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瑞琳談出版：解答民主之後的問題，我選擇比傳統更傳統的媒介

辦公室裡，莊瑞琳忙進忙出挪椅子給我們坐。白粉牆，眺景窗，前面簡單陳設著幾座獎盃和一張素淨異常的辦公桌，一冊冊書本牆腳疊砌到窗緣，理論與文學並肩，社會轉型與土地正義齊落座。作家吳爾芙早早說過，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而做出版的女人要的，則是更深更廣的思考空間，讓文字馳騁，思緒活絡，讓某些變化在此發生。

不做一名普通記者

關於莊瑞琳，先前一直覺得她是個披著出版人盔衣的戰士，身量嬌小，周身散發出不容質疑的意志之光。她創立的衛城在大型出版集團內橫生生劈開一條特異路徑；如今獨立出來的春山，一方面承繼了衛城的風格，另一方面則將議題書做得更專深篤定；而莊瑞琳對於社會環境與文化現象的敏銳知察，一部分來自她性格裡的好奇與細膩，另一部分可能和其背景有些關聯，從《新新聞》出版編輯到《自由時報》地方記者，再去誠品書店做出版銷售分析，後來進入時報版權部，因為實在太想做書，所以轉換身分當起了編輯，從第一本選書《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開始，迄今已逾十年。

在媒體與地方打滾過，莊瑞琳看見傳統媒體的轉型和台灣社會的轉變。她當記者時已是SARS末期，適逢《蘋果日報》在台灣創刊，當時還在地方跑新聞的她，見到《蘋果》模式如何震盪了傳統媒體：即時照片成為關鍵，記者必須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置身現場、捕捉新聞畫面，《蘋果》對舊派媒體重新拋出「『什麼是新聞』？」的問題，所有媒體都必須好好接球，否則下場便是貶值或淘汰。同時，本土傳統產業長久被大眾媒體所忽視，但產業本身正在發生劇烈的質變，從解嚴以來，社會處於未曾消停的激烈變動之中：政黨輪替、核四停建乃至後來的三一九槍擊案⋯⋯看著台灣一路以來的顛簸動盪，莊瑞琳決心成為全職做書人，用一步步紮實的論述代替一篇篇搶時效的報導，「我們已身在民主的屋簷下，許多冒出來的新問題卻未能被全面地思考甚而找到答案，比如說核電、廢死、同志人權。媒體不會在第一時間報導所有需要被回應的問題，只有回到書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問題的脈絡。我們曾以大量的激情去爭取甜美的民主，下一個階段應該是整理過程、提出解答。」莊瑞琳說。

近年國內書市急遽縮減、產業規模縮小、印量日趨減少，但她所看重的恰恰是出版擁有的思考空間，「我看似選擇了一個比傳統更傳統的媒介，但我的企圖是用更長的時間去換取更多重要問題的討論。新聞的壽命非常短暫，一個記者寫了再轟動的報導，效果只有一天，但一本書的影響幅員會不斷擴散、討論會不斷深化。書的篇幅跟媒體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歷史性的回顧或呈現結構問題，需要足量的篇幅空間；後期新媒體的出現，開拓了更多深度報導的空間，例如《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談台灣的石化產業，一家新媒體要做這樣的題目，必須花上數年用許多專題去整合、討論，也許是像《報導者》這樣的新媒體，才有辦法追蹤一個問題整整三年──這其實是用寫書的架構去推動專題，成書之後，更落實為一個必須深入研讀的東西，可以回答一路以來發生的問題。」

重要的是，比起做記者，做書更適合她，「每個人都在尋找成為社會人之後安身的位置，我很關心社會，但我理解自己無法成為第一線的記者，在那樣的生態競爭下，我也許只能做一個普通記者，但我也不是能夠透過組織去做社會運動的人，也許我的特質更適合成為一個對話者或連結者，把不同的聲音、立場聯繫在一起，而不是為了某個理念去高聲倡議。當然，我做的書也有立場，但跟直接做運動不同，編輯是一種相對之下隱形沉默的角色，剛好化解了我與運動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是我選擇用出版參與社會問題的方式。」莊瑞琳說道。

媒體不會在第一時間報導所有需要被回應的問題，只有回到書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問題的脈絡。我們曾以大量的激情去爭取甜美的民主，下一個階段應該是整理過程、提出解答。」

市場即戰場

從時報、衛城到春山，總覺得莊瑞琳一直在做很難、很深、很厚的書，不論是國際政治、歷史、環境或人權，越艱難的書她越比別人更投入地去編、去推。但在市場現實下，這樣的選書路線與出版策略如何抓住讀者的眼睛、書市的胃口？

莊瑞琳認為，所謂的「策略」即包夾了市場與非市場的雙重因素，她不是不在意市場，而是不依附市場，「對我來講，選書的重要性即在於開拓尚未存在的市場，大家都看得見當前受市場寵愛的題材，但為什麼嚴肅的議題就不能賣？例如《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談石化業困擾台灣整整五十年，大家為了空汙而辦公投、上街遊行，但沒有一本書好好地去談土地、健康與人三者間的關係，難道這樣的書沒有市場性嗎？而在同溫層之間被認定有市場性的書，難道就沒有議題性嗎？」

對在地文化與社會議題的關注，將莊瑞琳推向自製書的戰場，置身第一線去發掘作者、發現問題，「做翻譯書時，因為不會親自與作者打交道，所以我更在意這本書能不能回答新近出現的問題，以及作者是否看見了當前正發生的時代問題，像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這兩本書的作者都是比較年輕的經濟學家。不過，翻譯書做到一個階段，我發現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無法由這些書代言，所以，自製書的意義正在於：我們必須重新找回問題發生的方式。」例如能源轉型問題，當今沸沸揚揚的核電爭議，不能仰賴歐盟或美國的經驗得到解答，唯有與地方脈絡緊密結合，才能真正意識到癥結所在，至今徒具形式卻無法落實的《兩人權公約》亦是如此。
　
需要討論的議題太多，作者數量卻相對匱缺，這是做自製書的一大挑戰，對於新人，莊瑞琳一向張開雙臂歡迎，「我在乎作者的熱情和潛力，這樣的人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為何要當一名作家。作者與議題是無法分割的，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每項議題需要不同的聲音與觀點，我認為，只要有作者願意投入某個特定議題，我非常願意給予陪伴，例如《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談全人實驗教育，是非常獨特的題材，即使作者是沒有出版經驗的研究生，但因為她有熱情，所以我們願意陪她兩年，重新改寫整部論文；又例如《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談障礙者的性權，雖然是屬於少數人的議題，但在個體性之中能體現出某種程度的公共性，這樣的書就值得被出版。」

選書的重要性即在於開拓尚未存在的市場，大家都看得見當前受市場寵愛的題材，但為什麼嚴肅的議題就不能賣？

寫詩但不做詩集

三年前，莊瑞琳推出詩集《神祕的季節》，她從年輕時開始寫詩，期間一度輟筆，直到創立衛城之後才重拾詩行；她偏愛十九世紀的詩人，喜歡普拉絲、艾略特與狄金生，詩陪伴她走過整趟艱難的創業路程，越忙越要寫，詩之於她像是明礬一枚，沉澱日常工作的紛擾繁重，使震盪疲憊的身心回歸清淨無垢。不過，不像其他詩人編輯，莊瑞琳從未親手操作一部詩集，就連自己的詩集，她也格外地低調，對她來說，詩與詩性是兩種路徑，詩性可以存在於各種文類之中，尤其是小說，「以我做過的書為例子，《黃鳥》的作者本身是詩人，他曾經參加伊拉克戰爭，回來後寫了關於創傷症後群的士兵故事，我覺得這本小說就是詩了；或是《閣樓裡的佛》寫二戰時在美國被圈禁的日本人的故事，當時候美國有類似集中營的場所，專門監禁在美日人，作者參考了大量的口述史，敘事形式也相對地碎裂，整部書就像一首長篇敘事詩。」

自言與詩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莊瑞琳讀詩傾向運用純粹的直覺，也讓她與詩在實務面上維持著一定距離，「我自己出詩集時，只想要個人自費出版，我不願意它成為一個必須經過書市作業流程的作品，這是我想留給詩的空間。但最近我也在考慮重新出版具時代性的重要詩人，例如辛波絲卡，或者艾略特的《荒原》， 每次讀到趙蘿蕤翻譯的艾略特都覺得非常懷念啊。另一方面，也許是因為我對詩的勇氣還不夠，對於議題反而勇敢一些。」

曾自述想扮演「公共領域舞台的工人」，然而寫作勢必涉及私密的個人領域，在編輯與寫作者的雙重身分之間，莊瑞琳善用詩的能量調節編輯技術，寫作讓她能更深入地體會身為作家的狀態、扮演作家的支持者與陪伴者，並探究作品內部的感性光暈，「如果我選擇做一名編輯，那麼我勢必不可能成為一個徹底的作家，至今，我還是不太願意聲稱自己是詩人，詩是我的興趣，編輯才是我的職業。」

她認同傳奇編輯柏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的觀點，這位與費茲傑羅、海明威等小說家淵源甚深的名編，將編輯定義為「作家的僕人」，「柏金斯提過自己很討厭講座跟訪問，因為編輯不應該講這麼多話。我也覺得編輯不該發言太多，而該專心思考作者與作品本身；編輯的專業建立在一種個人性的服務之上，而詩為我提供另一條互補之道，我寫某首詩可能是源於我正在做某一本議題書，或苦苦思索某個關於經濟學的問題，只是我以詩的形式隱諱地表達；如果沒有詩，我沒辦法把書做好，也沒辦法在公共領域討論我關注的事情。」

開拓新的議題市場，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辛苦更寂寞，更需要某種類似信仰的事物，讓自己步過死亡之蔭而獲得重生的契機，「接下來要面對的議題包括莫拉克十周年、『九二一』二十周年，我心想：天啊，颱風和地震又要再折磨我們一次！除了這種書格外難做，社會上也有太多問題還沒解決，覺得困頓的時候，我只能倚靠詩，讓自己每天都像第一天做書，去相信出版的力量。」

「處理太多的議題之後，我意識到純粹的理性無法替人類的共識找到出路，人與人之間要形成共同體，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養這份感性，得透過文學的力量。」

在文學裡探求人的處境

2016年9月，衛城推出《字母會》（A to Z），這項集結台灣當代眾多小說家的出版與寫作計畫，至今仍不斷地在衍續之中。向來擅長觸碰議題的莊瑞琳，對文學的責任與角色有自己的看法，「處理太多的議題之後，我意識到純粹的理性無法替人類的共識找到出路，人與人之間要形成共同體，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養這份感性，得透過文學的力量。」

見證過小說出版的黃金時代，莊瑞琳認為，小說如今回到一種重新盤整的狀態，縱使銷量不如十年前猛爆，但文類內部更深刻地在整理自身、尋求對話，「透過文學，我們可以找到和解的可能。比方說同志婚姻，同意與反對兩者間是絕對對立的，但如果你讀過胡淑雯的〈C：獨身〉、陳雪的〈D：差異〉，你對跨性別者的世界會多一層同理。文學的優勢是必須透過『人』這個載體去討論問題，許多議題的便不那麼刻板僵硬，包括統獨、核能、同婚、廢死以及原住民傳統領地等問題，還原到最基本的單位，就是身為一個『人』的處境，所以，我們讀狄更斯的小說，也許比研究馬克思理論能更理解工業革命，即使現在的專業分工如此精細，我仍舊認為小說能夠在某個層面上統整所有人的問題。」

「我這幾年關心很多人權議題，包括環境人權、同志婚姻、跨性別者人權、原住民傳統領地恢復，以及家庭功能失常的孩子教育權等等，對我而言，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是處於『民主之後』階段的這個社會必須去面對、處理的，簡單來說，我們應該對於什麼是『基本的人』這件事擁有集體的共識，倘若缺乏共識，就無法繼續討論。」莊瑞琳以美國憲法為對照：1944年，羅斯福總統提出〈第二權利清單〉制訂方案，這份清單討論的重點，在於在一個新時代，國家應該要提供人民何種保護，並重新去確認何謂安全的基本生活，「現今，台灣所繼承的憲法處於某種被凍結狀態，我們能不能進入屬於自己的第二權利清單、賦予新的社會問題一定的保障空間？這關乎到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還能生活在一起、成為一個共同體，否則公投重複一百遍結果都一樣，當我們缺乏成熟的社會，只會招致更多的對罵與對立，假如文學持續衰弱下去，這份權利清單也不會產生，這不僅僅是法律學者的事情，更是整個社會的事情。」

族群的衝突、政治的分裂、環境的崩壞，最終都需回歸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身而為人最基本的生存處境，「對所有議題的討論，最核心的是，要怎麼把一個人應該如何完整地、好好地活著這件事說清楚？文學承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