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逃犯條例 讀者來函

讀者來函:此時的香港,是不是一個下滑的漩渦?

國慶的時間點已經過去,北京包容這場運動的耐心還有多久?


10月6日,傍晚6點左右,銅鑼灣站的一個出口。 攝:陳焯煇 / 端傳媒
10月6日,傍晚6點左右,銅鑼灣站的一個出口。 攝:陳焯煇 / 端傳媒

香港這場必將濃墨載入史冊的社會運動,開始呈現出更多讓人焦慮的發展態勢。勇武派選擇使用更多暴力,不少行為已經越過人性的底線。而支持勇武派升級,或者仍不願意割席的人,在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作用下,正在把香港推向一個高速下滑的漩渦。

近日來,勇武派向警察身體近距離投燃燒彈,毆打用普通話發表不同言論的市民,砸搶中資和所謂「親中」的商店,更甚發展到昨日的多處使用私刑。這些行為,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不會認同,且無法容忍。但事態發展有些出乎意料:

其一,和理非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因此和勇武派割席,連譴責都幾乎沒有。只有少數因為砸錯了店(如被砸的上海銀行後證明為非中資)而輕描淡寫地用一張卡通圖片道歉。

其二,媒體對勇武派造成的破壞和傷害,確有雙重標準的嫌疑。例如昨日逆行出租車司機被圍毆至重傷,是社交媒體討論最多的話題,無論他是否涉嫌蓄意傷人在先,動用私刑是否應該被容忍是關注最高的話題點。而並沒有很多媒體就此進行討論反思,只有若干本地媒體在事件發生後做了即時報導,也沒有一家主流國際媒體關於私刑展開報導,或發布相關視頻圖片。

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和理非不願意割席,多是認同勇武才是有效的鬥爭途徑。香港政府關於送中法案的兩次妥協,被廣泛解讀為勇武派搏命鬥爭贏來的。而這是一個相當危險的邏輯。

政府的妥協更多是基於對事態的綜合判斷,以及北京在國慶時間點控制輿論的政治需求。這些和勇武派的行為並沒有直接關聯。當然,勇武派的行為,使得這場運動在國際媒體上持續佔據重要版面,會有一定的發酵作用。但這個作用,不應當被放大化,甚至簡單粗暴地總結為政策妥協是靠勇武派打出來的。

這個邏輯的危險性在於,勇武派不斷受到鼓舞,英雄主義日漸高漲,不僅吸收了更多的和理非加入,還開始升級暴力,出現了上文中提到的各種越線行為。未見到勇武派的平均年齡統計,但應是年輕人甚至青春期學生為主。他們更容易被英雄主義情緒感染,並在群體作用下互打雞血,作出非理性的偏激選擇。

對於這些年輕人,蒙面走上街頭革命,更像是一場虛擬現實的電子遊戲。只是電子遊戲game over了可以重新再來,而革命的代價之高,他們並沒有清醒的認知。

更危險的是,和理非們因為這個有問題的邏輯,而誤判政府的決策方向。反蒙面法的出台,是一個強烈的信號。政府不會無休止地妥協,更不會因為勇武派的升級而妥協。

國慶的時間點已經過去,北京包容這場運動的耐心還有多久? 持續的暴力升級,只會給直接干預以更好的理由。認為北京礙於國際形象不會直接干預的想法,太過天真。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是國際公認的事實。暴力升級過程中,港獨思想難免抬頭。街頭塗鴉裏已開始出現各類港獨標語內容。這些都會合理化可能產生的干預。

當然更可能的是北京不直接干預,交由港府採取不妥協政策,不斷出台緊急法令以賦權執政機構,控制局勢不出大亂子。在這場沒有盡頭的持久戰裏,香港會陷入難以自拔的沼澤,經濟和民生嚴重受損。

所以在當下這個時間點上,和理非需要正視一個殘酷的現實:政府沒有可能在底線內妥協。因此繼續支持勇武派升級暴力,既無法達成訴求,還會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害。

10月5日,午夜零點左右,黃大仙,巴士上的人在抵禦催淚彈。
10月5日,午夜零點左右,黃大仙,巴士上的人在抵禦催淚彈。攝:劉子康 / 端傳媒

幫助和理非們和社會各界看到更全面的多方信息,是媒體的職責。而在這個職責上,這場運動中的媒體報導也難說及格。

大陸主流媒體的一邊倒是意料中的,暫不討論。在大陸社交媒體中,對所謂「西方媒體」的反對情緒無比高漲,不外乎一個原因:對中國有偏見,對這場運動的報導一邊倒。

一邊倒這種說法並不公平。國際主流媒體在報導中還是盡力保持理性的,有相當高的職業操守。除了少數不負責的報導,多數在分析事件時,會盡力闡述前因後果,保持客觀。

但有偏見的說法完全沒有道理嗎?也未必。這場運動中媒體報導的中立性和是否雙重標準,值得討論。

國際媒體的信息收集來自前線記者,信息整理來自編輯部,而選擇報導什麼話題更多的來自於自己的海外受眾定位。這三個環節,細究都有可能產生偏頗,有意或是無意。

首先,前線記者難免有立場。筆者也曾作為主流外媒記者一線採訪過佔中。前線,尤其是香港這類運動中的前線,太容易感染一個記者去產生浪漫主義的同情。民主正義的敘事,現場還不時有各種温情畫面例如送水送食,車載接人。但能否從這種情緒中脱離出來,做冷靜的觀察者,是對前線記者的極大考驗。這場運動中,從各路前線記者的推特和Facebook內容來看,許多都是無法及格的(回頭看,筆者對自己的佔中報導也給不及格)。

其次,編輯部的信息整理是否起到了修正前線記者立場的作用?也很難。國際媒體的編輯,尤其是特稿編輯,多數都不在香港,高度依賴前線收集的信息。如果這些信息已經立場顯著,僅靠編輯,是沒有辦法回正的。最多只是給報導加上一些平衡的敘事,看起來比較客觀而已。而且這場運動中,從多位編輯的個人社交媒體內容來看,他們是否盡力去做了平衡,也是個大問號。

最後,國際媒體關於題材的選擇,終究是面向國際讀者的,很多已固有標籤化思維。涉及選題會被問到的常見問題:Why does it matter to our readers? 香港的示威者是好人,政府是壞人,這樣的標籤已經根深在許多國際讀者的思維裏,所以一切逆向的選題都更難,比如出租車司機被圍毆。但問題是:國際讀者很少會真切思考一個遙遠城市的未來,他們更關注的,是故事的精彩程度。一個在自己已有的標籤體系裏出現的唐吉柯德式英雄故事,哪怕是悲劇,也會有大把人為之鼓掌流淚。

國際媒體應該正視對偏見的指責,不要傲慢地認為那都是被洗腦的大陸民眾無事生非。在中文媒體多數被一邊倒的環境下,國際媒體肩上的責任更重。

其實近期最讓人擔心的,還不是暴力升級,而是仇恨。對政府的仇恨,開始延伸到對國家的仇恨,和對這個國家民眾的仇恨。人性的劣根決定了hatred begets hatred,而仇恨從來都不能解決問題。

期待和理非們能冷靜下來,丟開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更全面更長遠地去思考現狀。仇恨和暴力永遠都不會是推動香港運動正向發展的方式。

持續地支持勇武派升級,是一場勝算近乎為零的豪賭。而賭輸的代價,是我們熱愛的這個城市,在下滑的漩渦中跌落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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