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張可:從中國70年國慶,看「新時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如何生成的

聽到這樣一個段子。老師上課講到原子:「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不可分割的呢?我覺得沒有。」後排一同學:「我和我的祖國。」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盛大晚會和煙花表演,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盛大晚會和煙花表演,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九月底的南京,城市街頭已隨處可見紅色的旗海。我站在路邊等車,突然身後傳來一陣童謠,斷斷續續咿呀學語的唱著「我愛國旗……國旗是我的祖國……」,轉身看去只見兩個兒童在國旗欄杆旁一邊攀爬,一邊自顧自的玩耍(圖1)

坐上車,打開手機的微信朋友圈,不少都在討論王菲為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翻唱的主題曲。老歌新唱一改過去的美聲,用綿柔、輕快,更符合「新時代」的唱腔,瞬間俘虜了國內年輕一代的心。正在這時,好友發來一則段子: 老師上課講到原子:「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不可分割的呢?我覺得沒有。」
後排一同學:「我和我的祖國。」

刷完朋友圈再架上梯子,翻墻打開Facebook,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新聞中的香港遍地烽火,毫無喜慶之色,「廢青」、「黑警」、「港共」之詞漫天飛,不同輿論陣營之間涇渭分明。

一邊是自上而下圍繞國旗、國歌所進行的一系列無休止的頌揚儀式,另一邊則是自下向上截然相反的抵制(從揮舞「黑紫荊旗」到歌唱「願光榮歸香港」)。這兩種看似水火不容的行動背後,實際上都是針對同一類象征性符號的建構、拆解和爭奪。

有一種觀點認為,抱持中國民族主義的「小粉紅」和「自干五」乃是被國家機器「洗腦」的一代,其中還不乏大量作為「僕從」的政治投機者和團體。而在這樣的論述之下,服膺於中國民族主義則被視為一種功利性的理性選擇。在這樣的觀點之下,國慶期間微信朋友圈鋪天蓋地向「祖國表白」,則更像是一種刻意的個人展演。

在筆者看來,這樣的觀點的危險之處在於,它不但用一種「劣化」(trashing)的方式,將我們周遭所普遍存在的民族主義現象予以化約,忽視了民族主義及其情感背後的歷史脈絡(無論是中國民族主義亦或是香港的族群意識),也更無益於我們尋找避免激化的解決方案。易言之,今天的中國民族主義,它之所以有摧枯拉朽之勢,席捲內地幾乎每一個角落,繼而演變成為一種對象征性符號(國旗、國歌、國家紀念日)不假思索的狂熱和崇拜,不僅仰賴的是國家自上而下有計劃地主導和培育,更重要的是,它與民間自下而上的「愛國主義」的情感需求彼此契合,繼而產生同頻共振。(註1)

九月底的南京,兩個兒童在國旗欄杆旁一邊攀爬,一邊自顧自的玩耍。

九月底的南京,兩個兒童在國旗欄杆旁一邊攀爬,一邊自顧自的玩耍。圖 : 作者提供

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鑰匙:情感結構

今天內地和香港在國族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是一種認同的分裂。而認同分裂現象背後所呈現的,正是雙方南轅北轍的情感和價值體驗。

在一些人看來,民族和民族主義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共同體的想象,而將「共同體」加以「實體化」並最終拼接組合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則需要通過一套看上去內容連貫、邏輯自洽的敘事來完成,而在敘事過程中所呈現的一系列情感和價值,則是將想象的「共同體」最終組合成為一件完整「作品」不可缺少的粘合劑。

從表面上來看,今天內地和香港在國族問題上的巨大分歧是一種認同的分裂。而認同分裂現象背後所呈現的,正是雙方南轅北轍的情感和價值體驗。有鑒於此,從情感和價值問題出發,重新思考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今天內地和香港所產生的認同衝突,及其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

在此,筆者借用文化理論研究者Raymond Williams曾經所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

簡言之,情感結構具有幾個重要的特徵。首先,它作為一種長時序下的集體經驗,是特定時代下的成員對現實生活的普遍感受和價值觀念。其次,情感結構不僅是用來對過去生活經驗的再現,同時也是一種對當下社會情境的理解和判斷,並隨著時代發展不斷演化、重塑。除此之外,它作為一種被社會共同體成員接納的穩定的經驗結構,同時反映於每一個人的言行舉止中,並成為其語言和行為的參照物。

有鑒於此,情感結構既是構成民族主義的重要條件,同時也是維繫民族主義,促成其不斷吸納族群內成員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它猶如一把鑰匙,幫助我們打開新中國七十週年國慶的那扇門的同時更好的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結構是如何在官方與民間的互動之下被生產的,以及新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外在特征及其變化。

2019年10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一次閱兵式上。

2019年10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一次閱兵式上。攝: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新時代的價值標的:國旗、國歌和國家紀念日

習近平新時代在國族問題上的一項重要的變化,就是從國家層面重新確立各種儀式性和紀念性活動。

在筆者看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及其情感結構的形成,一項重要的因素是國家持續性的對國旗、國歌以及國家紀念日等一系列有關國族的象征符號所進行的賦權。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近年來作為承載國族象征性符號的博物館、紀念館紛紛新建和擴張,其中包括了國歌展示館擴建和國旗展示館的落成。這些代表國族意像的設施大量出現,無形中強化了象徵性符號對民間日常生活的滲透。

而「新時代」在國族問題上的另一項重要的變化,就是從國家層面重新確立了各種儀式性和紀念性活動。從2014年開始,國家從立法層面確立了兩個重要的紀念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設立這兩個紀念日意味著國家開始統籌所有涉及國族集體記憶的重大紀念和祭奠活動。而緊隨其後有關國家公祭保障條例的出台,巨細靡遺地對公祭設施的使用和保障、參與者默哀的時間和方式,以及外在的著裝等都提出了規範性的要求。不僅如此,2017年通過的《國歌法》,更是在立法上對奏唱國歌的場合與禮儀,提出了更加剛性的約束。這些立法現象的背後,意味著國家試圖通過法律建立一種不斷重複的意義生產和行為模式,加上過去已有的國旗法,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組國家象征性符號的制度之網。

正是得益於這些制度化的結果,國旗、國歌和國家紀念日開始更多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正如英國學者Michael Billig所言,它構成了一種「凡常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易言之,人們更頻繁地在日常生活的實作當中,體驗、感受到國家的存在,而這種體驗和感受是以一種習焉不察「潤物細無聲」般的方式凝聚人們的國族意識。具體來說,從國慶日前後的一二線城市來看,過去公共場所中的國旗,僅僅是作為一種特定時期的「點綴」,零星散佈於公共區域。近年來,國旗在公共場所中不僅是可見數量的大幅增加,其放置的位置也更靠近公共區域的中心位置,例如公共場所的主要通道和出入口,而國旗的幅面也更加龐大,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為了使經歷其中的人在視覺上更高頻地感知到代表國族意義的符號的存在。不僅如此,近年來在內地城市中,為數眾多摩天大樓的外立面也為承載國族話語提供了巨大的平台,由紅底黃字所構成的滾動屏幕,幾乎成為從一線到三線城市的標準配備,它們與升國旗、唱國歌和旗海共同組成了當代中國國慶日的「現象級」日常。

重建民族的先鋒和英雄:勛章和榮譽稱號

此次「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頒授儀式,繁複程度超越以往任何一次的同類活動。之所以費盡心思,只是因為好大喜功嗎?

如果說國旗、國歌和國家紀念日是一種對歷史集體記憶的重塑,那麼通過「頒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則是對國族成員未來的期待和製造。這種表現反映在習近平時代所打造的一套全新的「國家功勛和榮譽表彰制度」。早在2015年,中共黨內就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制度的意見》,旋即由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隔年又成立了「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確立了黨、國家、軍隊、涉外四類國家勛章,同時通過榮譽稱號、表彰獎勵、紀念章和功勛簿,建構了一套完整而綿密的、以國家授予為中心的榮譽制度。建國七十週年「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頒授儀式,正是驗收這些年來國家榮譽制度的一次首秀。

威權的儀式之所以吸引人們關注,不僅是因為有關威權的信息之封閉和不對稱,使得外界需要抓住任何事物的細枝末節來管中窺豹一探究竟;更是因為威權領袖在絕大多數時刻,更需要通過創造「距離感」,來建構一種天威莫測,「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克里斯馬權威(Charisma),因此必須藉助大量象征性符號及其所蘊含的政治隱喻來向民眾釋出明快有效的政治信號,而「國家榮譽稱號」的頒授儀式則是一次絕佳的機會。

作為一種代表國族的象征性行為,此次「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頒授儀式,繁複程度超越以往任何一次的同類活動。中共之所以費盡心思創設這樣一套榮譽制度,並非僅僅是好大喜功,更重要的目的乃是藉由各種抽離出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和裝飾,來體現國族儀式的神聖性。按照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用最高規格展示共和國所希望凸顯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崇尚英雄、爭做英雄。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資格成為「英雄」,將功勛和榮譽頒給什麼樣的人,本身就預設了一套國家所期待的英雄觀和價值偏好。假如細數一下最高榮譽——共和國勛章的獲得者。他們幾乎絕大多數都是軍功代表和專業技術精英,無一人是人文社會科學典範出身,這本身便足以令人省思。換句話說,在捍衛國族利益的主導性價值下,共和國所需要的「英雄」必須具有兩種鮮明的特征,一個是武化的身體,另一個是具有科學技術的頭腦。與上述成員相比,那些涉及意識形態和思想的人文社科知識精英,恐怕就要向後再靠一靠了。

國慶獻禮片的《我和我的祖國》的宣傳廣告。

國慶獻禮片的《我和我的祖國》的宣傳廣告。圖:IC photo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MV:對歷史記憶的一次成功縫合

前面所說都是國家自上而下灌輸愛國思想,規訓其成員的過程,那麼是不是中國民族主義和中國人的情感結構,本身就是由黨和國家所一手製造的呢?

恐怕也並非如此。

事實上,民間社會對於國家所主導的國族建構工程,並非來者不拒照單全收,而國家也通過不斷的改進調適,與時俱進尋找摸清民間的「胃口」,向其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愛國「產品」。換句話說,官方的政治意圖向民間滲透,不會是一種不變的剛性的過程,它還需要激發民間的自主性。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提高歷史敘事的接受度與合理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個相互匹配、彼此媒和的過程。

作為國慶獻禮片的《我和我的祖國》正是雙方相互匹配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筆者看來,這部電影首先滿足了新世代對國族情感的需求。相較於上一代的中國人及其所伴生的,受列強欺凌的充滿陰鬱、壓抑甚至悲愴的國族敘事,新世代的青年親歷了中國經濟的起飛、物質國力的壯大,同時也接受了一套「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的情感敘事,與過去民族主義充滿憤懣之情的基調相比,無疑更加「雄赳赳氣昂昂」。

而與歷年來的國慶獻禮片相比,《我和我的祖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其遵循了習近平在評價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時所提出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的重要原則,因此影片有針對性的選取了自1949建國以來,那些足以被國族所銘記的重大歷史事件作為敘事的基本框架,這與先前的《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相比,在藝術的處理上無疑具有更高的難度。截稿前,這部最新的國慶獻禮片票房已經超過了二十三億人民幣,而根據筆者線上線下的觀察,身邊不少人都選擇自掏腰包前去觀影,且反響頗佳。正如一位好友所說的那樣,對於這部缺少連貫劇情的電影來說,人們看的更多是情懷。

事實上,無論人們的本意如何,將自己歸置於一種國族的分類之中,恐怕是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無法迴避的客觀事實,從這個角度來說鮮有人是「無國之民」。而在國族的分類之下,人們勢必就要與之產生各種各樣的情感,無論是皈依或是抗拒。因此既然有人自願甚至自費去接受「愛國主義」的洗禮,本身即說明個體對國族情感的需求是客觀存在的。而《我和我的祖國》就好像一劑國族情感的「大補帖」,通過數個國族高光時刻的「神話」,自上而下確認並滿足了人們的這種情感需求。

事實上,國族的敘事之所以稱之為「神話」,並非在於其描繪的對象是真實或為虛構,而是取決於其表達手段和方法。尤其值得一提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正是藉由一首創作於八零年代的同名主題曲,在王菲的重新演繹之後,重新俘獲了90後甚至00後的心,而不少觀眾正是被這首歌的MV所打動。

從時間軸線上來看,這首MV在短短194秒的時間內,整合了幾個1949年以來的關鍵性事件:開國大典、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中國女排獲得世界冠軍、香港回歸、載人航天、殲十女飛行員以及北京奧運。這些事件有文、有武、有階級、有民族,而它們最大的公約數,是無一例外戴上了國族的面具,被賦予了一種「第一次」的歷史意涵。這樣的結果,不僅滿足了中國民族主義的「自豪感」,也只有這樣,選擇性的歷史敘事才能夠上下連貫、自圓其說。

作為對歷史記憶的一次成功縫合,這部MV看似「打乱」了歷史敘事的時間順序,但是實際上並非隨意鋪排,而是深具其意。例如在片段中,當核基地的指揮員按下原子弹起爆的按钮,下一秒畫面旋即切換到北京奧運會鳥巢主會場,數萬煙火騰空而起。这种蒙太奇的手法,將作為戰爭和武力終極形式的核爆炸,與人類追求和平象征的奧運會,「離奇」又不可思議的前後拼接在一起,本質上就是通過一種前後視覺的斷裂,反向製造出一種看似不合理的合理性。呼應了在國家主義之下,「沒有國,哪有家」的價值導向,同時表達了戰爭與和平本身即為一體之兩面的意涵。

不僅如此,從音樂旋律的角度來說,原唱李谷一的美聲唱法,雄壯、明快、愉悅,表現的是從不斷革命到告別革命的過程中,後文革時代青年對未來自下而上的憧憬,體現的是一種個體對國家「主動親近」的情感。相較之下,新版王菲的唱法,無疑是一種「再修正」,她的版本輕吟淺唱,更加接近日常的生活化,而輕柔旋轉的唱腔對於缺少親身歷史經驗的年輕人來說,更營造了一種歷史的夢幻。 不僅如此,這首MV在開場之初,還雜糅了另一膾炙人口的歌曲《我的祖國》(1956年出品的描寫抗美援朝戰爭的中國電影《上甘嶺》的著名插曲,其後半個多世紀被不斷流傳和改寫,成為新中國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效果上則無疑又形成了一種對記憶和感知的雙重疊加。這樣的結果,既滿足了將歷史中的日常生活浪漫化的氣質表現,也達到了進一步美化歷史的效果。

國慶前的天安門廣場上,市民臉上貼上了國旗貼紙。

國慶前的天安門廣場上,市民臉上貼上了國旗貼紙。攝:林振東/端傳媒

國家主義的進化:從人格化崇拜到象征性符號崇拜

中國人的情感結構,已經從過去的人格化崇拜,逐漸過渡到一種非人格化的——對象征性符號的崇拜。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憂,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是否會重蹈覆轍回到個人崇拜的老路。而事實上,藉由對近年來中國日常社會生活的觀察,筆者認為中國人的情感結構,已經從過去的人格化崇拜,逐漸過渡到一種非人格化的——對象征性符號的崇拜,這其中就包含了諸如對國旗、國歌的追捧,以及國家紀念日及其儀式性行為的大行其道。

崇拜,是既一種不加思索的服從,同時也是一種情感的宣洩和表達。在今天的威權政治和選舉政治中都可以看見它的存在。長期以來,階級政治下新中國的情感結構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領袖個人的崇拜,而隨著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不斷革命的政治話語退場,人格化的崇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旋即而來的中國民族主義及其新的情感結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象征性符號的崇拜,不僅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選擇,更是一種國家主義的進化。從七十週年國慶日前後的日常社會來看,對象征性符號的追逐和熱捧,既滿足了基層社會對國族情感的需求,同時對國家而言,較之針對個人的崇拜,象征性符號在政治上既安全也更加穩定。與此同時,將國旗、國歌和國家紀念日神聖化,也更便於人們參與到崇拜的過程之中,接受度也勢必更高。

可是,作為一種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對象征性符號的集體崇拜所導致的負面後果也顯而易見。它使得人們更容易居住在自己舒適的情感結構當中,僅透過一扇狹小的窗口去理解周遭的世界。而當我們遇見與自身認同相左的象征性符號甚至宣稱時,其南轅北轍的結果必然是一種從抽象到具體,從心靈到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矛盾。近日所發生的陸客撕毀台大連儂墻,以及由火箭隊經理挺港言論所引發的全國上下抵制NBA的事件,無一不再再顯示出,這種由不同情感結構所引發的衝突,已經從傳統的政治場域蔓延至體育、藝術和教育,雖然它們從沒有真正意義上遠離政治。與此同時,當我們再次回首今天的內地同香港,也正是是由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結構和象征性符號,引發了全面性的衝突,而衝突的結果,正使得雙方急速的奔向終極毀滅。

在此,藉由觀察新時代下的中國民族主義,不僅是為了促成身處這個情感結構之外的人們超越既有的二元價值判斷,更好的理解今日的中國,它是何以如是的變成現在的模樣。與此同時,也是讓身處其中的我們,能夠舉一反三從另一番角度看待今日的香港危機,繼而尋找出有別於征服或是毀滅之外的其他解決方法。如此這般,「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才有可能變成「if we survive you survive together」。

(張可,台灣大學博士候選人)

註1: 「紐約時報中文網」近日的兩篇現場觀察也同樣有類似的觀點。詳情可參見:「當我親臨國慶70週年閱兵現場」「社群媒體時代,中國政府如何讓年輕人變得愛國」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評論 紅色中國70年 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