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讀者來函

回應趙皓陽:知識錯漏為你補上,品性問題還需你自己努力

《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一文還有救嗎?我們寫了以下十問,嘗試釐清當中事實錯誤。


2017年,香港。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7年,香港。 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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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名為趙皓陽的作者寫了一篇題為《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的文章,在中國內地廣為流傳。作者在浸會大學讀過一年制的研究生,他形容香港學生「幼稚病」、跟「用愛發電」的台灣人一樣「蠢」,批評香港學生會「假民主」,港生不懂殖民歷史,香港基礎教育質量比不過內地,學生質素「不足以在一個大市場中與大陸青年競爭」。同時,他認為香港社運是民眾被蠱惑,「受西方價值觀衝擊」,上街遊行可以獲得「虛偽的滿足感」,其實是用肉身在供養資本家。他表示,除了他,香港無人意識到地產問題才是香港真正的威脅。

趙先生的文章,事實錯誤和知識漏洞之多,令人瞠目。要一一指出這篇文章的問題,體量大概可以出一本小書,於是,我們就把這本小書寫出來了。

從文章看來,趙的知識體系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所有問題的根源都是資本家吸血普通人」。如果要再複雜一點,那麼不是「教育出了問題」,就是「年輕人太蠢被煽惑」,三板斧來回使用。而政治體制在他眼中有如不存在。

趙先生此文的問題不是他知識太匱乏,而是品性太差。用他的話來講,他不是「蠢」,是「壞」。這種「壞」意在撩撥內地已有的「仇港」情緒,用虛構故事和錯誤事實製造中港矛盾。不僅如此,趙還在文章裡流露出對精英階層深深的嚮往(儘管他本人並不在列),和對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傳播,從源頭上試圖抹去普通人抗爭及爭取權利的合法性。用趙先生的理論來講,他所做的事,是在替權力和資本壓榨普通人。知識問題我們可以為他補上,品性問題還需要他自己努力。

一、香港年輕人很蠢、假民主,學生會都是逼人表態的嗎?

「當時台灣太陽花那時候(彼時還沒有發生大規模佔中事件),我們學校的學生會搞了各種亂七八糟的造勢活動支持。然後有一次開會的時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學生會成員都要表態支持太陽花運動,說的特別高大上,如果不表態就不符合學生會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學生會的立會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針對我們幾位大陸學生。我們都覺得太陽花運動跟我們有毛關係,這種表態不是MDZZ麼。當時有個大陸同學立馬就急了,說你們憑什麼逼我表態,我就是不支持,有種開除我啊。香港那邊同學聲音也高了八度,說我們是學生組織必須支持學雖動,這是原則。」

趙皓陽在文中提及的學生會經歷,真實性存疑。趙皓陽曾在浸會大學就讀一年制研究生課程,而浸會大學學生會會章明文寫道:本會乃唯一代表全體香港浸會大學全日制學生(除研究生及退會者外)之組織。因此,他不可能是學生會普通會員,幹事會成員就更不可能了。

香港學生會的競選過程與大陸不同。學生們先組建內閣,再與其他團隊競選,這一過程稱之為「上莊」。經過學生投票,成功「上莊」的內閣,整個團隊會成為該屆的學生會幹事會,一勝俱勝。每個「莊」的名單都會留下紀錄。

趙提到太陽花運動(2014年3月至4月)期間他在香港浸會大學讀書,而查閱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浸會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成員名單,都沒有趙皓陽這一名字(事實上每一年的名單都沒有)。學生會的職位有幹事長,秘書長、幹事,唯獨沒有他說的「理事」一職。內地學生參加學生會競選,由於緊張的中港政治關係,會成為本地報章頭條新聞,這幾年來香港各間大學都沒有內地生成為學生會幹事會成員的先例。

退一步講,如果趙文中提及的學生會會議,只是學生會召開的諮詢會、研討會,那麼所有學生均可以參加。但是會上不大可能出現學生會成員逼人表態的情況,這毫無意義,不是學生會的運作方式。學生會對外的表態是由學生會幹事會做出,不是在諮詢會、研討會上討論得出的。

香港各間大學都有民主牆,學生想要公開表達意見並引發討論,會在民主牆上貼海報,趙所描述的在會上逼人表態的做法,更像是內地學生會的經驗。香港學生會並不是毫無問題,也一直遭受到本地學生的批評。但是趙的這段描述,只顯示出他對香港的大學學生會架構和運作的無知。

實際上,香港大專學界學生會的歷史可以追到1949年之前。在重大歷史時刻發生的社會運動中——抗日、保釣、中文運動、六四、雨傘運動等等,學生會都深入參與了。當年一批一批的學生會成員,很多人後來也在不同的界別中繼續推動社會改革。趙一句「幼稚病」的判斷,不僅不成立,更顯示出他對歷史的陌生。

二、香港人留戀殖民地,但被人「biubiubiu地打」,連歷史都搞不清?

「我發現他是真不懂,於是告訴他,在英國人統治你們的時候,總督都是高貴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們一毛錢選舉權都沒有。在政府公務員體系內,香港人還要排在印度人後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為爭取自身權利、反對殖民壓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進行過一系列抗議運動,結果被你的英國慈父用印度人軍警鎮壓了下去,拿槍biubiubiu地打你們香港人哎。」

作者處理六十年代香港的態度極度簡化。事實上六十年代香港出現一系列的社會運動,但這並不只是一般的「香港人民爭取自身權利」的故事,當中包括冷戰時期中共駐港機構和當地左派在文革的影響下,不斷升級武力(甚至用土製炸彈),希望中央收回香港而釀成的「六七暴動」。

回到六七暴動的歷史現場,你會發現無法簡單地用香港人、中國人、英國人這樣的標籤來分派別進行敘事。六七暴動的確可以稱之為反抗港英政府管治的一場社會運動,但是這場運動並非憑空出現,在1960年代,以葉锡恩為首的改良派英籍議員,一直在支持本地人民爭取更多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反對港英政府官員的腐敗。同時,在香港做統戰工作的中共黨員和其他親共人士,也参與策劃和支持了六七暴動,但這對於中央政府來說是個意外。

六七暴動的規模能不斷擴大,跟大陸同一時間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有關係。1949年之後,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一直是實用主義的,對他們來說,保留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好好加以利用,比建造一個社會主義香港更有現實意義。周恩來就表示過,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因為可以藉此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但是文化大革命導致中央政府失控停擺,此時在香港的中共黨員和其他左派人士,從《人民日報》嗅到風向,以為中央準備收回香港了,就推動、升級了行動。

趙皓陽在文章中提到六七暴動的結果是「被你的英國慈父用印度人軍警鎮壓了下去」,這種煽動種族情緒的用詞沒有說的真相是,其實很多警察是華人。而且他不知道,當時周恩來批評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對香港問題的「誇大」,也反對香港左派繼續罷工和升級行動,要求儘快讓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恢復平靜。換言之,北京政府與英國當時的態度是相似的。

六七暴動之後,香港的社會運動沒有停止,只是以一種更為和平的方式在進行。人們繼續走上街,為自己的權益向殖民地政府施壓,並成功促使港英政府開始檢討其管制架構、自我改革。1971年麥理浩港督上任,在隨後的幾年裏推動受薪者享有帶薪年假、創立廉政公署、興建地鐵、推行免費義務教育和公共房屋計劃,大幅改善了香港的居住環境。從1960年代到2019年,這樣的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

像趙先生一樣,許多內地朋友長期指責香港人懷念殖民時期。前文的敘述已經點出,戰後大部分香港人未必真的很認同港英政府,而殖民政府也確實透過法律等手法打壓港人的抗議運動(比如《公安條例》)。但諷刺的是,這些法律本來在九十年代因為不符合人權的標準而修改,但又被中央政府屬意的臨時立法會恢復,直到現在仍然箝制港人的政治參與。要說戀殖,要說懷念殖民政府的國家機器,中央政府才是當中的表表者。

現時,作為政治派別的「歸英派」數量並不多,但是一部分普通市民「戀殖」的情緒的確存在,這種情緒出現的原因很簡單,即對現任政府甚至九七後的整個特區制度的不滿。為什麼回歸後的香港人民,會覺得當下的政府還比不上殖民地政府,這難道不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應該反思的事情嗎?

三、台灣人很蠢,民主也很膚淺,搞什麼「用愛發電」?

「台灣是一個能源短缺的地區,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個夏天,都要經歷上百次停電,於是當局提出了發展核電的計劃,但遭到了民意的強烈反彈。一個環保組織在反核遊行中打出了「用愛發電」的大旗;更驚訝的是,這在台灣還真普遍有人買賬,還真很多人覺得用愛發電這個概念好,更有許多政客為了獲取民眾支持都開始喊這個口號。」

作者的第一個事實性錯誤是「台灣經歷過上百次停電於是當局提出發展核電的計畫」。稍有常識者皆應知悉,停電的原因非常多,動物或樹木碰觸電纜會造成區域性短暫停電;打雷、車輛碰撞電纜也會造成區域性停電;管線施工不慎、挖路或挖下水道誤觸電纜、變電所故障、電線電纜故障、變壓器或開關設備故障等,都可能導致特定區域在特定時段的停電——趙先生所指「上百次停電」所指為何?如此簡化停電原因和單一歸因,不論是常識缺乏,或是一廂情願,都是嚴重誤導。

趙先生又將停電和缺電直接掛鉤。事實上,「停電」跟「缺電」不見得有關,而根據台電公開資料限電紀錄,21世紀初,台灣的限電次數僅為2次——就連2017年發生的「815」全台大停電,也是採分區輪流停電。

作者的第二個事實性的重大錯誤是,台灣並不是在21世紀初經歷停電之後才發展核電的。台灣從1968年開始便發展核電,一開始發展核電是因為石油危機,跟缺電無關;而發展核電後,依然有缺電問題。

台灣的反核運動已有超過30年的歷史。回顧台灣反核史,1980年核四的建設計劃便遭反對,但當時主要是基於經費過高的考慮。但直至1987年,台灣實際上都處於國民黨威權政府戒嚴時期,而反核的第一槍,是在1986年雙十日,由黨外人士在台電大樓門外打響的。可以說,1985至1988年是台灣反公害運動和環保運動快速興起的時期,當時的環保和反核人士中也有不少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因此環保及反核力量也被視為對威權政府的挑戰。這些挑戰國民黨的「黨外人士」在1986年組成「民進黨」,環保和反核是為黨綱。

作者所說的「台灣當局提出發展核電的說法」及「政客後來為爭取選民支持喊出用愛發電的口號」脫離歷史事實與脈絡。反核是民進黨立黨主張之一,2000年台灣首次實現政黨輪替,支持反核的民進黨上台,便一度擱置核四的發展計劃,不過,在立法院擁核立委的支持下,又在隔年宣布核四復工重建,令反核團體大為失望。後來,「核四重啟與否」也成為台灣藍綠的一個政綱爭執點,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曾希望2016年前重啟核四,但迫於民意反對未能成功。2016年民進黨再次上台,蔡英文提出要在2025年將台灣建成「非核家園」。

台灣的反核歷史悠久,在2011年福島核災之後,反核運動音量更漲,2013年開始民間團體每年發動「反核大遊行」,「用愛發電」則出現在2015年的反核遊行中。由公開資料可知,當時的遊行分為5大隊,分別是告別核電大隊(當地居民)、用愛發電大隊(親子、教育團體)、節能減碳大隊(市民、學生、藝文團體)、多元能源大隊(社會團體)、能源民主大隊(政黨)。因此,「用愛發電」在當時只是一個遊行方陣的隊名及口號而已,原意是指希望能用對孩子的愛,來達成「非核家園」目標。

「用愛發電」近年成為台灣社會及政壇在討論核電議題時會使用的詞彙,是因為2017年台灣經歷了「815」全台大停電,肇因於台灣中油對台電大潭發電廠的天然氣供應管線意外停止運作,導致大潭發電廠6部機組全部跳停,進而造成全台電力備轉容量不足,供電系統避免全面崩潰啟動保護措施而分區停電。此事再次引爆台灣社會對能源使用的大討論,對大停電感到憤怒的網民翻出「用愛發電」的舊詞來諷刺「反核」,後來成為網絡流行語,也在台灣的核電議題中,被不同立場人士拿出來調侃。

核電到底要不要發展、怎麼發展、應該有什麼樣的限制,涉及科學應用、專業管理、國家安全等問題,本文不贅。但從這段簡要梳理可知,「用愛發電」就像大陸地區網紅的「文體兩開花」一樣,這詞語有其產生、附著、演變的歷史及背景,並不如作者將其視為一個單一事件那麼簡單。「用愛發電」只是一個口號,不是論述,事實上,台灣公民社會不斷針對能源轉型進行不同論述、攻防,並無台灣人如同趙文所述「相信真的用愛可以發電」。當趙文指出,「更驚訝的是,這在台灣還真普遍有人買賬,還真很多人覺得用愛發電這個概念好」時,其實台灣讀者也很驚訝趙文有這種驚訝——這樣理解一個口號,不是曲解,就是愚痴。

四、說大富豪壟斷香港,已經觸到香港問題的根源了嗎?

「民眾徹底被「愚」了——他們不知道如何去實現一個既定目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知道自己的訴求」;「沒有人意識到打擊高房價對於整個香港經濟體的巨大作用」?

我們先來看看香港的經濟問題。

原文「香港的經濟活力被地產資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輕人絕大多數勞動成果,都通過極高的房價被地產資本家變相剝削了。」此話不假。順便要補充的是,香港大資本、大富豪的特點,正不僅僅在於只經營房地產,有一個詞形容他們叫「地產霸權」,本文暫不論「霸權」這個詞的使用是否恰當,但要指出這樣一種地產集團的實力龐大到可以影響香港整個經濟,包括零售、公共交通、電力供應等——港人的吃穿住用行幾乎全被大財團包了。

但是接下來作者說,「他們從來沒有人看到這一點,沒有人意識到打擊高房價對於整個香港經濟體的巨大作用」,這就是嚴重的事實錯誤了。「這一點」如果說的是「地產霸權」,那麼當作者2013-2014年來港讀書時,「地產霸權」這個詞已經流行了幾年,曾任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的潘慧嫻,2007年已寫書剖析地產霸權,2010年翻譯成中文並重新修訂。2011年,「地產霸權」更成為當年七一遊行的關鍵詞。香港「反地產霸權」的潮流,與此同時也已經展開,人們反對大財團、提倡支持社企、良心消費。

作者似乎想要更直接提出的是,「高房價下跌將會令香港經濟體崩潰,而房價居高不下是香港政府的治理責任,主要始於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未能實行」。

「八萬五」是香港房屋政策問題中的一個經典討論,的確,20多年後的今天,香港仍然有不少人認為假如當年董建華的「八萬五」——包括每年興建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8.5萬個、10年內全港70%家庭自置居所,以及輪候公屋平均縮短至3年等——能夠順利實施,香港就沒有如今的房屋問題。然而回到「八萬五」當年的背景,時逢金融危機,而八萬五計劃一推出,香港樓市即刻大跌,不少人變成「負資產」,負債破產。有人認為這一政策是九七年推跌樓市的元兇,但也有另有一派反駁,指亞洲金融風暴才是真兇,樓市崩潰跟八萬五沒有直接關係。然而無論如何,當年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香港經濟遭遇極大打擊,港人生活也受重創。而董建華在傳媒追問下,一句「這個政策不再提了就等於沒有這件事了」,也令他背上對問題視而不見的罵名,成為他最具爭議性的政策。

房屋政策和樓市之間的互動是千絲萬縷的,影響樓市價格的一定不會只有一種政策因素,經濟、金融情況都會影響價格;歷史也沒有如果,很難說假如「八萬五」一直繼續下去,香港樓市是不是就可以在無風無浪的溫室裏穩定發展。後來也是出於挽救香港樓市的意圖,2002年,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孫九招」,包括取消拍賣土地、暫停勾地、暫停兩鐵項目投標一年、終止出售公屋計劃等,以減少土地供應及政府干預來穩定樓市,結果之後樓市一飛沖天。這也說明,無論政策意圖如何,要評估其對香港經濟的全面影響,都是複雜的。

「董八萬」和「孫九招」都是董建華任內的事情,在他之後,曾蔭權任內,因前任政府停止賣地、住宅供應量長期偏低,加上內地經濟起飛,熱錢流入,香港樓價便快速重拾升軌,甚至遭遇泡沫危機。曾蔭權政府於2010年引入「印花稅」抑制物業投機活動。在社會對復建居屋的強烈要求下,推出「新居屋」及「置安心」計劃,以滿足市場對中小型單位的訴求。作者所說的曾蔭權任內房屋增量不及董建華,主要是因為前任政府留下的教訓,令後來者不敢貿然重新啟動賣地。

梁振英2012年7月上任後個多月內,就公布連串新招,例如「港人港地」、簡稱「白居二」的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計劃、要求市建局「樓換樓」項目轉作資助房屋(即後來的煥然壹居),以至將房委會工廈改建為公屋等。推出初期社會熱烈反響,但到後來發現問題多多,直到他卸任,香港的房屋問題並未有多大改善。

林鄭月娥上任後也推出一系列新政,「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是如今最有爭議性的土地房屋政策,在此不贅。

歷數歷屆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是希望讀者明白,首先,香港確實存在壟斷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激烈的人地矛盾,也是難解的頑疾,從官方機構、智庫,到社會運動、民間團體都在關注,是官與民,及左右翼向來要辯論、爭取的陣地。

香港地產霸權的問題來自殖民時代的政商結構,而中國在香港回歸後仍拒絕改革香港的殖民地式官商勾結政經結構,特首選舉制度、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的設計,都是維持這一結構的具體表現,商界向來偏建制、支持政府決策,壟斷的龐大資本力量與政治權力結合,成為最難打破的天花板。

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四大家族,他們的發達也絕不是靠單純的經濟行為賣房子那麼簡單,大財團在港英時期、中共統治時期得到不同力度的支持,變得愈發龐大及雄厚,對本地經濟影響舉足輕重,但在政治天秤上卻常常偏向深圳河以北,因此對港人來說,都是香港土地上成長的商人,怎麼還會有「香港商人」及「中國商人」的區別。這也正是雨傘運動爆發的深層原因——當反對政治失效、香港政府日益變成一個執行者而不是決策者、中央與香港關係日益緊張、而經濟問題長期不得解決、民眾失去對「我城」命運的把控⋯⋯社會便要求從根本上——政治制度的變革入手改變。

房地產問題當然是香港的真問題,但不是根本問題,或說只是根本問題的一半,而香港人為對抗地產霸權而發起的土地運動,至少也已經持續了近十年。

若作者是一個真左翼,言之鑿鑿要為香港政經問題把脈,那麼理應不會把「房價居高不下」僅僅歸咎為「香港政府的治理責任」、把一個複雜問題濃縮為香港孤島般的地方治理行為,卻刻意/選擇性忽視了這背後不同管治者、包括中共的角色,以及更深刻的政經脈絡。

更不要說,中國恰恰是香港「雙軌」土地制度的學習者。和土地私有的地方不同,香港土地所有權歸政府所有(港英遺留)。港府通過售賣土地在規定期限的「使用權」予土地開發者或使用者,也就是內地所熟悉的「賣地」。這一套「賣地生財」的玩法,完完全全是從香港學的,霍英東是第一位「老師」。由於內地也是土地歸政府/集體所有,因此香港這一分割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玩法」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內地大受歡迎,原封不動學習過去,使得中港兩地在土地制度上恰恰是「一國一制」。同一種制度,就會有同一套問題,建立在這種土地制度上的中國樓市,其實和香港樓市一樣,也早已傷痕累累。

而於香港而言,中國國家權力對資本主義的壟斷又何嘗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雖然中國沒有「私人壟斷」、也不可能出現,但從公有制上演變出來的國家對貨幣、市場、土地等的掌握,配合以國家官僚體制的控制,使得民眾與國家之間的財富拉鋸日益緊張。這幾年大家遭遇的泡沫、危機、破產還少嗎?香港今天的問題,在中國一線城市早露苗頭,今後甚至可能因為體制問題而增加解決難度,從而變得更為嚴重。

趙還喜歡提澳門,說澳門政府會發錢,澳門好,香港不好。但2018年香港政府盈餘183億港元,給年滿18歲、2017至2018年度無繳交薪俸稅、在港無物業、無領取政府援助、持香港身分證且通常居港的人,發放了4000元津貼。其實港府財政最飽受批評的不是小氣,而是公民難以決定公共財政方向,錢沒有用到其所,花在不該花的地方。這才是有關政府財政分配的真問題。

五、香港基礎教育出問題,除了精英,剩下全是愚民?

「我也通過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們的教材,發現相比於大陸的九年義務教育,真的是簡單了幾個維度,有些內容一筆帶過,有些內容考試不考。」

首先要說明一下,姑勿論中港兩地的教材差異,中小學教育究竟是不是要比拼誰學得深,誰做題比較厲害呢?這是不是就是對青年成長最有益的教育呢?基礎教育的目標究竟是什麼?接下來再談談兩地基礎教育的對比。

(以下段落作者為在香港當中學老師的內地移民)

香港的中文和數學科目的必修部分,的確比內地高考要簡單一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更難的延伸內容又單獨設置了獨立的選修科目,地位等同於物理、化學、地理等選修科。

例如,中文特別優秀的學生可以選修中國文學科,英文同樣有英國文學科。想要在大學修讀理科、工科和商科的學生,在數學領域可以再選擇修讀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一或單元二,涉及很多高等數學微積分、統計的內容。

至於理科,以我做過香港的「高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簡稱DSE)各理科的試卷來看,理科的課程範圍比內地高考課程更廣,甚至更深。例如,當年我在內地學的高中化學,在反應速率、化學平衡那部分,課本沒有涉及平衡常數的概念,只有一個定性的描述,而香港DSE課程必修平衡常數。生物相比內地生物課程深度和廣度多得簡直不是一星半點。只有物理,香港課程雖然涉及面更廣,但題目確實更簡單些。

另外,DSE的英文,詞彙量、寫作要求都比內地高考更嚴格。想更細緻瞭解香港高中課程大綱,可以參考香港教育局中四至中六課程及評估指引。順便說一句,作者提到內地九年義務教育是一項偉大創舉,卻選擇性忽略了香港已經實施十二年免費教育,幾乎所有人都是至少中六畢業。未來,甚至連幼稚園的三年,都有可能完全免費,已經由試點計劃在進行中。

香港高中有四個核心必考科目,中、英、數和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科是內地所沒有的。

(以下段落作者為香港流動學校老師)

現時中港兩地基礎教育最大的不同之處,並非學科深淺,而在於教育培養的價值。自2009年起,香港把強調批判性思維的通識科列為高中必修課,與中國大陸強調政治八股的思想政治課恰恰相反。

通識教育的課程,要求學生學會綜合各持分者立場,分析利弊,抒發己見。考試題目時有要求考生回應具爭議性的時事議題。筆者參與的義工團體曾與數間中學合作,為通識教育課程設計教材和戶外考察活動。

記得一次活動,我們帶隊考察了香港一個備受爭議的大規模發展項目,並與學生一起走訪將被拆遷影響的村民、農戶、老人和商戶。考察過後,學生們分成小組,每組要代入其中一個持份者的角色(如政府、發展商、村民),綜合考察和閱讀材料所得,以論壇形式與其他同學辯論該發展項目的利弊。學習目標是希望同學在表達自己論點和理據之餘,也要理解和代入他人的處境。類似這種鼓勵同學獨立批判思考的教學活動,並非通識課獨有,而是廣義公民教育的一部分。通識科帶批判性的課程目標,曾被親建制人士批評為「誤人子弟」,要求取消其必修課的地位。

趙在文中提到香港的教育是為了「愚民」,如果「愚民教育」是為了培養聽話的奴隸,訓練批判性思考的教育就是為了培養公民。那麼較之香港教育,大陸的思想政治課更適合稱之為「愚民教育」。

在開放的社會,公民會有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公民可以通過公開、自由的討論,利用結社自由,聯合起來影響公共政策。可是有效公共討論需要一定的規則,基本的如要尊重他人,避免人身攻擊;清楚表達自己意見的同時,也要聆聽和理解他人的觀點;學會分辨信息是否可靠。所以成為一個公民需要經過教育,這種教育在開放的社會就像語文、數學一樣基本。

順便一提,趙先生對精英教育的想像實在太過一廂情願和無知,在他的世界觀裡,只有底層人民才有危機,有錢人的世界一片美好。希望他能早日擠入他期待的精英階層。

六、聽說香港最近很亂,人們到底在反對什麼?

最近幾個月,香港市民很關心政府打算修訂《逃犯條例》一事。爭議從2019年2月政府推出修訂草案就開始了,最初,爭議集中在法律界、商界、不同政黨議員的辯論之中,但爭論持續幾個月之後,政府絲毫沒有打算聽取各界意見的意思。在巨大爭議聲中,政府僅僅以20日進行公眾諮詢,隨後在4月3日於立法會進行草案「首讀」並通過,開始進入法案委員會討論。

在法案委員會裏,建制、民主派議員激烈爭持不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隨後宣布草案將繞過法案委員會,在6月12日直上立法會恢復二讀。在香港法律界具公信力的大律師公會,分別於3月及4月兩度就條例修訂提出意見書,反對政府做法。

5月中開始,香港公民社會的各種團體和普通市民紛紛行動起來,以網絡聯署、街頭派傳單宣傳的方式表達意見,不過政府依然不理會。6月6日,香港法律界發起黑衣大遊行,近3000名法律工作者在街頭靜默遊行,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到了6月9日,在民間人權陣線的組織下,103萬市民走上港島主幹道的街頭,和平遊行表達意見。

在此之前,香港上一次百萬人遊行,已經是1989年了。當年5月28日,150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和群眾。

岔開一句,無論回歸前後,在香港,類似這樣的遊行都多不勝數,申請程序也簡單。

根據《公安條例》,超過一定人數的集會、遊行及聚集必須在舉行的7日前以書面方式,到警署向警務處處長提出申請;特殊情況下,還可以在72小時或更短的時間內申請。如果警務處處長不反對,就會最遲在遊行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6月9日的遊行是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實際上這是民陣發起的反對修改《逃犯條例》第三次大遊行,每一次都是合法遊行,香港警方會派員在現場維持秩序,許多市民對維多利亞公園至政府總部的遊行路線,也非常熟悉。

回到正題,為什麼大家關心《逃犯條例》怎麼改?其實,這個條例1996年就通過了,條例明確列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地區不適用於此條例」,就是說,香港和中國內地、澳門等地之間不能進行引渡,這個規定實施了23年。但到了2019年,港府突然提出徹底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地區不適用於此條例」的規定,並且同時取消引渡個案需要通過立法會審核的關鍵程序。

人們最擔心的是,倘若新條例通過,以後香港居民被移交去中國內地受審和服刑的風險將大大提高,這也是反對修例者口號中的「送中」。

有人會說,你不犯法就可以了嘛!但試問,目前中國冤假錯案、不公平審訊、非法刑拘等情況,不存在嗎?退一步說,其實真正認為自己會成為「逃犯」的人或許不多,但這次修例喚起人們對中國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和憂慮。

但無論市民怎麼表達擔憂,港府就是不為所動。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之後的晚上,市民都還沒回家,政府就發了聲明,重申立場:6月12日立法會開會二讀草案。9日當晚,金鐘立法會示威區附近爆發了警民衝突,警方最終出動胡椒噴霧及速龍小隊強力清場。

12日,立法會就要按原訂計畫開大會了,政府沒有絲毫回應市民訴求,市民於是發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一大早坐地鐵坐巴士到金鐘,早上8點就佔領了幾條主要幹道。最初到場的是一批批年輕人,後來中年人也來支援,到了午飯時間,周邊的白領也來了。在最初7個小時,金鐘主幹道上密密麻麻的所有人,就只是和平地站著,大家希望利用自己的存在,直接向政府表達不滿。

雖然在這期間,立法會取消了原本議程,但政府沒有任何表態。下午三點,部分站在警方防線前方的市民開始衝擊,而警方也很快以大型武器(據警方消息,包括150枚催淚彈、20發布袋彈、數發橡膠子彈、胡椒球等)還擊示威者。這場警民衝突引致81名市民受傷。

警方則說有20名警察受傷,在當日下午將衝突定性為「暴動」,並稱警方行動「容忍」、「克制」。「暴動」定性引發市民更大憤怒,而不同團體均指出警方這次過度使用武力,無論是武器級別抑或數量,均為香港多年來處理大型示威活動之最。香港記者協會共收到26名記者對警方濫權的投訴,包括10宗涉及近距離向記者發射催淚物品,其中3宗直接擊中記者頭部;3宗涉及以警棍追打記者等。

基於以上種種,眾多團體要求政府取消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612衝突、檢討多年來為人所詬病的監警會機制,以及撤回修例。

在612事件3日後,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修訂,承認政府的解說和諮詢工作有所不足。她沒有道歉,亦堅持不會撤回條例。

翌日,6月16日,全港200萬市民上街遊行,人數破了一切本地記錄,他們要求政府撤回條例。這一天同樣是合法遊行,但出於不明原因,警方在這天派出的人力很少。這天由於遊行人數眾多,密密麻麻的人塞滿港島主幹道,但秩序井然,即使到了傍晚,金鐘夏慤道等多條主幹道再次被人潮和平佔領,沒有任何暴力衝突,市民有秩序地讓路,讓車輛逐一離開。晚上七時許,當一輛救護車經過金鐘道時,人群自動以「摩西分紅海」之態迅速讓路,救護車毫無阻礙順暢駛過。這一幕在社交媒體上被廣傳。

6月18日,林鄭月娥再次召開記者會,向市民致歉,但對於市民要求取消暴動定性、釋放被捕人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612衝突等要求,均未回應。目前,不同界別的市民仍然在組織發起各種不合作運動,或者更有創意的發聲方式。

這是公民與政府之間一個複雜、多元的博弈過程。市民運用了民間宣傳、網絡聯署、和平遊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等多元方式,一起向政府表達民意。當然,香港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也助力不少,這次不少教會和牧師、專業組織、行業協會也參與其中,人們嘗試用各種新的方式進行連結。這不是亂,是人們在互動、連結、組織、發聲。

七、聽說雨傘運動的學生絕食都是假的?

「當年一群香港腦殘中學生為一些亂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環鬧絕食。這個絕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絕食」——這是絕對香港腦殘中學生們的一大發明:先幾個人「絕食」八小時,然後下場吃飯;換另外一撥人再「絕食」八小時,完了該回家回家,該睡覺睡覺,明天接着再來……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這八小時途中,他們還怕營養不良,不斷地喝運動飲料……不規律飲食,久坐不動,高糖飲料,我感覺搞一波絕食之後那群香港中學生們還能都能胖一圈。」

趙皓陽嘲諷「接力絕食」,就跟他嘲諷「用愛發電」一樣,明明一知半解卻強發議論。2014年內地報紙《環球時報》也把「接力絕食」拿出來講,說這是「餓不起又要表演的秀」。《環球時報》也持批評態度,但是連它都不敢像趙皓陽一樣隨口杜撰數字,原文是怎麼寫的:「黃之鋒只餓了108個小時(中間喝過葡萄糖水),就撐不住了。」

當時發起絕食的幾個年青人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黃之鋒在絕食108小時後,由於醫生表示他健康狀況惡化,結束絕食。吳文謙在絕食逾80小時,按醫生建議,喝了一口電解質飲料;吳文謙及鄭奕林絕食90小時後,出入均需輪椅協助。吳文謙在絕食120小時後身體不適,按醫生建議結束;鄭奕林最終絕食了142小時,她表示自己多日來只飲4、5杯寶礦力,是靠意志撐下去的。17歲的黃子悅在絕食超過118小時候,因電解質不足及脫水,須立即送院。

108個小時,整整4.5天,趙先生隨手一抹,就把100個小時給去掉了,隨手一寫,就把「喝過電解質飲料」改成「不斷喝運動飲料」,然後開始他的表演。「接力絕食」的接力是什麼意思,是有香港市民看到一群十六、七歲的年青人以絕食的方式在向政府嚴肅表達抗議,為了表達支持,他們也加入了絕食的隊伍,絕食的時間是28小時。這一幕是很令人悲傷的。社會運動是一項嚴肅的事情,趙先生不斷為了滑稽化整個事件,不斷地杜撰事實,隨口扯謊,不知道是他「腦殘」,還是他口中的香港學生「腦殘」。

如果有人看到這裏還是不屑一顧,大概是覺得這些絕食行動看上去都沒有「出事」,絕食者依然「安全」。這麼想的人,請捫心自問自己的良心和人性去了哪裡。犧牲當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任何人也沒有資格要求別人犧牲,抗爭是表達反對觀點的形式,而不是滿足變態看客的一場好戲。

最關鍵的是:趙先生所說的絕食為的「亂七八糟的破事」是什麼?2007年12月全國人大決議,香港可以在2017年實行普選行政長官。香港人沒法忘記中央給出的這個承諾。根據全國人大規定,普選方案需要由特區政府提出,立法會三分之二票數通過,報全國人大批准。於是,2012年特首和立法會改選成了重要一環,因為當選的特首將帶領特區政府提出2017年普選方案,而當選的立法會則對方案有直接表決權。

2010年,溫和民主派在此關鍵時刻,選擇了談判,這是自1989年以來,他們首次願意與北京官員在中聯辦閉門會談。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2012年選舉增加了立法會民主直選的議席,但2017年是否有真普選,北京不置可否。然而,溫和民主派因接受談判而受到各方攻擊,最終在2012年只勉強保住三分之一議席,元氣大傷。

與北京的博弈空間大幅減少之下,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耀廷於2013年1月16日在《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提出到爭取真普選的最後時刻,要有一萬人以上,「違法」、「非暴力」、「長期」地佔領中環要道,以此迫使中央改變立場。以法達義,甘願坐牢,這是他的「公民抗命」理念。

簡而言之,「佔中」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逼使北京重新回到真普選的談判桌上。

在經過一年多的公共辯論、舉辦三次「商討日」讓公眾共同制定2017普選方案後,前三名票數出線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商討日參與人數不高,方案爭議極大,「佔領中環」行動原定於2014年6月22日舉行公投,本已做好失敗打算(陳健民當時說,如果投票人數不夠10萬,佔中三子將向社會道歉,承認沒有領導力),誰料6月10日,國務院發佈對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強硬表態激起香港社會千層巨浪:「愛國愛港」的特首參選人要求,首次寫入正式文件。

結果,公投四日左右,超過70萬市民參與了投票。

面對香港要求真普選的洶湧民意,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2017年特首選舉定下框架——一個比所有香港社會所提出過的30多種完整普選方案更為保守的結果。不僅提名委員會人數按照此前1200人的設定,特首候選人更必須「愛國愛港」。

「人大831」在香港被稱為對普選的「落閘」。2014年9月22日開始,學聯啟動罷課,9月27日凌晨,學聯及學民思潮呼籲人們衝入公民廣場,大批市民響應號召。9月28日中午,大批市民湧入金鐘聲援示威者,佔領夏慤道等多條幹道,警方於傍晚向人群發射89枚催淚彈。激憤之下,市民不但沒有撤退,反而繼續佔領金鐘、旺角彌敦道、銅鑼灣怡和街及軒尼詩道。

一場過百萬人參與、長達79日的佔領運動,就這樣開始的。

這就是趙先生所說的「亂七八糟的破事」。

八、以前香港人都不能選港督,現在為什麼要求這麼多?

香港學者梁啟智多年前已經一針見血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問題很常見,但也錯得很離譜。下面我們全文引用他的回答。

首先,港英時代有大量針對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間抗議活動。遠的不說,「爭取八八直選」運動就是這問題最好的反證。第二,港英政府其實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為中國政府表明反對而沒有推行。

早於1956年時,周恩來便向英國政府提出不容許港人治港的改革,當時英國政府為免給予借口讓中國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沒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卻被中方批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認為英國在九七前沒有給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話,請向中國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訴。

順帶一提。從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中國如果要拿當年英國人的做法來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邏輯上說不過去,從人民立場上說也未免有失尊嚴。

九、為什麼趙文不值得傳播?

從寫法上,這篇文章確實具備如今內地輿論場上常見的爆款文特點:一個聳動的標題、「我有一個朋友」式難辨真偽的舉例、東拼西湊的數據和口語化的語言。這些都和備受爭議的「咪蒙體」如出一轍。文章的文字粗劣,經不起推敲,但能在第一時間把握住大眾的情緒。

在趙文中,作者所傳達的其中一個中心思想:香港問題的根源就是經濟問題,和從佔中期間風行至今的香港問題分析框架如出一轍,與牆內讀者慣常接觸到的觀點一脈相承。作者偽裝成一個曾經在香港生活、很了解香港的人士,再舉出幾個看似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例子,不過是這種脈絡的新瓶裝舊酒而已。內地大眾本來就因為信息差無法了解到香港反送中遊行的全貌,相關新聞只能在互聯網的角落中流竄,在這樣的時機,突然出現一篇洋洋灑灑幾千字分析香港局勢的文章,且作者傳遞的觀點其實與自己曾接觸過的觀點相似,頗能給人一種恍然大悟之感,自然在牆內賺得了頂級流量。

有鑑於此,趙文已經很難稱之為「觀點」,而是謠言的集合和批量製造的文字垃圾。作者無疑是精明的,他早已預見到文章可能帶來的巨大爭議。在微信版本的文章中,他關閉了評論區。於此同時,文章所刻意忽略或曲解的內容,若想在牆內傳播,必然面對被審查者絞殺的命運,因此反對聲音很難有生存的空間,也就無力應對趙文支持者「你不同意你就要說個一二三出來」的質問。另外,由於文章的事實錯誤、邏輯謬誤、詭辯之多,使很多人不屑於反駁,當然若不寫上萬字(如本文)也不足以透徹解釋,因此錯誤的觀念沒能得到即時有效的回應,並錯誤地移植到了人們的觀念裏。

至此,趙文的論述形成了一個可怕的閉環。這樣的閉環,正是當下簡體中文輿論場的生動寫照。

香港和台灣是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不是,香港和台灣也有不能同理中國民眾的言論,也確實有人不熟悉歷史,也確實有人喜歡立場先行,有人喜歡貼標籤、叫口號、發表經不起推敲的觀點,自認為優越⋯⋯

有,都有——中國也有,全世界都有。

有趣的是,趙的兩篇微信文章目前先後遭刪除,具體原因不得而知,刪除主體也不知是誰。於是可能有人要說「被刪即有理」了。

我們無意猜測,但想在此指出「被刪有理」的一個迷思:中國的公共討論空間受到多種力量的形塑,除了政府,還包括新浪、騰訊等媒體公司,也包括發布者自己。他們可能會在內部進行自我審查,提前過濾——學界稱之為「選擇性審查」。批評高層領導人、公共危機事件、聚眾集會號召等信息最容易受到審查,因為它們某種程度上最可能在短時間內被大量轉發,造成對本地或中央政權的質疑。「選擇性審查」給中國互聯網討論帶來的影響,除了封鎖民主自由言論及議程,但也同時可能基於其他因素的考慮(比如毫無必要地激化矛盾),而遏制某些不觸及政權底線的言論的傳播。

也即「被刪有理」中的那個「理」,並不是「說了真相」的意思。

十、根源問題:肉食者立場、社會達爾文主義、偽左派

趙皓陽文中的事實錯誤和知識漏洞,我們已經一一指出,有心的讀者可以對比閱讀。我們認為趙先生的問題不是知識問題,而是品性問題。他虛構故事、杜撰數據,以此撩撥一種對香港的仇恨情緒,這一做法十分卑劣。知識問題我們可以為他補上,品性問題還需要他自己努力。

我們寫這篇回應,為了反駁趙先生之餘,更希望能夠指出,趙的文章在大陸受到廣泛傳播和認可的背後,是一種近年被有意建構起來的「仇港」集體情緒,和一套「肉食者立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價值觀。

「肉食者立場」,是從政府、統治者立場看問題。不少人特別擅長分析「宏觀局勢」,指點天下江山,「吃著地溝油的命操著中南海的心」,從統治者的視角點評經緯談笑風生。「從政府的角度思考」的危險之處,在於讓人民內化政府的管治觀念及管治手段,混淆「國家」、「政權」及「人民」的差異,黨國民一體,言必論「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從而自己管束自己,自己審查自己,甚至自己做自己人的打手。由於這種自我審查,人們往往在需要關鍵表態的「正確」問題上異常敏感,卻又在分析問題時刻意忽視掉政治結構的決定性地位。如此,「政治視角」變成口號的表演、站隊的爭奪,而缺乏反思及監督政權的觀念及渠道——這才真正是一種瘡痍滿目的「景觀」。

「社會達爾文主義」則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趙的世界裏,大概就是精英與蠢材兩個層次——有社會地位、有錢、有房有車有漂亮太太的就是「人生贏家」。在「資本崇拜」的基礎上,你有錢,你就「不鬧」,你就贏了;你沒錢,你才什麼都沒有,才要出來遊行集會抗議示威,管你是不是合法。比如趙在他的文章中每每提到他的港漂同學,住在小房子裏,賺可憐巴巴的錢交高昂的房租;提到參與抗爭的香港年輕人,反覆講香港的問題是高房價,並將所有的社會運動都簡化為「年輕人買不起房」——這都有意刻畫了一種趙心目中的 Loser 形象。

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路,所有問題都都是你自己的問題,卻可以忽視掉真正的罪魁禍首,到底是那個不可挑戰的單一權力,到底是那個積重難返的政經制度。

這同時是一種專橫執政者的思路。這一思路被普遍接受的危險之處,在於如果內地年輕人(任何地方的年輕人)想要上街爭取合法權利,無須執法者動手阻攔,他們也很難獲得普通市民的支持。過去兩年,中國內地有外賣員為爭取合同權益罷工,有塵肺病工友為獲得醫療賠償上街遊行,有工人為五險一金組織工會被捕,同類事件數以千計,結果無一不是被執法者打壓。這些行為,用趙先生的邏輯,是中了「西方價值觀」的毒,是無理取「鬧」。趙先生自稱左派和馬克思主義者,卻完全站在當權者與資本家的角度,替他們苦心鑽營,從源頭上「消滅」普通人的抗爭合法性。

於是,在簡體中文世界討論問題,就會陷入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哪怕只是踐行憲法所列明的公民權利,只要影響到執政者所追求的「穩定」,就可以被歸類受蠱惑、被煽動,就可以把責任推給外國勢力,推給西方價值觀。

趙先生一直居高臨下地指出香港人不知道自己的訴求是什麼,以此來強化遊行和集會只是胡鬧、搗亂的印象。與他說的相反,每一次的遊行,都有明確的訴求和口號。以最近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為例,最終的訴求是撤回修例草案,而每一次的遊行和佔領,都有一個或幾個階段性的訴求被明確提出。如果他有看過一點點正常的新聞,也不至於如此無知。

趙在文中數次極為鄙夷地提及「西方價值觀」,覺得它對香港造成了壞的影響。《人民日報》在2015年《掀開西方「普世價值」的面紗》一文中提到,這幾項西方價值觀分別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權」,並且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也與之一一對應。但是我們想趙先生並不是要跟《人民日報》對著幹,他的意思其實是,經濟發展是唯一的真問題,其他價值都毫無意義。這也是中國內地非常流行的一種思路。

順著這一思路想,那我們怎麼確保政府會盡力發展經濟呢,或者當政府使錯了力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近期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其實是一個好的例子,如果修例通過,會嚴重打擊香港的經濟活力。面對政府如此的「倒行逆施」,香港年輕人奮而上街,阻止修例通過,某種程度為的也是香港的經濟發展。但是,為什麼要弄到這麼大動靜才能阻止呢,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有的,就是讓人民選出真正能代表他們意志的立法會和政府。這又是趙先生所鄙夷的「西方價值觀」了,而我們想強調的恰恰是,自由、民主、法治等價值觀,跟經濟發展是無法割裂開的。中國文革結束後三十年經濟能快速增長,跟接納「西方價值觀」(改革開放指的還是什麼呢?)不無關係。

趙先生的思路既把經濟發展列為重中之重,又堵死普通人選舉、遊行的權利,這與中國執政者的思路如出一轍。1989年之後,「發展才是硬道理」成為被宣揚的價值觀,經濟發展成了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按照這個思路,經濟發展最後落到普通人身上,只剩下一個選項:努力賺錢。

努力賺錢當然沒有錯,但背景是趙先生所講的房地產資本家吸血,這意味著如趙先生所說年輕人(無論是香港的還是內地的)再努力也買不起房。那麼努力賺錢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給資本家打工。趙先生的這套思路和價值觀繞了一圈,就是為了忽悠普通人。

他說香港年輕人「蠢」,我們只好明確講出他的「壞」。

最後的最後,拋開經濟發展,拋開執政者思路,拋開為資本家作倀不談,我們想談談價值觀。年輕人為了自己相信的價值,為了實現社會願景而非一己私立,冒著被捕的危險上街遊行。這樣的情境,在趙先生和他的追隨者看來,只剩下「可笑」和「蠢」可以形容。我們只想問一句:你們還相信純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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