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NBA、底线、民族情感：反自由话语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攻守易势

几天前，NBA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雷尔.莫雷在自己的Twitter账号上发布了一幅图片，图片中附有文字“为自由而战，与香港同行”（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短时间内，这条在中国大陆本来“不应被看到”的动态迅速被网友发掘，并引发巨大的舆论声浪。大批大陆网友或翻墙前往莫雷的Twitter，或在墙内社交媒体发言，谴责莫雷发表“反华”言论并要求火箭队和NBA官方道歉。莫雷迅速删除了这条内容，火箭队和NBA也相继表示莫雷的个人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然而这并未平息来自中国的声讨。不久，大量中国企业和个人暂停了与火箭队或NBA的合作，中央电视台和腾讯公司与NBA签订的转播合同也被暂停。

莫雷“反华”言论的发酵充满了吊诡之处。首先，他的推特图片的出处是英国公众所组织的一个请愿行动，该行动希望英国议会讨论制裁与“香港的人权状况”有关的一些个人。尽管中国公众和媒体都竭力强调事关“主权问题”，但实际上，无论是莫雷本人还是这个请愿行动，不仅未提及香港独立，也没有涉及五大诉求，甚至也没有提到由反修例引发的示威活动，其指涉的人权问题仅仅是针对“送中”法案本身。

当然，考虑到反修例运动已经由司法抗议发展为对威权统治的抗议，在香港和大陆造成了强烈的意见对立，任何提到香港议题的言论都会被指责为“反华”，或许也不难理解。但抛开语法层面的荒谬，中国大陆公众对莫雷这一条Twitter的剧烈反应，更折射出深层和长久的中共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如端传媒近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若将大陆网民认定为被煽动的无脑“小粉红”，或将他们的民族主义简化为“僵尸”般没有自主性的行为，是一种劣化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表现。但同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这种“自主性”有多纯粹？这是离不开中共对国民长时期的社会化过程的。

中国民族主义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反复的集体表达，是中国大陆三十年来持续的教育和社会化的结果。三十年来，中国致力于通过民族主义的教育反对西方自由主义，否定言论自由和平等人权等价值；然而在这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努力灌输的反自由价值观始终是内向性的，无论是十几年前的“国情论”还是近年来的“中国模式”，其目的都在于将中国例外化，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隔绝于门外来巩固政权。

过往，中国主流与西方主流的价值观虽然口舌之战不断，但终究井水不犯河水，维系着某种象征性的和平。而此次事件风口浪尖上的NBA，也是中国大陆娱乐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体育巨头，是中国与美国文化联系的象征之一。莫雷风波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打破了这一文化纽带的神话，彰显了此前被掩盖的价值观冲突。这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可以探讨：中国是否已经开始对外“输出”反自由的价值观？中国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资本主义之间，又有何张力？

不成体系、自相矛盾却对立统一的反自由话语

在“底线”逻辑中，任何问题一旦被冠以“底线”之名，便成为不可讨论的话题，唯有官方许可的言论才可以表达。

要明白中国民族主义在国际话语场中的地位，首先要分析中国大陆网友所使用的话语。从莫雷风波首先能观察到的一点是，中国政府所传播的价值观虽然有明确的针对目标（自由和人权），但并未形成一个可以用来输出的连贯而统一的价值体系。

首先，包括官媒在内的各种媒体和广大网民，都推出了自己对于“言论自由”这一概念的反击或是再解读。比如，人民网的一篇文章使用了常见的“底线论”，指责莫雷的言论“挑战中国国家的主权独立，我们绝不会答应”，并表示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之类似，另一支NBA球队布鲁克林网队的持有者、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蔡崇信发文称，中国由于其“百年国耻”的历史而对主权问题十分敏感，面对领土问题，“十四亿中国人都团结在一起”。许多中国网民引用“主权问题不可讨论”这一说法，拒绝在“主权问题”上给予任何言论自由的空间。

这些媒体没有指出的是，“百年国耻”实际上是90年代后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其教育中推行的概念，以让中国公众在建构的外敌阴影下重新团结在党周围，挽回受到六四事件冲击的国内舆论，将中国共产党塑造为“列强欺凌”之下全体“中华民族”的保护人。也正是这样的“主权”观，合法化了中国政府对种种公民权益的无视。在此次事件中，中国官方继续围绕“主权高于人权”的基本观点，提出“主权问题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的说法，实际上也不仅是对莫雷涉港言论，而且可以视为是对一切中国人权问题的免疫。

这种弹性其实正是“底线”一说的奇妙之处。因为“底线”往往并不仅仅指领土主权——人民网的同一篇文章同时也将香港勇武派的暴力抗议称为“底线”，此外许多网民简单地表示“伤害民族情感”是“底线”。在中国主要篮球论坛“虎扑”上，众多网友将莫雷的言论与几年前洛杉矶快船队老板唐纳德.斯特林因种族歧视言论而被取消持有球队资格一事相提并论，认为既然NBA可以因种族歧视言论处罚斯特林，也应当因“反华”言论而处罚莫雷。CCTV的篮球评论员苏群就表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禁忌”，美国社会既然尊重自己的“底线”（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也应当尊重中国舆论的底线（民族主义）。

在“底线”逻辑中，任何问题一旦被冠以“底线”之名，便成为不可讨论的话题，唯有官方许可的言论才可以表达。然而在大陆网友建构出的种种“底线”中，其实很少有在国际社会真正“不可讨论”的内容。以暴力抗议为例，在警察暴力同样盛行的美国，许多左翼媒体往往对被压迫的少数族裔针对警察的报复事件表示理解，比如在2016年7月达拉斯的袭警事件后，CBS著名主播Stephen Colbert就曾引用约翰.肯尼迪的名言“那些扼杀和平革命的人让暴力革命变得不可避免”（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表示同情。

同样，美国社会对种族歧视言论的反应，也不是一条凭空建构出的“底线”或“文化禁忌”，而是基于对具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人权”的反思。与中国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教育不同，反种族主义的运动不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手段，而恰恰是反对既得利益、争取被压迫者平等的方式。也正因此，反种族主义远不是文化上的“霸权”或“禁忌”论调所能解释的，反而是来自对“禁忌”的挑战。种族主义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其对具体个人的具体权益的伤害，一个种族主义的雇主如斯特林，必然会对其黑人员工（而黑人雇员是NBA的主要构成部分）造成伤害和损失（这也被快船队前总经理、NBA名宿埃尔金.贝勒的采访所证实）。

然而，中国政府及网民所建构的“底线”恰恰与之相反，其逻辑是要让国家权力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将既得利益对被压迫群体造成的伤害合法化，让个人价值依附于国家机器，并随时可以被后者一脚踩扁。反种族主义维护的是人的权利，而民族主义所维护的却是一个空泛甚至形而上学的“集体”概念，这个概念的具体代表则是国家和政党的权力。蔡崇信“十四亿人团结在一起”的说法，正是这个空泛的集体意志胁迫个人意志时所使用的话语。

由此可见，“底线”并不基于中国人的具体权利，而是建构于形而上学的集体观念之上，这种空泛的修辞具有极强的广泛适用性和可操控性。从“领土问题是底线”到“爱国是底线”到“不使用暴力是底线”再到“不伤害情感是底线”，每两个“底线”之间都实现了质的跨越。“底线”、“主权”、“民族情感”，其都成为可以代表任何问题的大帽子，随便扣在一切关于中国的言论之上。

“底线说”与“了解情况说”的内在逻辑恰恰相反，“了解情况说”的核心是“一切都无关政治”，而“底线说”的内核则是“一切都可以是政治”。

而与“底线问题”不属于言论自由的逻辑略有不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了解情况（国情）的言论不在言论自由之列”——这种说法同样来自于中国政府历来的修辞库。当国内外娱乐界精英热衷于通过自己的作品或者社交媒体表达政治意见时，网友往往以这种“不要对不是你专业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的说辞，打击微博上来自各方面的不一致观点。正是在这种舆论之下，“音乐无关政治”、“体育无关政治”等说法开始流行，人们认为娱乐界人士应该“只管好好唱歌/打球，不要谈论政治”。2013年大陆网友对张悬“国旗事件”的评论就一致使用了这样的话语，更不用说自2014年以来大陆网友对何韵诗和黄耀明等艺人的一致攻击。其实这种论调的引伸含义是，只有身居高位的政治精英才有权谈论政治问题，其他人只应老老实实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一枚祖国需要的螺丝钉。

实际上，“底线说”与“了解情况说”的内在逻辑恰恰相反，“了解情况说”的核心是“一切都无关政治”，而“底线说”的内核则是“一切都可以是政治”。“底线说”或许更符合中国政府当下的需要，因为将一切问题与“底线”相联系，更能够调动人们的警惕性，实现民族主义动员；而“了解情况说”则在全民动员、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要说中国民众比莫雷更“了解”香港问题，则必须假定距离远近跟了解多少成正相关，或者是国内媒体比西方媒体更权威。讽刺的是，“艺人不要碰政治”的说法往往出现在艺人表达反对意见的时候，而当成龙、刘亦菲等明星表达撑警和支持政府的意见时，却往往迎来一片叫好声。“了解情况”已经成为“与中国政府意见一致”的含蓄说法，“不了解情况就没有言论自由”实际上意味着“与政府意见不一致就没有言论自由”。

除了逻辑层面的矛盾，我们还不难观察出，中国主流舆论中其实包含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思想根源。在个人层面，他们极端“建构主义”，认为作为人的权益和自由是相对的甚至虚假的，对“人权”的认识是西方霸权洗脑的结果，因此也理应被反向洗回去；而在国家层面，他们却极端“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政权是不可挑战的有机实体，国家权力是评判政治行为的唯一真实标准。然而正是在这种话语场中，这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思想获得了对立统一。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中国主流的反自由话语其实并不能自圆其说，甚至包含着深刻的矛盾，但其盛气凌人的势头已然形成，并在近期的一系列事件中进行了对外展示。这种价值观在中国国内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么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许是一个应当关注的问题。

攻守易势，反自由话语出走？

以往的所有策略，都不是要让中国的反自由话语走出去，而是防止自由主义的西方话语走进来。然而无论是此次莫雷事件，还是对其他跨国企业的举报和抵制热潮，或者是近来频频出现的“出征”事件，都显示出与“建墙”的逻辑相矛盾之处。

长期以来，在共和国的宣传工作中，中国的反自由话语都是作为“防守者”出现。这或许有来自列宁主义的思想渊源。列宁本人在《怎么办》中就提到，在意识形态的争夺战中，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占有先天优势，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更悠久，渗透更深，也更具吸引力，所以“无产阶级”的精英政党必须时刻占领舆论高地。中国在1984年、1986年和1989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是列宁主义宣传观的正统体现，防备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侵蚀；而90年代和2000年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国情论”，则是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理由反对民主思想的传入。网络防火长城的建立显然也是遵循同样的逻辑，“网络主权”这一说法的兴起，更意味着互联网言论的领地划分，意味着中国应当在舆论场上自扫门前雪。所有这些策略，都不是要让中国的反自由话语走出去，而是防止自由主义的西方话语走进来。

然而无论是此次莫雷事件，还是对其他跨国企业的举报和抵制热潮，或者是近来频频出现的“出征”事件，都显示出与“建墙”的逻辑相矛盾之处。中国民族主义者屡次出墙，隐约昭示着反自由价值观在国内的巩固和对外采取的攻击性姿态。这些事件也的确造成了国际影响： Tiffany下架了一则因模特挡住眼睛而被指责为暗示香港示威的广告，苹果公司则从香港地区的app store下架了几个与香港的抗议活动相关的app。而在NBA，莫雷删除了twitter，哈登等火箭队球员对中国表示道歉，其他球队的众多公众人物，包括此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吝批评的勇士队主教练史蒂夫.科尔，在被问到中国相关问题时也左躲右闪，拒绝正面回答（只有马刺队主教练波波维奇、凯尔特人队球员坎特等少数人表达了对言论自由的支持）；NBA官方虽然没有正式道歉，但发布了妥协度极高的声明，并在随后的几场在美国本土进行的比赛中驱逐了携带支持香港的标语的观众。

当然，这几次出征行动可以说都起源于“对内”监督审查，是对本国市场的清理清算，目的在于从中国市场中驱赶不遵守专制价值观的人。这种市场清洗的情绪在此次莫雷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许多媒体和个人都表示，不尊重中国的价值观就不要赚中国的钱，如篮球评论员杨毅在一条转发超过1.5万的微博中所说，“你不能吃中国还骂中国”。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国市场”的“本国”性面临着根本的冲击，在分析意识形态时，我们其实已经不再能使用基于民族国家的进攻/防御二分法。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国市场”的“本国”性面临着根本的冲击，国际市场的流动性意味着，一个“本国市场”内的运营者往往来自其他国家、其他政治体系。因此，意识形态不再完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更多地以个人和非国家组织的形式传播。在分析意识形态时，我们其实已经不再能使用基于民族国家的进攻/防御二分法。中国网民的逻辑是，所有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都必须遵守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拒绝任何自由主义的、可能威胁政府权威的言论。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就意味着言论管制必然要进入到这些人的私人领域，即使这意味着“中国价值”对对方价值观的限制。换言之，中国市场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在为全球市场制定游戏规则，划定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

因此，虽然中国舆论的主要姿态仍然是防御性的，虽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连贯、经得起推敲的价值观，但价值观的输出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输出内容的主体是否定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国际关系学者 Randall Schweller 和 Xiaoyu Pu（蒲晓宇）曾提出过这样的理论，即任何一个对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在进行对既有体系的改造之前，必须首先对其“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这种去合法化的核心不在于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在于否定既有秩序的合法性。中国虽然远未建立反自由价值观的合法性，但其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去合法化，在国内已经基本完成，即使仍有不少人反对，但舆论的制高点以被民族主义的反自由价值观所占领，后者正逐渐把反自由的价值强加于国际市场。

来自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仅仅是暴露了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的问题——全球市场虽然具有流动性，但市场内的权力分配却是集中的，跨国公司的经济资本和国家的政治权力构成了统治性的权力结构，他们并无动机去在乎个体人的权利和自由。

但国际市场并不仅仅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它也是言论自由的“加害者”。从某种层面来说，来自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仅仅是暴露了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的问题——全球市场虽然具有流动性，但市场内的权力分配却是集中的，跨国公司的经济资本和国家的政治权力构成了统治性的权力结构，他们并无动机去在乎个体人的权利和自由。讽刺在于，资本主义本来内生于自由主义之中。当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先驱者创立他们的学说时，“自由”都与人的逐利本质密切相关，洛克认为，正是人对财产的追逐让人有合法的理由反对暴政。他当然不曾想到，对财产的追逐会成为暴政的帮凶甚至暴政的源头。NBA并不是第一个限制自由的大公司，中国的经济更是资本与公权力媾和的典型。只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性让莫雷事件中的NBA成为了一个代表性的案例。

诚然，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学者可能会表示，虽然全球资本主义不能带来价值观的统一（十几年前这也曾是学界的流行观点），但至少可以避免冲突。毕竟，NBA是在吃着中国，但中国同时也在吃着NBA。NBA每年不仅从中国带走大量收入，也给中国带去大量经济增长。NBA不仅为中国的媒体带来转播收入，以NBA为代表的娱乐产业也是刺激中国消费的重要来源，并且也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起着减压阀的作用，可以在丑闻和争议事件爆发后转移人们的视线、平息人们的生活。可以说，惩罚NBA对中国政府不一定有很多好处。

然而舆论的发展显然表明，中国的公众并不都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他们更多是将中国放在金主的位置上，认为杠杆完全掌握在中国手中。民族主义往往认识不到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只认识到外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底线”只会越来越高？

民族主义和经济表现一直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两大来源，然而这二者之间却存在着紧张关系。如果经济表现下行，CCP必然需要增强民族主义的叙事来强化自己的支持，但民族主义却往往赋予国家以比实际更加夸张的经济地位。

长时间以来，民族主义和经济表现一直是中国政府合法性的两大来源，然而这二者之间却存在着紧张关系。如果经济表现下行，CCP必然需要增强民族主义的叙事来强化自己的支持，但民族主义却往往赋予国家以比实际更加夸张的经济地位。因此民族主义实际上无形中增加了经济压力。然而压力越大，民族主义的动员也要越强。在莫雷事件中，即使中国经济会受到来自外企撤资的打击，中国仍然有动机让民族主义加码。几个月前，当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被指责“台独”时，广电拒绝禁封的做法已经招致观众不满，而仅仅一个电视剧当然和NBA巨大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事件发酵后，如果不让莫雷和NBA官方道歉，必然会损害民族主义动员的信用。

目前的情况，或许还并不能“证实”中国政府正在被民族主义所裹挟，毕竟政府仍然从民族主义动员中获益。但这意味着，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底线”只会越来越高。在一个动员体系中，舆论永远都会跟从最高标准，好比一种逆向的木桶效应。更加民族主义的讨论者如果指责其他人不够爱国，他永远将比后者更容易在舆论中获得声势、占据制高点，因为动员中最重要的是调动情感需求、建构道德标准，这也就是“底线”之所以容易形成并不断翻新的原因。如上文所说，“底线”一词已然成为可以随处适用的大帽子。而“底线”一旦形成，就不会降低，只会不断加高。

公众当下已经形成了民族主义的竞赛，面对重大民族主义热点事件（如莫雷事件、国庆阅兵），沉默都已经被视为不爱国的表现，甚至有网友将没有在国庆期间祝福中国的港台艺人整理成名单在网上公示。不难想像，民族主义的敏感点会越来越多，言辞会越来越激烈。或许在今后的某一时刻，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喜欢吃饺子，也可以被作为其“反华”的证据，并引发新一轮抵制的浪潮。

这种高涨的情绪或许预示了反自由的民族主义必然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面对这样的推进和输出，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无法给出一个回应，自身也矛盾重重，甚至成为反自由价值的一部分。在这种反自由的冲击下，商业和娱乐作为不同价值和体制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可能需要被重新思考了。

（作者研究中国宣传系统和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