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端 x 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

曾瑞明:香港時勢火熱,哲學能勾勒什麼?

崇尚理性的哲學在這時勢還有沒有用?哲學活動有什麼價值?我們要「行動」,需要「戰略大師」,但我們需要哲學家嗎?


2019年8月5日,全港大罷工,示威者在金鐘集會並看書。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8月5日,全港大罷工,示威者在金鐘集會並看書。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獨家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將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請關注。

「香港人,加油!」在反修例運動中經常聽到,它比「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來說,較易入口,雖然相當空洞,但卻又十分重要,因為它高舉了香港人這身份。「加油」則有向上之意。在香港的語境,幾近任何情況都可用「加油」,它代表鼓勵與支持。

無論如何,香港人的身份已經形成,這種形成不是討論而成,也不是純思辯的結果。它是各種集體行動、經驗,共同的願景所構成,哲學不能邀功。另一方面,意見兩極化下,理性空間已明顯收窄。崇尚理性的哲學在這時勢還有沒有用?哲學活動有什麼價值?我們要「行動」,需要「戰略大師」,但我們需要哲學家嗎?

如果我們真的需要哲學,我們會需要什麼哲學?著重公義、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讓我們提昇精神力量,對抗虛無的尼采哲學?中國哲學如莊子的逍遙哲學可以讓我們在亂世中保存逍遙的心靈?我相信這些哲學思想都能把握價值追求、心靈治療、精神提振的需要。哲學著重明辨是非,講道理的精神,也是對抗這1984式社會的重要壁壘。香港近年多了本地哲學普及書藉的出版,電視或傳媒也見更多的哲學文章或節目,也足見社會其實有哲學需要。

不過,這都是個別的(piecemeal),而非系統性的處理。系統性的處理,是指以哲學理論, 陳構和回答香港的問題。香港人有香港人的哲學。然而,千頭萬緒,該如何建立系統?我們要什麼系統?

無可置疑,香港人當前的著眼點必然是政治價值的尋求,對政治秩序的激烈反思。然而如香港大學的政治哲學學者慈繼偉在〈中國政治哲學需要自己的「議事日程」〉所言,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大規模的規範性、政治體係價值的建構,我們就不能空中樓閣,必須找到客觀存在的土壤。他給予意見的對象是替中國搞政治理論的政治哲學學者,然而一理通,百理明,如果我們同意香港跟中國有不同的土壤,有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歷史,我們也就要先弄清香港政治的地質結構,也即找到香港的語境、脈絡,從而建立自己的哲學話語,才是香港人的哲學的積極關懷。即使中國跟香港是「命運共同體」,或者有無盡淵源,我們當要承認香港有其自己的問題。我們不應再停留在西方哲學理論的援用,或者中國哲學的「承繼」的框框之內——這是「香港哲學」的意思。

另一方面,哲學追尋的普遍性或能避免我們見樹不見林。香港不旦意識到國際社會的存在,也有能力讓國際社會意識到她的重要。作為人類的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普世經驗,現代性(modernity)也是香港人哲學不能錯過範圍。然而,如社會學家金耀基所指出,現代性是可以多元的。中國在這方面的進程和香港未必一樣,卻相互影響。

哲學是什麼?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維根斯坦式的是治療性,將問題消解。哈貝馬斯則是把哲學視為理性的守護者。黑格爾的看法,則是哲學將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交匯最明晰、最有結構的呈現。哲學永遠落後於時代,但它將時代澄明起來。是香港人出現才有香港哲學。是太晚了嗎?黑格爾說「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的到來,才會起飛。」不是太晚,是不能太早。要用哲學回應時代,我們不能忽略黑格爾的資源。

在這篇勾勒式的文章,我希望提出「自由主體」是香港哲學的核心關鍵詞。這種自由的追尋要放在現代性進程看,也必須放在中國的脈絡看,但因為兩者自由追尋的不同步,形成了一國兩制的深層次矛盾。然而,若我們這樣看,也看出香港跟中國承繼的是不同問題。中國或許還在不成熟的啟蒙中如何前行,香港卻是啓蒙的較成熟狀態下如何和主權在握的國家周旋。

2019年中秋,一群市民在獅子山頂上高唱"願榮光歸香港"。

2019年中秋,一群市民在獅子山頂上高唱"願榮光歸香港"。攝:陳焯煇/端傳媒

普遍的向度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演講錄》說︰「世界歷史就是自由意識的進步。」自由其中一體現就在現代性之中,我們運用自己的理性,運用自己的自由,而獨立於傳統。中國無可避免地已進入現代性裏,人建立了自己的自主性,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這種自由可以是自由民主社會強調消極自由(即不受他人干預的自由)或追求美善的積極自由。我們都能感到中國的精神面貌有時是兩者皆非,甚或往往只看到胡作非為的自由︰對事實的不尊重、消費的失控、價值的隨便放棄——自由失去了目的和道德,就只有赤裸裸的權力。慈繼偉在《改革時代的道德中國 》(Moral China in the Age of Reform)就指出中國現在不是欠缺自由,而是沒有有意義的自由,即使個別人努力活出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但在社會不見共鳴。

中國在進入現代性(modernity)中,終於取得了他渴求的船堅炮利,卻成了她自己的反面︰由被壓迫者成為壓迫者。人們的自由只變成了一種肉慾滿足的可能,而非有價值行為的條件。集體的共產理想的失落,變成每個人孤獨地自利。這就是中國人當今的「自由」墮陷狀態。更甚的是,資產的累積更讓一群人比誰都自由。黑格爾曾說,中國只有一人自由。放在現今的脈絡,別有深意。

飄零至香港的新儒家提供的答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心性之學,希望能回應在傳統被打倒下,價值失落之困境。然而,儒家的心性之學講內不講外嗎?當講外時,必然要看制度,他們卻沒能講出什麼制度,卻已在香港殖民地的制度中。我們也要問這種道德上的自由是否能開展和聯繫至政治自由?只說儒學和民主不相違跟能「開出」民主是兩回事。余英時則將香港視作學術傳統自由流播,他與香港有緣,但他不在香港本位思考。特別是未能看出長期活在「自由民主制度」(即使是暫時的)的香港人如何能由外至內,活出制度中的價值。這種「活出」平時未必能照察,但當遇上被剝奪的當下,那種執著就比道學家都更光輝。你要做香港的哲學,你就要活在香港裏,理解這群人的精神。

香港樂隊Beyond 唱過的一句︰「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已貫穿了香港人的集體潛意識。香港人一直標榜自己叻,懂享樂,從不企望一個烏托邦,但在要緊關頭,卻往往展示了對價值的執著。各種自由,如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在指向一種價值的支持和守護。消極自由演化至追求美善,尋求真我的積極自由。由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即使由和理非到多了「勇武」的元素,仍然呈現一種道德的色彩。這種道德當然不再只是奉公守法,愛護公物的「市民」道德,而是處在更高層次的道德反思。爭取真普選,她是拿應得的東西。反送中,是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一種執著。他們看得更清楚的,是人比死物珍貴。

當經濟、物質的自由不再成為唯一的追求,這就踏入了現代性的另一面︰人能運用自己的自由,人能自我反思,人能自我立法。跟中國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文化一直崇拜道德典範,由堯舜至毛澤東,道德的學習都是依模仿的方式。「六億神州盡堯舜」畢竟往往是從自命堯舜的人說出。但在香港,普通人只是用或許微少的行動來展現他們心中的價值。他們未必衣冠楚楚,文質彬彬,甚至愛粗言穢語,嬉笑怒駡——但價值創造就是這樣多面向的。

這自由觀是隨時代改變的。最近導演楊凡說自己多得香港,才能離開戒嚴的台灣自由創作。這種「不被干擾」的自由是暫時的、借來的,權宜的,但卻被人誤以為是真實的。因人們在當中的確能成就一些事,一些權力。無權力者感受不到這種「自由」的好處,他們無處可逃,但仍未開展自己的人生,又怎會介意打開上一代人所謂的「潘朵拉盒子」?

來到這天,我們終於明白「一國兩制」作為經濟發展的權宜之計的危險所在,就是香港跟中國在現代性的進程不同。香港人自我立法,我要堅持我認為是對的東西,但卻要面對一連串她不能認同的「法」,包括經濟、教育和政治的主權國法則。

一個自命更「自由」的主體卻跟她說︰我能夠讓你屈服。這種挫敗卻形成連消極自由等的壓制,恐怕是更令香港人要自己的自由,而不會退守至物質滿足的自由豬。這叫做寧死不屈,但若然要取勝,恐怕也只能說一句︰「中國人,加油!」在墮落的自由中提起來,直面現代性。這將會是漫長艱難的精神戰鬥。如果有中國人的身份,恐怕是彼此要一起找到共享權力,實質改變世界的機緣。然而,2019這一刻是緣木求魚。政治家如果同時也是政治哲學家,哪多好!

2019年8月12日,深水埗警署內有警員在高處戒備,以防警署外示威者衝擊。

2019年8月12日,深水埗警署內有警員在高處戒備,以防警署外示威者衝擊。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的土壤

《基本法》的框架和好一陣子的民主進程,都令香港人有一種錯覺就是我們已在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社會之中。我們問的不是在自由民主制度裏該如何生活,而是我們如何獲取自由和民主?(或應爭取自由民主嗎?但2019年這問題再無意義)因為當「全面管治權」展現時,我們就感受到一國兩制的兩制其實是兩個不同靈魂的自主性在角力。這才是香港政治哲學的關鍵課題︰一個初具自由民主規模的後殖民地,其主體性應該可以去到多遠?普選、港獨、高度自主,不過是其從屬議題。

自決、自主不一定要走「立國」的老路,反而能調協各種不同組織利益的聯邦(federal)會是更佳的選擇,可帶來更正義的和平。原因是如果在自決等於「國家不受干預」的想像裏,我們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生活。這是因為國家可以打出「不要干預別國內政」來打壓國內的異見者。我們已身處在全球性的互相依賴中。操控我們生活的大企業或者市場經濟,還有血汗工廠、勞工剝削—它們其實是全球化的產物。我們跟世界其他人的關係︰我們某程度上是被壓迫者,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中,我們有沒有參與鞏固霸權,而令其他人受壓迫?這些問題的解答與否,或會令香港走上不同的路。今天示威者仍在商場歇息,或在當中唱〈願榮光歸香港〉,但有一天,也許他們的目標是全球資本主義。

國際的串聯,會將香港問題呈現為抵抗極權的橋頭堡,而非僅僅是中美貿易戰的角力場。全球貧富懸殊、政治權力的不平均,將都是香港要肩負起的沉重議題。哲學是思與行的交織,我們可以預見香港哲學的產生︰她繼承了自己的哲學的問題,就如加拿大有多元主義問題,美國有自由民主的問題,美國有實用主義的問題、新儒家有儒學在全盤西化下如何立足的問題。香港的問題是主權之下,不同自由觀競逐和現有自由如何擴展、保存的問題。我們描述它、詮釋它。同時它也作為香港價值之路的一個規範、標竿。

2019年,五四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用勞思光先生的話,香港承擔了「歷史的債務」。這是作為她在歷史中大賺特賺的一個玩笑。

哲學,一方面是詮釋香港,一方面是找尋那規範。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但必定要找出存在的理。要有「香港的哲學」出現,似乎現有的哲學訓練要加上嚴格的歷史、政治、社會學培訓,這不是國際化、學術高度分工的當下,容易做到的。但這樣鉅大的一個計劃,不也是很誘人嗎?

(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和《香港人應該思考的40 個哲學問題》。)

作者原標題為
香港意識︰中國與世界的自由主體——未來香港哲學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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