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伯拉・丁號歸來》：推理小說迷的寶藏遊戲

「你去過阿富汗，我看得出來。」

華生大吃一驚，以為福爾摩斯是從他人那裡聽到這個信息，只見福爾摩斯邏輯縝密地給出論證：「這位先生是搞醫學的，明顯有軍人風度，那就清楚了，是個軍醫；他是從熱帶地方剛回來，因為臉曬黑著呢；他經歷過磨難，身體有病，這從臉上一望便知，形容枯槁；左臂有傷，使喚起來有點僵硬，不自然；那是熱帶的什麼地方，讓一位英國的軍醫吃了許多苦，還傷了一隻胳膊呢？這不用說，阿富汗唄。」

這是大名鼎鼎的福爾摩斯所做的第一次推理。這套推理手法被稱為「演繹法」，直白的形式是「如果p，那麼q」，是福爾摩斯破案時最為仰賴的工具，也是整個《福爾摩斯探案集》最過癮也是最令人鬱悶的部分——過癮在於彷彿掌握細節與邏輯就掌握了世間萬物運行的規律，鬱悶在於這永遠是福爾摩斯的獨角戲，結論出來再給論證，讀者只能追著福爾摩斯跑。

百無聊賴的下午，好友楊靜向我推薦了一款遊戲，推薦語有二：「它被稱作是真正的推理遊戲」，「通關難度非常大」。這兩句話真是拳拳到肉，對我這樣的推理小說迷而言，有什麼比走進極具難度的推理遊戲證明自己來得滿足呢？進入遊戲不久，我就能肯定這款名為 《奧伯拉・丁號歸來》（The Return of Obra Dinn ）的遊戲的確適合我。剛開始那幾幕讓我相信，這遊戲簡直讓推理小說迷、尤其是福爾摩斯迷揚眉吐氣。

柯南道爾：演繹法

奧伯拉・丁是一艘英國遠航船的名字。1802年，它在一次航行中消失於海上；1807年，奧伯拉・丁號重歸人們的視野，但船上空無一人，隨行出海的六十人不見蹤跡。回看歷史，19世紀初英國已是海上霸主，在世界各地瘋狂出航擴張殖民。這宗謎案牽涉到大航海時代特有的各色人等和航海技術，我要扮演的是保險公司調查員，任務是進入船隻、四處遊走，查明失蹤的六十人下落。所能借助的是區區一塊懷錶和調查札記。

前者像時間機器，每當玩家在船上發現一具屍體痕跡，懷錶會幫助玩家回到案發瞬間、展開調查。而調查札記則起到兩個作用：提醒玩家遊戲進度，因為每次破案玩家都需要把札記裡的具體事件填寫完整，空白頁數多少可以看出距離通關還有多遠；札記也能幫助案件偵查，因為裡面收錄了航線圖、船的結構圖、六十人的全部名單和肖像圖。每個發生的事件都會在航線圖和結構圖有所體現，以箭頭和虛線表明事件的發生順序。至於全員名單和肖像圖，如果能把上面的信息簡單瀏覽一遍，就能把人粗略劃分成幾組，推理難度因此大大降低。

遊戲任務是查證六十人的下落，有三個參數要查證清楚：姓名，樣貌和下落。其中姓名在全員名單上，樣貌在全員肖像圖中，而懷錶回到的現場卻只有某個人死前那一刻，所以要破案就必須把全員名單和札記本裏的肖像圖一一匹配。這我馬上想起文初福爾摩斯的精彩出場。在這艘船上，我也要像福爾摩斯一樣動用所有觀察力，口音、衣著甚至鞋子的款式都不能放過。也就是說，一定要用到演繹法。

譬如，全員肖像圖中只有一個人有圖騰紋身，說明這人的文化信仰很有可能異於他人。此時可以考慮船上的國籍分布——西歐人、北歐人、中國人、印度人以及一個波斯人、一個新幾內亞人和一個塞拉利昂人。既然整條船隻有一個人有紋身，人數為一的波斯、新幾內亞和塞拉利昂最有可能是答案。再觀察到那人在船上的站位，應該是桅樓守望者而不是水手，故而可以排除塞拉利昂（名單上顯示塞拉利昂人是個水手）。縱觀十個桅樓守望者，其中一人頭上纏著典型的中東頭帶，更有可能是波斯人，因此擁有圖騰紋身的那位船員最有可能是來自新幾內亞的桅樓守望者馬巴。事實證明我的答案是對的。當然此處有不止一種解法，遊戲中也有別的細節提供別的線索，但一個福爾摩斯迷怎麼能忍住不這樣去通關呢？

艾勒里·昆恩：在遊戲裡做代數

不過，如果只是直接的細節觀察， 《奧伯拉・丁號歸來》就會變成比比誰更細心、比比誰知識更淵博的答題比賽。但一個偵探更重要的能力不是知識量，而是縝密的邏輯。在有限的條件下大膽假設，並且根據實際情況的反饋修正結論，這正是偵探哲瑞·雷恩（Drury Lane）最了不起的地方。

如果票選推理史上最偉大的作家，柯南·道爾爵士、阿加莎老太太、雷蒙·錢德勒的粉絲可能會爭吵不休。但如果票選推理史上最偉大的「兩個作家」，一定非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莫屬。因為昆恩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對熱愛吵架的表兄弟。艾勒裏·昆恩是佛德列克·丹奈和曼佛瑞‧李兩個表親共同使用的筆名。這兩人的作家身分向來撲朔迷離，在以艾勒裏·昆恩名震江湖後，他們又不甘寂寞地找到一個新名字巴納比·羅斯（Barnaby Ross）藏在背後創作，並和舊作打擂台。要到幾年後，吵得不可開交的讀者們才恍然大悟，原來艾勒里·昆恩、巴納比·羅斯是同兩個人。

在巴納比·羅斯的小說中，《X的悲劇》被認為是推理小說歷史上最完美、縝密的作品。小說主角偵探哲瑞·雷恩通過兇器的特徵大膽假設兇手的裝備，再根據現實情況一一排除不可能，直至唯一答案浮現：

一個下雨天，一群朋友擠上電車後，命案發生了。兇器是插在軟木塞上的毒針，被放在被害者的口袋裡，毒針的見效時間之短使得兇器必須在車內被投放。大雨使車廂成密室，直到售票員下車找警察為止，沒人下過車。

兇手如何手持兇器而不誤傷自己？有三個備選答案：手套、手帕和鑷子，鑷子太顯眼，而手帕無法提供萬無一失的保護，那就只剩手套了。順著這個思路的下一個謎題是，手套為什麼不見了？很簡單，被扔了。誰扔了？只能是唯一下過車去找警察的售票員

這就是典型的哲瑞·雷恩式推理方式，讀者和偵探所處的位置是完全平等的，謎面上一切事件背後都存在著邏輯，事情之所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發生，是因為背後的邏輯，找出邏輯，謎底就揭曉了。

在 《奧伯拉・丁號歸來》裡，僅依靠直接觀察的線索並不足以破解全部謎題。好在遊戲引入尤為有趣的規則——每查明三個人的死因，並且成功地把死者的姓名、樣貌匹配，遊戲就會自動提示玩家解謎成功。

這樣就給我假設的空間，可以利用兩個確定的判斷來推斷第三個人的身份、下落。 在遊戲裡，心思縝密的玩家甚至可以一次假設多種情況，根據遊戲的反饋不斷調整思路。玩家的腦容量越大，記住失敗的情況越多，越容易排除選項，快速通關。

如果你喜歡數理邏輯的話，可以這樣理解這個規則。每個人有三個未知數姓名（x）、樣貌（y）和死因（z），三個人即有（x1,y1,z1）、（x2,y2,z2）和（x3,y3,z3）三組參數共九個未知數，整個遊戲有六十組人一百八十個未知數，九個參數回答正確遊戲會自動提示一次。利用「自動提示」這個規則，最保守的方式是用八個確定參數推測剩下的一個，但玩家同樣可以大膽一點，進一步假設第四個人（x4,y4,z4）、第五個人（x5,y5,z5）的參數，甚至更多。如果遊戲沒有提示正確，那說明假設不對，玩家因此可以調整，直至成功為止。但這個方法要慎用，如果盲目試錯則大大折損遊戲的樂趣。針對這點，遊戲也有一個巧妙的設計，在線索不足之前，人物的面部是模糊的，提示目前還不夠線索判斷此人身分，玩家也可以此為標準，判斷條件是否充足。

宮部美幸：兇手為什麼要這樣做？

誰被殺死了？

原因是什麼？

人是怎麼殺的？

推理過程是什麼？

以上是遊戲中讓古典推理小說迷倍感親切的元素。通常來說，古典推理的重要角色一般「只」包括偵探、犯人、受害者若干（一般不超過五個），像《奧伯拉·丁歸來》這樣一次交代浩浩蕩蕩幾十人的姓名、國籍、職務、樣貌及下落的有沒有呢？還真的有，日本國民作家宮部美幸的推理名作《模仿犯》就是這樣一部反古典推理小說的作品，一千四百頁，四十三個人。用台灣作家唐諾的話，沒有一部本格派（古典推理的日本別名）能夠寫成這個規模。

《模仿犯》代表著與本格派相對的另一大推理流派：社會派。本格派講求解謎的過程，大多數精彩的本格派作品都限制在三百頁內，這個篇幅能夠鋪開四五個謎題供讀者思考，再長，讀者就要罵騙稿費了。而社會派和本格派相對，比起誰怎麼殺人，社會派小說更在意另一個問題——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在洋洋灑灑上百萬字的《模仿犯》裡，宮部美幸不僅帶著讀者走了一遍兇手的人生，他是誰，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把冷酷的罪犯放回到社會脈絡中，讓罪犯不再只是符號，被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兩條線路她也傾注精力給出篇幅，四十三個人，沒有一個是符號化的、功能化的，宮部美幸真實準確地描繪了日本「泡沫經濟」後一代人的艱苦掙扎。

回到《奧伯拉·丁歸來》，查明六十人的身分下落這個要求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每個人都是重要的，是完成遊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此以外，遊戲本身的一些設定也使得玩家可以自行決定要看到什麼，要從誰的角度進入遊戲，例如玩家可以自行選擇為人物添加書籤，這樣在故事線路圖上就會標記出該人物出現過的劇情章節，順著標記即可把該人物出現的章節完全走一遍。一如《模擬犯》展現了日本「泡沫經濟」後的社會景觀圖，在《奧伯拉·丁歸來》中我們可以看到海上殖民擴張時期的船上百態圖，貪婪的亡命之徒，正直的好人，微小的命運在大時代下的身不由己，對這個遊戲來說，每個人都是受害者，大多數人是兇手，而偵探沒有帶來正義。

對於一個解謎至上邏輯為王的本格小說迷來說，這個遊戲可謂讓人「一本滿足」，遊戲設計本身讓人自然而然就會用上在推理小說裡學到的方法，觀察、假設、修正、得出結論。犯案詭計這種東西，看多就會覺得大同小異，失去驚喜，這時候唯有自己當一把偵探才足夠過癮。可以說，《奧伯拉·丁歸來》最出色的就是通關過程最大程度地模擬推理小說的破案思維。

而對一個社會派迷而言，吹毛求疵地說，遊戲的人物刻畫還有進步空間，故事本身可以更飽滿，更多起承轉合，既然無論如何都要了解這六十個人，是不是可以更有故事張力呢？當然，這是對傑作才提的要求。我邊玩遊戲邊想，如果再往後很多年，是不是就會出現「本格推理遊戲迷」、「社會推理遊戲迷」這樣的群體呢？無論如何都很想活到那個時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