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在宜蘭：以農耕療癒生命，但必須面對的是恐懼

造訪宜蘭深溝這兩天，女主人寇延丁幾乎不得閒。主要是時值盛夏，也近秋收，邊接受訪問，她得邊忙農活。

在掛滿自製器械的灶房裡，她一會兒從冰箱搬來大量自釀酒水、自製冷漬果醬，果汁機沒多時又飛轉出新鮮汁液。滿桌甜水冰品絕無冷場，客人搖手稱謝也阻攔不及。

還沒消化完全，又追著她跨騎鐵馬，往她兩分大的田裡去。寇延丁穿套長筒雨靴，利索地引田水，打老葉，捉拿萬惡福壽螺。好不容易節奏緩下來，只見她坐在田中央的一棵樹腳，抓手套給自己搧風。她笑得很寫意，「哎，我說種田真的好療癒。」

深溝的晴耕雨讀

這身形清瘦的54歲女子來自山東泰安，是個自由作家。她把這兩年多下田吃喝的事蹟為文成書，起名叫《親自活著》。書末，她為自己連篇醉心釀酒的陶然生活向讀者賠罪，「請你一定原諒我，這是在炫耀我的自由。」

如今的語氣和容顏讓人難以聯想起的，是三、四年前，她曾在受訪時，聲淚俱下地講述一段生死修煉；在山東老家，也曾壓抑拿鋸子往手臂砍去的自殘衝動。

2014年10月10日，寇延丁在開往五臺山的臥鋪車廂上被捅醒，電筒光砸在半醒半睡的臉上。「寇延丁是你嗎？」她懞懂稱是，乘警確認抓下，她於是人間蒸發了128天。四個月餘的獄中事被她寫進《敵人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她寫中國政府以尋釁滋事、顛覆國家罪名抓她，謔稱自己原來「傾國傾城」。

攝像鏡頭環繞下脫光審訊，監禁監控監管，所有權利盡皆剝奪除去，此些事情連綴書上，出落為滿紙荒唐，她向讀者自首：「所有的輕鬆戲謔，都是後來粉飾過的。」當時她全然無力調侃，只是怕。怕的不是自己，怕的是自己的被抓引發時代的退步。

因此，當寇延丁說「療癒」，她恐怕是認真揀過用字的。在深溝晴耕雨讀的日子，拯救了她破碎瀕危的心神。

此前她其實已經來過台灣。就在2014年4月7日到10日之間，她意外撞見歷時23天的太陽花學運及其謝幕退場。相隔五年有餘的事，寇延丁如今說來還有熱戀的神色語氣，「我從中午就混進立法院，待到最後一刻，看學生清場，做賠償紀錄，我那是眼睜睜地看著運動場所變回沒事發生一樣的議事廳⋯⋯」

雖說參與港台學運，可能也是被抓的原因之一，她仍不諱言與台灣社運初遇時的怦然心動，「我管那叫捲地毯式的撤離，還有那個警民關係⋯⋯，幾十年運動讓台灣警察百煉成精了哇。」

因此，2015年獲釋後，2016年她又來台灣兜轉。「我一開始是想來寫台灣的社會運動，寫1980、1990年代社運組織的組織化，希望繼續觀察這些團體中分權、普遍賦權的狀況。」在台灣學術機構的邀請下來台，寇延丁成了訪問研究員，她給自己預訂了個題目，「叫做『沒有老大的江湖』。」

然而，這一次，她的期待卻落了空。

鬥爭精神是資產還是侷限？

2016年9月來台後，寇延丁費時兩年行腳台灣，走萬里路，更在社會運動同溫層裡轉悠。「原來太陽花學運是個非常時刻，極端值。」她的熱烈語調轉為低沈嗓音，「接觸更多人後，才發現台灣的社運圈、公民團體裡，老大不乏其人。」

至於何以意欲觀察台灣社運團體，這得先回頭說到寇延丁的另一個身份。從她訪問中途，手腳也從沒停過的情狀便不難覺察：她不僅僅是個作家，還是個徹底的行動派。

1990年代，寇延丁開始投身中國公益事業。2004年，她成立「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是中國首個殘障美術家專門推廣機構。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以「手牽手」更名後的「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名義，投入青山區救災工作。費時三年餘跑遍重災區，和官方周旋，收集400餘個因震致殘的孩童資料。

說到從事非政府組織工作的心路歷程，寇延丁稱初聽「NGO」一詞，那是如「秋風過於耳」，沒想到日後為殘障事業，她一個下崗女工隻身上北京找答案，四處訪調，還成了個機構發起人。

可這故事說到一半卻說不下去了，主要是這其間老有個矛盾，讓她發困：「我不懂，怎麼連高喊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識份子，講求公平正義的民間組織裡，也那麼多『小毛主席』？」

她來台灣，欲尋沒有老大的江湖，也撲了空。於是寇延丁不說故事了，一臉嚴肅地發問：當組織職業化，擁有更多話語權和資源，內部文化是否和理念初衷背道而馳？威權管理定然成為所謂「合理之必要」？

她看不慣非政府組織邊罵頂頭老大，邊自產老大，對鬥爭邏輯也有份憂慮，「台灣社會運動最可貴的，確是威權年代那些社運份子奮不顧身挑戰黨國教育的反抗精神。」可來台後，她起了疑慮：「這種鬥爭特質究竟是台灣社運的資產，還是侷限性？」

「從去年底大選結束到現在，台灣失敗主義瀰漫。」如今她全天不亮燈，傍晚後趁著微弱天光煮飯，她笑稱自己給我們做的是「黑暗料理」。夜色一點一點蔓延進來，只聽她邊快刀亂剁摘採的蝶豆花、絲瓜花和野薑花，將碎瓣倒進雞蛋裡以筷子大力搗拌，邊高聲拋來大哉問：

「台灣社會常耽懼大的、壞的東西，可你得回頭問自己，原來究竟想做什麼？你是要打大魔王，還是要個好的未來？」

真正缺的，是踐行民主的人

寇延丁端來香噴噴的三花煎蛋，往布上淨淨手，坐下分享她觀察到的、常被埋沒的細節：「在台灣的1980、1990年代，知識份子常兼有兩種身份。像是《婦女新知》那批人，當時她們上街頭，也做具體工作。受理念感召時刻，會去獨立工會做小秘書⋯⋯」

她點出那些和街頭抗爭一樣，也該被珍視的台灣社運資產：知識份子不止於口號，捲起袖子實幹的行動主義。「對抗大魔王是捷徑，讓情緒找到出口的捷徑。打大魔王沒有錯，可只打大魔王，恐怕是劃錯重點。」寇延丁一面起身去顧熱氣蒸騰的餃子，一面先餵食以善意的提醒，「千萬千萬，不要讓仇恨覆蓋一切。」

天色和房裡整個暗下來，除了盤緣少許亮光，人臉俱是黑的。「如果預知我128天就被放出去，我還能每天看星星，看月亮地數，但我什麼都不知道。沒有律師可見，沒有任何外界消息，沒有一起被抓的同案⋯⋯」不見說話者神情，只聽得語氣沈靜，「慶幸的是，即使在那麼極端的待遇下，我也沒有成為恨與恐懼的囚徒。」

而或許她同樣慶幸的，是沒能親自說完的故事，還有人為她說下去。

「2011年愛藝撤出青川，2012年專業機構註銷，2013年又發生大地震，可事情還在繼續。」寇延丁一年一年盤點，「2014年我被抓，成了個意外的檢驗。可有趣的是，2015年，他們又用公司的形式註冊了一個社會機構，叫做『茴香枝』。」

原來，在發現中國NGO組織的問題後，持續以寫作者與行動者的雙重身分尋找解方，把行動中的困惑轉為問題，又將問題轉為採寫的動力。在邊找答案邊解決問題的路上，她漸漸發現，社會裡真正缺的，不是民主觀念，而是踐行民主的人。不是民主素質，而是賦予民主工具生命的人。

2012年，寇延丁又寫了本《可操作的民主》，寫她媒合維權農民楊雲彪和議事規則專家袁天鵬，將西方民主工具引入中國南塘村的經驗。不僅為他人作媒，寇延丁更在自己的組織裡實踐，她把一般視為組織命脈，不讓他人染指的籌款系統交接給志願者，淡出核心位置，期許愛藝成為得以自行運轉的永動機。

「愛藝證明了這種由志願者構成的自治組織，是可行的。」漆黑的房裡，對坐者的眼瞳裡擎著兩團小火炬，似在無邊黑夜裡看見光明，她說，「普羅米修斯盜火的時候，手上拿的樹枝，就叫茴香枝。」

不好好進行中央嚴管，就非得亂？

欲在台灣社運圈裡尋沒有老大的江湖，寇延丁撲了空，她將目光投向圈外。

民間自主的行動力向來是寇延丁至為關心在意的。在中國，2007年起，她曾在關注公民社會議題的首個中國獨立媒體《民間》擔任記者。她書中筆下的主人翁，也多非話語圈菁英，而是她稱之為「人肉工事」，身體力行從事中國民間公益的草根力量。

《民間》停刊後，她的工作仍持續著。2014年她被抓，之所以怕，也因她家裡累積了400多萬字日記，300多萬字工作日誌項目資料，300多萬字採訪錄音。那些檔案牽連兩岸三地無數人，中國公益的方方面面。

來台灣，憑她同時也是個毅行運動家的身份、能耐和直覺，她也一路走向了社會更底層和根部的位置。「我去跟媽祖遶境！」寇延丁興奮地說，「三月走白沙，四月走大甲，都走了全程。」

她邊在田間走動打草，邊說，「像是白沙屯媽祖，她擅長急煞臨停嘛！在各種事情都有不確定的情況下，它是個弱組織，沒有很高的組織強度，可人數達上萬人。我想這應當很容易生事吧？」

「可是沒有。」寇延丁一路走，一路驚喜，「媽祖她說轉就轉，大家不僅沒有亂成一團，還意外地有效率。我們這些懵懵懂懂新加入的香客和老香客之間，構成一個穩定的秩序，運行的過程中，兩者發生奇妙的轉化。」

「這不就回應了大家對開放社會、無組織或弱組織的顧慮麼？誰說大了不好好進行中央嚴管，就非得亂？」她抓捏起一粒福壽螺卵塊，除去危害生態的田間惡霸，同步揭曉她找著的答案，「當有廣泛的民間自組織時，不見得。」

沒有老大、沒有老二的江湖

說到開放自組織，那就更得提寇延丁走過，但不止路過的深溝。憶及決定來這裡種田時，她對一位農友的態度記憶猶新，「楊文全跟我說，『我才不管妳的死活。』」

寇延丁性好自由，任其生滅，她反而樂得逍遙，「楊文全用開放社群的理念培育新農，介紹土地，租房子，提供代耕資源信息。可是去哪裡做什麼，他不為你承擔責任。」

這十多年來，賴青松在此成立「穀東俱樂部」，楊文全更建立「倆佰甲」制度，開創「深溝食堂」做一交流平台，為地方帶進公共性，深溝在越來越多新農加入後，漸漸長成一方風格獨具的小農社區。「一般都提他們對友善農業的貢獻，寫農夫的個人故事。」寇延丁說，「可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開放性的引入。」

「這種人跟人之間的開放性，是即使未來沒有中間人強力推動，也能很大程度保留下來的。」她的話音跟著搬來的大石落地，溝渠裡的清流被導轉入田裡，「我用了『遺產』這個詞，開放性是很重要的深溝遺產。」

「我還記得剛來時還有個農友這麼說，『她來這裡，肯定寫不了沒有老大的江湖，只能寫個沒有老二的江湖。』」她笑著補充，「在這裡，人人都是老大。」

「人人都該是老大。」寇延丁說，「不要再寄望別人，應對社會最根本的解方，就是更廣泛更普遍的親身行動，自發參與。」

必須去面對自己的恐懼

寇延丁說，香港這次反送中條例，無大台、無組織的社會運動，也是這種自組織能量的展現。「我記得有篇文章，就說這是一個電動世代的運動方式。哇，我覺得，是啊！真是一代人一種方式。」嘆服香港運動能量之餘，她也搖首，頻稱不解港府的態度何以粗暴如此，判然迥異於香港歷史上同樣無大台的幾次抗爭活動。

待秋收告一段落，寇延丁就要返回中國了。她一邊取下屋簷上晾乾的黃熟米穗，邊說她已在海南島預訂了塊田地，想實驗看看如此親自活著的寫意人生，開放自由的種子，是否也能在彼岸落地生根。

然而，就在訪談前沒多久，中國NGO組織「長沙富能」包含程淵的三名工作人員，也以顛覆國家罪名遭逮捕。「從現在露出的信息來看，提到了前幾天程淵途經香港，似乎能看見同我被抓類似的邏輯，一條隱隱的線。」

今年八月，繼《親自活著》、《可操作的民主》（台灣版）之後，她又將出版新書《走著瞧》，書裡有這樣的表述：「抓我是偶然，但打壓中國NGO是必然；抓李明哲是偶然，但是國家維穩思維，不管是對香港和台灣人的影響，是必然。」

此等敏感時機回去，難道不擔心又被構陷入獄？「說不害怕是假的呀。」寇延丁以木刷在洗衣的浪板上碾過穗棒，取得種子，她看著那些金黃色的穀粒，神情有些複雜恍惚。

「環境會審查你，基於恐懼與愛護的人，也會審查你，可我必須回去面對自己的恐懼。」她堅決地說，「否則，說自由，那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