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科技苦力主義的崛起與新冷戰的現實

從2018年三月中美間貿易戰爆發，到2019年6月2日中國國務院發布相關白皮書，指責美方「三次出爾反爾」、「責任完全在美國政府」，中美貿易戰經歷的十一輪仍未結束的談判，和華為孟晚舟被捕等極富戲劇性、且極有針對性的事件發生，讓整個世界都在揣度——這會發展成一場什麼規模和性質的衝突，又應放在怎樣的歷史維度中去定義。

而在6月2日新加坡香格里拉亞洲安全會議上，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將軍以三十年前的陳舊話語、粗暴立場和僵硬表情似乎不合時宜、卻可能最真實不過地在這個歷史關鍵時刻，表明了中國政府和執政黨在台灣問題、南海問題、新疆問題以及三十年前的八九民運問題上從未改變且不容協商的強硬立場。如同正式宣言一般，徹底、單方面地暴露了中國與世界的根本分歧。

這恐怕才是今年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的歷史性所在：在中美貿易戰的關鍵節點，魏鳳和的強硬講話不僅拒絕了東道主李顯龍的善意，並表明中國執政黨拒絕對天安門悲劇承擔任何政治責任。他還提醒民主社會和貿易戰的對手，他們所面對的中國政權性質以及中國與民主社會的根本鴻溝，無法以中國逐漸融入全球化來稀釋或者和解。

如果要深刻理解當前的中美貿易戰的性質，就必須回到歷史中，以過去百餘年間的全球化事件為觀照，從中發現貿易戰的歷史機制。尤其當歷史往復所帶來的集體記憶重構，其本身就包含了今天人們的歷史認知。

譬如，甚至有必要回到近代中國的上一次貿易戰爭，1840年的鴉片戰爭。這既是今天中共領導人念茲在茲的民族主義心結，也對應着此番中美貿易戰的芬太尼問題。而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向北美「金山」的勞工移民和隨後發生的排華運動，或許嵌入着今天中美雙方支撐貿易戰的心理結構。無論未來是否可能改變，對這一心理基礎的認知，或可幫助我們重新理解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

從《排華法案》到新苦力階級——中美貿易戰的心理根源

雖然現在仍有人懷疑，中美貿易戰是不是中國加入全球化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但與此同時，華為事件的戲劇性發展，因為其衝突性和與中國關聯的緊密性，雖然平行於雙方的貿易談判，卻不斷切入談判乃至成為中美貿易戰進程中最吸引公眾和輿論的議題，並且直接改變着中美貿易戰的性質，將貿易戰引入到國家競爭力之外的基礎設施安全和信任體制問題，儼如19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當中的東芝事件關係到西方陣營的冷戰優勢能否確保。

中國目前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沿着非洲-歐亞之間的泛宗教地帶展開，也是曾經在冷戰時代，中國致力於輸出革命、在美、蘇之間爭奪領導權的「半外圍」地帶。

這些分歧，包括國際社會對華為的懷疑，越來越集中在對中國模式作為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懷疑和擔心。一方面在中國內部，從習近平到政治學者們都以所謂「治國理政」的中國模式作為向「一帶一路」地區輸出的「普世」威權主義統治模式；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迄今最為清晰也許算是美國防部最新劃分的「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強調中國側重以經濟手段來實現戰略目的。例如中國目前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沿着非洲-歐亞之間的泛宗教地帶展開，也是曾經在冷戰時代，中國致力於輸出革命、在美、蘇之間爭奪領導權的「半外圍」地帶。

而這種對當下中國模式的集中懷疑，在今天的中美兩大經濟體和中國加入全球化經貿體系近三十年的背景下，顯得分外突出。但回顧歷史——平行於中國共產黨官方意識形態所稱的1840年以來的反殖民革命——近代中國則先後經歷了全球化三個階段的演化，深刻塑造了今日中國在貿易戰的心理結構，甚至可視為中美貿易戰的歷史起源，其中節點卻常常為世人所忽視。

第一階段，從中國的鴉片戰爭和美國西部大開發的「金山」熱開始之後的一個世紀，從西部鐵路的建設到1870年代美國陷入經濟危機，西部驅逐（排華）運動開始，以1882年通過的《排華法案》為標誌。來自中國的「苦力」在美國西部特別是南加州的桔園和西部鐵路工地上，用英國著名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話說，做着「只有華人在做的工作」，卻拿着最低的薪水，最終招致同樣出生最底層的愛爾蘭工人和工會組織的普遍排斥，排華最力者甚至包括那些由華工手把手幫助發展出柑橘種植的南加農場主。

即使在中國建立共和制以後，中華民國也仍然只能以苦力大軍的方式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繼續着美國和世界認知中苦力主義的刻板印象。雖然已經有186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反苦力法》，以及1868年《蒲安臣條約》和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微弱保護，但在排華運動的高峰時刻，「西部地區對華人的私刑、屠殺和圍攻改變了美國的政治景觀」——這種被孔飛力稱之為19世紀西部激進勞工運動的「反苦力主義」，可能正是今天中美貿易戰的心理根源。

然而，即使當第二階段全球化開始，也就是二戰結束帶來以美國為中心、以《北大西洋憲章》、《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公約》等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一全球化卻被冷戰期間兩大集團的對立嚴重分裂和延緩，中國也被隔離在最初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中心的全球化經貿體系之外。

不過，毛澤東卻繼承了苦力主義，將之運用到對內對外的戰爭動員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即以人海戰術和公社模式對民眾施加着半奴役的人身強制，發展出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並且以周揚1963年12月2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世界上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講話標誌着與蘇聯道路的決裂、和以林彪1965年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長文重新詮釋「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進行世界革命的號召，直到鄧小平1973年復出和稍後的改革開放才暫時中止了這一階段的「革命苦力主義」。值得注意的，周揚、林彪將苦力主義神聖化、革命化、世界化的聲明，聯結了1963-64間中國發表「九評蘇共」和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享有社會福利的勞工階級，整體上被消滅了，而一個新的苦力階級又重新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

但是在1989年，中國以華約軍隊1968年干涉布拉格之春的同樣規模鎮壓了本國的民主運動，影響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一般的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然後自己保持着、並且繼續以極權主義時代的「有組織暴力」體系返回全球化體系，卻得到了西方國家的承認。

接着，在第三個全球化階段中，轉而將極權主義時代的「有組織暴力」轉化為各種形態的非正式和非國家的、用於對勞動力進行控制的暴力形式，也是查爾斯·蒂利意義上國家暴力和資本雙重密集的國家資本主義。

在1990年代，國營工廠的工人被大規模失業，轉交由市場-資本的控制，並且很快被來自農村的農民工所替代。後者甚至帶入了集體化時期按年度的工資結算習慣，也很少對高強度加班和低工資、低福利有什麼怨言。中國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享有社會福利的勞工階級，整體上被消滅了，而一個新的苦力階級又重新出現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

恰逢冷戰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這一新苦力主義備受從老布什到克林頓政府建設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秩序所歡迎，即華盛頓共識所代表的國家與資本的共謀，才是1989之後中國政府能夠逃避屠殺責任的原因所在。而且，新的秩序延續了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造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至今仍然無法突破對鄧小平1980年代推進改開的幻覺。但實際上，鄧在1980年代推行的有限放權的改革更接近赫魯曉夫式的改革，從屬於一個後毛主義的極權國家建設，這才覆轍重蹈，再現了東歐陣營1953年東德起義、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1980年波蘭抗議等令政權接近崩潰的內部反抗。

只是，1990年代出現的新苦力階層，即便沒有面臨19世紀在北美和東南亞的華工苦力所經歷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暴力，很大程度上仍然重複着19世紀華工苦力的基本特徵：用盡可能低的薪水勤奮聰明地幹各種活計。而且，這些改革開放時代新一代中國勞動力、特別是農民工主體的想法都和張純如在她的《美國華人史》裏記述的一樣，「首先深信他們自己的犧牲能讓老家的親人過更好的日子；其次，其中許多人都顯然認定自己只需要忍受暫時的不適，不願承認往後長期都會過這種苦日子」。

甚至，這種個體層面上「過苦日子」的動機也吻合中國當局的倫理觀，即1989年鎮壓天安門運動後為所謂集體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所做的辯護——不僅通過發展市場經濟幫助中國執政黨在部分開放的威權主義下實現了有效的社會控制，而且迎合了全球資本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其中包括首先迎合了東南亞國家的要求：對他們來說，傳統華工苦力們可能發動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威脅，一直是過去一百餘年東南亞地區與中國關係的緊張所在，而鄧小平1980年代初，通過停止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援助換得這一地區華僑資本的流入，既解除了東南亞各國的對華擔心，也獲得了改革開放初期最重要的海外直接投資。

其區別，只是在於19世紀的華工受制於秘密會社，如舊金山的華人社會被六大堂會所控制，馬來的華人苦力也被類似的源於天地會、按地域分化組織起來的華人會黨所控制，而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新苦力們則被分散的公司化暴力所控制。這種新型的有組織暴力得到了國家暴力機器的背書，禁止組織獨立工會以及工人的結社和抗議權利，也部分源於1970年代以來單位制的暴力轉型。在遇到工潮的時候，如過去十年間在珠三角所發生的無數實例所證實，官方工會和警察力量往往第一時間站在資方和管理層一方進行干預。

事實上，學者陳佩華和朱曉陽（Anita Chan & Xiaoyang Zhu, 2003）通過1500份調查問卷，對54個鞋類加工廠工作紀律的研究發現，所謂「中國奇蹟」是以人身強制獲得的，與中國傳統文化例如儒家倫理毫無關係。典型如富士康模式，工人被泰羅制流水線和半軍事化的集體宿舍管理，工會徹底消失，工人除了央求超時加班別無權利，工廠頻頻發生如同19世紀古巴種植園裏的半奴役華工所經常發生的自殺。

如此組織化暴力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正在被所謂「中國文明」包裝，並且隨着中國資本和「一帶一路「戰略、以及今年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擴展到「半外圍」的亞非拉，甚至包括對富士康工廠母公司所在地政治的影響——對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總裁郭台銘，已經在今年初宣布參選2020年台灣總統選舉。

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秩序下，這一新苦力資本主義如同19世紀的苦力祖先，贏得了美國將其母國與人權狀況脱鈎的最惠國貿易待遇條件。在克林頓時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廉價出口品，拉低了美國勞動階級的再生產成本，並且以中國的新興資本市場成長，幫助美國華爾街與中產階級的投資基金獲利甚豐，並最終得以在二十一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全面融入全球化。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美國勞工階級的境況惡化，催生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民粹主義，也因中國經濟規模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再度喚醒了美國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的警惕。按曾經獲得2007年韓國「金大中學術獎」的美國著名東亞學者布魯斯·卡明斯的解釋，美國作為太平洋國家，其海上霸權深深植根於19世紀南加州柑橘種植園主們的排華意識，和戰後仍然以他們為基礎的西部共和主義。後者是美國政治光譜中堪比南方保守主義、並且在金融危機後與中西部鏽帶區選民相結合的、最為保守的政治力量。

當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新自由主義觀念破產後，中美間以新苦力主義為中心的國家與資本的共謀也宣告破產，中南海和華爾街的合作再難以為繼，雙方的分岔也開始了。

其中的焦點，已經不再是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下市場經濟與人權發展的複雜關係，而是金融危機爆發後新自由主義的終結，和由此帶來所謂貿易的猜忌，且愈益加深，正將雙方帶入難以逆轉的新冷戰漩渦。換言之，當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新自由主義破產後，中美間以新苦力主義為中心的國家與資本的共謀也宣告破產，中南海和華爾街的合作再難以為繼，雙方的分岔也開始了。強調倫理觀和轉向民族主義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正在面對一個比粗糙的國家資本主義更為精緻的、如勃倫納（R. Brenner）所批評的「新斯密式馬克思主義」（Neo-Smithian Marxism）——一個嵌入在國家暴力結構中的市場分工體系。

當然，任何人都不會忽視這一政治和技術的雙重分岔，始於2008年高加索戰爭所改變的地緣政治格局、北京奧運會所塑造的帝國崛起、和美國在全球的收縮以及隨後的民粹主義興起，但是最終呈現的關鍵，仍然是昔日愛爾蘭勞工對華工苦力仇恨的復刻——中國新苦力階級進化之後對中美競爭、乃至全球秩序的潛在威脅。

而且，這一潛在威脅，不再是19世紀伴隨中國苦力的關於鴉片、霍亂、梅毒和娼妓的想像，而是從富士康到華為的新苦力主義升級所帶來的另類真實——意味着從世界工廠到中國製造2025，從低端全球化到「一帶一路」，其背後圍繞勞動控制的有組織暴力，正在從服務於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分工和秩序，轉為建構新地緣政治從而修正全球秩序，即所謂修正主義強權的實質。

暴力控制下的科技苦力——「廉價帝國」的擴張和新冷戰的現實

在產業維度，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升級，雖然代表着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同時轉向尚存的最後一個紅利——工程師紅利的產業轉型，但是企業的暴力組織形式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農民工被碼農所代替，勞工的暴力控制轉型為對中產階級的暴力控制。而且，這一新型暴力控制的國家背書，不再是以禁止工會為標誌、以防止勞工運動為目標，而是以壓制公民社會和隔離互聯網為標誌、防止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所謂顏色革命為目標。

企業內部，在表面高於其他行業的高工資誘惑下，繼續推行所謂「996」的超時工作模式，代替強制加班，而對他們的最大剝削者已經變為通過高房價獲利的國家；企業外部，則在「市場換技術」政策的鼓勵下，為逆向仿製而鼓動員工盜竊技術和代碼、以大規模賄賂營銷進行全球範圍的不正當競爭。

從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升級，企業的暴力組織形式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農民工被碼農所代替，勞工的暴力控制轉型為對中產階級的暴力控制。

換言之，以希爾頓·魯特（Hilton L. Root）關於全球階級發展的政治邏輯來看，華為作為中國目前的明星企業——也是工程師紅利、技術密集型企業的代表——在一個產權保障傾向國有部門而非私營經濟的環境裏取得如此成功，本身就非常奇怪，同時還受到中國政府嚴密保護、以及近乎無限的金融支持，成為踐行1990年代江澤民主導的「市場換技術」政策少有的成功代表之一。同時，還因東亞地區傳統中，勞工權益保障的繼續缺乏，華為也成為科技行業中新苦力主義的代表，從瘋狂加班、末位淘汰制到坊間傳聞的清退34歲以上員工，如華為多名員工匿名在公司社區、知乎等平台的爆料所顯示出的那樣。

而在全球維度，這種新苦力主義模式下的華為體系，以及中國的其他基礎設施國企，首先沿着「一帶一路」——既是曾經的華工苦力和華人移民作為一個散居民族的分布地帶，也是世界體系的「半外圍」地帶——架設電信基礎設施網絡，在移植中國式基礎設施—市場經濟—威權統治模式的同時，將原先的散居華人地帶重新國家化了，也將這個1990年代後中國所聯結的「低端全球化」地帶升級了。

或者說更確切的，這樣一個廉價帝國版的中華帝國，是以新斯密式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模式代替了1960-70年代毛式「游擊戰」模式的革命輸出，也將傳統的中華政體以民族主義的名義和「一帶一路」的擴張，轉換成一個建立在新苦力資本主義基礎上、即擴大了的內部殖民的中華帝國。這或許是華為所象徵的另一種新型的組織化暴力形態。

因為華為所象徵的，還在於中國所渴望的後發優勢的實現，也是苦力主義在革命苦力主義之後的3.0版：以科技苦力主義或者工程師苦力主義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技術密集型基礎設施聯合體，區別於冷戰高潮時期美國霸權的象徵——超級軍工聯合體。甚至連2008年北京奧運會張藝謀所導演的開幕式，都完美體現了這一新技術苦力主義的美學：以每個場景數千人、總共超過1.5萬人的演職員規模，連同炫目的服裝、動作、燈光、投影、和音樂充塞了傳播的全頻道。

中國已經利用對本國國民和外圍國家的數據採集，發展出更具技術優勢、也更廉價的監控系統，而且這一系統可以為幾乎任何非民主的國家所濫用。

當波音公司正在承受因為管理不善和技術缺陷，造成737-Max墜機後全球範圍停飛的同時，華為和其他中國的姐妹公司，已經悄悄地將中國的信息控制和互聯網防火牆從中國推進到了民主世界的外圍，甚至正在利用5G技術的系統升級機會，滲透到民主世界內部。如同習近平6月5日訪俄與普京的聯合聲明所宣示的，利用這一新型聯合體和「一帶一路」的迂迴，最終目標是實現對歐亞大陸的控制，是傳統地緣政治範疇的陸上強權在過去幾百年、上千年以來孜孜以求的目標。

這或許才是華為模式或者它的系統後門最受世界關注的原因，也以此才能理解華為的重心在於歐洲而非美國、以及華為事件衍生的芯片戰爭的意義所在。雙方都在爭奪對民眾的監控權和對這一監控的分享權，特別是對歐洲民眾的監控，而一方的監控還受着自由制度的制約，並且需要另一方的廉價基礎設施滿足民眾的通信自由。後者卻已經利用對本國國民和外圍國家的數據採集，發展出更具技術優勢、也更廉價的監控系統，而且這一系統可以為幾乎任何非民主的國家所濫用。

過去十數年，沒有號角，平行着高加索戰爭、敘利亞內戰、克里米亞衝突、和南海島礁軍事化這些傳統地緣政治衝突模式的繼續，賽博戰爭早已悄悄開始——從克里米亞衝突中俄羅斯黑客部隊對烏克蘭的大規模攻擊到俄羅斯對美國大選的操縱，從蔡英文抱怨中國每月向台灣發起超過兩萬次的網絡攻擊到美國政府機構多次披露其大量僱員數據和軍事科技數據被駭客竊取。華為架設的電信基礎設施系統，意味着全球範圍內公司化的分散的有組織暴力，伴隨着防火牆的建設和威權政權的鞏固，正隨着華為的系統設備逐漸蔓延到全世界。

而結盟的俄羅斯一方，即使GDP規模只相當於中國廣東一省，對華仍然擁有可觀的合作籌碼：一流的數學家和賽博戰爭技巧、最悠久的情報傳統、豐富的能源儲備和仍存的核武庫等軍事資源，儘管缺乏密集人力、資本和芯片。

對新冷戰來說，因為賽博戰爭其隨時可操作性質，即暴力的分散化和低可視性，其成果可能包括從侵入一個個人或家庭、竊取一個公司或者政府機構的任何數據，到破壞任何基礎設施和軍事設備的運行、和干擾金融和公共部門的服務。

其結果，這一超越傳統碳基政治（包括石油地緣政治和以石油為動力來源的軍事力量）而轉向硅基的新冷戰，正在逐步印證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提出的「新中世紀主義」黑暗時代：「一個全球性的現代性及反現代性的世界，對暴力方式的控制日益分散，永久的戰爭取代永久的和平」……並且促成人們對某種「廉價帝國」的需要，無論它是全球體系的退縮版，譬如對TPP、聯合國和歐盟的放棄，還是習近平式推向全球的「治國理政」模式和「一帶一路」戰略。

只是，人們或許對華為和1984的圖景有所認識，卻難以認識硅基冷戰的未來將如何持續並且改變人類的命運共同體。如果說上世紀的冷戰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對立、並且高度依賴核均勢下核武器系統本身的巨大不確定性——後者自我解構了任何一方敢於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決心；那麼，對新冷戰來說，因為賽博戰爭其隨時可操作性質，即暴力的分散化和低可視性，它走向了舊冷戰的反面——不用擔心熱戰的爆發，或者操作人員的失誤，新冷戰的賽博攻擊可能隨時發起和中止、無限期延續、和不動聲色地升級，無需國會批准或者驚動媒體，而其成果可能包括從侵入一個個人或家庭、竊取一個公司或者政府機構的任何數據，到破壞任何基礎設施和軍事設備的運行、和干擾金融和公共部門的服務。

至此，人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華為事件或者新冷戰，正在因為貿易戰的懸而未決而悄悄升級，從知識產權糾紛轉為對芯片製造的爭奪。後者決定着電信基礎設施的運轉和人類社會的運轉，也決定着防火牆系統是否能夠維持。

當政治-技術的分岔在相互的貿易猜忌下已經開始，人們能夠做的，或許如大衞·哈維在他的《新自由主義簡史》最後所呼籲的，甚至超越之，在認清新保守主義的同時，在世界範圍而不僅是美國或中國內部建立一種聯合——這一聯合的可能，剛剛在半個月前世界範圍的紀念1989年天安門屠殺三十週年活動中被證實，也在香港過去一週從一百萬人到兩百萬人的抗議中再現——「以重新獲得大眾對國家機器的控制，並藉此推動民主實踐和民主價值，而不是用市場力量的鐵蹄來踐踏它們」，無論這市場力量是新自由主義的還是新苦力主義的，無論他們是否以貿易戰來掩蓋新冷戰。

未來反抗這一切的主力，或許不會是新自由主義體系破產、發起貿易戰的美國，而是來自那些全球化的「半外圍」地帶與中心地帶的重合或衝突區域，猶如昔日美國西部的愛爾蘭人在21世紀的繼承者，例如現在的馬來西亞或者香港。否則，人類或許將永遠陷入到新舊帝國主義相爭的黑暗時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