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評論

吳祚來:當自由城邦遭遇末日帝國——六四倖存者眼中的今日香港

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2019年7月7日,香港九龍區反修例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7日,香港九龍區反修例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1949年後的中國,雖然名為「人民共和國」,但仍然是一個帝國形態,是傳統帝國與共產體制的複合。天安門廣場是帝國的廣場,三十年前的「八九」一代抗爭者獲得了一個多月的佔領,最終失敗,自由的聲音被槍聲泯滅,廣場歸於沉寂。

而香港由於百年時間在英國治下,已擁有相對成熟的法治與自由,它是一個自由城邦,卻不具有真正民主的政制。作為一個位於帝國南大門的自由城邦,它的幸與不幸,蓋因地緣關係而註定,帝國的威權要擴張,必然擠壓城邦的自由空間,通過消解獨立法治,實現威權掌控。

而香港城邦的新生代要進入「價值主義」時代,自由民主法治是第一價值,並與生命人權價值相維繫,城邦的新生代與帝國的新極權遭遇,形成必然性衝突,問題在於,它所激發的,僅僅是一時的悲情?還是像六四一樣,產生一場新的歷史悲劇?

近日李鵬去世,引發坊間莫名狂歡,但中共對他的訃告卻令人不安,大陸主流媒體上多年不見的「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這樣的政治定性又一次出現。中共高層不僅要將六四血債讓李鵬去背負,同時又一次利用其「屠夫」角色,對抗爭運動中的香港進行威懾,這也發出不祥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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