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NBA、底線、民族情感:反自由話語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攻守易勢

有兩個問題可以探討:中國是否已經開始對外「輸出」反自由的價值觀?中國民族主義與全球化資本主義之間,又有何張力?


2019年10月12日,NBA中國賽深圳站湖人對籃網,有球迷穿上湖人球衣入場支持,其背後NBA標誌被中國國旗貼紙遮掩。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10月12日,NBA中國賽深圳站湖人對籃網,有球迷穿上湖人球衣入場支持,其背後NBA標誌被中國國旗貼紙遮掩。 攝:林振東/端傳媒

幾天前,NBA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達雷爾.莫雷在自己的Twitter賬號上發布了一幅圖片,圖片中附有文字「為自由而戰,與香港同行」(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短時間內,這條在中國大陸本來「不應被看到」的動態迅速被網友發掘,並引發巨大的輿論聲浪。大批大陸網友或翻牆前往莫雷的Twitter,或在牆內社交媒體發言,譴責莫雷發表「反華」言論並要求火箭隊和NBA官方道歉。莫雷迅速刪除了這條內容,火箭隊和NBA也相繼表示莫雷的個人言論不代表官方立場,然而這並未平息來自中國的聲討。不久,大量中國企業和個人暫停了與火箭隊或NBA的合作,中央電視台和騰訊公司與NBA簽訂的轉播合同也被暫停。

莫雷「反華」言論的發酵充滿了弔詭之處。首先,他的推特圖片的出處是英國公眾所組織的一個請願行動,該行動希望英國議會討論制裁與「香港的人權狀況」有關的一些個人。儘管中國公眾和媒體都竭力強調事關「主權問題」,但實際上,無論是莫雷本人還是這個請願行動,不僅未提及香港獨立,也沒有涉及五大訴求,甚至也沒有提到由反修例引發的示威活動,其指涉的人權問題僅僅是針對「送中」法案本身。

當然,考慮到反修例運動已經由司法抗議發展為對威權統治的抗議,在香港和大陸造成了強烈的意見對立,任何提到香港議題的言論都會被指責為「反華」,或許也不難理解。但拋開語法層面的荒謬,中國大陸公眾對莫雷這一條Twitter的劇烈反應,更折射出深層和長久的中共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如端傳媒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若將大陸網民認定為被煽動的無腦「小粉紅」,或將他們的民族主義簡化為「殭屍」般沒有自主性的行為,是一種劣化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表現。但同時不可忽視的問題是,這種「自主性」有多純粹?這是離不開中共對國民長時期的社會化過程的。

中國民族主義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反覆的集體表達,是中國大陸三十年來持續的教育和社會化的結果。三十年來,中國致力於通過民族主義的教育反對西方自由主義,否定言論自由和平等人權等價值;然而在這三十年來,中國政府努力灌輸的反自由價值觀始終是內向性的,無論是十幾年前的「國情論」還是近年來的「中國模式」,其目的都在於將中國例外化,將「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隔絕於門外來鞏固政權。

過往,中國主流與西方主流的價值觀雖然口舌之戰不斷,但終究井水不犯河水,維繫着某種象徵性的和平。而此次事件風口浪尖上的NBA,也是中國大陸娛樂產業中不可或缺的體育巨頭,是中國與美國文化聯繫的象徵之一。莫雷風波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於它打破了這一文化紐帶的神話,彰顯了此前被掩蓋的價值觀衝突。這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可以探討:中國是否已經開始對外「輸出」反自由的價值觀?中國民族主義與全球化資本主義之間,又有何張力?

不成體系、自相矛盾卻對立統一的反自由話語

在「底線」邏輯中,任何問題一旦被冠以「底線」之名,便成為不可討論的話題,唯有官方許可的言論才可以表達。

要明白中國民族主義在國際話語場中的地位,首先要分析中國大陸網友所使用的話語。從莫雷風波首先能觀察到的一點是,中國政府所傳播的價值觀雖然有明確的針對目標(自由和人權),但並未形成一個可以用來輸出的連貫而統一的價值體系。

首先,包括官媒在內的各種媒體和廣大網民,都推出了自己對於「言論自由」這一概念的反擊或是再解讀。比如,人民網的一篇文章使用了常見的「底線論」,指責莫雷的言論「挑戰中國國家的主權獨立,我們絕不會答應」,並表示中國「被西方列強欺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與之類似,另一支NBA球隊布魯克林網隊的持有者、阿里巴巴集團合夥人蔡崇信發文稱,中國由於其「百年國恥」的歷史而對主權問題十分敏感,面對領土問題,「十四億中國人都團結在一起」。許多中國網民引用「主權問題不可討論」這一說法,拒絕在「主權問題」上給予任何言論自由的空間。

2019年10月12日,NBA中國賽深圳站湖人對籃網。

2019年10月12日,NBA中國賽深圳站湖人對籃網。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些媒體沒有指出的是,「百年國恥」實際上是90年代後中國政府才開始在其教育中推行的概念,以讓中國公眾在建構的外敵陰影下重新團結在黨周圍,挽回受到六四事件衝擊的國內輿論,將中國共產黨塑造為「列強欺凌」之下全體「中華民族」的保護人。也正是這樣的「主權」觀,合法化了中國政府對種種公民權益的無視。在此次事件中,中國官方繼續圍繞「主權高於人權」的基本觀點,提出「主權問題不在言論自由範圍內」的說法,實際上也不僅是對莫雷涉港言論,而且可以視為是對一切中國人權問題的免疫。

這種彈性其實正是「底線」一說的奇妙之處。因為「底線」往往並不僅僅指領土主權——人民網的同一篇文章同時也將香港勇武派的暴力抗議稱為「底線」,此外許多網民簡單地表示「傷害民族情感」是「底線」。在中國主要籃球論壇「虎撲」上,眾多網友將莫雷的言論與幾年前洛杉磯快船隊老闆唐納德.斯特林因種族歧視言論而被取消持有球隊資格一事相提並論,認為既然NBA可以因種族歧視言論處罰斯特林,也應當因「反華」言論而處罰莫雷。CCTV的籃球評論員蘇群就表示,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禁忌」,美國社會既然尊重自己的「底線」(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也應當尊重中國輿論的底線(民族主義)。

在「底線」邏輯中,任何問題一旦被冠以「底線」之名,便成為不可討論的話題,唯有官方許可的言論才可以表達。然而在大陸網友建構出的種種「底線」中,其實很少有在國際社會真正「不可討論」的內容。以暴力抗議為例,在警察暴力同樣盛行的美國,許多左翼媒體往往對被壓迫的少數族裔針對警察的報復事件表示理解,比如在2016年7月達拉斯的襲警事件後,CBS著名主播Stephen Colbert就曾引用約翰.肯尼迪的名言「那些扼殺和平革命的人讓暴力革命變得不可避免」(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表示同情。

同樣,美國社會對種族歧視言論的反應,也不是一條憑空建構出的「底線」或「文化禁忌」,而是基於對具體的「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及「人權」的反思。與中國自上而下的民族主義教育不同,反種族主義的運動不是維護既得利益的手段,而恰恰是反對既得利益、爭取被壓迫者平等的方式。也正因此,反種族主義遠不是文化上的「霸權」或「禁忌」論調所能解釋的,反而是來自對「禁忌」的挑戰。種族主義之所以有害,是因為其對具體個人的具體權益的傷害,一個種族主義的僱主如斯特林,必然會對其黑人員工(而黑人僱員是NBA的主要構成部分)造成傷害和損失(這也被快船隊前總經理、NBA名宿埃爾金.貝勒的採訪所證實)。

然而,中國政府及網民所建構的「底線」恰恰與之相反,其邏輯是要讓國家權力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將既得利益對被壓迫群體造成的傷害合法化,讓個人價值依附於國家機器,並隨時可以被後者一腳踩扁。反種族主義維護的是人的權利,而民族主義所維護的卻是一個空泛甚至形而上學的「集體」概念,這個概念的具體代表則是國家和政黨的權力。蔡崇信「十四億人團結在一起」的說法,正是這個空泛的集體意志脅迫個人意志時所使用的話語。

由此可見,「底線」並不基於中國人的具體權利,而是建構於形而上學的集體觀念之上,這種空泛的修辭具有極強的廣泛適用性和可操控性。從「領土問題是底線」到「愛國是底線」到「不使用暴力是底線」再到「不傷害情感是底線」,每兩個「底線」之間都實現了質的跨越。「底線」、「主權」、「民族情感」,其都成為可以代表任何問題的大帽子,隨便扣在一切關於中國的言論之上。

「底線說」與「了解情況說」的內在邏輯恰恰相反,「了解情況說」的核心是「一切都無關政治」,而「底線說」的內核則是「一切都可以是政治」。

而與「底線問題」不屬於言論自由的邏輯略有不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不了解情況(國情)的言論不在言論自由之列」——這種說法同樣來自於中國政府歷來的修辭庫。當國內外娛樂界精英熱衷於通過自己的作品或者社交媒體表達政治意見時,網友往往以這種「不要對不是你專業領域的問題發表意見」的說辭,打擊微博上來自各方面的不一致觀點。正是在這種輿論之下,「音樂無關政治」、「體育無關政治」等說法開始流行,人們認為娛樂界人士應該「只管好好唱歌/打球,不要談論政治」。2013年大陸網友對張懸「國旗事件」的評論就一致使用了這樣的話語,更不用說自2014年以來大陸網友對何韻詩和黃耀明等藝人的一致攻擊。其實這種論調的引伸含義是,只有身居高位的政治精英才有權談論政治問題,其他人只應老老實實做自己的「本職工作」,做一枚祖國需要的螺絲釘。

實際上,「底線說」與「了解情況說」的內在邏輯恰恰相反,「了解情況說」的核心是「一切都無關政治」,而「底線說」的內核則是「一切都可以是政治」。「底線說」或許更符合中國政府當下的需要,因為將一切問題與「底線」相聯繫,更能夠調動人們的警惕性,實現民族主義動員;而「了解情況說」則在全民動員、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為要說中國民眾比莫雷更「了解」香港問題,則必須假定距離遠近跟了解多少成正相關,或者是國內媒體比西方媒體更權威。諷刺的是,「藝人不要碰政治」的說法往往出現在藝人表達反對意見的時候,而當成龍、劉亦菲等明星表達撐警和支持政府的意見時,卻往往迎來一片叫好聲。「了解情況」已經成為「與中國政府意見一致」的含蓄說法,「不了解情況就沒有言論自由」實際上意味着「與政府意見不一致就沒有言論自由」。

2019年10月13日,香港市民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著標語「站在香港,與莫雷站在一起」。

2019年10月13日,香港市民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舉著標語「站在香港,與莫雷站在一起」。攝: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除了邏輯層面的矛盾,我們還不難觀察出,中國主流輿論中其實包含着兩個截然相反的思想根源。在個人層面,他們極端「建構主義」,認為作為人的權益和自由是相對的甚至虛假的,對「人權」的認識是西方霸權洗腦的結果,因此也理應被反向洗回去;而在國家層面,他們卻極端「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政權是不可挑戰的有機實體,國家權力是評判政治行為的唯一真實標準。然而正是在這種話語場中,這兩種來自不同方向的思想獲得了對立統一。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中國主流的反自由話語其實並不能自圓其說,甚至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但其盛氣凌人的勢頭已然形成,並在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中進行了對外展示。這種價值觀在中國國內已經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那麼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或許是一個應當關注的問題。

攻守易勢,反自由話語出走?

以往的所有策略,都不是要讓中國的反自由話語走出去,而是防止自由主義的西方話語走進來。然而無論是此次莫雷事件,還是對其他跨國企業的舉報和抵制熱潮,或者是近來頻頻出現的「出征」事件,都顯示出與「建牆」的邏輯相矛盾之處。

長期以來,在共和國的宣傳工作中,中國的反自由話語都是作為「防守者」出現。這或許有來自列寧主義的思想淵源。列寧本人在《怎麼辦》中就提到,在意識形態的爭奪戰中,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佔有先天優勢,因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歷史更悠久,滲透更深,也更具吸引力,所以「無產階級」的精英政黨必須時刻佔領輿論高地。中國在1984年、1986年和1989年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是列寧主義宣傳觀的正統體現,防備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侵蝕;而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和「國情論」,則是以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為理由反對民主思想的傳入。網絡防火長城的建立顯然也是遵循同樣的邏輯,「網絡主權」這一說法的興起,更意味着互聯網言論的領地劃分,意味着中國應當在輿論場上自掃門前雪。所有這些策略,都不是要讓中國的反自由話語走出去,而是防止自由主義的西方話語走進來。

然而無論是此次莫雷事件,還是對其他跨國企業的舉報和抵制熱潮,或者是近來頻頻出現的「出征」事件,都顯示出與「建牆」的邏輯相矛盾之處。中國民族主義者屢次出牆,隱約昭示着反自由價值觀在國內的鞏固和對外採取的攻擊性姿態。這些事件也的確造成了國際影響: Tiffany下架了一則因模特擋住眼睛而被指責為暗示香港示威的廣告,蘋果公司則從香港地區的app store下架了幾個與香港的抗議活動相關的app。而在NBA,莫雷刪除了twitter,哈登等火箭隊球員對中國表示道歉,其他球隊的眾多公眾人物,包括此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吝批評的勇士隊主教練史蒂夫.科爾,在被問到中國相關問題時也左躲右閃,拒絕正面回答(只有馬刺隊主教練波波維奇、凱爾特人隊球員坎特等少數人表達了對言論自由的支持);NBA官方雖然沒有正式道歉,但發布了妥協度極高的聲明,並在隨後的幾場在美國本土進行的比賽中驅逐了攜帶支持香港的標語的觀眾。

當然,這幾次出征行動可以說都起源於「對內」監督審查,是對本國市場的清理清算,目的在於從中國市場中驅趕不遵守專制價值觀的人。這種市場清洗的情緒在此次莫雷事件中表現尤為明顯。許多媒體和個人都表示,不尊重中國的價值觀就不要賺中國的錢,如籃球評論員楊毅在一條轉發超過1.5萬的微博中所說,「你不能吃中國還罵中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國市場」的「本國」性面臨着根本的衝擊,在分析意識形態時,我們其實已經不再能使用基於民族國家的進攻/防禦二分法。

然而實際情況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國市場」的「本國」性面臨着根本的衝擊,國際市場的流動性意味着,一個「本國市場」內的運營者往往來自其他國家、其他政治體系。因此,意識形態不再完全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而是更多地以個人和非國家組織的形式傳播。在分析意識形態時,我們其實已經不再能使用基於民族國家的進攻/防禦二分法。中國網民的邏輯是,所有在中國做生意的人,都必須遵守中國的主流價值觀,拒絕任何自由主義的、可能威脅政府權威的言論。然而要實現這一點,就意味着言論管制必然要進入到這些人的私人領域,即使這意味着「中國價值」對對方價值觀的限制。換言之,中國市場的民族主義其實是在為全球市場制定遊戲規則,劃定可說與不可說的界限。

因此,雖然中國輿論的主要姿態仍然是防禦性的,雖然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並沒有形成一套完整連貫、經得起推敲的價值觀,但價值觀的輸出已經開始了,只不過輸出內容的主體是否定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國際關係學者 Randall Schweller 和 Xiaoyu Pu(蒲曉宇)曾提出過這樣的理論,即任何一個對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在進行對既有體系的改造之前,必須首先對其「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這種去合法化的核心不在於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在於否定既有秩序的合法性。中國雖然遠未建立反自由價值觀的合法性,但其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去合法化,在國內已經基本完成,即使仍有不少人反對,但輿論的制高點以被民族主義的反自由價值觀所佔領,後者正逐漸把反自由的價值強加於國際市場。

2019年10月9日,中國北京的NBA旗艦零售店。

2019年10月9日,中國北京的NBA旗艦零售店。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來自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僅僅是暴露了全球資本主義內在的問題——全球市場雖然具有流動性,但市場內的權力分配卻是集中的,跨國公司的經濟資本和國家的政治權力構成了統治性的權力結構,他們並無動機去在乎個體人的權利和自由。

但國際市場並不僅僅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受害者,它也是言論自由的「加害者」。從某種層面來說,來自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僅僅是暴露了全球資本主義內在的問題——全球市場雖然具有流動性,但市場內的權力分配卻是集中的,跨國公司的經濟資本和國家的政治權力構成了統治性的權力結構,他們並無動機去在乎個體人的權利和自由。諷刺在於,資本主義本來內生於自由主義之中。當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的先驅者創立他們的學說時,「自由」都與人的逐利本質密切相關,洛克認為,正是人對財產的追逐讓人有合法的理由反對暴政。他當然不曾想到,對財產的追逐會成為暴政的幫兇甚至暴政的源頭。NBA並不是第一個限制自由的大公司,中國的經濟更是資本與公權力媾和的典型。只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極端性讓莫雷事件中的NBA成為了一個代表性的案例。

誠然,國際關係中的自由主義學者可能會表示,雖然全球資本主義不能帶來價值觀的統一(十幾年前這也曾是學界的流行觀點),但至少可以避免衝突。畢竟,NBA是在吃着中國,但中國同時也在吃着NBA。NBA每年不僅從中國帶走大量收入,也給中國帶去大量經濟增長。NBA不僅為中國的媒體帶來轉播收入,以NBA為代表的娛樂產業也是刺激中國消費的重要來源,並且也為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起着減壓閥的作用,可以在醜聞和爭議事件爆發後轉移人們的視線、平息人們的生活。可以說,懲罰NBA對中國政府不一定有很多好處。

然而輿論的發展顯然表明,中國的公眾並不都認為二者之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他們更多是將中國放在金主的位置上,認為槓桿完全掌握在中國手中。民族主義往往認識不到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只認識到外企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底線」只會越來越高?

民族主義和經濟表現一直是中國政府合法性的兩大來源,然而這二者之間卻存在着緊張關係。如果經濟表現下行,CCP必然需要增強民族主義的敘事來強化自己的支持,但民族主義卻往往賦予國家以比實際更加誇張的經濟地位。

長時間以來,民族主義和經濟表現一直是中國政府合法性的兩大來源,然而這二者之間卻存在着緊張關係。如果經濟表現下行,CCP必然需要增強民族主義的敘事來強化自己的支持,但民族主義卻往往賦予國家以比實際更加誇張的經濟地位。因此民族主義實際上無形中增加了經濟壓力。然而壓力越大,民族主義的動員也要越強。在莫雷事件中,即使中國經濟會受到來自外企撤資的打擊,中國仍然有動機讓民族主義加碼。幾個月前,當電視劇《親愛的熱愛的》被指責「台獨」時,廣電拒絕禁封的做法已經招致觀眾不滿,而僅僅一個電視劇當然和NBA巨大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事件發酵後,如果不讓莫雷和NBA官方道歉,必然會損害民族主義動員的信用。

目前的情況,或許還並不能「證實」中國政府正在被民族主義所裹挾,畢竟政府仍然從民族主義動員中獲益。但這意味着,民族主義話語中的「底線」只會越來越高。在一個動員體系中,輿論永遠都會跟從最高標準,好比一種逆向的木桶效應。更加民族主義的討論者如果指責其他人不夠愛國,他永遠將比後者更容易在輿論中獲得聲勢、佔據制高點,因為動員中最重要的是調動情感需求、建構道德標準,這也就是「底線」之所以容易形成並不斷翻新的原因。如上文所說,「底線」一詞已然成為可以隨處適用的大帽子。而「底線」一旦形成,就不會降低,只會不斷加高。

公眾當下已經形成了民族主義的競賽,面對重大民族主義熱點事件(如莫雷事件、國慶閲兵),沉默都已經被視為不愛國的表現,甚至有網友將沒有在國慶期間祝福中國的港台藝人整理成名單在網上公示。不難想像,民族主義的敏感點會越來越多,言辭會越來越激烈。或許在今後的某一時刻,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不喜歡吃餃子,也可以被作為其「反華」的證據,並引發新一輪抵制的浪潮。

這種高漲的情緒或許預示了反自由的民族主義必然會衝出亞洲、走向世界,而面對這樣的推進和輸出,以市場為基礎的全球資本主義無法給出一個回應,自身也矛盾重重,甚至成為反自由價值的一部分。在這種反自由的衝擊下,商業和娛樂作為不同價值和體制之間溝通橋梁的作用,可能需要被重新思考了。

(作者研究中國宣傳系統和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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