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評論

吳祚來:當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國——六四倖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2019年7月7日,香港九龍區反修例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7日,香港九龍區反修例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1949年後的中國,雖然名為「人民共和國」,但仍然是一個帝國形態,是傳統帝國與共產體制的複合。天安門廣場是帝國的廣場,三十年前的「八九」一代抗爭者獲得了一個多月的佔領,最終失敗,自由的聲音被槍聲泯滅,廣場歸於沉寂。

而香港由於百年時間在英國治下,已擁有相對成熟的法治與自由,它是一個自由城邦,卻不具有真正民主的政制。作為一個位於帝國南大門的自由城邦,它的幸與不幸,蓋因地緣關係而註定,帝國的威權要擴張,必然擠壓城邦的自由空間,通過消解獨立法治,實現威權掌控。

而香港城邦的新生代要進入「價值主義」時代,自由民主法治是第一價值,並與生命人權價值相維繫,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近日李鵬去世,引發坊間莫名狂歡,但中共對他的訃告卻令人不安,大陸主流媒體上多年不見的「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這樣的政治定性又一次出現。中共高層不僅要將六四血債讓李鵬去背負,同時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對抗爭運動中的香港進行威懾,這也發出不祥的信號。

中共高層不僅要將六四血債讓李鵬去背負,同時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對抗爭運動中的香港進行威懾,這也發出不祥的信號。

抗爭運動如何和平持續,如何把握節奏適時進退,直接關係到抗爭運動的績效與最高目標的達成。作為六四運動的全程參與者,筆者深知,當局最希望看到的,是暴力活動在城邦肆虐,為出動軍隊鎮壓找到口實,善良的人們不得不警惕、提防。

帝國與城邦:三個自由廣場

在天安門廣場悲劇三十週年之際,筆者作為六四倖存者之一,六月初在台北的自由廣場等地參與一系列講演與研討,在活動中我多次強調,三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曾是一個「自由廣場」,但失敗了;而香港是第二期「自由廣場」,它位於中國大陸的南大門口,正在淪陷中,香港人正在通過抗爭,守護自己的自由,爭取真正的民主;而台灣的自由廣場(如其本名所示)則是第三個「自由廣場」,是已然勝利的廣場,如果香港淪陷,台灣(作為更大規模城邦、或城邦國家)將退無可退,面臨更大的考驗。

如果香港淪陷,台灣將退無可退,面臨更大的考驗。

在相關的討論中,我因此提出了城邦民主與帝國民主在抗爭過程中的大不同,台灣的民主路徑步步為營,分眾抗爭,儘管也是步履維艱,充滿血淚,但路徑正確,人們終於走到了自由的廣場上,享受自由的空氣。

城邦的自由民主法治制度一旦確立,難以逆轉,而帝國正相反,中共建政之初,從憲法到政體,特別是政治協商與人民代表制度,一度體現民主共和的理念,但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共和國蜕變成為黨國,從黨國又退步到個人極權專政國家,甚至成為政教合一的領袖崇拜國家。在習近平當政之後,改革開放的有限成果又一步步被蠶食,普世價值被禁談,公共知識分子、維權律師、敢言的媒體與媒體人被打壓、迫害,失卻生存的空間。

大陸的民主抗爭運動現在看起來如此無望,幾乎沒有了抗爭的空間,但不可持續的專政極權,也有其宿命的悲劇終結。帝國的倒退路徑如此鮮明,但從蘇聯經驗來看,其崩潰瓦解也在一夜之間,後續的問題就是如何重建民主法治。

香港城邦的抗爭,日益成為對抗龐大帝國專政的一部分,也成為拖垮帝國的韌性力量。

在這種背景下,香港城邦的抗爭,日益成為對抗龐大帝國專政的一部分,也成為拖垮帝國的韌性力量,如果說八九之時香港人對北京民主運動的聲援支持是基於道義,那麼今天香港人的抗爭,既是當年民主運動的持續,更是在守護城邦的自由,對抗大陸威權、爭取本地的民主。

反思三十年前北京的抗爭運動,對比香港今天的抗爭運動,也許可以得到經驗,更能獲取教訓。

六四學運期間,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

六四學運期間,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攝:Chris Niedenthal/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退無可退,致命的抗爭

八九一代的大陸抗爭群體,是新生的、脆弱的政治力量(包括廣場領袖在內的主體都是年輕學子),由於相對封閉的環境,它並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有效、有力的聲援與支持,國際社會更無法對中共暴行進行有力反制(這與香港現在的情形䢛異)。

與此同時,成人精英也只有非常有限的參與。而不公開直接參與的原因,主要是為了「避嫌」,即有民主憲政意願的成年知識精英們,不願成為當局懷疑的、學潮或民主運動的「幕後黑手」。相比之下,四年前香港的「佔中」爭普選民主運動,大學教授等成人精英們,公開站在前台,亮出底牌,與控制城邦的力量公開抗爭,強勢發出爭取「雙普選」的呼聲。

當年北京的抗爭者之所以能夠持續在四十多天的時間佔領廣場,有多重原因:一是起因,學生與市民能夠走上街頭,是為中共的開明領導人送花圈,如果不是這一起因,抗爭者不可能大規模上街。二是理性和平,抗爭者持續如此長的時間,整個過程和平理性,甚至自發組織了糾察隊,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共高層內鬥沒有結束,無法動用軍隊暴力鎮壓,軍隊因抗爭者全力阻止,無法大規模進城,雙方和平僵持。

現在,香港是不是面臨同樣的危險?解放軍就在香港城內外,之所以沒有像對付北京抗爭者那樣悍然鎮壓,又是什麼力量在無形制約它呢?只要解放軍出動,場景還會與當年北京「六三」之夜一樣恐怖。如果說當年軍隊無法進城、或遲遲沒有動用屠城方式,是中共高層內鬥沒有結束,那麼今天香港的背後,則是大國博弈,全球關注,北京有所忌憚,從而在雨傘上面支撐起一片有限的天空。

抗爭運動的入場需要理由,退場也需要理由。

示威和平,訴求合理,為什麼要離場?——身處局中的抗爭者,似乎沒有離場的理由。當八九學潮組織者在五月中下旬得知上層鬥爭結束,極左保守力量將祭出殺器之時,有關學生組織確有離場動員,但仍然有不少學生堅守,不為可能的鎮壓所畏懼,他們是抗爭的另類「分眾」。普眾的大規模抗爭,分化出「分眾」力量。

而這種與普眾相異的分眾力量,在這次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中也有出現,激烈者衝擊立法院,是更年輕的決絕者所為,而現場理性的力量甚至有年長議員前往阻止,以保證整個抗爭運動總體呈現和平性。近日我們看到,分眾抗爭正在蔓延到更多的區域,更多的人群。

大型抗議運動中,數百萬計的民眾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偉大壯舉,想做到精確一致的共進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大型抗議運動中,數百萬計的民眾能做到和平理性,已是偉大壯舉,想做到精確一致的共進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普眾有普眾的進退,分眾有分眾的特殊方式與追求。正如此次抗爭運動中被廣泛提及的「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香港人能夠理解運動中不同層次的追求。

當年北京當局不僅將民眾阻止軍隊進城當成暴亂,甚至故意製造事端,顛倒時間先後順序以製造假象, 為屠城暴行找到藉口。帝國抗爭運動面對的專政當局,與城邦抗爭運動中面對的城邦管理者,也有重大的不同。

1989年,北京乃至中國大陸形成的超大規模的學潮與市民抗爭,不是反對一則條例實施,或者為胡耀邦歷史地位正名,而是要解決「宏大」的政治問題(憲法上的言論結社自由、民主選舉權要兑現),卻被當局視為要顛覆中共的政權,而對當年統治高層來說,他們家族腐敗也成為自身的痛點,這使他們感到某種恐懼——只要政權失控,他們面臨倒台後的清算。所以,帝國統治者無法承受失敗,因為後果不堪設想。

在八九年宏大的抗爭運動中,也有很小的訴求:學生們組成了代表團,要求與當局公開對話、電視直播,要求當局收回對學潮「動亂」的定性。為抗爭者退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證。而當局擔心的是,具體的對話過程必然涉及政治改革、當局收回「動亂」定性,無異於自食其言,由此失去威權。對威權中央來說,退一步就得步步為退,直到退出歷史舞台。致命性的後果推定,導致他們一步不退。

對威權中央來說,退一步就得步步為退,直到退出歷史舞台。

反過來說,如果抗爭者退一步,爭取校園民主或縣市級民主選舉,是不是可能?但帝國轉型的模式,一切都要中央首肯,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中間路線仍然可能被中共視為致命顛覆(例如現在大陸對維權律師的打擊,多以危害國家安全定罪)。而對學生或抗爭群體來說,連動亂的定性都不能解決,公開對話這樣的膽量、誠意都沒有,也就沒有退出廣場停止抗爭的理由。廣場的堅守必然持續,悲劇因此成為宿命。

1989年5月18日中國工人在北京街道遊行,支持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

1989年5月18日中國工人在北京街道遊行,支持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攝: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而香港這樣的城邦抗爭,對城邦管治當局來說,難以出現無法想像的悲劇性後果。當局有恐懼與無恐懼,處置手段與方式,對待最後結果的心理預期,因此有天壤之別。

這一次香港人「反送中」抗爭,只是影響了威權者的面子,對中共政權不構成致命威脅;爭取「雙普選」卻是一條坎:雙普選之後,香港政府更加獨立,北京對其控制將被弱化。

「反送中」抗爭,只是影響了威權者的面子,對中共政權不構成致命威脅,爭取「雙普選」卻是一條坎。

但其實當局應該明白,開明對待香港,不僅香港人會對大陸更有善意,對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也只有百利而無一害。那種觀點認為香港「雙普選」民主化,對大陸構成示範效應,恐怕是杞人之憂——南韓對北韓又構成了怎樣的示範效應呢?而香港人持續的抗爭,對北京越來越不信任、甚至充滿敵意,這難道是當局希望看到的結果?

分眾抗爭的界限

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總體上和平理性,沒有極端化暴力衝擊事件發生。第一階段是紀念胡耀邦,只是學生們向新華門送花圈時遭遇象徵性衝突;第二階段是爭取民主自由,提出政治訴求,以及公開對話的具體要求;這一階段是中共對抗爭運動的「動亂」定性引發的,導致步步升級,從絕食到絕水抗爭,相關部門的欺騙性對話,無濟於事的廣場探望,以及李鵬與吾爾開希的互相訓誡,都使廣場抗爭運動無解。第三階段,即等待與觀望階段,絕食絕水與大規模的示威均結束,大量學生回到校園,部分高自聯成員繼續佔領廣場,外地學生開始進京,成立外地學生聯合組織,廣場抗爭疲憊地繼續,「天安門民主大學」與侯德建等人的藝術表演,使廣場不再像絕食絕水時那樣悲憤,這樣的方式如果說是引發中共屠城的原因,無法令人信服。

而對於中共強硬派來說,不用暴力流血方式來宣誓對專制的維護,不製造恐怖,就不可能使抗爭運動完全平息。「六三」夜間軍隊進城,坦克與衝鋒槍開道,激怒和平民眾,造成流血悲劇,這正是強硬派所需要的恐怖效果。

軍隊入城可以有軍事動員,而當年抗爭者並沒有整體有效動員,更不可能形成有力的對抗,國際社會更無法及時參與阻止與遏制,但廣場仍然有和平的退出機制,最後時刻侯德建等四人與包圍廣場的軍隊談判,廣場學生臨時投票決定退出,這何嘗不是抗爭運動的奇蹟呢?四十多天裏和平抗爭,致命之時和平退場,仍然體現了決絕的抗爭意志、以及對殘酷現實的妥協精神。

劉曉波六三之夜在廣場上「砸槍」行為,可以在廣場運動史上大書一筆。一個人、一杆槍,也許可以在廣場上產生悲壯對抗,但對整個和平廣場帶來悲劇性的後果也可以想見。相反,天安門城樓畫像潑墨事件,即便是象徵性行動,卻無益於廣場抗爭,反而激怒原教旨紅色權貴集團。民主運動應當有非常清晰的訴求,如果激烈的分眾行為頻繁出現,它會使公眾的抗爭被弱化,甚至會被引向歧路。

民主運動應當有非常清晰的訴求,如果激烈的分眾行為頻繁出現,它會使公眾的抗爭被弱化,甚至會被引向歧路。

三十年後的今天,香港的抗爭者仍然面臨嚴峻的追問:激進抗爭者是否會把整個運動帶向不可挽回的地步?如何看待衝擊立法會、中聯辦和佔領地鐵等行動?所謂「分眾抗爭」,有沒有界限?當年胡平所說的「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對於香港有沒有實質借鑑意義?

抗爭者已然取得局部勝利,這便是送中條例已「壽終正寢」,港府想重新啟動,事實上難以可能。那麼,抗爭者應當血性激情地衝擊立法會、中聯辦,砸毀門戶塗污牆壁與中國國家象徵?還是動員更多的力量,加盟到普眾抗爭隊伍中?切近的目標,是要特首取消抗爭運動的暴亂定性,懲罰過當施暴的警察,追究元朗暴力事件的幕後力量等等;而韌性抗爭與長期追求達到的目標,仍是「雙普選」。

分眾不妨各自尋找和平路徑,譬如分工遊說現有的立法委員或有影響力的香港知名人士,對話特首,組建國際遊說團隊,尋求歐洲與國際人權組織的支持,甚至要求與大陸當局就香港「雙普選」問題進行對話。但分眾抗爭應該有自律、有界限,要與普眾抗爭相呼應,至於「見好就收」,如果沒有「雙普選」,香港人抗爭恐怕難以收場。保持韌性、尋找路徑,將考量香港抗爭運動的小成果與大目標的實現。

保持韌性、尋找路徑,將考量香港抗爭運動的小成果與大目標的實現。

倘若堅守和平抗爭軌道,或有悲情,但難有悲劇。如何避免悲劇發生、或抗爭運動被中共軍方遏止,這將體現抗爭者智慧。

中國國防部在回應記者關於香港駐軍是否會干預香港事務時,發言人搬出的是《駐軍法》,其第3章第14條所謂「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實質針對的是香港大動亂、甚至走向獨立,這是中共的底線。觸碰其底線,是否能提升抗爭的效果,達至目標的實現?還是更能激怒中共當局,使形勢變得複雜、膠着、無解?

和平示威在城邦是合法的,國際社會也在密切關注,在此前提下,駐港部隊不敢公然參與處理城邦事務。更為重要的是,城邦的和平抗爭對中共當局與城邦本身,都不構成「致命威脅」,城邦抗爭因此有可能收穫有限的勝利。

2019年7月7日,有網民首次發起於九龍區大遊行,表達撤回修例及暴動定性,撤銷控罪,追究警隊濫權及實行雙普選等五大訴求。

2019年7月7日,有網民首次發起於九龍區大遊行,表達撤回修例及暴動定性,撤銷控罪,追究警隊濫權及實行雙普選等五大訴求。攝:陳焯煇/端傳媒

真正的普選權事關城邦人的政治生命,否則自由與法治仍然難以有效保證,所以,城邦的抗爭不可能休止,不可能有「退出機制」,只會有節奏進行,如何可持續、形成動員力,並達到預期的效果,考驗城邦抗爭者的智慧與行動力,也考驗帝國的寬容度與開明度。

在送中條例被遏止之後,最重要的抗爭訴求,要讓北京與港府清楚,「雙普選」並不是致力於獨立,而是通過議會民主,使香港民意得到制度性的呈現,通過議會博弈,使城邦獲得理性和平與文明繁榮。沒有雙普選的政府,只效力帝國中央的政權,才是社會衝突與街頭動盪之源。

帝國與城邦的價值之戰

城邦守護自己,需要凝聚自身力量與國際力量支持,使帝國無法延伸掌控權,而城邦民主要進一步,不僅與上述因素相關,還與帝國的文明進步相關聯。但可以肯定的是,城邦的抗爭也許不會像北京當年那樣出現悲劇,但卻充滿悲情。

相對於1989年,帝國與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價值觀的升級更新,也意味着價值衝突發生機率大增。

相對於1989年,帝國與城邦都有了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價值觀的升級更新,也意味着價值衝突發生機率大增。這當然不是說,帝國治下的年輕人與自由城邦的年輕人必然要發生衝突,而是說,帝國在新君主手中,而城邦的新生代要按照理想與價值生存方式踐行。帝國的威權要進一步,必然會壓縮城邦的自由與法治空間,而城邦的新生代要進一步,則是要通過「雙普選」,使自由與法治得到民主政治的保障。

作為帝國統治者,習近平不僅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基本國策,對香港問題也呈威權擴張之勢,鄧時代強調的是「兩制」,甚至樂觀認為,五十年後香港的制度沒有必要改變了,潛台詞是:大陸五十年後應該與國際社會政制接軌了,一國兩制也就不成為問題。但習時代強調一國,甚至不再承認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承諾,對香港的滲透與控制也步步進逼,甚至將書商、富豪直接綁架到大陸受審。

在這樣的背景下,林鄭月娥迎合中央旨意,擬通過「送中條例」使香港進一步受控於大陸,一旦送中條例實施,不僅香港公民,連路經香港轉機的政治異見者、「顛覆政權者」,都會以莫須有的罪名送交中國大陸處置。

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又走上了極左保守之路,對香港一直是「維持現狀,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對香港爭普選嚴加抵制。

對於香港的年輕世代來說,「雙普選」既是基本法的法定承諾,也是香港民主進步之必然。但原教旨馬列主義者或極左中共派是體制內另一條主線,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並無改變,或者說習近平主導下的中共,在香港問題上又走上了極左保守之路,對香港一直是「維持現狀,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對香港爭普選嚴加抵制,在雨傘運動與「反送中」運動中,管控大陸民眾的信息也達到極致,重要城市開啟「新疆模式」,在地鐵口或大街上公然檢查年輕人手機,雖然名為防範暴恐信息,但它真正防範的,是香港抗爭運動的效應波及大陸,引發更大的抗爭風潮。這種民主政治的恐懼,限定了他們在這場價值之戰中的底線,使他們不能在香港「雙普選」抗爭中退讓一步。

2019年7月1日清晨,在立法會外的示威者。

2019年7月1日清晨,在立法會外的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的命運在誰手中?

八九民運遭遇鎮壓之後,抗爭鏈被恐怖斬斷,國際也因冷戰而無法有效制止暴行。相比之下,城邦的抗爭運動則是幸運兒。不僅全世界都可以通過直播看到現場,全球聲援與國際干預,也會直接影響現場。

林鄭在中央支持下,只是表述送中條例提案終止,對自己的錯誤決策表示道歉,但沒有收回對抗爭事件的暴亂定性,沒有答應懲處違規使用暴力的警員,更沒有允諾釋放抗爭被拘人士。顯然這種立場無法平息事態,如果要守在位置上,就應該將自己的決策錯誤攬下來,處置違規警員、釋放被拘的抗爭者,向市民表達誠意。顯然,北京的政治意志正在左右香港特首,對警方違規的縱容、對和平抗爭者暴亂的定性等堅決不改,與八九當年中共對待抗爭者的強硬態度,如出一轍。

如果城邦能夠成功抵制帝國的強壓,至少可以獲得暫時的和平安寧,甚至有機會改造帝國體制,贏得真正的長治久安。

如果城邦能夠成功抵制帝國的強壓,至少可以獲得暫時的和平安寧,甚至有機會改造帝國體制,贏得真正的長治久安;相反,如果城邦屈從於帝國威權,那麼後者就有更強的信心將其理念強加於更廣闊的區域。但正如有評論所說的,這是習近平當政以來的第一次真正失敗,或者至少是第一次遭遇重挫,因為他發現,在這個小小城邦之中,他無法予取予求地行使自己的威權。這也正是香港雖小、卻意義重大的原因之所在。

美國主導的經貿戰,正升級為一場國家軟實力之戰,而香港、台灣正處於在這場戰爭的前沿。這場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逐利色彩,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語境中,可以被視為另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但對於香港和台灣這樣的自由城邦來說,亦是另一場希臘-波斯之戰,一場事關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戰爭。

對城邦人來說,與生而來的自由法治權利不可讓渡,而對帝國專制政權來說,沒有威權與控制,帝國沒就有了光榮與臉面。帝國與城邦之戰,將是一場持久的軟性戰爭。

香港的命運,現在正被看不見的手所管控;但最終,必然會在香港人自己手中。

(吳祚來,獨立學者,專欄作家,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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