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淚彈進化史：全球警權軍事化背後，誰是數錢的大贏家？

在應對反送中抗議中，香港警察用催淚彈、胡椒噴霧、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攻擊、驅散人群，導致至少70多人受傷。發生在香港的暴力當然並非孤例，警權擴大和軍事化是全世界社會運動的威脅。而使用槍管和氣罐釋放的催淚瓦斯，也早就是警察鎮暴的標配。弔詭的是，早在1925年，《日內瓦公約》就已經明令禁止催淚彈等化學毒氣在戰場上使用，絕大部分國家都簽署並遵守了協定。催淚彈使用領域的倒置，反映了20世紀政治暴力被「人道化」的過程，也側面勾勒出群眾運動和國家鎮壓間不斷拉扯與競爭的歷史。

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發明於一戰戰場，催淚彈是以CS，CR、CN（已經停用）、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學物質為基底製造的化學武器的統稱。在戰場上，催淚彈主要為了在僵持階段引出對方戰壕中的敵軍；而在街頭，催淚彈是為了在短時間內快速驅散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催淚瓦斯更多時候是一種水汽，可以吸附在皮膚、土壤和建築材料上，所以才需要液體來進行清洗。

儘管催淚彈被當作非致命武器，歷史上因為催淚彈致殘甚至死亡的人數卻不在少數。催淚彈的殺傷力不僅在化學物質本身造成的流淚、灼燒和噁心，還在於不正確使用時造成的其他破壞，包括通風不暢導致的窒息，和容器襲擊造成的腦震盪，等等。

在密閉和通風不暢的空間投擲催淚彈會大大增加化學危害。2013年，埃及警察在密閉的警車上釋放催淚彈，當場殺死了37名穆兄會支持者。2014年11月，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抗議的第二波示威中，警方在混戰中多次無差別使用催淚彈和橡膠子彈，導致臨街咖啡店都布滿有毒氣體。受傷的幾位當事人一氣之下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其次，很多催淚彈的傷亡源於被彈出的彈殼或毒氣罐砸中，傷者輕則面頰流血，重則失明和顱骨、臟器破裂。比如在2013年土耳其的蓋齊公園（Gezi Park）抗議中，警方在最初20天釋放了13萬罐催淚瓦斯（切勿驚訝，這個數字並不驚人，1980年代韓國鎮壓民主化運動期間，有過17天發射35萬枚催淚彈的記錄）用空了一整年的鎮暴庫存，並出動水炮和推土機清場。這場城市佔領運動最後導致了八千多人受傷，22人死亡。兩百多人受到頭部和腦損傷，其中不乏由於催淚彈導致失智等嚴重後遺症的。而去年底發酵的法國「黃背心」運動中，有防暴警察近距離朝群眾頭部開槍，造成不少重傷，一名旁觀女性也被飛出的彈殼砸中頭部身亡。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附加爆炸功能的催淚彈，還會帶來額外的風險。比如2011年以來，法國是歐洲唯一一個允許使用混合少量TNT炸藥的特殊催淚彈GLI-F4的國家，這也導致法國抗議者面臨更大的身體威脅，一不小心就會被炸傷炸殘。去年以來，已經至少有兩名黃背心示威者的手被這種催淚炸彈當場炸飛。

催淚彈並非只是非常時期的警方武器。美國和伊朗的監獄和拘留所中曾爆出使用催淚彈虐待囚犯和被押人員。美國邊檢人員用催淚彈驅趕穿越邊境的無證移民的行為在近年來越愈發普遍。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以色列人隔三差五射出的子彈、催淚彈和閃光彈早就是家常便飯。在烏干達和尼日利亞（奈及利亞）等國，當地軍警的催淚彈使用如此普遍，以至於網民們會用地圖評論來標記出那些尚未遭受催淚彈襲擊的場所。越來越多的人被從正常的生活中驅趕出來，活在永恆的例外狀態裏。

在歷史學者 Anna Feigenbaum 看來，對催淚彈無害的認知，首先是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法律條文規定要統計催淚彈造成的傷亡，很多數據都是一片空白。其次，國際傳媒的報導偏見，導致非歐美和非英語國家的傷亡者被人忽視。再者，由於樣本限制和實驗室實驗的道德風險，幾乎沒有研究系統計算過催淚瓦斯的直接和間接危害。

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回顧催淚彈發明和商業化的歷史，就會發現，所謂的「非致命武器」是一種精巧的話術，用來為催淚彈在和平年代的民用提供合法性，最終造福的是全球化下的暴力軍工體系。

催淚彈的民用史：當鎮壓成為商品

催淚彈民用史上一個繞不開的人物是 Amos Fries。Fries 早年參與美菲戰爭，在一戰期間效力於美國軍隊的化學武器部門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將化學毒氣描繪成現代化和人道主義的象徵。戰後面臨公眾普遍質疑和裁撤 CWS 的壓力，Fries 聯合一眾政客、科學家和媒體寫手，開始以「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戰時氣體，和平使用」）為口號為化學氣體的民用做撒網式營銷。1921 年夏天，Fries 帶着他的宣傳團隊來到正經歷大量南方黑人人口流入的費城，向當地警局展示了催淚彈的威力。在演習中，儘管警長派出了其最優秀的下屬，面對六個手持 150 個催淚手雷的「暴徒」，警察方一次次捂着眼睛如鳥獸散。此番場景被聞訊而來的各路記者寫進報導，一夜間為催淚彈贏得了高效制暴的美譽。到了 1930 年間，催淚彈已經成為美國絕大部分警局、國民警衞隊、監獄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標配。

1920 年代湧現的各類勞工運動和總罷工，也成了催淚彈的絕佳試驗場。當時兩大製造商 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 Federal Laboratories 的銷售代表敲開一家家工廠的大門，推銷催淚彈鎮壓工人罷工的「人道」與「高效」。他們往往不等罷工出現，而是根據行情預測可能出現罷工的行業，勸說相關公司購買催淚彈以備無患。在公司的宣傳冊上，也隨處可見催淚彈幫助鎮壓罷工的成功案例。大蕭條的來臨，又進一步反向刺激了商業資本大量購入催淚彈，以應對失業帶來的底層騷亂。根據之後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的統計，1933 到 1937 年間，用於鎮壓勞工運動的催淚氣體訂單累計高達 12.5 億美元（等價於現在大約210億）。

Amos Fries 成功的動員策略，也是當時美國社會白人至上思潮的縮影。作為所謂美國主義（Americanism）的信徒，Fries 多次在公開場合將外國人和有色人種比喻成野人，還積極推動刪除公立學校教材中的共產主義內容，他的發言和行動得到了三K黨官方和其女性分部的力挺。催淚彈民用背後的意識形態，對警察鎮壓勞工，白人侵略有色人種的正當化，是之後麥卡錫時代的前奏。或許並非巧合的是，30年代在國會特別委員會負責調查 CWS 腐敗和對平民濫用化學武器的參議員Robert “Young Bob” La Follette，恰恰被麥卡錫於 1946 年在共和黨初選中擊敗。目睹後者的崛起和緊接着的反共浪潮，La Follette 在1953年2月開槍自殺。

催淚彈在北美的大獲成功，特別是坊間流傳的費城警局的催淚彈演習報導，通過電報和國際移民等渠道傳到了英國。當時的國際社會已經禁止在戰爭中使用催淚彈，在非戰時使用化學氣體在英國方面看來是更加不人道的做法。然而，從尼日利亞到印度，殖民地中發生的一系列群眾運動，特別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讓英國人意識到尋找快速有效鎮壓手段的必要性。1919 年，印度北部阿姆利則市的札連瓦拉園（Jallianwala Bagh）中，英軍用子彈殺害了至少379位平民抗議者，釀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屠殺。為了避免此類事件重演，英國也開始慢慢打造帝國內部的催淚彈市場。1920年代在美國方面的贊助下，上海公共租界內的警局開始配備催淚瓦斯，讓英國方面更直觀地感受到了催淚彈的好處。

同時，隨着美國方面證據的增加，英國的主流輿論對催淚彈的態度也從堅決反對導向了有限度的支持。到1930年代末，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南非、尼日利亞等地的警察部門都已正式配備催淚彈。為了提升可信度，殖民地的醫師和技術人員們被動員起來論證催淚彈對人體無害。一些特別的規範也建立起來，比如在使用催淚彈前必須先警告公眾，這一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說美國幾乎壟斷了催淚彈的製造生產，英國方面則選擇了走研發之路。1947年，在鎮壓印度監獄暴亂的行動中，美方提供的催淚彈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傷，促使英國開始自行研發「更加安全」的化學毒氣。戰後在波登當的國防科技實驗室，研發人員在退伍軍人身上進行了幾千次催淚彈測試。1965年，英國正式宣布研發成了改良版的CS氣體，能比原有的氣體造成更嚴重的過敏反應。很快，這種新CS氣體就被用於鎮壓北愛獨立運動。同一時期，美國各級政府則用新武器來鎮壓民權運動和反戰活動。從塞爾瑪遊行到芝加哥民主黨大會抗議再到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警察和國民警衞隊的裝備愈發精良。通過朝靜坐的人群和佔領區的帳篷投放催淚彈，甚至動用直升機噴灑催淚雨，政府可以有效製造群體恐慌，從而分隔開抗議的人牆。一些小鎮和背街小巷中甚至出現了朝黑人運動家的會議室、住所和乘坐車輛扔催淚彈意圖謀殺的行為。

1960年代美國國內的抗議和鎮壓，又反過來促進了催淚彈全球聯動體系的初步建立。以 Rex Applegate 為代表的前軍方專家們開始以1960年代為經驗，出版各種關於催淚彈的使用手冊和科普讀物，到訪多國的警隊進行宣講培訓。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也是催淚彈衍生品推出的關鍵時期，含CS的Mace噴劑、胡椒霧（Pepper Fog）、辣椒噴霧（Pepper Spray）都在這時註冊了商標。之後幾十年全世界街頭所用的鎮暴武器，很多都是緣起於這個時期。

催淚彈的全球產業鏈

歷經1980年代的保守主義回潮，1990年代通訊技術的高速發展，以催淚彈為主打的街頭鎮暴已經成為全球的產業，體量像滾雪球一樣增長。以 Milipol 為代表的防恐防暴的跨洲展銷會遍布全世界，展台上擺放着美國出產的催淚彈，中國出產的防暴衣，和來自以色列的無人機。以展會為平台，不同國家的商人們在現場提供的秘密會晤室和周邊酒店中商量着進出口事宜，悄悄決定着幾千公里外廣場上抗議群眾的命運。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和智利學生運動以來，全球防暴工業的訂單都在飆升。目前，美國三大公司：賓夕法尼亞州的 Combined Systems, Inc. （CSI）和 Non Lethal Technologies ，以及佛羅里達州的 Safariland 繼續主導着催淚彈市場。CSI 是美國國土安全部最主要的供應商，也出售武器給大多數中東和拉美國家。CSI 的催淚彈出現在 2011 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期間，也曾引發社運團體、黑客組織等的廣泛抵制；Non Lethal Technologies 的武器主要被用於巴林、希臘、土耳其等的抗議；Safariland 的催淚彈除了用於美國本土、土耳其、巴林、科威特等地的群眾抗議外，目前還專門用來驅散美墨邊境的無證移民。美國市場外，歐洲大部分國家、加拿大、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中國、韓國等國也有了比較大的生產商。而製造催淚彈的原材料和零件，則往往來自人力成本依然較低的中國和印度。防暴工業養肥了一批跨國經濟精英，比如 Safariland 的 CEO 和最大持股者，身價7億美金的 Warren Kanders。

催淚彈的出口網絡有一些明顯的特徵。首先，它反映了殖民時代世界體系的遺產。例如，香港傘運和這次反送中時警方使用的催淚彈，大都進口自英國的 Chemring Defence，黎巴嫩警察的催淚彈往往產自法國，津巴布韋（辛巴威）則大量進口鄰國、同為前英國殖民地南非的鎮暴器材。其次，韓國、巴西等國的新興企業也正在通過降低成本打亂舊有的出口格局。韓國的大光化學（Dae-Kwang Chemic）在2011到2014年間向24個國家出口了300多萬罐催淚彈，其主要合作國是巴林、緬甸和泰國。2002年，巴西推出了一攬子計劃支持國產防暴工業，使其在接下來的十多年發展成可匹敵美國的龐大市場。其中，位於里約熱內盧的 Condor Non-Lethal Technologies 頻繁向委內瑞拉出口催淚彈。此外，與其他行業類似，非洲和東南亞日益成為各國爭搶的設廠基地。業內估計從2016到2021年，催淚彈市場的年增長率大約為5.4%。到2020年，非致命武器市場的銷售額預計將達到84億美元。面對又一輪全球抗議潮，和民主國家日益嚴酷的邊境執法，對催淚彈的高需求將會保持下去。

隨着人們對CS氣體的特性越發熟悉，抗議者也開發出了各種應對和急救措施，網上的防催淚彈指南不計其數。因此，催淚彈方面的技術創新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試圖讓最全副武裝的抗議者都措手不及。除了上文提到的在傳統 CS 彈基礎上加上炸藥增加殺傷力外，新的製劑也在源源不斷被開發出來。CSI 研製的 OC Vapor 手榴彈能夠導致強烈疼痛和窒息。因為投放後無色，難以追蹤氣體擴散路徑，很多抗議者因躲避不及而受傷。

事實上，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還是中文的「催淚彈」，都從概念上模糊了其多樣性，弱化了其殺傷力，最終掩蓋的是無處不在且不斷升級的跨國暴力生產線。它將反抗者的痛苦轉化為製造商的利潤，推動現代暴力軍工體系的演進。莫洛托夫雞尾酒和橡皮子彈永遠是互生的關係，群眾運動越是猛烈，權力也就越有理由升級武器來實現更有效的控制。除了站在雞蛋一邊以外，我們要揭示權力背後這種韌性極強的網絡，他們超越了意識形態的鴻溝，在通過鎮壓大眾獲利上達成了共識。正是這種共識的存在，讓反抗者面臨着遠比街頭運動更大的挑戰。

（夕岸，互聯網政治研究者）

參考書目：
Feigenbaum, Ann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