校有自己达成的路径，尚有自主空间，不过当争议临门，文件上那些令人向往的理念，有学生付诸实行，立刻成了学校要严肃回应的教育问题。

“煽动无知学生”

例如，为了表达政治诉求，有学生发动全校罢课。

2015年1月，雨伞运动刚结束，我访问了四所中学的政改关注组的主要成员。A和B校的关注组人数较多，但也不超过十人，C和D校的关注组，分别只有两三人。他们开学后已开始宣传9月26日由学民思潮发起的中学生罢课，校内反应冷淡。在脸书成立了专页，赞好的多是毕了业的校友和记者，同校同学很少，亦不会回应帖文。关注组认为这是因为中学生每天上学就会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体接收关于校内活动的信息，于是他们改用其他较“传统”的方法，印传单，贴海报，制作贴纸和横幅，派发黄丝带。费尽气力动员同学参加罢课，效果不彰，事后回想仍会为同学的冷漠气馁。9月28日，警方在金钟施放87枚催泪弹后，情势却忽然逆转。A 校学生领袖说： “928后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传，原来要搞到这么大，大家才会关注。”

这里并没有低估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的意思，但太强调社交媒体在年轻人社群的作用，会忽略了不同媒体在特定环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对封闭的学校，适宜直接沟通，互相说服，C校同学当时读中三，他发现与其直接跟人辩论有伤和气，还不如轻轻松松说个笑话：“想人听自己的观点，面对面说，好过在网上自说自话。”同理，校长跟学生商量行动，唯有闭门面谈方能坦然说出顾虑，陈述各种利害，争取学生认同他们心目中更合适的做法。成人认定年轻人都喜欢上网，以为在社交媒体开户口设专页可以拉近距离，其实真正有效的对话，不见得必须直播和广传天下。

话虽如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确实大大冲击学校教育。B校同学说，他本来不知道占领运动的背景，直至坊间热烈讨论，他上网搜寻相关新闻后，觉得应该好好读一读基本法，结果找来认真看了。对年轻人来说，互联网是超大型图书馆和记忆仓库，除非你真的什么也不感兴趣，不然你总找到门路学习，从中建立自己的看法。这些关注组同学在脸书上有很多朋友，当中不乏政治和社运人物，比起其他同学，他们不但有更多接收信息的渠道，亦会听到看到不同的意见，陈智达研究反国教运动中学生领袖在社交媒体上的连结模式，社交媒体扩阔年轻人视野，可说是一种另类公民教育。（注6）当眼界开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学选择从自己的学校开始。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专业”

雨伞运动期间，有些行动被“推上报”，焦点有时是“校方打压”，有时是“校方纵容”，视乎报道的是哪个媒体。单看文字，会以为彼时学校如战场，双方对立，关系紧张，访谈后我发现两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气收场。为保密受访者身份，本文不会交代具体细节，四个个案的共通点是学生发起了抗议行动，校方处理手法引起外间争论。
我分别访问校长和相关学生，请他们重述事件经过。两方面叙述的事实重点相同，过程中的考虑和感受却有不同演绎。对校长来说，传媒访问，可免则免，D校长明言最怕媒体断章取义。A校长认为“越低调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现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不但不同立场的校友和家长有意见，办学团体、教育当局、其他团体，以至社区坊众，都会加倍留意学校的动态。

访谈中，校长们说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专业”。除了C校，其他校长一知道学生发起行动，都立即约学生面谈。C校关注组只有两人，发起人电邮校长，查询罢课会否被罚，校长从来没有回复。我问校长为什么不回应同学，他说关注组的成立不符合学生组织的程序，既然违反民主原则在先，他认为无需理会。

学校本来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长同意，所以学生罢课要呈上家长信。平日使用壁报板都要事先申请，更不用说挂直幡横额、派发具象征意义的黄丝带黑丝带、印上政治诉求的传单了。有学生代表说，不是没有想过不与校方协商，直接行动，但想到校长并非针对对象，一来不想令他们或老师难做，二来也会顾虑行动带来的后果，最终还是愿意先面谈商议。

商谈中，有校长指出，根据教育规例，学校不得派发含政治信息的宣传品，建议同学在校门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学决定是否取阅。校长强调政治中立，主动派发有推动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没有问题。有学生想在校内挂上直幡，上书“我要真普选”，校长认为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终说服同学改用提问的方式，结果同学写了一句用问号终结的问句。另一间中学，学生想在班房外贴上争取普选的标语，校长说，不同班级可能有不同观点，标语可以贴在室内，却不能贴在班房门外或走廊上。同理，学校位处社区，要顾及不同政见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场。

校长们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风暴中为学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学生形容这是校长的心计，通过程序和讨论令他们的行动趋向温和。从校长的角度，他们在实践教育专业，秉承教育原则，既要真诚聆听学生的心声，亦要把握教与学的机会，在关键时刻让学生学习如何理解正反观点、表达意见、与人协商。

忽尔五年

五年前，连登还未面世，脸书仍然流行，直播风潮未成，自媒体早已出现，但来到今天，数目更多，影响更广，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公信力继续受挑战，而网络流言和假消息不绝。年轻人在接收信息和连结其他社群的途径和能力随之改变，不论是线上线下，关心社会、坐言起行的学生所领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种？

五年前，87枚催泪弹叫本来反应冷淡的学生参与罢课，如今，催泪弹、橡胶子弹、布袋弹、水砲车变得“平常”，而投诉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声音响彻云霄，凡此种种，对莘莘学子造成怎样的心理冲击甚或伤害？

五年前访问的学生，有人已经大学毕业，校长相信亦届退休之龄了。现在回想，非常感谢他们在那个仍然不安的时刻跟我细说雨伞期间的挣扎，让我有机会反思许多关于教育的假设，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现实，社交媒体的威力，代际矛盾和冲突，而直到这一刻，我仍然记得我访问过的校长和老师，不论个人政见，总顾念学生在大时代的安危，寄望他们在困难的处境下仍会好好学习。

五年前，我以为这是所有关心下一代的人合该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坏，学校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要守住教育专业，更需要把问题好好细说，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问题”便搪塞过去。

（朱顺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Chu, D. (2018). Media Use and Protest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Umbrella Movement Within Hong Kong Schools. Social Media + Society, January – March, 2018: 1-11.

2、Evans, R., Avery, P., & Pederson, P. (2000). Taboo Topics: Cultural Restraint on Teaching Social Issues. The Clearing House,73(5), 295-302.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30189601

3、Morris, P., & Chan, K.K. (1997). The Hong Kong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Politicisation, contextualization and symbolic ac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332, 247-264.

4、Yuen, T.W.W. (2016). Civic education Stuck in a Quagmi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iv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Citizenship, Social and Economics Education, Vol. 15 (2), 69-82.

5、Tse, T.K.C. (2000). Mission impossible: A reconsideration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school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ory, 22, 39-55.

6、 Chan, C. (2013). Young activists and the anti-patriotic education movement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Some insights from Twitter. Citizenship, Social and Economics Education, 12, 148-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