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專訪

寇延丁在宜蘭:以農耕療癒生命,但必須面對的是恐懼

從中國的牢獄來到台灣,她在宜蘭種田,體悟生命,觀察社運,思考社會,但最終,她還是選擇回到對岸去面對可能的命運⋯⋯


作家寇延丁。 攝:陳焯煇/端傳媒
作家寇延丁。 攝:陳焯煇/端傳媒

造訪宜蘭深溝這兩天,女主人寇延丁幾乎不得閒。主要是時值盛夏,也近秋收,邊接受訪問,她得邊忙農活。

在掛滿自製器械的灶房裡,她一會兒從冰箱搬來大量自釀酒水、自製冷漬果醬,果汁機沒多時又飛轉出新鮮汁液。滿桌甜水冰品絕無冷場,客人搖手稱謝也阻攔不及。

還沒消化完全,又追著她跨騎鐵馬,往她兩分大的田裡去。寇延丁穿套長筒雨靴,利索地引田水,打老葉,捉拿萬惡福壽螺。好不容易節奏緩下來,只見她坐在田中央的一棵樹腳,抓手套給自己搧風。她笑得很寫意,「哎,我說種田真的好療癒。」

寇延丁在她的農田上。
寇延丁在她的農田上。 攝:陳焯煇/端傳媒

深溝的晴耕雨讀

這身形清瘦的54歲女子來自山東泰安,是個自由作家。她把這兩年多下田吃喝的事蹟為文成書,起名叫《親自活著》。書末,她為自己連篇醉心釀酒的陶然生活向讀者賠罪,「請你一定原諒我,這是在炫耀我的自由。」

如今的語氣和容顏讓人難以聯想起的,是三、四年前,她曾在受訪時,聲淚俱下地講述一段生死修煉;在山東老家,也曾壓抑拿鋸子往手臂砍去的自殘衝動。

2014年10月10日,寇延丁在開往五臺山的臥鋪車廂上被捅醒,電筒光砸在半醒半睡的臉上。「寇延丁是你嗎?」她懞懂稱是,乘警確認抓下,她於是人間蒸發了128天。四個月餘的獄中事被她寫進《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她寫中國政府以尋釁滋事、顛覆國家罪名抓她,謔稱自己原來「傾國傾城」。

攝像鏡頭環繞下脫光審訊,監禁監控監管,所有權利盡皆剝奪除去,此些事情連綴書上,出落為滿紙荒唐,她向讀者自首:「所有的輕鬆戲謔,都是後來粉飾過的。」當時她全然無力調侃,只是怕。怕的不是自己,怕的是自己的被抓引發時代的退步。

因此,當寇延丁說「療癒」,她恐怕是認真揀過用字的。在深溝晴耕雨讀的日子,拯救了她破碎瀕危的心神。

此前她其實已經來過台灣。就在2014年4月7日到10日之間,她意外撞見歷時23天的太陽花學運及其謝幕退場。相隔五年有餘的事,寇延丁如今說來還有熱戀的神色語氣,「我從中午就混進立法院,待到最後一刻,看學生清場,做賠償紀錄,我那是眼睜睜地看著運動場所變回沒事發生一樣的議事廳⋯⋯」

雖說參與港台學運,可能也是被抓的原因之一,她仍不諱言與台灣社運初遇時的怦然心動,「我管那叫捲地毯式的撤離,還有那個警民關係⋯⋯,幾十年運動讓台灣警察百煉成精了哇。」

因此,2015年獲釋後,2016年她又來台灣兜轉。「我一開始是想來寫台灣的社會運動,寫1980、1990年代社運組織的組織化,希望繼續觀察這些團體中分權、普遍賦權的狀況。」在台灣學術機構的邀請下來台,寇延丁成了訪問研究員,她給自己預訂了個題目,「叫做『沒有老大的江湖』。」

然而,這一次,她的期待卻落了空。

寇延丁的田。

寇延丁的田。攝:陳焯煇/端傳媒

鬥爭精神是資產還是侷限?

2016年9月來台後,寇延丁費時兩年行腳台灣,走萬里路,更在社會運動同溫層裡轉悠。「原來太陽花學運是個非常時刻,極端值。」她的熱烈語調轉為低沈嗓音,「接觸更多人後,才發現台灣的社運圈、公民團體裡,老大不乏其人。」

至於何以意欲觀察台灣社運團體,這得先回頭說到寇延丁的另一個身份。從她訪問中途,手腳也從沒停過的情狀便不難覺察:她不僅僅是個作家,還是個徹底的行動派。

1990年代,寇延丁開始投身中國公益事業。2004年,她成立「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是中國首個殘障美術家專門推廣機構。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以「手牽手」更名後的「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名義,投入青山區救災工作。費時三年餘跑遍重災區,和官方周旋,收集400餘個因震致殘的孩童資料。

說到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心路歷程,寇延丁稱初聽「NGO」一詞,那是如「秋風過於耳」,沒想到日後為殘障事業,她一個下崗女工隻身上北京找答案,四處訪調,還成了個機構發起人。

可這故事說到一半卻說不下去了,主要是這其間老有個矛盾,讓她發困:「我不懂,怎麼連高喊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識份子,講求公平正義的民間組織裡,也那麼多『小毛主席』?」

她來台灣,欲尋沒有老大的江湖,也撲了空。於是寇延丁不說故事了,一臉嚴肅地發問:當組織職業化,擁有更多話語權和資源,內部文化是否和理念初衷背道而馳?威權管理定然成為所謂「合理之必要」?

她看不慣非政府組織邊罵頂頭老大,邊自產老大,對鬥爭邏輯也有份憂慮,「台灣社會運動最可貴的,確是威權年代那些社運份子奮不顧身挑戰黨國教育的反抗精神。」可來台後,她起了疑慮:「這種鬥爭特質究竟是台灣社運的資產,還是侷限性?」

「從去年底大選結束到現在,台灣失敗主義瀰漫。」如今她全天不亮燈,傍晚後趁著微弱天光煮飯,她笑稱自己給我們做的是「黑暗料理」。夜色一點一點蔓延進來,只聽她邊快刀亂剁摘採的蝶豆花、絲瓜花和野薑花,將碎瓣倒進雞蛋裡以筷子大力搗拌,邊高聲拋來大哉問:

「台灣社會常耽懼大的、壞的東西,可你得回頭問自己,原來究竟想做什麼?你是要打大魔王,還是要個好的未來?」

寇延丁在家中做菜。

寇延丁在家中做菜。攝:陳焯煇/端傳媒

真正缺的,是踐行民主的人

寇延丁端來香噴噴的三花煎蛋,往布上淨淨手,坐下分享她觀察到的、常被埋沒的細節:「在台灣的1980、1990年代,知識份子常兼有兩種身份。像是《婦女新知》那批人,當時她們上街頭,也做具體工作。受理念感召時刻,會去獨立工會做小秘書⋯⋯」

她點出那些和街頭抗爭一樣,也該被珍視的台灣社運資產:知識份子不止於口號,捲起袖子實幹的行動主義。「對抗大魔王是捷徑,讓情緒找到出口的捷徑。打大魔王沒有錯,可只打大魔王,恐怕是劃錯重點。」寇延丁一面起身去顧熱氣蒸騰的餃子,一面先餵食以善意的提醒,「千萬千萬,不要讓仇恨覆蓋一切。」

天色和房裡整個暗下來,除了盤緣少許亮光,人臉俱是黑的。「如果預知我128天就被放出去,我還能每天看星星,看月亮地數,但我什麼都不知道。沒有律師可見,沒有任何外界消息,沒有一起被抓的同案⋯⋯」不見說話者神情,只聽得語氣沈靜,「慶幸的是,即使在那麼極端的待遇下,我也沒有成為恨與恐懼的囚徒。」

而或許她同樣慶幸的,是沒能親自說完的故事,還有人為她說下去。

「2011年愛藝撤出青川,2012年專業機構註銷,2013年又發生大地震,可事情還在繼續。」寇延丁一年一年盤點,「2014年我被抓,成了個意外的檢驗。可有趣的是,2015年,他們又用公司的形式註冊了一個社會機構,叫做『茴香枝』。」

原來,在發現中國NGO組織的問題後,持續以寫作者與行動者的雙重身分尋找解方,把行動中的困惑轉為問題,又將問題轉為採寫的動力。在邊找答案邊解決問題的路上,她漸漸發現,社會裡真正缺的,不是民主觀念,而是踐行民主的人。不是民主素質,而是賦予民主工具生命的人。

2012年,寇延丁又寫了本《可操作的民主》,寫她媒合維權農民楊雲彪和議事規則專家袁天鵬,將西方民主工具引入中國南塘村的經驗。不僅為他人作媒,寇延丁更在自己的組織裡實踐,她把一般視為組織命脈,不讓他人染指的籌款系統交接給志願者,淡出核心位置,期許愛藝成為得以自行運轉的永動機。

「愛藝證明了這種由志願者構成的自治組織,是可行的。」漆黑的房裡,對坐者的眼瞳裡擎著兩團小火炬,似在無邊黑夜裡看見光明,她說,「普羅米修斯盜火的時候,手上拿的樹枝,就叫茴香枝。」

寇延丁釀的酒。

寇延丁釀的酒。攝:陳焯煇/端傳媒

不好好進行中央嚴管,就非得亂?

欲在台灣社運圈裡尋沒有老大的江湖,寇延丁撲了空,她將目光投向圈外。

民間自主的行動力向來是寇延丁至為關心在意的。在中國,2007年起,她曾在關注公民社會議題的首個中國獨立媒體《民間》擔任記者。她書中筆下的主人翁,也多非話語圈菁英,而是她稱之為「人肉工事」,身體力行從事中國民間公益的草根力量。

《民間》停刊後,她的工作仍持續著。2014年她被抓,之所以怕,也因她家裡累積了400多萬字日記,300多萬字工作日誌項目資料,300多萬字採訪錄音。那些檔案牽連兩岸三地無數人,中國公益的方方面面。

來台灣,憑她同時也是個毅行運動家的身份、能耐和直覺,她也一路走向了社會更底層和根部的位置。「我去跟媽祖遶境!」寇延丁興奮地說,「三月走白沙,四月走大甲,都走了全程。」

她邊在田間走動打草,邊說,「像是白沙屯媽祖,她擅長急煞臨停嘛!在各種事情都有不確定的情況下,它是個弱組織,沒有很高的組織強度,可人數達上萬人。我想這應當很容易生事吧?」

「可是沒有。」寇延丁一路走,一路驚喜,「媽祖她說轉就轉,大家不僅沒有亂成一團,還意外地有效率。我們這些懵懵懂懂新加入的香客和老香客之間,構成一個穩定的秩序,運行的過程中,兩者發生奇妙的轉化。」

「這不就回應了大家對開放社會、無組織或弱組織的顧慮麼?誰說大了不好好進行中央嚴管,就非得亂?」她抓捏起一粒福壽螺卵塊,除去危害生態的田間惡霸,同步揭曉她找著的答案,「當有廣泛的民間自組織時,不見得。」

作家寇延丁。

作家寇延丁。 攝:陳焯煇/端傳媒

沒有老大、沒有老二的江湖

說到開放自組織,那就更得提寇延丁走過,但不止路過的深溝。憶及決定來這裡種田時,她對一位農友的態度記憶猶新,「楊文全跟我說,『我才不管妳的死活。』」

寇延丁性好自由,任其生滅,她反而樂得逍遙,「楊文全用開放社群的理念培育新農,介紹土地,租房子,提供代耕資源信息。可是去哪裡做什麼,他不為你承擔責任。」

這十多年來,賴青松在此成立「穀東俱樂部」,楊文全更建立「倆佰甲」制度,開創「深溝食堂」做一交流平台,為地方帶進公共性,深溝在越來越多新農加入後,漸漸長成一方風格獨具的小農社區。「一般都提他們對友善農業的貢獻,寫農夫的個人故事。」寇延丁說,「可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開放性的引入。」

「這種人跟人之間的開放性,是即使未來沒有中間人強力推動,也能很大程度保留下來的。」她的話音跟著搬來的大石落地,溝渠裡的清流被導轉入田裡,「我用了『遺產』這個詞,開放性是很重要的深溝遺產。」

「我還記得剛來時還有個農友這麼說,『她來這裡,肯定寫不了沒有老大的江湖,只能寫個沒有老二的江湖。』」她笑著補充,「在這裡,人人都是老大。」

「人人都該是老大。」寇延丁說,「不要再寄望別人,應對社會最根本的解方,就是更廣泛更普遍的親身行動,自發參與。」

寇延丁的家。

寇延丁的家。攝:陳焯煇/端傳媒

必須去面對自己的恐懼

寇延丁說,香港這次反送中條例,無大台、無組織的社會運動,也是這種自組織能量的展現。「我記得有篇文章,就說這是一個電動世代的運動方式。哇,我覺得,是啊!真是一代人一種方式。」嘆服香港運動能量之餘,她也搖首,頻稱不解港府的態度何以粗暴如此,判然迥異於香港歷史上同樣無大台的幾次抗爭活動。

待秋收告一段落,寇延丁就要返回中國了。她一邊取下屋簷上晾乾的黃熟米穗,邊說她已在海南島預訂了塊田地,想實驗看看如此親自活著的寫意人生,開放自由的種子,是否也能在彼岸落地生根。

然而,就在訪談前沒多久,中國NGO組織「長沙富能」包含程淵的三名工作人員,也以顛覆國家罪名遭逮捕。「從現在露出的信息來看,提到了前幾天程淵途經香港,似乎能看見同我被抓類似的邏輯,一條隱隱的線。」

今年八月,繼《親自活著》、《可操作的民主》(台灣版)之後,她又將出版新書《走著瞧》,書裡有這樣的表述:「抓我是偶然,但打壓中國NGO是必然;抓李明哲是偶然,但是國家維穩思維,不管是對香港和台灣人的影響,是必然。」

此等敏感時機回去,難道不擔心又被構陷入獄?「說不害怕是假的呀。」寇延丁以木刷在洗衣的浪板上碾過穗棒,取得種子,她看著那些金黃色的穀粒,神情有些複雜恍惚。

「環境會審查你,基於恐懼與愛護的人,也會審查你,可我必須回去面對自己的恐懼。」她堅決地說,「否則,說自由,那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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