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雅圖來到波士頓讀書，許穎婷（Frances Hui）的身份認同意識前所未有地被激發起來了。
在她就讀的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60%的外國學生來自中國大陸。在第一年的時候，Frances沒有遇見過一位香港人，而去參加學校活動時也被標註為「中國香港（Hong Kong, China）」,但是台灣卻可以單獨列出成為Taiwan。一次坐公交車，有一位乘客問Frances是不是中國人，她回答「香港人」。對方卻一再糾正她，香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Frances說，從來沒有這麼感到羞辱——不是因為被人視為「中國人」，而是自己的身份認同信念遭到無視和否定。
這種身份認同意識的萌發，讓Frances今年四月寫成文章《我來自香港，不是中國》，發表在校報上，她在文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我所來自的城市，被一個國家所擁有，我卻不屬於這個國家。」她更宣稱，「我和很多香港人都因為與中國某種程度上的政治分離而感到自豪，由中共統治的中國，以臭名昭著的方式審查互聯網，並囚禁異見人士」。
或許在Frances看來，她只不過說出了自己眼中的常識。然而文章引起的軒然大波，讓她始料不及。她的Facebook個人賬號被圍攻。起初還是英文和繁體字，一天後就出現很多簡體字，用不堪的語言對她進行辱罵，這讓她不堪其擾，卻又無可奈何。而媒體筆下所津津樂道的，則是她成為「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又一個受害者。
然而所有這些，也讓她更加堅定自己的身份認同：「我係香港人」。
作為香港回歸之後出生長大的年輕一代，Frances並不留戀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因為根本無從想像。小時候的她，並沒有去區分中國人與香港人，在國際大賽中，她也曾經為中國運動員感到驕傲。甚至因為普通話課程成績優異，她還經常得到大人的表揚。
然而成長改變了一切。
2012年香港推行國民教育，Frances開始意識到，教給她們的歷史是被修改過的。讓她最切身感受到「我們」與「他們」區別的，是生活中日漸增多的大陸人，不僅有地鐵裏大聲喧譁、吐痰等不文明行為，更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那種「理所應當」的天朝心態。
Frances 的香港人意識日益被激發出來，而雨傘運動的經歷徹底改變了她。五年前，Frances在雨傘運動中的高速路上度過了自己的十五歲生日，承受着警棍和胡椒噴霧，還有警察的侮辱。她沉痛地寫道：「那種對一個高中生的傷害，是無法伴隨身上的胡椒殘餘或是瘀青而洗淨散去。」
五年時間，被「逼着長大」的Frances，已經從雨傘運動的參與者，成長為波士頓社運的領軍人物之一。6月2日，在六四30週年紀念晚會上，她講述了自己作為香港人對六四的認識。6月9日香港爆發百萬人大遊行，而在波士頓， Frances 和她的同伴「突襲」了波士頓龍舟節，向中國領事館代表舉牌抗議；當天下午，她又參與組織了波士頓的「反送中」遊行。6月12日，為了聲援香港的罷市罷課，Frances和她的夥伴在波士頓市中心靜坐。6月16日，香港再次爆發了200萬人的大遊行，Frances則坐了四小時大巴，到紐約參加「反送中」大遊行。
每一次公開活動，Frances都站在公眾面前，大聲發表自己的觀點，或是接受各個媒體的採訪，舉手投足之間，儼然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但只有走近Frances的時候才發現，這畢竟是一個十九歲零九個月的孩子。她在Facebook上會「邊哭邊寫」，和記者聊到開心之處會咯咯地笑，而談到那些不快的往事時，她甚至會脱口而出一句「他媽的」——雖然這句普通話粗口從她嘴裏說出來，並沒有什麼殺傷力，更像是一種跨語境的努力抗議。
十九歲零九個月的Frances和她的同伴們，決絕地要和一個極權主義的龐然大物劃清界限，由此伴生的是，籠統而含糊的「中國人」，成為一個多少有些邪惡的「他者」。
十九歲零九個月的Frances和她的同伴們，決絕地要和一個極權主義的龐然大物劃清界限，由此伴生的是，籠統而含糊的「中國人」，成為一個多少有些邪惡的「他者」。雖然她自認為五年時間裏「思想成熟了、經驗豐富了」，而且來到美國後變得「温和」、沒有那麼「反華」了，並且努力矯正對話中不夠妥當的措辭，但顯而易見，無論是對待「中國人」還是「港獨」話題，她仍然缺少一種政客式的圓滑。
不假思索的「中國人」措辭，或許會讓很多人感到冒犯，然而，這或許也是「燃燒青春」最為可貴之處。當這個不到二十歲的女生，站在波士頓街頭用高音喇叭發表演說時，或者寫下「因為良心，所以我們放棄當一個閉耳不聞的小孩子」，那種堅毅而自信，依稀讓人感覺似曾相識。
這是每一代人都會展現出來的熱血青春，它可能笨拙、粗糙、衝動、激進，甚至可能誤入歧途，卻在社會變革關頭從不缺席，需要「大人們」認真對待。
毕竟，青春本来就是天生冒犯的。
端=端傳媒
許=許穎婷
我belong to哪裏？
端：大概很多人是通過那篇引發軒然大波的文章開始關注你的，是什麼促使你寫了那篇文章？
許：來到愛默生之後我就想要寫這樣一篇文章。因為在波士頓有很多香港人，但是剛來愛默生，我完全沒有香港朋友，到現在也只有兩三個人，而且是來自香港的國際學生，所以覺得沒有遇到有共鳴的人。
我之前在媒體上也講過，有一次我在公車上遇到一個男人，他直接問我，你是中國人嗎？我說不是，我是香港人，結果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說服我，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就是中國人，你為什麼不自豪呢？對我來說，這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是我人生中最具有羞辱性的一刻。
端：是一個中國男人嗎？
許：其實他父親也是從香港來的，我們一直在用英文交流。
我們當時在公交上，他坐在我旁邊，我動也動不了，公交上也沒有人幫我講話。最後我就回他一句：我不明白，身份認同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憑什麼這麼不尊重我？你根本什麼都不是，為什麼要控制我的思想？
端：在那篇有爭議的文章中，你一開頭就提到「I am from a city owned by a country that I don’t belong to.」，對own和belong to做了一個很明確的區分，能否再詳細解釋你眼裡二者的區別？
許：許多看過我文章的人——尤其是香港人——對這句話產生很大的共鳴。很多人看到這第一句話，就猜到裏面內容。
我覺得own的意思是說，在法律上他們對香港有控制權；但belong to是我個人建立的一個歸屬感，而我自己對中國沒有建立這種歸屬感——我受他們控制，但是對這個國家沒有歸屬感，就是這個意思。
我受他們控制，但是對這個國家沒有歸屬感，就是這個意思。
端：當中國發生什麼變化，你認為自己是可以belong to China的，還是無論如何，永遠都不可能？
許：我覺得不會。問題不單是這個政府對我們的控制，而是整個人文教育都是不一樣的，尤其是中國人受的道德教育和我們香港人很不一樣，比如去香港旅遊的許多遊客，香港人特別反感，許多遊客不保護環境，不尊重別人。
我剛才提到對中國沒有歸屬感，不單是（中央）政府對民主的打壓，而且是政府在整個教育裏面所塑造的文化差異，導致我們的價值觀很不一樣。
端：你十六七歲來美國，之前在香港有沒有和大陸人有近距離接觸？
許：沒有很多。在香港時我住在新界，我常搭的那條地鐵線，就是最多大陸人出現的地方，每次經過某些站，感覺非常煩擾。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那種「反華」的態度，比現在還要重；很多香港人討厭中國人的態度，都比我要更強烈。我是來到美國、認識其他中國朋友之後，才慢慢變温和的。
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那種「反華」的態度，比現在還要重；我是來到美國、認識其他中國朋友之後，才慢慢變温和的。
端：意識到人和人之間還是有區別的？
許：是的，因為中國太大了，中國人也有不同。我自己的感受是，只要他們能夠尊重我的立場、我的生活、我的價值觀——只是基本的尊重，比如不要大聲說話，就已經足夠了。我向朋友要求的，就是一份尊重。
但我們看到的是，很多來到香港的陸客，對我們沒有這份尊重。我在香港打過工，比如做收銀員，他們過來就問：你為什麼不講普通話？可是你來到香港就應該講廣東話啊，我當然也可以和他們講普通話，可是你不能一上來就說，為什麼不講普通話？或者一上來就問，為什麼你不收支付寶？我做收銀員的時候，真的有陸客因為不滿我們沒有支付寶，而發脾氣向我扔單據。這樣子就非常離譜。
端：你在校報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亞裔身份造成的困擾，這種情況下你覺得自己是belong to Asia的嗎？生活在美國，你覺得膚色是一個很困擾你的問題嗎？
許：我在西雅圖的時候，並沒有這麼強烈地感覺到這個asian身份很重要，因為西雅圖有太多亞洲人，你會覺得自己很平常。可是來到波士頓你會發現，尤其是愛默生學院的亞洲人很少，我在愛默生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人，對於亞洲文化或者有色人種文化，我是身涉其中的，我也參與了亞裔學生的學生會。因為波士頓這個城市不同膚色人群的比例非常不平衡，所以不停地提醒我，我是一個不一樣的人，所以我才會對自己的身份認同（identity）這麼看重。
端：可是你什麼時候開始對「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種不同敏感起來？是來到愛默生之後嗎？
許：最強烈的感覺，是從雨傘運動那時開始的。其實我們從小就要唱國歌，要學普通話，我以前的普通話課程成績很好，常被大人稱讚，我也會以此為驕傲。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看到中國運動員（獲勝）也會覺得自豪。
但是，到2012年開始推行「國民教育」的時候，還有就是後來看到六四的消息，發現居然還有這種事情，於是發現我們香港和中國實在太不一樣了，再到雨傘運動我參與進來，那時的感受是最深刻的。
英國統治時期，其實也還是殖民。他們當初不讓我們香港人有「居英權」，其實說到底也是racism。
端：但想像一下，如果生活在九七之前的香港，你會不會認為自己belong to UK？
許：不會。其實我不太能想像，因為我從來沒有感受過英國的統治。我知道有些大人非常懷念九七之前的英國統治時期，但是我一點感受也沒有。
我的想法是，英國統治時期，其實也還是殖民。他們當初不讓我們香港人有「居英權」，其實說到底也是racism，他們不想讓香港人去英國。所以不管他們統治得有多好，殖民的事實是改變不了的。對我來說，你不可能懷念自己被殖民的時代。
我也覺得，英國其實根本就不在意香港。他們統治時期香港人當然有很大自由度，但其實他們是不在意的，就像現在他們也不在意中國如何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很多人要求英國議會去討論香港事態，他們很長時間一直不討論，直到現在才有一點小小的討論，但也沒有什麼結果。
我眼中的香港「核心價值」
端：你提到香港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s）源於基本法保障的自由，並舉出言論、集會和新聞出版自由，但世界上擁有這些自由的國家和地區很多，除了這些之外，你眼中還有什麼要素構成真正屬於香港的「核心價值」？
許：香港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何韻詩有一句話說，我們不是british，也不是chinese，我們是hongkonger。香港是以前英國統治時期的文化、加上中國文化組合在一起的地方。香港從一個小漁村到一個這麼繁華的大都市，中間的過程很短，這種歷史讓香港人很有效率。
但與此同時，香港人不像美國人那樣「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有難的時候人們還是連接在一起，你看香港近年來有很多示威運動，帶上口罩大家彼此連臉都看不清，尤其在「雨傘革命」時，我們在公路上建立一個社區，大家完全不認識，但下雨時會一起撐傘、還有人走遍整個佔領區收拾垃圾，這種互助精神真的讓我很敬佩。
為什麼在香港會有這麼獨特的一種東西？我們沒有義務去做這些事，但這就是香港人的美德。所以在那些基本自由之外，如果要我講香港的「核心價值」，我會說效率、團結、互助、講公德、尊重他人。
如果要我講香港的「核心價值」，我會說效率、團結、互助、講公德、尊重他人。
端：對你來說，「香港人」和「中國人」是不是絕對互斥的概念？一個人可否同時兼是二者？如果可以的話，你認為需要什麼條件？
許：我覺得「香港人」和「中國人」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有的人會說自己是香港人，但也不會否認中國人身份，當然這種認同以上一輩居多，他們接受的教育就是「我們都是中華民族」。年輕一輩也許不會否認，但我們會一開始就講自己是「香港人」。至於我自己，是完全不會管自己叫「中國人」的，在我這個年齡層的年輕人身上，這種（單一）身份認同是最明顯的，而不是什麼「中國香港人」或者「香港中國人」。在18-25歲的香港年輕人裏，好像只有4%的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另一方面我想說的是，「中國人」和「香港人」並不互相排斥，一個人可以同時有這兩種認同，但說到底，身份認同是你自己的事、是personal的事。就算我遇到一個香港人，他/她說自己是中國人，我也不會說什麼，因為這是他們自己認同的，我們要互相尊重。
「中國人」和「香港人」並不互相排斥，一個人可以同時有這兩種認同，但說到底，身份認同是你自己的事、是personal的事。
端：你會支持香港獨立嗎？如果你覺得香港應該獨立，有沒有現實的可行性？香港會付出什麼代價？
許：我不會公開表達自己對港獨的看法，這跟支不支持民主不同，主要因為這個是一個關於政治光譜的問題，而我希望自己在這種事上把自己的立場left out。
當然我認為獨立是可行的，雖然政府總是向市民灌輸一種「香港不能沒有中國」的思維。
端：你在那篇文章中認為，香港人和台灣人面對同樣的身份危機（ same identity crisis），這如何理解？因為通常認為，香港和台灣雖然都和中國大陸有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但身份認同並不一致。你怎麼看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許：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島，分隔這麼多年，他們對於國家的概念比香港清晰很多。台灣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一套系統。以我的認知，台灣政府沒有「責任」去和中國政府溝通，他們的教育也不會被中國大陸的教材所控制——我們香港也有自己的教育局，但還是會受到中國的壓力去修改教材。
端：你在校報文章中提到「my culture」時，你究竟指的是什麼？是各種自由？還是更加綜合的歷史、語言、風俗的產物？你覺得這種文化相對於中國大陸是不是更加「先進」？
許：這樣說會比較有歧視性，我會說「獨特」吧。就像我剛才講的，香港文化是以前英治時代文化和本地原有的中華文化結合在一起，教育也和中國大陸不一樣，所以造成香港人的價值觀、尤其是對民主的追求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們都要保持「頭腦開放」
端：你提到來自兩岸三地的不同年輕人會對彼此充滿好奇，期待更了解對方，但並沒有說明，在實質層面上，你認為這種充分交流和諒解是可能的嗎？
許：我寫那篇文章，本來原意是說大家應該彼此尊重、理性溝通。可是我發現，原來要溝通的前提，是對方的教育和價值觀不能被「洗腦」，才能去真正平等地去溝通。
要溝通的前提，是對方的教育和價值觀不能被「洗腦」，才能去真正平等地去溝通。
我發現和大多數中國人是不能溝通的。 6月12日我們在市中心組織集會靜坐，也會有大陸人走來說你們在幹嘛，我們擺出那麼多證據，他們只會回你一句「那又怎樣」，他們不會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所以很難溝通。
還有，理性的溝通建立在平等對待基礎上，如果他們憑藉人數去欺負你的時候，這種溝通已經不平等了，如果你在霸凌我，我為什麼要和你講話？就像種族歧視一樣，你不能一邊歧視我，我還要一邊和你溝通。我們不要溝通，是因為你們根本不尊重我們。
端：你現在有沒有可以深入交談的大陸朋友？又如何看待中國大陸思想分裂的狀況？
許：我現在有一兩個我覺得頭腦還蠻清晰的中國朋友，那時候文章寫出來後，她們都會支持鼓勵我。我們有時候也會一起討論中國的政情，可是我始終不能很完整地跟她們討論香港的情況，因為她們說到底也是在中共控制的教育下成長，信息和觀點會有不同。
我覺得中國內部的人也開始對外界接觸變多，其中一部分人的思想比起其他人更加進步及理性，也因為如此，中國內地也出現批評中共的思潮，像是我們有時會在網絡上會看到一些人攝錄的剖白影片，他們很多都以「最後一次說真話」的態度去向外界揭露中共的醜惡。但是這些言論通常都會被政府迅速拿下，所以中國人距離思想開放仍然還有很長的路。
端：你在文章中還提到不應該回避敏感政治問題，應當有更多討論，中國人和香港人都應該保持「頭腦開放」，可否說明，你覺得中國人要做到「頭腦開放」，最重要的是哪一點？
許：如果他們在中國，我管不到；可是如果他們來到美國，就應該學習這裏的文化，如果你獲得信息自由的渠道，就應該上網去學習，接觸在中國沒有看到的東西。在愛默生也有很多中國學生，他們也反過來罵我，我覺得非常不可理喻。
我們香港人也一直在監督自己的政府，不會覺得我們的政府是最好的；當然，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和中國相關，我們不喜歡也是正常。但話說回來，美國人也一樣會監督自己的政府有什麼不對。你不能來到美國，然後一直用這種頭腦定見去保護自己的國家，而不去反省自己國家的問題。
你不能來到美國，然後一直用這種頭腦定見去保護自己的國家，而不去反省自己國家的問題。
端：那麼對香港人來說，要保持頭腦開放，你認為需要做什麼？
許：我覺得香港人要學會從不同的媒體渠道去吸收新聞，很多時候大家都只從一兩個新聞媒體去知道社會的事，但不同媒體總有它們的立場、偏見及對真相的準則，如果大家都會接受不同渠道的資訊，這樣會讓我們學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此外，新聞傳媒寫的東西其實影響力很大，它們主宰著我們得到的資訊及視野闊窄。有很多時候媒體寫什麼、政府講什麼，聽的人就會相信。在這個fake news很猖狂的時代，我們都要保持批判性思考，多質疑多考察，多做Fact checking。在這樣運動中，香港也有很多網民自發fact check每一個消息，再放上網上向抗爭者及外界提供最真確的資訊，所以我覺得我們都開始在這方面進步。
關注新疆，也紀念六四，但最終是為了香港
端：在6月9日你組織的遊行上，我看到有一位新疆人出來為新疆說話，給大家講新疆再教育營的事情。對香港人來說，新疆局勢有何意義？為什麼你會格外關注新疆？
許：我對新疆說不上非常關注，但一直留意相關新聞。我覺得整件事情很離譜：到現在這個年代，還有以前希特勒集中營一樣的東西。
我在愛默生一年級的時候做過一個作業，我做了一個presentation，講的就是新疆的事情。我給大家講，很多人不知道這些事。
有很多人不關注新疆，因為涉及到的是穆斯林，還有很多人對這件事完全不知道，這是非常恐怖的。無論新疆離香港有多遠，我們多麼不關注新疆，最終都是中國政府在打壓這些人，還是和民主進程有關係。你不要以為新疆這麼遠，就和我們沒關係。20多年後，這種再教育營也許會在香港、澳門出現。你現在想像，會覺得不可能，可是九七回歸時你也不會想像到香港會變成現在這樣，對不對？所以，如果中國還是用這麼aggressive的態度去管制香港，在新疆的試驗遲早會在香港和其他地方發生。
你不要以為新疆這麼遠，就和我們沒關係。20多年後，這種再教育營也許會在香港、澳門出現。你現在想像，會覺得不可能，可是九七回歸時你也不會想像到香港會變成現在這樣，對不對？
端：你在課堂上講述新疆的時候，有沒有會有種「羞愧」的感覺？
許：沒有啊，為什麼會有？
端：因為有些大陸學生在談到新疆時會有羞愧感，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國家認同的強度。
許：我不會，完全沒有羞愧感。尤其是我對中國本來就說不上有認同或者聯繫。我在校報上發表那篇文章的時候，我的編輯、一個美國同學，把其中涉及到新疆的部分改成過去式——因為他以為這是以前的事情！我在編輯文本上批註說：It’s happening! 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我希望外國能夠看到這一面，我對這個話題完全沒有羞愧感。
端：我注意到你參加了波士頓六四30週年紀念會，你是怎麼看待六四與香港的？尤其是，現在許多香港本土聲音其實對紀念六四抱冷漠甚至反對態度。
許：其實我開始關注政治就是因為六四，但它已經進入歷史了。我們必然要記住這件事，視它為一個參考。可是除了紀念，香港人還需要用過去這個教訓來警醒我們，看看有什麼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去討論有關自由民主的話題，去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而不是僅僅一直在紀念中國過去的這件事。
除了紀念，香港人還需要用過去這個教訓來警醒我們，看看有什麼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去推動香港的民主進程，而不是僅僅一直在紀念中國過去的這件事。
很多香港人在紀念六四這件事上出現年代隔閡，因為上一代經歷過爭取中國民主的階段，他們會記得當年六四的屠殺，甚至有些還有親身經歷過。但年輕一代對六四沒有直接認識，大多是從紀錄片去了解當時發生的事，而且每年一個紀念集會，其實對現在或未來毫無幫助，所以近年有很多大學學生會及民間組織會在六四時舉辦研討會或座談會，主要討論香港的社會議題，展開政治上的交流，同時用此方式去紀念八九民運。
雖然我是比較認同後者的想法，但最終各人有各人的紀念方式，我們大家都要學習去尊重彼此。
另外，因為這次逃犯條例導致的事態，和當年六四也有很大相似：有街頭抗議，有海外聲援，有本來不關注時事政治的人也出來（表態）等等。所以其實香港6月12日發生的暴力清場，讓我在海外也十分恐懼與緊張。自己有很多朋友在現場前線，但自己又不能為他們做一點事，讓我感到十分無力。
這次逃犯條例導致的事態，和當年六四也有很大相似：有街頭抗議，有海外聲援，有本來不關注時事政治的人也出來（表態）等等。
端：那麼你是如何看逃犯條例修訂的？這個條例會如何影響香港？
許：我認為應該撤回，而不是暫緩，（暫緩）這個我們不接受。
這個條例如果通過的話，無論你是香港人還是外國人，在香港境內都已經成為可以被引渡的對象。我們最擔心的，是如果中國成為引渡目的地的問題。中國的法治排名是82，香港是16，他們的定罪率是99.9%，我們怎麼能信任中國的司法，讓香港人去受審呢？
而且這個條例一旦通過，中國會有更大權力把政治犯、商人或者記者帶到中國，那我們的自由基本上就沒了。不管是集會、言論還是媒體自由都是如此，因為我們自己會開始自我審查，怕被抓而不敢說話。
端：你認為香港人應該如何做才能守住自由？
許：不管在香港還是在海外，香港人每個人有自己的位置去為民主和自由而努力。我覺得在這個時候，香港人應該把握最後的防線、維護最後的自由，這個條例一旦通過，我們就是什麼都沒有了，所以這是我們最後的防線。
我看到最近一項民調顯示，如果條例通過，一半香港人會考慮移民，我覺得可能這就是他們（北京）想要達到的目的，因為在香港受過自由教育的人會離開，而他們會注入來自大陸的人，那香港就要「灰飛煙滅」了。
（許穎婷，Frances Hui，就讀於美國波士頓愛默生學院傳媒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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