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立峰：市民如何看待示威者与警方使用的武力

【编按】：中文大学此次“反修例”调查报告的全面介绍、采样方法及样本特征，可点其官方网页查阅。9月5日至11日最新一轮民调结果的相关数据，可点此查阅。

特首林郑月娥于9月4日宣布，香港政府将正式撤回逃犯修例修订，算是回应了运动五大诉求之一。不过，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9月5日至11日替明报进行民意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被访者认为特区政府宣布撤回修例、增加监警会委员、设立对话平台，和邀请学者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四项措施，并不足够，认为足够的只有不到20%，其余回答不知道。

另外，在一个0至10分的量表上，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度由8月调查的2.77分变为2.87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由2.96分变为3.16分，算是停止了跌势，但市民对警方的信任度继续下跌，由8月的3.08分下降至9月的2.89分。同时，在9月调查中，继续有8成受访者认为应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一言以蔽之，撤回修例并没有改变民意。一直留意是次社会运动的人，应该不会对这结果感到奇怪，因为运动参与者的焦点其实早已转移。笔者跟邓键一、袁玮熙和郑炜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各游行集会现场进行的调查显示，自从7月14日沙田区游行开始，游行参与者最重要的参与动机，已经由“要求政府撤销‘逃犯条例’修订”变成“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

在过去三个月，香港市民经历了一个有条件的激进化（conditional radicalization）过程，政府不回应和平行动，成为了市民接纳激烈行动的“条件”。

另外，随著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警民混战、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时警方的不执法、8月11日警方在港铁站施放催泪弹及向示威者近距离开枪、8月31日警察进入港铁车厢追打示威人士等事件的发生，香港市民普遍认为警方使用过分武力的情况比示威者严重。中大/明报在8月进行的调查显示，67.7%的受访者认为警方有使用过分武力，认为示威者使用过分武力的市民只有39.5%。在9月调查中，认为示威者有使用过分武力的市民仍然只有39.4%，认为警方有使用过分武力却微升至71.7%。

不过，警方由8月5日至9月10日，连续5个多星期逢周一至周五在下午4时召开记者招待会。警方的传播和公关策略真的完全没有影响民意的能力吗﹖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看看不同政治立场的市民在8月和9月的调查中如何看示威者和警方的武力。

下图显示，8月调查中，90.4%的本土派支持者认为警方使用了过分武力，只有16.3%的本土派支持者认为示威者使用了过分武力。到9月，100%调查中的本土派支持者认为警方使用了过分武力，认为示威使用了过分武力的本土派支持者则下降至6.0%。本土派支持者对冲突双方使用的武力的看法本来就较一面倒，而在8月至9月之间，他们的看法比之前更加一面倒。在另一边，建制派支持者也有类似情况，认为示威者有使用过分武力的建制派支持者由8月的82.4%上升至9月的91.3%，认为警方有使用过分武力的则由8月的18.4%下降至9月的8.9%。

我们见到的是，在政治光谱的两端，人们对冲突双方所使用的武力的判断，都是更一面倒地倾向维护自己的一方。这些数字显示，警方主动通过记者会发放信息，如果对民意产生了影响的话，其影响可能是成功地巩固了既有支持者的看法，但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勇武抗争支持者对警方的负面观感。

相比起来，民主派支持者中认为示威者和警方有使用过分武力的比例均微升。最值得留意的，是中间派或没有政治倾向的市民，认为示威者有使用过分武力的比例由8月的53.2%微跌至9月的51.7%，认为警方有使用过分武力的比例则由51.3%上升至59.6%。

亦即是说，理论上应该较为“客观”或实际上往往较为保守的中间派市民，在8月初至9月初期间，也变得对警方的武力持更为批判的态度。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8月31日警察在太子站进入港铁车厢追打示威人士事件，对没有既定政治立场的市民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行为。在今次运动的信息传播生态中，记者会的解释，始终难以消解直播影像和网络片段的威力。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由8月初至9月初，示威者所使用的武力，客观上是有所提升的，为甚么认为示威者有使用过分武力的市民比例完全没有上升﹖

这个问题的答案，明显地跟是次运动中民意的激进化有关。回到6月中，中大/明报民调问到被访者是否同意“在香港参与抗议活动，一定要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在一个5分量表上，回答“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有82.9%，到了8月的调查，同意该句说话的比例下降至71.6%。在9月的调查中，相应比例再微跌至69.4%。若把被访者按政治立场划分，同意要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的本土派支持者，由6月的53.8%下降至9月的31.8%，在民主派支持者中，同意的比例也由85.2%下降至63.6%。

当然，同意和平非暴力的市民在整体上仍然占大多数，因为该问题指向一个抽离了具体状况的原则，当大家单纯谈抽象原则时，大部分人强调和平非暴力，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在这次运动中，很多运动参与者之所以对激烈行动表示理解甚至支持，是因为大型和平示威未能获取政府的正面回应，在笔者的研究团队进行的游行集会现场调查中，同意“在政府一意孤行的情况下，抗争者采取激烈行动是可以理解的”这句话的比例，在6月16日民阵游行中是69.1%，到8月18日另一次民阵大型游行时已上升至94.2%。

9月的中大/明报民调也加入了类似的问题（注），结果显示，在全港市民当中，55.7%同意或非常同意“当大型和平示威都未能令政府回应时，示威者有激烈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不同意的只有26.9%。亦即是说，就算在全港市民中，同意这句话的比例也过半，而且较不同意的比例高出一倍。

在过去三个月，香港市民经历了一个有条件的激进化（conditional radicalization）过程，政府不回应和平行动，成为了市民接纳激烈行动的“条件”。在这背景下，当政府一直不回应市民的诉求时，抗争者使用更高程度的武力，就变成可以理解的行为，也因此，纵使示威者的武力由雨伞和路障进化到焚烧杂物以及汽油弹，反感的比例都没有显著上升。

民意接受激进行动，至少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政府对和平理性行动的不回应，另一方面是示威者的武力抗争并非没有规范和约束的。

不过，这是否代表香港市民会接受没有底线的武力抗争﹖我们没有调查数据直接解答这个问题，但笔者和研究团队在三个星期前开始进行运动参与者焦点小组访谈，在已经进行过的5个焦点小组中，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承认，在运动过程中曾对一些激烈的抗争行动感到困惑，但随著运动的发展，警暴的提升，政府的不回应，他们开始理解和接受前线抗争者的行动，甚至对纵火焚烧杂物和使用汽油弹都不太反感。

但同时，绝大部分参与者都强调不会接受完全无底线的抗争。至于底线在哪里，有参与者认为武力行动要有清晰和合理的目标，有参与者认为重点在“不伤及无辜”，有参与者强调在抗争冲突现场对警方使用武力可以理解，但对并非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员使用武力则不能接受，也有参与者认为最重要是不能搞出人命。

除人命问题，这些底线的著眼点都不在武力程度的高低，而在行使武力时的规范。所以，当谈到8月13日机场行动中，有示威者向环球时报记者动武时，虽然事件其实并没有涉及很高程度的武力，虽然很多焦点小组参与者都指出事件有灰色地带﹙例如该记者的行为的可疑之处﹚，但也有不少焦点小组参与者明言不认同相关行为。

我们也可以想见，当群众对群众的场面出现，抗争者在受到袭击时自卫，理论上固然无可厚非，但旁观者未必看得清楚是谁先出手，对抗争者在自卫时使用的武力是否合乎比例也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抗争者如何应对附带暴力威胁的反动员，可能是民意会否继续理解勇武抗争的关键。

总而言之，民意接受激进行动，至少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政府对和平理性行动的不回应，另一方面是示威者的武力抗争并非没有规范和约束的。民意有条件的激进化，代表著香港人在过去两三个月一直反思“暴力”和“和平”的定义，从而对相关问题发展出更复杂和仔细的看法。

Martin Luther King Jr.曾经把和平分为负面和正面两种，这对概念后来被学者Johan Galtung作更为系统的阐释。负面的和平（negative peace）指社会在表面上没有冲突和暴力的存在，不过，负面的和平往往只是通过威胁或支配关系来维持的，“和平”的表象背后可以有严重的对立，也可以掩盖著各种不平等和不公义。

正面的和平（positive peace）则是社会上不再有结构性的或制度性的暴力，当公义存在时，人们自然会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自然会有和谐的关系。特区政府一直强调“止暴制乱”，那只不过是尝试制造出一种负面的和平而已，而纵使一个社会在一时之间出现负面的和平，那也不代表怨忿的消失，所以也不能确保冲突不会再次发生。如果特区政府真的希望社会能长治久安，需要尝试建立的是正面的和平，而要朝这方向进发，首先就要正面回应市民对限制警权和政制民主化的诉求。

注： 因应研究对象，问题的字眼稍微修改为“当大型和平示威都未能令政府回应时，示威者有激烈行动是可以理解的”。

（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