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中國還是不是發展中國家？

與中美貿易戰平行推進的，是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推動的一系列規則改變。美國最大的要求，莫過於取消中國現有的「發展中國家」地位，這個要求遭到了中國的激烈反對。但是如果深入觀察，很快就會發現其實在現有WTO規則下，中國並沒有因「發展中國家」的標籤而獲得太多優免。但私下裏，一些中國官員的態度卻是，中國願意調整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待遇，但「發展中國家」的頭銜必須保留。

那麼，中國究竟還算不算「發展中國家」？為什麼這個標籤對中國如此重要？

美國：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

今年7月26日，貿易戰正酣之時，美國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而在7月白宮發出備忘錄之後，中國官方媒體也立刻組織了一輪宣傳反擊。

去年2月，蓄勢待發的中美貿易戰吸引了媒體大部分的精力，並沒有太多人注意到美國在日內瓦向WTO成員散發的一份倡議。這份長達45頁的文件用了大量篇幅說明，當前WTO對發展中國家 「特殊和有區別的待遇」，已經不再符合現實，還成為了WTO未來談判的阻礙，以及世界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絆腳石，到了需要變革的時候。

美國的這份報告用了大量數據和例子來說明許多在WTO裏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的成員（主要是中國，但香港、台灣、韓國、新加坡也多有提及），在各項經濟社會指標上（如貿易，國民收入，對外投資，科技，跨國公司，國防力量），其實已經相當發達，不應該再算作「發展中」。

今年7月26日，貿易戰正酣之時，美國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白宮向美國貿易代表（USTR，現任代表為萊特希澤）公開發出備忘錄，要求 USTR 在90天內採取行動，糾正一些國家因發展中國家地位而獲得的「不公平貿易利益」。

中國在上述兩次美國提議後，都立即提出了明確反對。在去年美國發出WTO倡議之後，中國立即聯合印度、南非等國，發表了一份回應。這份回應開頭引用美國國父托馬斯傑斐遜名言「平等對待不平等乃是終極不平等」，批評美國「選擇性摘取一些經濟和貿易數據」，而忽略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仍然普遍存在的巨大經濟鴻溝。中國駐WTO代表張向晨在隨後的公開聲明中特別指出： 「自WTO成立至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人均GDP上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而在7月白宮發出備忘錄之後，中國官方媒體也立刻組織了一輪宣傳反擊：發展中國家，是自己「長大」的，而不是「嚇大」的。發展中國家當前在WTO中，不是權利太大，而是太小；美國的提議，自然十分「荒唐」。

從「第三世界」到「發展中國家」

「發展程度低的國家」 還有幾個類似的說法，但各有各的問題。

「發展中國家」這個詞的具體起源已經不可考，但在大眾媒體詞彙表上，「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的直接繼承者。很多人會將兩者等同，因為兩者通常都意味着「窮國」。儘管今天的主流媒體已經很少再用這個詞，但並不妨礙許多老派的人繼續使用，如在去年的口水戰中，白宮經濟顧問庫德羅（Larry Kudlow）就公開宣稱：「中國已經是一個第一世界經濟，卻表現得像個第三世界經濟」 (「China is a first-world economy, behaving like a third-world economy」)。

「第三世界」的說法，來自於「三個世界論」，其本質是用意識形態將國家歸類：資本主義國家為「第一世界」，共產主義國家為「第二世界」，而其餘那些難以定義意識形態的國家，則為「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這個詞第一次在大眾媒體上出現，是1952年法國人薩維（Alfred Sauvy）在《觀察家》(L’Observateur)上，借用法國大革命前「三個等級」的分類，感慨徐徐落下的意識形態鐵幕正在地球上形成「三個世界」。

60年代全世界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造就了許多意識形態上難以用「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兩分法定義的新國家，而這些國家普遍較為貧窮。因此「第三世界」也就漸漸淡化了意識形態色彩，而強調其經濟特徵。

「第三世界」後來漸漸過時，主要是因為這個詞有一定的等級色彩。今天的許多媒體編輯指引（如美聯社），都以「第三世界」帶有貶義為理由，建議在出版物中使用「發展中國家」一詞替代。

今天的國際社會對於哪些是「最不發達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有普遍的共識。聯合國從70年代就建立了一個明確可操作的判斷標準：貧困、營養水平、教育、健康、識字率、經濟脆弱性。根據這些指標，今天全世界共有47個最不發達國家，其中33個在非洲。

除此之外， 「發展程度低的國家」 還有幾個類似的說法，但各有各的問題。「不結盟運動」 （non-aligned movement, NAM）的國家成員，說法與「第三世界」類似，但這個標籤更為強調意識形態屬性，而不是經濟特徵。「南方國家」 的概念（Global South）雖然完全從發展程度出發，與「第三世界」理論上更為接近，但其名稱中的地理意涵常常造成混淆（貧窮國家雖然大多在南半球，但澳大利亞、新西蘭這兩個公認的富裕國家也在南半球。同時北半球也有很多貧窮國家，如孟加拉國）。

誰是發展中國家？

對於市場交易機構來說，如何歸類中國會產生「真金白銀」的後果。

馬來西亞是發展中國家，洪都拉斯也是發展中國家，即使前者是後者人均GDP的5倍。介於「最不發達」和「發達」之間是大片的灰色地帶。到底怎樣才算是「發展中」，從來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和範圍。以發展和減貧為目標的世界銀行，以「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將所有國家分為四類：低收入（人均GNI低於995美元）；中低收入（996-3895美元）；中高收入（3896-12055美元）；高收入（高於12055美元）。而在2016年之前，世界銀行常常非正式地將前兩組當做發展中國家的指標。如果嚴格按照這個標準，中國（2018年人均GNI為9470美元，屬於世界銀行標準下的中高收入國家）算不上發展中國家。但這從來只是一種非正式的做法，收入只是眾多發展指標的一項。2016年之後，世界銀行在其數據歸類中完全取消了「發展中國家」這個類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將近40個成員列為「發達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其餘140多個成員則全部裝進」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這個大口袋裏。為了避免質疑，IMF特意強調這個分類只是為了「方便起見」（for convenience），而非基於任何標準。中國在IMF的上述分類中，上屬於「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

對於市場交易機構來說，如何歸類中國會產生「真金白銀」的後果，因為指數工具是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把中國放在什麼類型的指數中（中國和什麼經濟體更類似？），以及相應的權重設計，會直接影響交易和投資策略。比如在外匯交易中，中國按照一般分類屬於「大型新興經濟體」（Large Emerging Economy）。新興市場的一般特點是，如果出現增長壓力，通常會出現本幣資產貶值，資本外流（如中國在2015年，或者最近的阿根廷）。但在一些情況下（如2018年），面對經濟減速，中國卻表現得更像是發達經濟體（Developed Economy）——資本流入增加，本幣資產相對穩定。 這樣的「非驢非馬」，經常導致中國需要單獨的指數和交易策略，而不能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放在一個籃子裏。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旨在全面衡量各國發展水平，從教育、醫療到性別平等，有一系列量化指標，但也避了「哪些是發展中國家」這個燙手山芋，只是就事論事地根據 HDI 將國家分為發展程度「非常高/高/中等/低」四個組別。中國在 HDI 的189個觀察對象中排名第86，屬於「高」。

WTO 與上述國際組織都不同，並不避免 「發展中國家」這個概念，恰恰相反，其條約和規則中大量使用這個概念，甚至有專章討論發展中國家待遇。但是，WTO認定發展中國家的辦法非常特別：首先，最不發達國家（根據世界銀行認定，有明確標準，也會定期調整）自動享受發展中國家待遇。但在這之外，則完全靈活，成員完全可以「自封」為發展中國家，只要其他條約成員接受即可。此外，一個成員可以在某一條約中宣布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而在其他條約中不動用這個選項（如韓國只在涉及漁業和農業的貿易談判中宣布自己是「發展中國家」）；或者，以前使用過這個選項，但承諾未來不再使用（如台灣和巴西）；又或者，雖然以前沒有宣布過，但未來決定使用這個身份。

「發展中」身份在WTO中完全是一個動態選項。WTO對外宣稱164個成員中有「大約三分之二」是發展中經濟體，但每個成員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這個身份，千差萬別。這也就造成了許多WTO意義上的「發展中經濟體」和普通人的認知有不小區別。前文提到的白宮發布的「不公平貿易利益」備忘錄，就專門點名了香港、澳門、韓國、新加坡（都在WTO中各類談判中至少使用過一次 「發展中經濟體」身份）這些很多人眼中的「發達地區」，以試圖證明這一機制的不合理。

發展中國家特別待遇的前世今生

大量的新獨立國家雖然在經濟地位上仍然「邊緣」，卻因數量大增而政治話語權加強。

為什麼 WTO 會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條件？

在殖民時代，大量國際貿易發生在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宗主國作為工業化的「核心」國家，以技術和資本為優勢，向位於「邊緣」的殖民地，輸出製成品，並獲得原材料和人力。雙方之間的貿易條件（如關税高低，市場準入等），以宗主關係為基礎。到了1960年代，殖民地紛紛獨立，宗主關係不再，貿易條件也隨之需要重新議定。大量的新獨立國家雖然在經濟地位上仍然「邊緣」，卻因數量大增而政治話語權加強。因此對於發達國家來說，要想維持國際貿易，就必須向這些大量出現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優惠。

當時主流的發展經濟學，對於貿易自由化抱有相當的警惕。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如果全方位開放貿易，發展中國家就會對發達國家產生技術和資本依賴，只能永遠出口初級產品，而無法實現工業化，固化為「邊緣」國家。在這個邏輯下，發展中國家需要「保護」國內市場，以實現進口替代的觀點十分流行。在國際貿易中開放市場、降低關税的行為，也被視為一種犧牲和損失。

上述兩個條件疊加，就推動了關貿總協定（GATT, WTO的前身）在1965年加入了著名的第四部分，即「貿易與發展」一章。條約的這一部分規定了，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談判時，實行非對等（non-reciprocity）原則。這一原則就是今天WTO規則中，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的基礎，往往被概括為「特殊和有區別的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SDT）。

根據SDT原則，發達國家需要主動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貿易優惠條件，而發展中國家則不需要提供對等待遇。同時，發展中國家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時間來落實新的條約承諾，或者有更長的緩衝期來執行條約承諾。

舉例來說，美國（1948年加入關貿總協定）是無爭議的發達國家，而尼日利亞（1960年加入關貿總協定）是公認的發展中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尼日利亞在加入WTO後，仍然可以執行比美國高的多的關税。2013年時，美國人均GDP約53,000美元，為尼日利亞（3,000美元）的近18倍。美國當年的平均應用進口税率為3.4%，而尼日利亞則高達11.7%。關税税率的表面「不對等」，並不影響發展中國家參與WTO。中國2001年加入WTO，加入條件中也包含了多個基於發展中國家身份的「過渡期」，比如7年之內將平均關税降低到10%，5年之內對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等等。

除了擴大成員數量這個動機之外，WTO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非對等」優惠條件也有許多現實和技術性的考量。發展中國家普遍徵税能力不強，關税是許多新興國家的重要財政來源，短期內大幅降低關税，雖然可以促進貿易，但也有可能削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因此需要階段性降低税率。此外，不少新興國家也沒有足夠的專業人才，來處理複雜的國際貿易事務，技術支援和過渡期不可或缺。

但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優待也造成了一系列問題。首先就是其不對等性，雖然有一定的道義基礎，但在實踐中，不對等待遇常常導致發達國家沒有太大的動力提供優惠，或者只是選擇性地提供優惠。前文提到的關貿總協定第四部分，雖然支持了發展中國家權利，但並沒有太強的約束力，只是一個要求發達國家「盡力」（best endeavor）的要求。其結果就是，發達國家在提供優惠時常常有所保留。

以美國和尼日利亞為例，雖然美國的平均關税比尼日利亞低的多，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出口量集中的農產品、紡織品、服裝這幾個單項上，美國的關税都明顯高於其平均税率，這就實際上限制了發展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導致實際優惠往往有限。此外在WTO談判中，雖然國家可以自行主張其發展中國家身份，但必須要得到其他締約方的一致認可才行，這也就形成了另外一重限制。

美國的抱怨的確也點到了一些實際的問題。

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地位，是不是真的像美國如今大聲抱怨的那樣，完全「不公平」，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美國的抱怨的確也點到了一些實際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在理論上，都有可能在某一時刻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但是現有的WTO規則卻沒有任何「畢業」的要求，這也就消解了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台灣和巴西去年主動要求畢業（承諾在未來談判中不使用發展中國家身份），自然是出於多重考慮、主動向美國立場靠攏。但是在沒有外部約束的情況下，主動畢業的情況很難強求。

特別待遇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也不完全是好事。非對等開放貿易的可能性，常常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一個藉口。60年代以來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反覆顯示，幼稚產業保護和進口替代政策在實踐中大部分時候弊大於利，常常助長權利尋租和資源浪費，反而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因此高壁壘、低承諾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再是經濟優惠，而是發展障礙。這當然不是說發展中國家就必須無視自身能力，無條件、一次性地擁抱貿易自由化，但至少應將貿易自由化視為努力方向，而不是負擔。當前的 WTO 優惠待遇，初衷是幫助發展中國家，實踐中卻可能產生負面效果。

中國的特例

中國雖然在入世談判中主張了發展中國家身份，但實際優惠非常有限。

而中國在WTO中又是一個特例，中國在WTO中因發展中國家身份，而享受的豁免和例外，比其他發展中國家要少的多。

世貿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在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 1986-1992）談判之前，對於新成員，特別是新的發展中國家成員，加入要求較為寬鬆。關貿總協定時代（1948-1994），締約國的前殖民地，在獨立之後只需申請就可以加入，理論上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諾。結果就是早期加入的發展中國家（如尼日利亞），往往保留了較高的關税壁壘。但在烏拉圭回合之後，新成員的加入條件，特別是其貿易自由化的標準，大大提高。

這其中又以中國為甚，2013年中國的平均執行關税是9.9%；而當時同樣主張發展中國家身份的巴西，雖然比中國更「富裕」（人均GDP更高），平均關税卻高於中國（13.5%）。二者的區別就是，巴西加入世貿比中國更早。中國入世的標準和條件比其他國家要高很多——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入世談判極為困難，前前後後談了15年之久。

中國雖然在入世談判中主張了發展中國家身份，但實際優惠非常有限。雖然獲得了一些過渡期安排，但並不是所有的過渡期都對中國有利。例如，中國的入世條件中包含了一個「15年非市場經濟地位」的條款。這個條款允許其他世貿成員在15年內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在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中也就因此可以執行更嚴厲的懲罰性措施。這一過渡期在2016年到期，但是美歐目前沒有任何跡象改變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實際上在無限延期。另一個例子是，美國在中國入世之後的很多年裏，仍然保留了在某些產品上對中國單方面執行貿易限制的權利。在入世之後的其他新條約談判中（如《貿易便利化協定》），中國也並沒有獲得太多發展中國家優惠。

正如前文所說的，寬鬆的入世條件並不總是有利，嚴苛的標準有時也可能是「良藥苦口」。經濟學家鄧敏強和魏尚進發表於2008年的一項著名研究顯示：加入世貿組織的標準越高，對國內經濟改革的推動力越大，之後經濟表現也越好。中國是同期加入世貿組織的成員中作出改革承諾最多的，同時中國在入世之後的經濟增長也是顯著的，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關聯聯繫。表面上是吃了虧，實際上卻讓反對改革的國內利益集團少了一個阻撓的藉口，這也就是朱鎔基時代，中國成功以對外開放，倒逼國內改革的關鍵所在。

美國自然也明白，僅僅摘掉中國在 WTO 中「發展中國家」這頂帽子，對中國的國際貿易地位並不會產生什麼實際的影響。但這只是美國推動WTO改革的第一步，其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影響。對於美國來說，最終的目標是讓 WTO 從一個仲裁、磋商機構，變得更有強制力，減少現有規則的彈性和例外。相比美國單邊發動貿易戰，改革多邊國際組織的倡議也更容易獲得歐盟和日本的支持。

為什麼中國堅持要做「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這個名詞的政治意義，也遠遠大過其實用價值。

既然中國並沒有享受到什麼優惠，為什麼還要努力保留發展中國家這頂帽子？私下裏，一些中國官員透露出來的態度是，只要中國能夠保留發展中國家這個身份，其他都可以談——這不免令人好奇。

一種解釋是，雖然發展中國家這個身份在WTO已經對中國沒有實質意義，但在其他國際組織和條約中仍然重要。發達國家在許多國際條約中要承擔的義務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例如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里程碑協議《京都議定書》中，發達國家有強制的減少温室氣體排放目標，而發展中國家則沒有。其理論根據，便是與 WTO 十分類似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減排意味着大量資源投入，是短期內的經濟負擔。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當前沒有任何強制減排的義務，但如果在 WTO 中「升格」，就很難保證不產生連鎖反應，在其他國際條約中面臨大量的發達國家義務。

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這個名詞的政治意義，也遠遠大過其實用價值。

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最早還要上溯到 「第三世界」這個概念。如今人們似乎都已經默認了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至少曾經是）。但按照最初「三個世界」的意識形態分類，共產主義陣營的中國應該屬於「第二世界」才對。中國是什麼時候變成「第三世界」的？

中國自我認定為第三世界，最早發生在70年代。中蘇分裂後，中國調整「一邊倒」的外交方針，開始尋求新的國際定位。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 「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中國自此正式以「第三世界」國家自居。而毛澤東這個分類法的依據，既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經濟水平，而是權力分配：單極世界/兩極世界/多極世界。「多極世界」是主宰今日中國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世界觀，而中國所處的這一極，就是發展中國家。而中國論證自身發展模式的合理性，需要證明「中國模式」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使用。正如官方文宣所說：「中國的成功證明，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選擇，西式制度不是唯一的方案，資本主義道路不是人類通往現代化的唯一道路。」

人權常常是中國在國際秩序輸出中的弱點。如果說「中國模式」的經濟邏輯尚有一定吸引力的話，所謂「中國夢」背後的道德和價值吸引力，仍然幾近空白。而「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則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難得的人權理論支撐。1986年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將發展權利定義為「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當然不是說發展權是人權的唯一內容，但卻很方便地成為了中國人權論述的重要論點。緊緊抓住「發展權」這一項政治權利，將經濟績效上升為道德正義，就成為了一種非常現實的選項。如人民日報以下這段論述：

「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確認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多人口的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中國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堅持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習近平《致「紀念〈發展權利宣言〉通過三十週年國際研討會」的賀信》，2016年12月4日）

要證明「中國模式」的適用性，中國必須保持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如果中國升級為「發達國家」，那麼中國要解決的問題，就從全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問題，變成了全世界少數的發達國家問題，實用性和吸引力大大降低。而且，發達國家的問題大部分是所謂「資本主義問題」——中國要麼承認自己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要麼被迫對資本主義發起正面挑戰。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兩者顯然都不可行。

而在國際秩序之外，丟掉「發展中國家」這頂帽子，也將牽動許多國內的敏感神經。從憲法到執政黨，今天的中國依然理論上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然而中國可以長時間避免「姓資姓社」的爭論，允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生產方式並且允許私有制，靠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意識形態補丁。按照官方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意味着生產力不發達，而正是因為中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一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位發生改變，中國變成了一個發達國家，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還應該允許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嗎？這就會變成一個棘手的問題。

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理論問題。

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理論問題。2018年底，民營企業因為信貸緊縮而普遍面臨巨大生存壓力之時，輿論場裏突然跳出一個不知什麼來頭的吳小平，發表了著名的「私營經濟離場」論。其言論之直白，時機之敏感，身份之神秘，一時引發巨大政治猜想，甚至造成不少民營企業家的恐慌。「吳小平」們的核心邏輯是，私有制在中國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只是暫時性的工具，終究有一天要離場，而現在離場的時刻已經到來了。此後，但凡有風吹草動——如馬雲退休、國企收購民企，總有人要擔心這是新一輪「公私合營」的開始。企業家信心動搖直接導致經濟不穩，最後習近平需要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來舉行一場「民營企業家座談會」，才暫時穩住了信心一旦中國對外宣布已經成為「發達國家」，上述場景恐怕又要再來一次。

中國的發展中國家之辯：不是我在哪裏，而是我要去哪裏

在可見的未來，中國還都會選擇做一個非常特別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有這個世界近六分之一人口和經濟活動。這樣的規模也就意味着，任何以「平均國家」作為潛在應用對象的國家分類法，面對中國時，都會顯得笨拙。「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這樣的簡單兩分法，在技術上很難描述中國的現狀。

有人可能覺的，中美這一輪「發展中國家」口水戰，是進入了「什麼是平等」這個古老的哲學議題，因此很難有什麼明確的結論。其實不然，「發展中國家」這個名稱定位對於中國來說有相當明確的路徑指向，不僅僅是一個對於事實和現狀的描述。其作用並不限於回答「我在哪裏」，而暗含着意願和取向，是「我要去哪裏」的問題。

中國需要緊緊抓住發展中國家這頂或許並不怎麼合適的帽子，是因為這個身份有利於中國對外輸出秩序，制定規則，給「中國模式」提供了上升的空間。這個身份也維持了國內「不爭論」的狀態，讓中國在意底牢結和經濟規律之間，得以繼續保持平衡。以此觀之，在可見的未來，中國還都會選擇做一個非常特別的「發展中國家」。

（楊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