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立峯：市民如何看待示威者與警方使用的武力

【編按】：中文大學此次「反修例」調查報告的全面介紹、採樣方法及樣本特徵，可點其官方網頁查閱。9月5日至11日最新一輪民調結果的相關數據，可點此查閱。

特首林鄭月娥於9月4日宣佈，香港政府將正式撤回逃犯修例修訂，算是回應了運動五大訴求之一。不過，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9月5日至11日替明報進行民意調查，發現四分之三的被訪者認為特區政府宣佈撤回修例、增加監警會委員、設立對話平台，和邀請學者對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四項措施，並不足夠，認為足夠的只有不到20%，其餘回答不知道。

另外，在一個0至10分的量表上，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由8月調查的2.77分變為2.87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由2.96分變為3.16分，算是停止了跌勢，但市民對警方的信任度繼續下跌，由8月的3.08分下降至9月的2.89分。同時，在9月調查中，繼續有8成受訪者認為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一言以蔽之，撤回修例並沒有改變民意。一直留意是次社會運動的人，應該不會對這結果感到奇怪，因為運動參與者的焦點其實早已轉移。筆者跟鄧鍵一、袁瑋熙和鄭煒組成的研究團隊在各遊行集會現場進行的調查顯示，自從7月14日沙田區遊行開始，遊行參與者最重要的參與動機，已經由「要求政府撤銷『逃犯條例』修訂」變成「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的不滿」。

在過去三個月，香港市民經歷了一個有條件的激進化（conditional radicalization）過程，政府不回應和平行動，成為了市民接納激烈行動的「條件」。

另外，隨著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的警民混戰、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時警方的不執法、8月11日警方在港鐵站施放催淚彈及向示威者近距離開槍、8月31日警察進入港鐵車廂追打示威人士等事件的發生，香港市民普遍認為警方使用過分武力的情況比示威者嚴重。中大/明報在8月進行的調查顯示，67.7%的受訪者認為警方有使用過分武力，認為示威者使用過分武力的市民只有39.5%。在9月調查中，認為示威者有使用過分武力的市民仍然只有39.4%，認為警方有使用過分武力卻微升至71.7%。

不過，警方由8月5日至9月10日，連續5個多星期逢周一至周五在下午4時召開記者招待會。警方的傳播和公關策略真的完全沒有影響民意的能力嗎﹖

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可看看不同政治立場的市民在8月和9月的調查中如何看示威者和警方的武力。

下圖顯示，8月調查中，90.4%的本土派支持者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分武力，只有16.3%的本土派支持者認為示威者使用了過分武力。到9月，100%調查中的本土派支持者認為警方使用了過分武力，認為示威使用了過分武力的本土派支持者則下降至6.0%。本土派支持者對衝突雙方使用的武力的看法本來就較一面倒，而在8月至9月之間，他們的看法比之前更加一面倒。在另一邊，建制派支持者也有類似情況，認為示威者有使用過分武力的建制派支持者由8月的82.4%上升至9月的91.3%，認為警方有使用過分武力的則由8月的18.4%下降至9月的8.9%。

我們見到的是，在政治光譜的兩端，人們對衝突雙方所使用的武力的判斷，都是更一面倒地傾向維護自己的一方。這些數字顯示，警方主動通過記者會發放訊息，如果對民意產生了影響的話，其影響可能是成功地鞏固了既有支持者的看法，但同時也進一步加深了勇武抗爭支持者對警方的負面觀感。

相比起來，民主派支持者中認為示威者和警方有使用過分武力的比例均微升。最值得留意的，是中間派或沒有政治傾向的市民，認為示威者有使用過分武力的比例由8月的53.2%微跌至9月的51.7%，認為警方有使用過分武力的比例則由51.3%上升至59.6%。

亦即是說，理論上應該較為「客觀」或實際上往往較為保守的中間派市民，在8月初至9月初期間，也變得對警方的武力持更為批判的態度。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8月31日警察在太子站進入港鐵車廂追打示威人士事件，對沒有既定政治立場的市民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行為。在今次運動的訊息傳播生態中，記者會的解釋，始終難以消解直播影像和網絡片段的威力。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由8月初至9月初，示威者所使用的武力，客觀上是有所提升的，為甚麼認為示威者有使用過分武力的市民比例完全沒有上升﹖

這個問題的答案，明顯地跟是次運動中民意的激進化有關。回到6月中，中大/明報民調問到被訪者是否同意「在香港參與抗議活動，一定要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在一個5分量表上，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有82.9%，到了8月的調查，同意該句說話的比例下降至71.6%。在9月的調查中，相應比例再微跌至69.4%。若把被訪者按政治立場劃分，同意要堅持和平非暴力原則的本土派支持者，由6月的53.8%下降至9月的31.8%，在民主派支持者中，同意的比例也由85.2%下降至63.6%。

當然，同意和平非暴力的市民在整體上仍然佔大多數，因為該問題指向一個抽離了具體狀況的原則，當大家單純談抽象原則時，大部分人強調和平非暴力，是很正常的事。

不過，在這次運動中，很多運動參與者之所以對激烈行動表示理解甚至支持，是因為大型和平示威未能獲取政府的正面回應，在筆者的研究團隊進行的遊行集會現場調查中，同意「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下，抗爭者採取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的」這句話的比例，在6月16日民陣遊行中是69.1%，到8月18日另一次民陣大型遊行時已上升至94.2%。

9月的中大/明報民調也加入了類似的問題（註），結果顯示，在全港市民當中，55.7%同意或非常同意「當大型和平示威都未能令政府回應時，示威者有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的」，不同意的只有26.9%。亦即是說，就算在全港市民中，同意這句話的比例也過半，而且較不同意的比例高出一倍。

在過去三個月，香港市民經歷了一個有條件的激進化（conditional radicalization）過程，政府不回應和平行動，成為了市民接納激烈行動的「條件」。在這背景下，當政府一直不回應市民的訴求時，抗爭者使用更高程度的武力，就變成可以理解的行為，也因此，縱使示威者的武力由雨傘和路障進化到焚燒雜物以及汽油彈，反感的比例都沒有顯著上升。

民意接受激進行動，至少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政府對和平理性行動的不回應，另一方面是示威者的武力抗爭並非沒有規範和約束的。

不過，這是否代表香港市民會接受沒有底線的武力抗爭﹖我們沒有調查數據直接解答這個問題，但筆者和研究團隊在三個星期前開始進行運動參與者焦點小組訪談，在已經進行過的5個焦點小組中，絕大部分參與者都承認，在運動過程中曾對一些激烈的抗爭行動感到困惑，但隨著運動的發展，警暴的提升，政府的不回應，他們開始理解和接受前線抗爭者的行動，甚至對縱火焚燒雜物和使用汽油彈都不太反感。

但同時，絕大部分參與者都強調不會接受完全無底線的抗爭。至於底線在哪裡，有參與者認為武力行動要有清晰和合理的目標，有參與者認為重點在「不傷及無辜」，有參與者強調在抗爭衝突現場對警方使用武力可以理解，但對並非正在執行任務的警員使用武力則不能接受，也有參與者認為最重要是不能搞出人命。

除人命問題，這些底線的著眼點都不在武力程度的高低，而在行使武力時的規範。所以，當談到8月13日機場行動中，有示威者向環球時報記者動武時，雖然事件其實並沒有涉及很高程度的武力，雖然很多焦點小組參與者都指出事件有灰色地帶﹙例如該記者的行為的可疑之處﹚，但也有不少焦點小組參與者明言不認同相關行為。

我們也可以想見，當群眾對群眾的場面出現，抗爭者在受到襲擊時自衛，理論上固然無可厚非，但旁觀者未必看得清楚是誰先出手，對抗爭者在自衛時使用的武力是否合乎比例也可能有不同的判斷。抗爭者如何應對附帶暴力威脅的反動員，可能是民意會否繼續理解勇武抗爭的關鍵。

總而言之，民意接受激進行動，至少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政府對和平理性行動的不回應，另一方面是示威者的武力抗爭並非沒有規範和約束的。民意有條件的激進化，代表著香港人在過去兩三個月一直反思「暴力」和「和平」的定義，從而對相關問題發展出更複雜和仔細的看法。

Martin Luther King Jr.曾經把和平分為負面和正面兩種，這對概念後來被學者Johan Galtung作更為系統的闡釋。負面的和平（negative peace）指社會在表面上沒有衝突和暴力的存在，不過，負面的和平往往只是通過威脅或支配關係來維持的，「和平」的表象背後可以有嚴重的對立，也可以掩蓋著各種不平等和不公義。

正面的和平（positive peace）則是社會上不再有結構性的或制度性的暴力，當公義存在時，人們自然會互相尊重，人與人之間自然會有和諧的關係。特區政府一直強調「止暴制亂」，那只不過是嘗試製造出一種負面的和平而已，而縱使一個社會在一時之間出現負面的和平，那也不代表怨忿的消失，所以也不能確保衝突不會再次發生。如果特區政府真的希望社會能長治久安，需要嘗試建立的是正面的和平，而要朝這方向進發，首先就要正面回應市民對限制警權和政制民主化的訴求。

註： 因應研究對象，問題的字眼稍微修改為「當大型和平示威都未能令政府回應時，示威者有激烈行動是可以理解的」。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