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危機之下，大灣區何去何從？五問粵港澳大灣區計畫

編按：反修例運動爆發前，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原是林鄭月娥政府主力推動的政策。當香港保安局在2月初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時，林鄭月娥正與廣東省和澳門政府籌備《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宣講會，公布大灣區對香港的重要性。然而，修例爭議迅速冒起，釀成史無前例的管治危機，過去數月，香港政府工作幾乎停頓，亦少有提及大灣區規劃。當下修例風波仍未平息，政府將於10月16日公布《施政報告》，預期仍會提出大灣區相關政策。到底大灣區規劃所為何事？修例風波風波如何影響大灣區的發展？去了大灣區發展的香港青年又有哪些故事？端傳媒策劃大灣區專題，探討大灣區對香港的影響以及香港青年北上創業的故事，在風雨飄搖的格局下，一窺香港問題背後的國家規劃，國家規劃之下的個人選擇。

兩年前的7月1日，林鄭月娥剛就任香港特首，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下簽訂《大灣區框架協議》，標誌著發展大灣區成為林鄭政府的重點政治任務。兩年過後，修例風波引起的政治債務已拖累大灣區這一國家大計。然而，大灣區始終是官方所稱的習近平「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發展項目，中港政府仍將繼續推動大灣區的規劃。根據路透社9月3日流出的閉門錄音，林鄭月娥跟城中商界菁英表示，「等到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國家會援助，可能會有一些積極的措施，特別是在大灣區。所以我們的大灣區工作實際上並無停止。」

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國家主導的地理空間概念，目標將涵蓋接近7000萬人口、生產總值達1.51萬億美元（生產總值加起來排名所有國家的第13位）的珠三角九市和港澳特區視作一體。面對包山包海的大灣區規劃，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究竟最初，中央為何推出大灣區規劃，香港被安排了怎樣的角色？這和過往的中港規劃有何不同，又怎樣開啟了「小組治港」的模式？當下的政治形勢和中美關係如何影響大灣區規劃，將產生什麼困難？端傳媒為大家梳理政策文件、官方發言和各個研究報告，考察大灣區與香港的關係，嘗試回答五個關鍵的問題。

大灣區建基於怎樣的中港規劃之上？他跟以往的中港規劃有何不同，又怎樣開啟了「小組治港」的模式？

中港經濟自八十年代始加速融合， 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沒有專門的國家規劃文件推動。中國的國家規劃包括「五年規劃」、「專項規劃」以及跨省市「區域規劃」，但香港在主權移交初期於中國保持距離，並沒納入任何一項。直到2006年，傳統左派出身的港區全國人大曾德成向全國人大提案香港納入五年規劃，香港才在「十一五規劃」首次出現概括性表述。根據時任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副司長徐林的說法，曾德成的建議令很多中國規劃官員驚訝，因為根據《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理應由香港政府決定，故此香港從未納入國家規劃的專章之中（顧汝德，2019）。

這個舉動開啟香港納入國家規劃的先河。2008年，曾蔭權政府與發改委建立直接工作關係，令香港首先在2009年「後金融海嘯時期」納入國務院批准的區域規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其後亦積極推進香港配合擬訂國家「十二五」規劃的工作，成功爭取中國的「十二五規劃（2011-2015）」將有關香港的內容單獨成章，並在此後的「十三五」（2016-2020）規劃延續。

在國家規劃之下的地方層面，廣東政府和香港政府亦在2003年簽訂CEPA協議（《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後，探討更緊密聯結的策略性區域規劃。張德江出任廣東省委書記期間（2002-2007），曾因應CEPA簽訂而推動《泛珠三角區域框架協議》（鄰近九省+港澳特區）。2006年，粵港澳三地政府主管規劃的部門亦啟動《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其後2010年粵港澳三地更共同提倡《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惹來香港強烈反彈。

不過，這些規劃更多屬於概念性方向，實質上未有太多進展。

當下的大灣區規劃，正是建立在香港逐步納入國家規劃體制以及粵港兩地政府的規劃嘗試上。大灣區標誌著香港再次被寫進中國的「區域規劃」之中，但與以往規劃最大的不同是，大灣區規劃在香港現有的行政架構上設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以「加強組織領導」。

這種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理的跨省市、跨部門領導小組在中國區域規劃並不罕見，比如「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和「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不過，這是中央政府首次把「小組治國」的模式跨境應用在「高度自治」的港澳特別行政區，突破了一國兩制原有的界限。換句話說，中國的治理架構或可直接參與香港的規劃事宜。

雖然與中國一般省市相比，香港政府仍掌握財政權和行政管理權，檯面上亦沒有黨政機構，但這個小組令香港在規劃方式上更趨向中國一般省市，使中央在正式的政治架構內可以指點香港的城市規劃。

林鄭月娥曾形容，這個小組是大灣區的一個優勢，由她在2017年在上京述職提出，因為她相信大灣區很多決策不是廣東就能決定，而是需要「得到中央有力的政策」。

根據目前已經公開的信息，政治局第七常委、身兼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組長韓正擔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為廣東省「第一把手」李希和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小組成員為港澳特首、港澳辦主任、港澳中聯辦主任以及20多個中央部委參與，當中並不包括珠三角九市領導。根據林鄭月娥的說法，特首作為小組成員可以提意見、寫文件和提議程予粵港澳大灣區辦公廳（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

然而，這個小組權力並不平衡，特首既可「提意見」亦可「拿指示」，變相提供了正式的途徑予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制度化和恆常化介入香港的規劃。由於林鄭月娥在修例風波的政治能量急劇下滑，相信她在小組內的話語權進一步削弱。

現時該小組共開了兩次會，第一次會議在2018年8月召開，林鄭月娥稱「拿到很重要的指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第二次會議於今年3月召開，批准了八項涵蓋稅收和青年創業的措施。

大灣區規劃中香港一方是「被規劃」嗎？香港政府的參與和決策透明嗎？

《綱要》在香港社會引起「被規劃」的質疑，但特首林鄭月娥一口否認，香港政府聲稱吸納了香港各界很多意見，積極參與規劃綱要的編寫。上文提及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林鄭月娥就稱港澳特首可以提意見、寫文件和提議程，不過香港政府並未完整透露過程中向中央提出過什麼意見。曾有立法會議員問及政府具體諮詢哪些團體和諮詢哪些內容，政府以「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屬特區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日常工作，沒有備存有關分項資料」為由未有公布。

從香港官方的說法來看，《綱要》從構思、撰寫到定稿，都是中央政府、相關相關部委、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互動的結果；港府在參與《綱要》編制過程中，亦反映各政策局及部門徵詢業界及持份者所得的意見。但從香港整體來看，大灣區規劃參與的持份者主要是建制裏的工商界和團體代表，並沒有公眾諮詢，香港方面是被動地納入規劃。

儘管《綱要》有「擴大大灣區建設中的公眾參與，暢通公眾意見反饋渠道」的表述，但未列出實質的公眾參與途徑。特區政府唯一一次舉辦粵港澳大灣區諮詢會是在2017年的梁振英時代，當時閉門諮詢的對象是建制派和親政府團體，包括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策略發展委員會及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廣東省政協常委香港代表等。除此之外，香港政府並沒有舉行公眾諮詢和大型的公眾參與會議，亦沒有拋出一些方案與公眾和立法會共議。而作為少數有民意授權的機構，立法會並沒有任何渠道可決定規劃的內容，只可在涉及香港政府開支和本地立法的時候審議。

由此可見，從大灣區整個政策制定過程看，大灣區規劃缺乏公眾參與和民意授權，是由中港政府和建制主導規劃權，準備好文件和細節再交予香港市民接受。這種由上而下、缺乏公眾參與和透明度的規劃可能在珠三角九市是常規操作，但在香港容易引起「被規劃」的質疑，尤其是當下香港政府的民望和威信跌至低點，港人又對中央政府缺乏信任。前身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於8月中所做的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比率佔23%，不信任比率為63%，當中表示「非常不信任」的比率接近一半（48.6%），創1992年有歷史紀錄以來的新高。根據該機構同期的另一個調查，港人對香港政府的不信任比率有63.9%，當中表示「非常不信任」達50.8%，同樣是歷史新高。

在7月份廣東省政府公布的大灣區文件，涵蓋「推動與港澳開展信用信息共享」和「探索依法對大灣區內企業聯動實施信用激勵和失信懲戒」的字句，就引起港人對社會信用系統在香港應用的恐慌。雖然香港政府回應指社會信用並不在香港應用，但風波反映缺乏民意授權的大灣區規劃難以取信於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灣區之前並不是所有中港規劃都沒有公眾諮詢。2011年，粵港澳三地同時就《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舉行公眾諮詢，不過諮詢期不足一個月，惹來香港民間強烈反彈。或許因為吸收了這次的教訓，此後的中港規劃皆沒有舉行公眾諮詢。

大灣區有何宏觀的發展目標？香港又有何角色？

根據官方規劃，大灣區最核心的目標是建成粵港澳合作更加廣泛、以創新為經濟支柱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這個目標在2022年要初步形成，2035年全面建成，主要涵蓋兩方面：宏觀的經濟政策和社會融合。

在宏觀的經濟政策層面，珠三角的「世界工廠」製造業一直是整個中國經濟的核心引擎，但該區域自2008年金融海嘯就面對產業升級和轉型的問題，這次大灣區規劃試圖回應廣東發展甚至是整個中國模式的命題。儘管關於大灣區的官方文件並無明確提及《中國製造2025》，然而大灣區與《中國製造2025》「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議程銜接，旨在解決中國面對發展中國家和先進工業國家雙重壓力的問題。因此，大灣區規劃強調「推動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希望廣東九市和港澳特區協調分工，促進生產要素互連互通，不但在區內發展「後金融海嘯」就規劃的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更重要的是令大灣區建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對香港而言，林鄭月娥認為，「香港傳統產業的優勢正在縮窄，需要發展高增值及多元化的產業」，而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可以「為香港經濟注入新的動力」。同時，在目前中美糾紛的背景下，林鄭月娥希望大灣區可以貢獻中國的「科技自主」。

根據《規劃綱要》，香港被定為為四個「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另外3個為深圳、廣州），繼續發揮發揮在金融、物流、商貿和專業服務的角色，另一方面亦發展自身創科產業及推動整個區域的創科合作。儘管深圳在大灣區綱要的創科定位比香港更重要，文件提及香港的表述只是「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但深圳的表述則是「努力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創新創意之都」，不過，林鄭月娥政府相信創科只佔GDP 0.7%的香港可以擔當大灣區創科先鋒的角色。在今年4月，她曾在論壇發言：

「香港擁有雄厚的科研實力、世界級的大學、國際化和市場化的營商環境、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各方面的優勢，可以擔當大灣區裏創科先鋒的角色。而大灣區擁有龐大的市場，以及轉化科研成果和先進製造的能力，能夠為香港的創科企業提供做大做強的空間。我認為粵港澳三地可以通過促進技術的合作、產業互動和科技成果的轉化，推動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此外，香港是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可以為科技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資金。」

至於大灣區另一個目標社會融合，大灣區規劃銳意在區內形成緊密聯繫的「宜居、宜業、宜遊」城市群，當中尤其希望吸納值香港青年北上讀書、工作、創業。現時香港青年並不像很多當代中國青年一樣，讀大學和工作要面對到「北上廣深」還是二三線、家鄉城市的選擇，他們絕大部分會留在本地發展。林鄭月娥政府認為，大灣區可以「為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提供拓展事業的新空間、新機遇」。過往建制內的智囊和學者將香港青年問題視作「人心未歸」和牽涉深層次矛盾的「發展問題」（如強世功、宋立功等），大灣區規劃在雨傘運動後推出，相信中央正是希望以此對應香港青年問題。在7月末第一次國務院港澳辦就香港局勢的記者會上，發言人徐露穎強調「發展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對於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是要依靠發展來解決」，因此會繼續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在大灣區會「考慮為香港發展拓展新空間，增添新動力，為香港的居民，特別是香港的青年人，獲得更多發展機會。」這番言論正是顯示，中央相信大灣區發展可以有助解決香港問題。

修例風波，如何打亂大灣區規劃的部署？

林鄭月娥政府釀成的修例風波令香港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管治危機，不但令香港捲入中美角力的旋渦，亦令中港關係急轉直下，打亂了大灣區原有的宏觀經濟和社會融合的構想。

香港發展創科的一大優勢是香港與美國有深厚的經貿聯繫，並受《美國－香港政策法》的保障，令美國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實行迥異於中國大陸的政策（包括出口、資金及移民管制等政策）。因此，香港並不會受到美國在六四事件後對中國制裁的影響，可以更容易進口美國的高技術產品。根據2017年的調查，美國進口到香港的主要產品就是電訊設備和零件(佔整體16%)及半導體及電子管(13%)。根據學者孔誥烽的研究，儘管美國政府要求香港政府嚴厲執法，不能讓這些敏感的高科技產品轉口中國，但多宗案例顯示香港成為轉口美國創科產品往中國的後門（孔誥烽，2019）。

換言之，香港的獨立經濟實體地位實質上成為中國發展大灣區創科的優勢。

然而，美港關係以及《美港關係法》與一國兩制的實施情況掛鉤，前提是香港獲得「充分自治」(sufficiently autonomous)。修例風波爆發後，香港的自治情況引起美國政界關注，令2014年的《香港人權民主法》重新提上議程，並很大機會通過。這個法案除了涵蓋制裁香港官員的條文外，還涉及大灣區規劃和香港的創科發展。

該法案建議，美國政府撰寫的報告需評估，香港進口和轉口的美國科技產品是否用作大規模監控（mass surveillance）和社會信用，中國政府又有否利用被定位為國家創科中心的香港之獨立關稅區地位，進口一些違反美國出口管制法的科技產品。若新法案通過，香港入口美國的創新科技將會進一步被密切監察，美國對港的政策待遇亦更容易受到波動，為香港創科發展增添不穩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法案並未通過，香港的商湯科技已10月7日因「涉嫌協助中國政府侵犯新疆維吾爾穆斯林人權」已被美國商貿部列為黑名單，美國企業需獲得政府批准才與這家公司有商業來往。若條例通過，相信香港的創科企業在中美角力之下將更難獨善其身，受到美國官方的注視。

而另一邊，香港被定位為「大灣區高薪技術產業融資中心」，但修例風波引起政局不穩，香港的上市集資活動深受影響，當中就包括創科巨頭阿里巴巴來港上市的計畫。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早前據報第三季來港上市籌集至少100億美元的阿里巴巴集團擱置計畫，到今年晚些時候才重新審視這項計劃，前提是這場動蕩屆時已經緩解。

林鄭月娥在任內推行「同股不同權」的政策，被認為是鼓勵內地企業來港上市的措施，甚至是為阿里巴巴度身訂造，因為阿里巴巴的公司結構頗為複雜，馬雲和其他一些高管擁有更多控制權。在2013年，阿里巴巴謀求香港上市，港交所「同股同權」的規定就成為障礙，令阿里巴巴改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如今阿里巴巴擱置來港上市的計畫，相信有指標作用，很多內地創科企業都擱置來港上市的計畫，令林鄭月娥政府推行的「同股不同權」政策得物而無所用。

至於大灣區推行社會融合，希望吸引港人（尤其是青年）北上發展，以修「人心回歸」之效，修例運動爆發後已令港人對內地更加抗拒。早在運動爆發前，推動港人北上已困難重重，因為港人未必認為在大灣區生活和工作吸引，亦不太認識大灣區大灣區。另外，珠三角九市本身發展各異，涵蓋第一線城市到二三線城市，經濟狀況、法律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及稅制（內地個人入息稅最高為45%，香港為15%）方面都與香港有差距。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於201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市民認為「在香港工作、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生活」「不可行」（40.2%）或對此表示「不知道」（22.1%），主要原因包括信息自由度不足、交通不便及健康與安全問題，而認為「可行」的受訪市民則佔三成八（37.7%）。

對香港青年來說，儘管特區政府已「常規化」撥款，推動香港青年到內地交流、考察和實習活動，但未有效令跨境工作生活成為香港青年吸引的主流選項。根據2018年明匯智庫對808位香港青年赴廣東省發展意願的調查，顯示有 15.45%的受訪者願意去求學， 23.36% 的受訪者願意去就業，19.16%的受訪者願意去創業，21.38%的受訪者願意去居住。當中不選擇去廣東發展的原因主要包括內地文憑和資歷在香港認受性低；不熟悉内地職場、創業環境，缺少内地人脈；以及與家人朋友分離，擔心内地生活環境質量(環境衛生，食品安全 和社會治安等)。這些因素短期內難以根本解決，再加上現時的政治氣氛，相信未來港青北上工作生活將更加卻步。

反修例運動遍地開花，運動已不止令香港青年加入社會運動，更喚起他們對建制和中港政府的不滿。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於7月受「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委託編撰《反送中事件—民間民情報告》，年輕組群的意見明顯有異於其他人士，九成年輕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他們的不滿主要建基於對政府和制度的不信任，和對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反修例運動的各大訴求均獲至少六成多年輕人支持。按此推論，反修例運動已令主流香港青年對制度埋下不信任的基礎，對於大灣區這樣的官方規劃，相信主流的香港青年要不是無感，就是反感和抗拒。

當中引發更大的問題是，大灣區原本投射的是中港可以消除差異、一同發展的敘事，但反修例運動正正暴露出「一制」之下霸凌和威權的一面，恐怕令很多港人對中國大陸卻步。運動爆發後，內地的邊防大為緊張，有報道指海關人員會檢查香港青年手機內容，扣留查問，甚至洩露資料予網上的起底網站，令港人北上擔憂。

與此同時，內地的輿論環境亦間接或直接鼓動仇港情緒，渲染香港青年的問題，加劇兩地的對立情緒，一方面令港人在內地或受另眼相待，另一方面亦減少內地民間來港的活動。當中，中國官方和網民脅逼香港藝人、企業要表態站隊，更令很多港人直面黨國威權的一面，看到兩地合作和交流很容易就變成服從和霸凌。凡此種種，都打破大灣區下中港可以求同存異、一同發展的劇本，令港人對中國更加抗拒，「人心回歸」之路亦越走越難。

而在政府的層面，修例風波令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惡化，立法會就有關大灣區的審議項目或受到阻力，甚至有民眾衝擊。另一方面，基於現時高調宣傳大灣區容易引起指責，香港政府的施政方針將預期更多聚焦在本地的措施，未必明確提出以大灣區框架處理香港發展問題。儘管中港政府官方的大灣區合作項目仍會進行，但林鄭月娥釀成的政治危機將令大灣區工作舉步維艱，難以走入民間。如何有效推動這一國家戰略項目，似乎已成林鄭月娥任期內的「不可能任務」。

不過，林鄭月娥在9月26日出席廣州南沙活動時致辭強調，香港在大灣區仍大有作為：　

「最近幾個月在香港出現了極大的紛爭和暴力的行為，無可避免影響到海內外各界對香港的信心，但我認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沒有受損，我們這幾年在科創發展的努力沒有白費，只要社會通過嚴正執法、誠意對話，回復平靜，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和科創發展方面仍然大有可為。」

在創科發展和社會融合方面，目前中央政府、廣東政府和香港政府有哪些舉動？

在創科發展上，林鄭月娥多次強調現屆政府重視創科，在硬件上投放約1000億港元於創科上，包括興建落馬洲深港創科園和擴展數碼港第五期，以及推出稅務優惠予私營機構投放資金在研發方面等。在政策方面，香港政府推出有1000個配額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快速處理海外和內地科技人才來港，又放寬創科企業的上市制度，允許未有收益或盈利紀錄的生物科技公司、「同股不同權」的高增值及創新企業公司來港上市。與此同時，中央政府和廣東政府亦推出跨越行政界線的政策，允許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構申請「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和廣東省財政科技計劃，將資金池可以擴至內地。

根據《基本法》22條，中央各部門如需在香港設立機構，須徵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創科發展的大方向下，中央部門（中國科學院）罕有地在香港設立機構，而中聯辦的副主任罕有地由科學家背景出身的中科院院士譚鐵牛出任。

至於社會融合的層面，香港在城市空間定位上重點發展中港連結的區域。決定香港空間發展方向的《香港2030+》策略性研究在2016年末頒布，文件把與港珠澳大橋鄰近的大嶼上東部視為第三個商業核心區（CBD3），與傳統的港島中區和九龍東並列。這個發展概念在2019年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更被提升為「明日大嶼」計畫，填海造島1700多公頃，目標把大嶼山發展成連接粵港澳大灣區以至全世界的「機場城市」，惹起巨大爭議。

在推動港人北上方面，加速粵港兩地融合的基建已落成（包括港珠澳大橋和港深港高鐵），中央政府推出的政策主要為減少兩地的行政關卡，包括2018年推出的「居住證」。此前，香港人在中國生活因「境外人士」的身分而面對各種行政關卡（包括工作、教育和醫療等），港人持有的「港澳通行證」（俗稱回鄉證）亦因制式不同與很多公共服務不兼容。新證件可令港人享有3項權利、6項公共服務、9項便利（註1），有助留住現時52萬在廣東通常居住的港人，同時減低港人北上的阻力。

在稅收方面，中國財政部亦推出稅務優惠吸引劃定為「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的港人。根據優惠政策，這些港人精英在珠三角九市工作不像一般勞動人口般繳交較高的內地稅率，只需繳交香港稅率，差額由地方政府補貼交給財政部，變相實施「港人港稅」，吸引香港的高端人才擴展生活圈至珠三角九市。

值得注意的是，《綱要》提及專門的政策「擴寬港澳居民就業創業空間」，包括鼓勵港澳居民擔任內地國有企業、政府事業單位職務，興建港澳創新創業基地，將港澳創業者納入當地補貼扶持範圍。目前，珠三角九市都爭相興建針對港澳青年的創業園地。截至今年7月，端傳媒統計發現珠三角九市有起碼29個針對港澳青年的創業園地，當中廣州市政府最為積極，設立總規模10億元港澳青年創業基金。儘管香港政府的大灣區工作受到影響，但廣東省政府將大灣區視為「引領全省工作的『綱」」，要「舉全省之推進實施」，珠三角針對港人的創業園地和基金預期將越來越多。不過在主流港人對內地抗拒的情緒下，或者會造成「粵熱港冷」的局面。

注一：3項權利為勞動就業、社會保險、提取住房公積金，6項公共服務為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公共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及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9項便利為乘坐國內航班、火車等交通運輸工具；住宿旅館；辦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業務；與大陸居民同等待遇購物、購買公園及各類文體場館門票、進行文化娛樂商旅等消費活動；在居住地辦理機動車登記；申領機動車駕駛證；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申請授予職業資格；辦理生育服務登記；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便利。

參考資料：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2019，《失治之城—掙扎求存的香港》p.191-226。
葉健民，2019，《反修例危機後，一國兩制的最後機會》，端傳媒。
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朱凱迪，2018，《大灣區解決了誰的問題？》，台灣新社會智庫。
孔誥烽，2019，《北京不想港人知道的軟肋——忽然被關注的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明報。
行政長官辦公室，林鄭月娥講稿文章2017-19，政府新聞網。
香港廣東青年總會、明匯智庫，《香港青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2018》。
立法會秘書處，2018，《粵港澳大灣區：香港的機遇與挑戰》。
2022基金會，2019，《大灣區的未來發展與香港的機遇》。
中華廠商聯合會，2018，《中美貿易戰對港商的影響及其應對策略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