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擊的年輕人：七一這天，他們為何衝擊立法會？

2019年7月1日，香港政權移交22週年，金鐘的示威行動延燒近24小時，從凌晨延續至午夜，大量年輕示威者商討行動，其後佔領道路，前方衝擊立法會外牆，後方以「人鏈」傳遞物資。晚上9時，立法會一度被佔領，示威者最終於警方午夜12點清場前全部離開。

這是香港歷史上，立法會大樓首次被示威人士徹底佔領。

不到三小時期間，綜合端傳媒記者觀察及多間媒體報道，立法會大樓內包括圖書館門口、走廊電掣、閉路電視、多個電子顯示屏幕等遭到破壞，有人在取走一批電腦硬碟，多面牆壁被塗鴉，標語包括「林鄭下台」、「官逼民反」等。議事廳外，立法會主席肖像倒地並被塗黑，議事廳內，區徽被塗黑、「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橫幅掛起，有人一度擺放港英旗。不過，與此同時，亦有示威者在圖書館門口貼上告示呼籲不要破壞書本及文物，在立法會餐廳，示威者在拿取飲品時均主動放下現金；在衝擊激烈的示威區，雜物散落一地，有示威者清潔打掃。

衝突和佔領剛剛過去，2日凌晨4時，林鄭月娥連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等官員在警察總部召開記者會，稱遊行人士表現和平，而立法會示威者目無法紀，表示會追究到底。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暴力之聲，但亦有大量聲音呼籲包容和理解年輕人的絕望和憤怒，指出真正無形的暴力來自政權，並認為應該深切反省的是香港的大人們。

七一這天在金鐘，這群年輕人為何留守，為何衝擊、佔領？他們懷著怎樣的心情，渴望表達的又是什麼？我們採訪了五名在場的年輕人，他們或許來自不同的生活環境，有不同的思考和情緒，但都同樣希望去告訴社會：到底什麼是暴力？為什麼他們要衝擊？他們不可忍受的是什麼？為什麼他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

Peter：「想攞返啲嘢的感覺，『啲嘢』不是實質的，是一種精神」

7月1日下午約1時半，一批示威者突然以鐵馬等撞向立法會議員出入口的玻璃門，泛民立法會議員一度到場勸阻，惟撞擊行動仍然持續。20歲的大專生Peter在衝擊稍後時間才到場，隨即加入隊伍，他戴著眼罩和3M口罩，手臂包裹著保鮮紙，站在首幾排的位置。

「洩憤，還有Back Up，讓手足知道有人，不用驚。」

他形容，衝擊是共識。他重複說，大家已經「無計（無辦法）」。

「我們不暴力，他還是不聽。103萬人（遊行），完了，200萬加一人，還是這樣。其實，你覺得還有什麼方法是可以⋯⋯令他回應我們？」

「一直迫政府回應，若警察用更惡劣手法驅散，那我們就可以製造輿論。」

下午4點，玻璃門近半破碎，示威者退後，Peter稍息，隨即轉往立法會示威區煲底位置，他先推開原先在玻璃門外的防禦欄柵，再次撞擊玻璃。「好累。總之用盡一切方法撞，我有什麼工具就用什麼工具。」

他說，撞擊的時候滿腦子是憤怒，「嬲囉（生氣咯），X你老母，打！激發下自己的憤怒情緒，可能會大力點。」

網上流言，應對這類型的強化玻璃需要敲打四角，Peter搖搖頭，「打完都無用」。「玻璃與玻璃之間有一層膠，會卸力。撞好耐，撞了兩個小時。」

玻璃破碎，示威者的下一步是撬開裡面的一層鐵閘。Peter轉變角色，擔任後援，為前方的人撐傘遮擋鏡頭。後來，閘門已破，他跟著人群進入，但只停留在地面指揮引路，叫後來者去上層的議事廳支援，之後他離開了，嘗試會合其他朋友。

這是Peter第二次進入立法會，第一次是學校安排的參觀活動。「那時是參觀心情，今次入來是有少少『想攞返啲嘢的感覺』（想取回一些東西的感覺）。『啲嘢』（這些東西）不是實質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尊嚴。一個尊重，對我們來說，慢慢被人攞走了。」

他認為，這一次衝擊選擇了立法會，是因為「立法會是最貼近施政和屬於人民的地方」，不過，「立法會只是渠道，不是立法會，也可以是其他地方。」

Peter是社運初哥，雨傘運動期間，曾以中三學生身份參與校內罷課，假日曾往佔領區過夜留守，後來一直沒有參與社會運動。至近日《逃犯條例》爭議備受關注，他擔心香港法律制度被摧毀，即投身運動。

從6月9日參與遊行開始，Peter的投入越來越高。9日晚上遊行之後，他本來只是想觀望一下事態發展，身上也沒什麼裝備，惟政府書面回應，表示會在6月12日如期二讀，他便跟隨大隊衝擊。當晚有大批示威者被警方圍堵在舊灣仔警署外，警察要求他們除下口罩，逐一登記其身份證及搜身。Peter沒有被圍堵，在街頭仍感不忿，他將垃圾桶推離街道，「比啲嘢警察煩下」。

6月16日，香港再有200萬市民上街，下午5點許，人們逐漸走出夏慤道，有巴士無法離去。Peter和三個朋友一起主動上前指揮，為巴士開路。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Peter也在場，他是物資組成員，協助運送雞蛋到現場，另一舉動是高喊「黑警」，「這樣做沒有後果，但會舒暢一點。」

7月1日這天，他看到路過現場的警察，在毫無預兆之下會向對方高喊「屌你老母」，與此同時，又走到花店買一束白花，默默放到太古廣場前的馬路，悼念早前墮樓的「黃衣人」。他說，自己從不到一個月前的和理非（編按：指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士），到現時的勇武派，其實也有點「接受不來」。

「但這是迫出來的。有得和平，有誰不想用和平的方法？我自己也不想這樣做，如果有解決方法。」

「和平，他會當你無到」。

Felix：「請看清楚我們，我們是爆玻璃，但我們根本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意圖」

2019年7月1日，是香港移交政權22週年，也是Felix的生日，他是一個00後。這天清晨，他佔領了龍匯道；晚上，他與其他示威者一齊衝進立法會大樓。

「我不知道明年的七一會怎樣，但今天，七一將永遠是香港人最同心協力指證這個政府（過失）的日子。無論是什麼立場，願意遇到什麼程度的行動也好，後面不衝的示威者，前面衝擊的示威者，一定有一群人在這裏等著你。」

這是下午五點多，滾燙的太陽光落在腳邊，我們坐在立法會外的馬路邊，不遠處的煲底，年輕的示威者們正奮力拆卸貼近立法會大樓牆身的L型鋼板圍欄，敲打聲、拖動聲、口號聲響徹數百米。而立法會位於添美道另一邊的議員入口，其中一塊防爆玻璃在兩小時前被示威者以回收廢物的鐵籠車撞破，警民正緊張對峙。

怎麼看待用暴力衝擊立法會？「這一次七一，我們有種『all in』的感覺。好老實講，就算現在這樣衝進去，意義不大，裏面又沒有開會。但我覺得，香港人被逼到牆角了，所以任何程度、任何方式的抗爭都願意去做，只要能夠抗爭，能夠表達我們的聲音。已經不是有沒有效、安不安全的問題，都不是一個考慮因素，而是能不能表達到自己的聲音。只要能表達到，我們就願意去做。」

從6月30日下午開始留守在立法會一帶，Felix已經近24小時沒怎麼闔眼，體力透支。他雙手前臂包裹著透明保鮮紙。此時他手臂略微紅腫，今天清晨，他在佔領時被警察胡椒噴霧射中，清洗後仍然刺痛。

七一清晨的佔領行動，是由一個網絡流傳的號召，以及一場街頭討論而生的。

6月30日，一張在網絡廣傳的海報，呼籲市民在七一早上六時半到金紫荊廣場的升旗禮聚集，抗議政府不理民間五項訴求。Felix決定投入，30日晚上約10點，他來到立法會附近，同行的還有24歲的阿樂等，其中年齡最小的是一名16歲的中學生。兩日之前，他們參加議員朱凱廸發起的「反海濱送中」行動而認識，該行動是為了抗議政府將一段濱海地交給解放軍使用。

Felix沒想到，當晚來到現場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圈子越圍越大，到最後，大約兩百人在一起討論第二天早上的行動計畫。因為人數太多，主持人號召大家分為兩組：「和理非」與「勇武派」。每個組均討論兩小時以上，現場選出秘書進行筆錄，人們輪流發言，然後再整合討論。

「討論的形式是，先有一兩個人拋出一些idea，例如哪條路進去，然後大家再細微一些研究警方的布防，」Felix說，大約30人充當了「哨兵」的角色，整整兩三個小時跑去不同的幹道，查看警方「有沒有改布防」。

「他們查看了三條路線，然後我們分析，比如從這裏過去，那警方第一重是水馬加鐵閘再有警察。我們一層層分析，計算可能需要的行動時間。雖然，其實很多都是紙上談兵，最終警方也沒有出動水馬。」Felix回憶，「大家的共識是，阻止升旗。」

在分組討論裏，以往的Felix可能會選擇和理非，但這一次，他認為自己轉向了「輕微勇武派」。

「其實是一個程度問題。總有一天和理非都會變勇武，真的。你看那個議員，對警察大喊『我要見指揮官』那個，叫什麼名字？」記者告知是民主黨主席「胡志偉」，Felix續說：「他不是原本極致和理非嗎？有催淚彈在他旁邊爆，他就忍不了了。每個人都有條底線，當你觸發他底線時，他一定會反抗。」

過去兩星期，香港接連有市民墮樓身亡，並留下遺書，希望抗議政府。這種死亡，令Felix覺得要從和理非向前邁進一步。

「我不鼓勵這種方法，但到了第二個，第三個女孩……我覺得有更大一個動力去做多一點事情。留意第二個女孩的遺書，她是寫給香港人看的。我覺得政府要讓步的話就真的不用再想了，它要讓的話一早就讓了，七月都來了。我們是否可以做更多的事呢？」

七一清晨到來，經過一番佔領行動，Felix和朋友們最終沒能阻止升旗儀式舉行。不過，下午一點多，示威者們開始衝擊立法會。Felix覺得，他可以留下來，幫助傳遞物資，以及澆滅可能出現的催淚彈。

晚上九時許，立法會示威區的示威者們終於撬開鐵閘，進入立法會。Felix和阿樂等朋友經過商量，在十點多的時候決定入內看有無示威者需要幫忙。那一刻，他並不害怕被捕：「你看到比你更小的年輕人都進去，你不會再猶豫。某程度上，我們和那四位決定死守立法會的人一樣，進去立法會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看不見希望。我們就是要告訴政權：我們願意為了表達訴求而承擔坐牢風險。我們希望改變現狀，我們更看重社會公義，即使我們可能要賠上十年光陰。」

在立法會裡上下走了兩圈，Felix看到，「破壞的確是有的，立法會不少電子屏幕都被弄爛了，後來有人勸不要這樣，他們就停止了。」

「我認為示威者沒有『暴力』。請看清楚我們，我們是爆玻璃，但我們根本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意圖。相反，警察這些天都在打示威者。我們的塗鴉、破壞，都是針對這個政權，而非普通人。你看被塗黑的立法會主席肖像，97前那兩位主席根本沒人碰過，幾百人走過那裏，是（現任主席）梁君彥的肖像一上去就被摔爛。是我們暴力，還是他們這些官員對市民做錯事？三個星期以來，無論和理非還是佔領包圍，政府都不理。」

至於有人擺放英國旗，Felix如此認為：「這是一種方法，希望告訴政府，為何22年來，香港人的生活越來越差。我們並不是真的要回到英國時代，我們沒那麼天真，而是希望有個比較：為何22年前的香港，好像比現在更靠近文明一些？」

Felix在午夜12點前離開了立法會，到中信大廈附近。當午夜一過，警方開始向中信大廈一帶發射催淚彈，Felix與那裏的示威者卻不肯退縮：「已經睜不開眼，但前排的人退都沒退過。我們要頂住這邊的警察，讓立法會裏的人離開。」

「其實，這場運動已經不僅關於《逃犯條例》，而擴展到社會公義與否了。」Felix最後說，「就算明天林鄭答應撤回，時勢已不止如此。當你尋找不公義的根源，你會發現是整個制度出現問題。因此我們最終要求的是實現『雙普選』，這是運動的趨勢。」

阿樂：「議會終於回到人民手上」

7月1日傍晚八點多，立法會「煲底」，上千名示威者嚴陣以待，等待大樓公眾入口鐵閘被撬開的一刻。阿樂和Felix正幫手傳遞物資。前方手握擴音器的年輕人大聲警告，稱鐵閘就快撬開，屆時裏面的警察一定有所行動。

氣氛非常緊張，所有人開始檢查自己的防護裝備。「頭盔需要嗎？口罩戴好了嗎？」人們彼此查看對方。24歲的阿樂已是群組裏年紀最大的人，開始逐個叮囑Felix他們：「等下開閘，催淚煙霧一定出動，我們的任務是用礦泉水澆滅它，或者用濕毛巾撿起它。」這是他們昨晚在立法會道電箱附近的街頭商討會討論好的角色——「消防」。

阿樂神情嚴肅：「記住，我們最重要的是救人，一旦有傷者，手上什麼都放下，礦泉水瓶全部不要，優先救人，知道嗎？」幾位年輕人紛紛點頭。

所有人排成一條又一條小隊，後面的人抓住前面的人的背包。阿樂不斷確認記者的防護裝備，並叫記者不要向前衝，留在他們後面。「有事就跑。」他說。

九時許，經歷整整四小時的敲打、撬動，立法會公眾入口跳閘被撬開了一角。前排示威者開始進入立法會，立法會入口內原本站滿了幾排防暴警察，卻已撤退。

但身處後方，阿樂不了解情況，一度以為前面的人衝進去肯定在和警察發生衝撞了，非常緊張。他與Felix商量，最終決定四個人進去，其餘人留下。

「我係驚架！（我是害怕的！）要盡快出來。」

此時已經十點多，進入以後，阿樂才發現，警察都走了。阿樂留意到滿地玻璃碎片，亦聽到更裏面的示威者在指揮大家搬開大型物件，希望留出更大空間給示威者出入。他聽到一些示威者不斷對其他人說：「唔好搞，唔好掂，唔好整爛。（不要搞，不要碰，不要碰爛東西。）」

「衝擊、破壞是有的，但我認為立法會裏不算暴力。裏面的氣氛給我感覺，好有文化，好和平，有一種秩序感。妳見過有示威者拿飲料還放下錢嗎？」

五分鐘後，阿樂就趕緊從立法會出來了。但當他發現Felix和Angel還在裏面，便決心返回，帶他們出來。那時候，留在立法會外「煲底」的人們互相傳遞警力消息，只有被確認的消息，會由手握擴音器的人廣播出來。在立法會裏面的人因為擔心被捕，開始陸續出來。「走了走了，（警察）打過來了！」聲音此起彼伏。雖人心惶惶，但阿樂看來，大家撤離十分有序。

這晚11點半，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由秘書處發出針對「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聲明，「支持警方追究責任，把違法者繩之於法」。

「我想找回裏面的兩個隊友。我其實是真的害怕，11點多他們發了那個聲明。我和煲底的隊友說，我十分鐘內一定出來。」

阿樂再次一頭扎進了立法會。「裏面氣氛變得好平靜，」他回憶，「大家好冷靜，set好了小站派手套，讓急救人員進入，指揮出入口。」

經過一番搜索，無論如何都找不到Felix和Angel，網路也不通，阿樂只好離開。

及至11點半左右，整個立法會「煲底」及旁邊添馬公園的示威者人潮，突然開始大喊：「一齊走！一齊走！」

原來大家都知道，有四個立法會內的示威者不願離開，希望死守。於是，十幾個示威者從「煲底」進入立法會，到議事廳，希望把這四個「死士」帶走。

「我們都非常非常害怕，害怕裏面打死都要留下的人被逮捕。因為一旦過了12點清場，我們覺得，在那裏是完全走不了的。」阿樂說。當他得知Felix他們安全出來的消息，他鬆了口氣。「他們年紀都比我細，我當他們細佬妹咁（我當他們是弟弟妹妹）。」

阿樂最終都沒有進入立法會議事廳。他透過新聞，看到示威者在議事廳把區徽塗黑，並掛出「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黑色橫幅，他感覺：「議會終於回到人民的手上。可能只是短短一晚，但表達出一個信息：立法會是用來議事、通過法例的，可原來那個討論的價值一早失去了。立法會只是用來通知我們，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進去，塗黑、接受採訪、貼標語，是告訴所有人，立法會的職責原本是什麼？希望平民百姓記起來，曾經，投票、立法，這都是我們的權力；關於這個城市應該變成怎樣，我們都應該能夠有方法，把我們的聲音，帶進來議事廳，然後再做出公平討論。可是公平討論一早就沒有了。」

經過一晚，阿樂說，「這一次，我覺得許多原本的『和理非』都接受了衝擊抗爭。我接受衝擊的抗爭方法，因為香港人除了採取更大膽一步以外，都不會有出路了。」

馬騮：「我好累了，可能下一個就是我」

「我預了會被捕，」七一這天，這是馬騮講得最多的一句。清晨六點半，她和幾個朋友來到金鐘立法會附近，「有人管物資，有人周圍去睇有無差佬（警察），我就負責衝前線」。衝突驟起，馬騮向前衝，「有差佬扔東西出來，扔中我手臂，好痛，敷了冰袋才好一點。」

過去兩個多星期，她總是睡不好，常做噩夢。她夢見警察衝過來，她大叫「唔好打我（不要打我）」。入睡前，她想起黃衣人，「一想起就喊，要抱著公仔才能睡」。6月15日晚上，她和朋友路過太古廣場，目睹身穿黃色雨衣的梁先生在太古廣場懸掛「反送中」橫額後墜樓，「我們什麼都做不到」。後來，有從事防止自殺危機的社工韋姑娘在太古廣場附近認識了她，發現她神情呆滯，開始陪伴她。

「已經做了咁多，還有什麼可以做？」「已經失去了三個戰友了。」靜下來時，馬騮常這樣說。

她今年20多歲，身型不算高大，但結實有力，動作靈活，過去幾年，總是走在衝擊前線。雨傘運動的時候，她在金鐘和旺角兩邊跑，更多是在旺角。她說，和平的時候，自己不一定要出現，但搬運和衝突的時候最需要自己。

「你睇我的肌肉？」她笑著曲起手臂，露出小老鼠肌肉。她中學未畢業就開始打工生涯，目前做物流搬運。工餘，她喜歡做義工。「（颱風）山竹之後，我們一班人出去拾垃圾，幫手砍樹，開了好多路。」她興奮地分享砍樹的照片。

示威衝突的時候，她有時去衝，但覺得更大的責任是去保護現場手足無措的中老年人和比她更年輕的人。「佔旺時，有藍絲過來搗亂，我們就打回去，」她因此三次被捕，最後沒有被落案起訴。期間有數位朋友湊錢為她請律師，「他們不是會出來的人，只會叫我小心，我有事就幫我」。其中一次被捕，警察說她襲警。「是差佬故意過來撞我，好彩我提早發現，馬上使眼色，叫朋友開手機拍片，保障了自己。」

她不喜歡警察，612衝突的經歷更加增添了她的痛恨。當日她在上班，中午時分，朋友叫她去金鐘幫手，她回家拿了頭盔、防護背心和護臂等，就趕過去。她說在中信大廈附近被警察追打，警棍打在她背上，「當時只是覺得好痛，後來才發現好似骨歪了，但我不敢去睇醫生，驚被人拉，朋友介紹我去睇跌打。」她說，後來一班人被警察追，逃到了金鐘地鐵站，「已經落了樓梯，警察還在追，向我們噴胡椒水，好多人講粗口」。

她分享說，自己在一些非示威的場合也遇到過警察執法，「警察都有幫我，執法正常」，但這無助於消減她的憤怒。

不過比起警察，她說自己更痛恨林鄭月娥，尤其是她的「冷笑」，「想起她就想講粗口」。「她總是笑笑口，我真的不明白，其實有咩好笑？」

6月30日晚，她和朋友一起來到金鐘煲底，參與悼念活動。前一天下午，21歲盧姓女生從高處墜下身亡，離世前在牆壁上留下「致香港人」的字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並籲大家「堅持下去」。悼念活動的這天晚上，新聞又傳來消息，當日下午在中環IFC天橋墜下的29歲女子搶救後不治離世，這名鄔姓女子離世前在臉書上發帖表示絕望、「七一我去不了」等。看到新聞後，馬騮哭得停不下來。

「我好累了，可能下一個就是我，」在立法會煲底，她對朋友說。

可是只要來到金鐘現場，她就充滿精力。現場都是陌生人，但在她看來都是她並肩作戰的朋友，這邊需要雨傘，那邊需要人搬鐵馬，遠處又要人爬高去用雨傘遮閉路電視，無論見到什麼，她都馬上跑去幫手。下午時分，示威者用鐵籠車撞擊立法會玻璃門，她就在後方幫手，搬運鐵馬，警察噴射的胡椒水灑到了她背上。

到了晚上，她和一班示威者一起拉開立法會添美道入口處的重型鐵閘。「入面有電錶房，其他人想入去拉掣斷電，我就在外面幫手睇水（把風）。」馬騮說，現場人潮洶湧，有一些時候，她確實感覺到現場「混亂、危險、失控」。

問她擔心嗎？大多數時候，她都說自己有心理準備，不擔心。不過，也有一些時候，她會有點擔心自己被捕。「今日有警察查了身分證，抄牌了。」

如何看待武力？她說，那是一種「發洩」，是透過肢體「直接將心裏的不滿表達出來」。「我之前已經容忍他們（政府）很久了。」

不過，她也認為，自己是比較容易衝動的人，在衝突現場，對於自己過分衝動的行為，如果朋友勸阻，她都會接受。七一的深夜，部分示威者佔領了立法會大樓，在人山人海的添美道街頭，馬騮遇到了社工韋姑娘，二人商量了一番之後，她同意和社工一同離開現場，日後再加入戰友的隊伍。

那一刻她為什麼願意離開？馬騮也不太說得清楚。她幾乎一天都沒有進食，背上也因為胡椒水而癢痛，她先和社工去了麥當勞，後來又去了添美草地傾談，「我心裏明白，社工都是擔心我。」

Yoshi：「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激？」

參與社運的時候，Yoshi的角色多做物資管理。她是90後，目前從事設計行業，斯文瘦弱，朋友都笑說她不適合衝。她也同意，自己更屬於「和理非」一派。七一這天早上，她接近11時來到金鐘現場，馬上投入物資站工作。

從金鐘站A出口走出來，一路走到立法會大樓，道路上全被佔領，眼前一片黑衣人海。「其實沒什麼leader，見到哪兒有物資，就幫手收拾、傳遞，大家好自發，好團結，可能612那天警察那樣清場，大家之後更團結了，」Yoshi說，人們有默契地並肩站立，連成延綿數百米的「人鏈」，將口罩、索帶等較輕的物資從金鐘站一路傳遞給立法會的示威者，礦泉水等較重的物資就用手推車搬運。

「有些人會問物資怎麼來？其實好多是一些年紀大的人，甚至公公婆婆買來給我們，有些路人見到我們需要什麼，馬上就幫手去附近的便利店掃貨。」

以前出來遊行示威和參與雨傘運動，Yoshi總是和朋友一起，「但今次我覺得，自己一個都要出來」。修訂《逃犯條例》讓她覺得恐懼，她不信任中國司法，擔心即使在香港，也會被內地政府安插罪名，送回大陸，「去到大陸，就真的不是司法審理那麼簡單」。「今日不出來，以後條例通過，更加不用出來了。」

過去十年，Yoshi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幾乎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九七回歸那天，正讀小學的她，「感覺真的好光榮」。她當時還小，但模模糊糊的感覺是，被殖民統治不好，「終於做返中國人更好，畢竟我們是華裔」。但自從2012年反國教運動以來，她越發關注社會時政，愈發覺得香港和中國內地的邊界變得模糊。2016年，她有份投票選出的立法會議員梁頌恆被DQ，議員資格被取消了。

「為什麼我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激？」Yoshi說：「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被教育，我們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法治自由等等，但等到我們出來社會之後，發現根本不是這回事。講好話：50年不變，現在才過了22年，已經變成什麼樣子？」

612那天，她特意請假，一早來到金鐘，最初也是幫手管理物資。「我真的有想過，要不要今日自己都去衝，去前線？」但未到三點，她突然收到媽媽來電。「她平時不是經常打給我，但那天在電話裡一直叫我小心啲，小心啲，但她沒有問我在哪，我想她是知道的。」

媽媽的電話，令她最後沒有去衝，但憤怒卻愈發積結。「死了三個人，政府都沒有回應， 照撐警察，說警察沒有錯，這個政府真的是冷血的，」她說自己始終不太認同暴力手段，但認為不應譴責，一定要「各有各做」，就好像市民在金鐘現場，有人出錢送物資，有人管理物資和後方聲援，有人在前線衝擊。

昨日金鐘現場，約一點半，示威者開始衝擊立法會，用鐵籠車撞擊玻璃。Yoshi在後方收到消息，一開始感到不理解，她不停發即使訊息去問前方的朋友：「其實打爛玻璃是為了什麼？」她嘗試一邊繼續支援，一邊去理解前方的行動。晚上八九點，她去了煲底附近查看情況，後來感到現場人流太多，不停有市民加入，她就隨著另一波人流離開了金鐘。

經過7月1日一天的思考，以及收看不同新聞信息，Yoshi說，自己後來理解了前方衝擊的人。「其實他們不是完全因為衝動或情緒，他們完全知道刑責，是有思考過的，他們背負了罪名，去為香港人爭取，為什麼我們還要責怪他們？」

「說實話，和平有用嗎？100萬人、200萬人都出過來行了，我想就算今天400萬人出來，都沒有用吧。」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Peter、Felix、阿樂、馬騮、Yoshi均為化名。）

（實習記者梁敏琪、余美霞、梁中勝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