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嘉誠：反日與嫌韓，日韓貿易戰為何停不下來？

在雙邊外交峰會中，兩國外交代表的肢體動作和臉部表情，經常都是兩國關係的陰晴表。七月最後一星期，東盟（東協）及其對話夥伴國家舉行一連串外交部長級會談，與會國代表在雙邊、多邊的外交會談場合中，總會擠出一副和諧、微笑的表情，或者透過東盟招牌的交叉握手姿勢，展示各國繼續維繫友好合作的良好意願。就連中國外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都不例外，寓意中美兩國仍不會當眾撕破臉。

唯獨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韓國外長康京和，這對東亞戰略環境的「天然同盟」，卻多次在鏡頭面前擺出一副不悅表情。令人尷尬的是，只要二人在同一場合出現，其中一人都故意擺臭臉，讓強調和諧、合作、共榮的東盟峰會顯得格格不入。

這個畫面，正是形容目前日韓關係的最佳隱喻。

不斷加深的兩國隙裂

日本在七月四日起向韓國限制出口三種半導體核心原料（光刻膠、氟化氫、氟化聚酰亞胺），同一時間宣佈有意把韓國從「貿易白名單」中剔除出來，令韓國日後從日本購入任何產品時，都有機會面臨更繁瑣的批核程序。

「貿易白名單」的效力源自《外匯及外國貿易法》（外国為替及び外国貿易法）和《輸出貿易管理令》，原意是減低友好國家與日本之間的交易成本，準許出口商把有機會轉化成軍事用途的產品和科技直接出口到「白名單國家」，省卻批核過程中的官僚程序。
目前日本的「白名單國家」一共有27個，包括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新西蘭）、英國等。韓國在2004年加入「白名單」，成為名單中唯一一個亞洲國家。縱然中國對日本的出口（2017年高達19.02％）已經凌駕於韓國（同年只占7.64%），但依然無法享有同等待遇，可見經貿利益並非日本政府批準列入「白名單」的唯一條件。戰略、安全都是不容忽視的考量因素。

日本突然對韓國施予經貿政策的「突襲」，名義上是基於「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原因，暗示韓國沒有好好擔當把關角色，讓科技產品流入北韓手中，破壞聯合國對北韓的制裁議案。然而，如此嚴重的指控，日本政府卻沒有拿出明確證據。安倍晉三的強硬回應，反而為韓國總統文在寅提供還擊機會，讓青瓦台（韓國政府）以牙還牙，甚至威脅中止日韓雙邊情報互換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削弱兩國對北韓問題的直接情報交流。

然而，韓國的倔強依然無法動搖安倍晉三的決心。八月十日，日本防衛省發放消息，指出本年度的《國防白皮書》會重新編排關於安全合作的排序，韓國由去年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急墜至第四名（在美國、澳大利亞、東盟之後），意味兩國關係惡化遠遠不是來歷不名的國安憂慮。諷刺的是，就在日韓「經濟戰爭」的呼聲高唱入雲之際，兩國真正的戰略威脅——北韓、中國，都各自蠢蠢欲動，更實實在在地影響兩國安全。此外，安倍晉三在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後，多番展示自己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保護自由貿易制度。日韓執意把雙邊衝突升級，甚至不惜自打嘴巴，問題顯然已經不是簡單一句的戰略及國安考慮可輕易解釋。

不少評論已經指出，安倍晉三這次發難，源於日韓兩國之間的歷史幽靈。在安倍眼中，兩國早於2015年已經就二戰時期的慰安婦問題簽署《韓日慰安婦問題協議》，並達成「最後及不可逆轉的」解決方法，並恪守1965年簽署的《日韓請求權協定》，視所有殖民時代的債務一筆勾銷。

然而，文在寅上台後挑戰安倍心中的既定事實，藉著歷史問題羞辱日本政府：放任地方團體在日本領事館前設立慰安婦紀念像、禁止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濟洲島的國際海軍閱兵儀式上懸掛旭日旗（註：旭日旗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符號）、韓國最高法院去年作出多次裁判要求日企就二戰強徵勞工作出賠償。在安倍口中，這些都成為韓國政府「違反國際條約」、促成日韓之間「信賴問題」的證據。去年年末，韓國驅逐艦以火控雷鎖定日本監察機，直至今年年初韓國批評日本監察機在黃海作出「挑釁」行為，都充份反映韓日之間的戰略互信大幅倒退。

在過去幾個月，除了上述歷史問題之外，韓日之間亦有大大小小的外交風波破壞兩國國民關係。年初韓國國會議長文喜相曾指責日本時任天皇明仁為「戰爭罪犯的兒子」，又要求他在退位前親自向慰安婦道歉。這一切看在日本民眾眼內，認為文氏言論極為侮辱（註：文在六月正式道歉）。今年五月，韓國人氣女子組合 Twice 的日籍成員 Sana 在個人社交媒體上分享對平成時代終結的感想，卻遭到韓國網民指責，甚至再觸發韓國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討論，令不少日本網民感到韓國民族主義者蠻不講理。這一切都成為安倍的籌碼，為政府強勢回應韓國發難找來十分合適的情節背景。

借勢強化的日本民族主義

假若大家參考日本多份民調數據的話，不難發現歷史問題不止影響兩國政府關係，還滲透到兩地社會不同階層，為民族主義者提供得來不易的養份和機遇。

從NHK一月及八月分別發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日本的受訪者似乎認同日韓雙邊關係缺乏互信，傾向支持透過國際機制化解戰時勞工訴訟（53%）及驅逐艦火控事件（56%）等衝突，遠遠超越支持雙邊對話的比例（20%及28%）。至於最近日本政府把韓國從白名單剔走的做法，則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認同（55％），比起內閣支持率（49％）和滿意參院選舉結果（包括「十分滿意」及「滿意」，47％）還要高。毫無疑問，對韓強硬已是日本社會主流的共識。

除了NHK之外，日本的言論NPO及韓國東亞研究院合辦的「日韓共同世論調查」和日本內閣府的定期世論調查，都得出類似結論。根據日韓共同調查發現，日本民眾普遍認為現今的日韓關係惡劣。他們認為慰安婦問題、竹島問題與歷史教育問題是破壞兩國關係的主因。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這些問題源於韓國的反日教育、或是針對歷史問題產生的反日行動。

日本主流民眾對韓國的不滿情緒，其實不是單一事件構成，文在寅上場直接促成的接二連三的日韓衝突，只是再次觸動日本民族主義中，有關韓國的負面論述及情緒。這些論述並不新鮮，甚至早於日本帝國主義發酵的年代已經生成。二戰後的洗禮，只是把這些感情和思想重新沉澱，隨著日本社會及經濟狀況的變化，國際格局的變異，以及科技網絡的蓬勃發展，以另一個形式呈現出來。

根據日本同志社大學社會學學者板垣竜太在《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對嫌韓思潮的剖析，日本近二十年的所謂「嫌韓」性，是透過三層的受害者身份建構而成：第一層是日本在二戰的戰敗國身份、以及唯一一個核武受害者的身份；第二層是北韓在七、八十年代綁架日本人（「拉致事件」）、以及核武、導彈威脅的受害者身份。

第三層身份，是日本右翼支持者和民族主義者所鼓吹的「自虐史觀」受害者身份。在這些歷史修正主義者眼中，任何批評日本戰時罪行的聲音都是反日本的，他們亦拒絕承認前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及前首相村山富市的道歉言論，主張日本不應承擔戰爭責任。日本民眾未必認同右翼對二戰歷史的看法，但中韓領袖透過歷史問題向日本施壓、重複要求日本道歉安撫別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讓普通民眾產生了「道歉疲勞」的負面感情。所以，每當韓國借題發揮，利用歷史問題來理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時，都會累積民間對韓國的嫌惡感。2005年一度爆紅的《漫畫嫌韓流》便和應了這種修正主義觀點，嘲弄韓國人的民族主義是何等情緒化、何等失智。

「韓國」在日本民族主義者眼中並非一個單獨國家。「韓國」既可以是「韓國」、亦可包含「北朝鮮」（北韓）、「朝鮮族」，以及國內的「在日韓國人」。事實上，這些群組可以完全沒有交集，大部份「在日韓國人」甚至從未到過他們的「家鄉」，但部份相對極端的右翼聲音傾向把這些群組混為一談，甚至發放陰謀論資訊，認定「在日韓國人」都是北韓派進來的間諜，顛覆國家安全。

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北韓積極開發並試射導彈，「敵人」突然冒起，令日本戰略環境產生變化。再加上民眾在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後失去國家「照顧」福利，容易滋長各式各樣的種族主義言論，認為是不明來歷的「在日韓國人」搶走自身的福利，是他們利用自己特殊的法律身份不受法律制裁，不用繳費收看NHK電視頻道，他們是盜賊、「蟑螂」云云。

「韓國」在日本民族主義者眼中並非一個單獨國家，既可以是「韓國」、亦可包含「北朝鮮」（北韓）、「朝鮮族」，以及國內的「在日韓國人」。這些群組可以完全沒有交集，但部份相對極端的右翼聲音傾向把這些群組混為一談。

日本一個專門針對在日韓國人的排外組織——「抵制在日外國人擁有特權會」（簡稱「在特會」）就非常擅於操弄「三國人」（註：貶意用詞，泛指被殖民統治、未完全開化的韓國人）、「滾回韓國／北韓」一類用詞，挑動日本的嫌韓情緒。簡而言之，在這些極端群組的眼中，自身的不幸都是「韓國」人促成的，只要能夠保護好國家的傳統文化（即是民族純潔性），國家應該便會復元，便會好好照顧他們。

在特會的言論只是代表了一小撮民族主義者的聲音，活動範圍亦相當局限於「在日韓國人」較多聚居之地，對著幹的意圖十分明顯。在特會創始人櫻井誠近年亦嘗試模仿美國總統特朗普，成立高舉「日本優先」（Japan First）旗幟的「日本第一黨」，疾呼「在奪得取權後便與韓國斷交」云云。口號雖響，但至今為止議席數目仍未展開零的突破，可見其代表性有相當局限性。

不過，在特會對傳統價值的執著，正好擊中保守團體的心聲。日本傳統民族主義者的核心思想強調，國家要復興，必須推動修憲，還有好好保護「國體」和「萬世一系」的傳統文化。這套觀念與在特會等排外團體的論述可謂一拍即合，讓不同的民族主義者找到共通點。

「日本會議」是日本全國最龐大的保守勢力團體，其影響力植根於日本政壇大小角落，現任日本安倍內閣的鐵三角——安倍晉三、副首相麻生太郎、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都是「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的成員（安倍更是特別顧問），現今安倍內閣更有14名閣員來自同一懇談會，支援及連結「日本會議」不同黨派的成員。「日本會議」影響力之深，就連安倍的政敵（例如前地方創生擔當大臣石破茂、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繼任人選（例如前外相岸田文雄、菅義偉）都是該懇談會成員。

任何有意獲得「日本會議」背書的政治家，都必須對其論述表現一定程度的認同，增加在選舉的勝算。安倍晉三在2012年重新執政後，中斷向國內一切和「朝鮮總聯」（註：在日本的北韓人組織）有關的韓國人學校提供任何資助，表示他們很可能協助北韓政權接收日本情報；對在特會在網上發佈的極端言論又視而不見，任由嫌韓思想在社會蔓延，令一些歧視「韓國」的言論變得普及。（註：日本政府在2016年通過「仇外言論解散法」，不過排外言論偶爾仍在日本社交媒體上出現。）

同一道理，安倍的政敵小池百合子嘗試展現自己擁有比起安倍晉三更保守、更國族主義的面向，藉機撬取保守派對安倍的支持。她在擔任東京都知事期間，便多次拒絕就1923年關東大地震間接造成多名韓裔居民遭受滅門之禍發表悼文、否決前東京都知事在新宿都蓋建韓國學校的決定等等。無論表態是否涉及個人價值取向，這些行為都仿似提醒日本民眾：「嫌韓」是可以接受的。

「韓國人／朝鮮人／在日韓國人」的身份在日本政治領域中始終是相對被針對的。每當日本政府需要動用保守團體的支持，韓國／朝鮮／在日韓國人這些群組，都容易被合理化成針對對象。鑑於在剛剛結束的日本參議院選舉中，選舉結果無法保證安倍的修憲野心，安倍繼續選擇強硬回應，不惜自製外交危機，可能希望借助營造「國難當前」的氣氛，增加自己在修憲公投的勝選機會（例：2017年的眾議院選舉），這一步棋或許有助提高修憲的支持度，加強在公投表決的勝算。

無論安倍是基於選舉策略，還是如實反映其個人的民族主義認同，日韓對峙之勢已逐漸成形，安倍、文在寅二人就像坐上一台高速過山車，各自回不了頭。除非兩國願意只把報復措施停留在象徵層面，否則兩國只能靜待美國積極介入、或中、朝、俄三方展現更強大的軍事威脅，才能煞停這兩台高速過山車。這也再次印證了日韓兩國缺乏十分根本的戰略互信，同時又欠缺一套持之有效的衝突解決機制，使兩國能夠心平氣和兼顧合作及化解歷史恩怨。倘若美國有朝一日決定撤出西太平洋，日本在處理區內國際關係的能力恐怕失色不少。

（馮嘉誠，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