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瑞琳谈出版：解答民主之后的问题，我选择比传统更传统的媒介

办公室里，庄瑞琳忙进忙出挪椅子给我们坐。白粉墙，眺景窗，前面简单陈设著几座奖杯和一张素净异常的办公桌，一册册书本墙脚叠砌到窗缘，理论与文学并肩，社会转型与土地正义齐落座。作家吴尔芙早早说过，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而做出版的女人要的，则是更深更广的思考空间，让文字驰骋，思绪活络，让某些变化在此发生。

不做一名普通记者

关于庄瑞琳，先前一直觉得她是个披著出版人盔衣的战士，身量娇小，周身散发出不容质疑的意志之光。她创立的卫城在大型出版集团内横生生劈开一条特异路径；如今独立出来的春山，一方面承继了卫城的风格，另一方面则将议题书做得更专深笃定；而庄瑞琳对于社会环境与文化现象的敏锐知察，一部分来自她性格里的好奇与细腻，另一部分可能和其背景有些关联，从《新新闻》出版编辑到《自由时报》地方记者，再去诚品书店做出版销售分析，后来进入时报版权部，因为实在太想做书，所以转换身分当起了编辑，从第一本选书《欧巴马的梦想之路──以父之名》开始，迄今已逾十年。

在媒体与地方打滚过，庄瑞琳看见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台湾社会的转变。她当记者时已是SARS末期，适逢《苹果日报》在台湾创刊，当时还在地方跑新闻的她，见到《苹果》模式如何震荡了传统媒体：即时照片成为关键，记者必须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置身现场、捕捉新闻画面，《苹果》对旧派媒体重新抛出“‘什么是新闻’？”的问题，所有媒体都必须好好接球，否则下场便是贬值或淘汰。同时，本土传统产业长久被大众媒体所忽视，但产业本身正在发生剧烈的质变，从解严以来，社会处于未曾消停的激烈变动之中：政党轮替、核四停建乃至后来的三一九枪击案⋯⋯看著台湾一路以来的颠簸动荡，庄瑞琳决心成为全职做书人，用一步步扎实的论述代替一篇篇抢时效的报导，“我们已身在民主的屋簷下，许多冒出来的新问题却未能被全面地思考甚而找到答案，比如说核电、废死、同志人权。媒体不会在第一时间报导所有需要被回应的问题，只有回到书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问题的脉络。我们曾以大量的激情去争取甜美的民主，下一个阶段应该是整理过程、提出解答。”庄瑞琳说。

近年国内书市急遽缩减、产业规模缩小、印量日趋减少，但她所看重的恰恰是出版拥有的思考空间，“我看似选择了一个比传统更传统的媒介，但我的企图是用更长的时间去换取更多重要问题的讨论。新闻的寿命非常短暂，一个记者写了再轰动的报导，效果只有一天，但一本书的影响幅员会不断扩散、讨论会不断深化。书的篇幅跟媒体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历史性的回顾或呈现结构问题，需要足量的篇幅空间；后期新媒体的出现，开拓了更多深度报导的空间，例如《烟囱之岛：我们与石化共存的两万个日子》谈台湾的石化产业，一家新媒体要做这样的题目，必须花上数年用许多专题去整合、讨论，也许是像《报导者》这样的新媒体，才有办法追踪一个问题整整三年──这其实是用写书的架构去推动专题，成书之后，更落实为一个必须深入研读的东西，可以回答一路以来发生的问题。”

重要的是，比起做记者，做书更适合她，“每个人都在寻找成为社会人之后安身的位置，我很关心社会，但我理解自己无法成为第一线的记者，在那样的生态竞争下，我也许只能做一个普通记者，但我也不是能够透过组织去做社会运动的人，也许我的特质更适合成为一个对话者或连结者，把不同的声音、立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为了某个理念去高声倡议。当然，我做的书也有立场，但跟直接做运动不同，编辑是一种相对之下隐形沉默的角色，刚好化解了我与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我选择用出版参与社会问题的方式。”庄瑞琳说道。

媒体不会在第一时间报导所有需要被回应的问题，只有回到书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问题的脉络。我们曾以大量的激情去争取甜美的民主，下一个阶段应该是整理过程、提出解答。”

市场即战场

从时报、卫城到春山，总觉得庄瑞琳一直在做很难、很深、很厚的书，不论是国际政治、历史、环境或人权，越艰难的书她越比别人更投入地去编、去推。但在市场现实下，这样的选书路线与出版策略如何抓住读者的眼睛、书市的胃口？

庄瑞琳认为，所谓的“策略”即包夹了市场与非市场的双重因素，她不是不在意市场，而是不依附市场，“对我来讲，选书的重要性即在于开拓尚未存在的市场，大家都看得见当前受市场宠爱的题材，但为什么严肃的议题就不能卖？例如《烟囱之岛：我们与石化共存的两万个日子》谈石化业困扰台湾整整五十年，大家为了空污而办公投、上街游行，但没有一本书好好地去谈土地、健康与人三者间的关系，难道这样的书没有市场性吗？而在同温层之间被认定有市场性的书，难道就没有议题性吗？”

对在地文化与社会议题的关注，将庄瑞琳推向自制书的战场，置身第一线去发掘作者、发现问题，“做翻译书时，因为不会亲自与作者打交道，所以我更在意这本书能不能回答新近出现的问题，以及作者是否看见了当前正发生的时代问题，像是《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不过，翻译书做到一个阶段，我发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无法由这些书代言，所以，自制书的意义正在于：我们必须重新找回问题发生的方式。”例如能源转型问题，当今沸沸扬扬的核电争议，不能仰赖欧盟或美国的经验得到解答，唯有与地方脉络紧密结合，才能真正意识到症结所在，至今徒具形式却无法落实的《两人权公约》亦是如此。
　
需要讨论的议题太多，作者数量却相对匮缺，这是做自制书的一大挑战，对于新人，庄瑞琳一向张开双臂欢迎，“我在乎作者的热情和潜力，这样的人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为何要当一名作家。作者与议题是无法分割的，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每项议题需要不同的声音与观点，我认为，只要有作者愿意投入某个特定议题，我非常愿意给予陪伴，例如《成为他自己：全人，给未来世代的教育乌托邦》谈全人实验教育，是非常独特的题材，即使作者是没有出版经验的研究生，但因为她有热情，所以我们愿意陪她两年，重新改写整部论文；又例如《幽黯国度：障碍者的爱与性》谈障碍者的性权，虽然是属于少数人的议题，但在个体性之中能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公共性，这样的书就值得被出版。”

选书的重要性即在于开拓尚未存在的市场，大家都看得见当前受市场宠爱的题材，但为什么严肃的议题就不能卖？

写诗但不做诗集

三年前，庄瑞琳推出诗集《神秘的季节》，她从年轻时开始写诗，期间一度辍笔，直到创立卫城之后才重拾诗行；她偏爱十九世纪的诗人，喜欢普拉丝、艾略特与狄金生，诗陪伴她走过整趟艰难的创业路程，越忙越要写，诗之于她像是明矾一枚，沉淀日常工作的纷扰繁重，使震荡疲惫的身心回归清净无垢。不过，不像其他诗人编辑，庄瑞琳从未亲手操作一部诗集，就连自己的诗集，她也格外地低调，对她来说，诗与诗性是两种路径，诗性可以存在于各种文类之中，尤其是小说，“以我做过的书为例子，《黄鸟》的作者本身是诗人，他曾经参加伊拉克战争，回来后写了关于创伤症后群的士兵故事，我觉得这本小说就是诗了；或是《阁楼里的佛》写二战时在美国被圈禁的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候美国有类似集中营的场所，专门监禁在美日人，作者参考了大量的口述史，叙事形式也相对地碎裂，整部书就像一首长篇叙事诗。”

自言与诗之间存在著某种紧张关系，庄瑞琳读诗倾向运用纯粹的直觉，也让她与诗在实务面上维持著一定距离，“我自己出诗集时，只想要个人自费出版，我不愿意它成为一个必须经过书市作业流程的作品，这是我想留给诗的空间。但最近我也在考虑重新出版具时代性的重要诗人，例如辛波丝卡，或者艾略特的《荒原》， 每次读到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都觉得非常怀念啊。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对诗的勇气还不够，对于议题反而勇敢一些。”

曾自述想扮演“公共领域舞台的工人”，然而写作势必涉及私密的个人领域，在编辑与写作者的双重身分之间，庄瑞琳善用诗的能量调节编辑技术，写作让她能更深入地体会身为作家的状态、扮演作家的支持者与陪伴者，并探究作品内部的感性光晕，“如果我选择做一名编辑，那么我势必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作家，至今，我还是不太愿意声称自己是诗人，诗是我的兴趣，编辑才是我的职业。”

她认同传奇编辑柏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的观点，这位与费兹杰罗、海明威等小说家渊源甚深的名编，将编辑定义为“作家的仆人”，“柏金斯提过自己很讨厌讲座跟访问，因为编辑不应该讲这么多话。我也觉得编辑不该发言太多，而该专心思考作者与作品本身；编辑的专业建立在一种个人性的服务之上，而诗为我提供另一条互补之道，我写某首诗可能是源于我正在做某一本议题书，或苦苦思索某个关于经济学的问题，只是我以诗的形式隐讳地表达；如果没有诗，我没办法把书做好，也没办法在公共领域讨论我关注的事情。”

开拓新的议题市场，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辛苦更寂寞，更需要某种类似信仰的事物，让自己步过死亡之荫而获得重生的契机，“接下来要面对的议题包括莫拉克十周年、‘九二一’二十周年，我心想：天啊，台风和地震又要再折磨我们一次！除了这种书格外难做，社会上也有太多问题还没解决，觉得困顿的时候，我只能倚靠诗，让自己每天都像第一天做书，去相信出版的力量。”

“处理太多的议题之后，我意识到纯粹的理性无法替人类的共识找到出路，人与人之间要形成共同体，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养这份感性，得透过文学的力量。”

在文学里探求人的处境

2016年9月，卫城推出《字母会》（A to Z），这项集结台湾当代众多小说家的出版与写作计划，至今仍不断地在衍续之中。向来擅长触碰议题的庄瑞琳，对文学的责任与角色有自己的看法，“处理太多的议题之后，我意识到纯粹的理性无法替人类的共识找到出路，人与人之间要形成共同体，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养这份感性，得透过文学的力量。”

见证过小说出版的黄金时代，庄瑞琳认为，小说如今回到一种重新盘整的状态，纵使销量不如十年前猛爆，但文类内部更深刻地在整理自身、寻求对话，“透过文学，我们可以找到和解的可能。比方说同志婚姻，同意与反对两者间是绝对对立的，但如果你读过胡淑雯的〈C：独身〉、陈雪的〈D：差异〉，你对跨性别者的世界会多一层同理。文学的优势是必须透过‘人’这个载体去讨论问题，许多议题的便不那么刻板僵硬，包括统独、核能、同婚、废死以及原住民传统领地等问题，还原到最基本的单位，就是身为一个‘人’的处境，所以，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也许比研究马克思理论能更理解工业革命，即使现在的专业分工如此精细，我仍旧认为小说能够在某个层面上统整所有人的问题。”

“我这几年关心很多人权议题，包括环境人权、同志婚姻、跨性别者人权、原住民传统领地恢复，以及家庭功能失常的孩子教育权等等，对我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是处于‘民主之后’阶段的这个社会必须去面对、处理的，简单来说，我们应该对于什么是‘基本的人’这件事拥有集体的共识，倘若缺乏共识，就无法继续讨论。”庄瑞琳以美国宪法为对照：1944年，罗斯福总统提出〈第二权利清单〉制订方案，这份清单讨论的重点，在于在一个新时代，国家应该要提供人民何种保护，并重新去确认何谓安全的基本生活，“现今，台湾所继承的宪法处于某种被冻结状态，我们能不能进入属于自己的第二权利清单、赋予新的社会问题一定的保障空间？这关乎到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还能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否则公投重复一百遍结果都一样，当我们缺乏成熟的社会，只会招致更多的对骂与对立，假如文学持续衰弱下去，这份权利清单也不会产生，这不仅仅是法律学者的事情，更是整个社会的事情。”

族群的冲突、政治的分裂、环境的崩坏，最终都需回归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身而为人最基本的生存处境，“对所有议题的讨论，最核心的是，要怎么把一个人应该如何完整地、好好地活著这件事说清楚？文学承担了非常关键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