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雅图来到波士顿读书，许颖婷（Frances Hui）的身份认同意识前所未有地被激发起来了。
在她就读的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60%的外国学生来自中国大陆。在第一年的时候，Frances没有遇见过一位香港人，而去参加学校活动时也被标注为“中国香港（Hong Kong, China）”,但是台湾却可以单独列出成为Taiwan。一次坐公交车，有一位乘客问Frances是不是中国人，她回答“香港人”。对方却一再纠正她，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Frances说，从来没有这么感到羞辱——不是因为被人视为“中国人”，而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信念遭到无视和否定。
这种身份认同意识的萌发，让Frances今年四月写成文章《我来自香港，不是中国》，发表在校报上，她在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我所来自的城市，被一个国家所拥有，我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她更宣称，“我和很多香港人都因为与中国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分离而感到自豪，由中共统治的中国，以臭名昭著的方式审查互联网，并囚禁异见人士”。
或许在Frances看来，她只不过说出了自己眼中的常识。然而文章引起的轩然大波，让她始料不及。她的Facebook个人账号被围攻。起初还是英文和繁体字，一天后就出现很多简体字，用不堪的语言对她进行辱骂，这让她不堪其扰，却又无可奈何。而媒体笔下所津津乐道的，则是她成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又一个受害者。
然而所有这些，也让她更加坚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我系香港人”。
作为香港回归之后出生长大的年轻一代，Frances并不留恋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因为根本无从想像。小时候的她，并没有去区分中国人与香港人，在国际大赛中，她也曾经为中国运动员感到骄傲。甚至因为普通话课程成绩优异，她还经常得到大人的表扬。
然而成长改变了一切。
2012年香港推行国民教育，Frances开始意识到，教给她们的历史是被修改过的。让她最切身感受到“我们”与“他们”区别的，是生活中日渐增多的大陆人，不仅有地铁里大声喧哗、吐痰等不文明行为，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那种“理所应当”的天朝心态。
Frances 的香港人意识日益被激发出来，而雨伞运动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五年前，Frances在雨伞运动中的高速路上度过了自己的十五岁生日，承受着警棍和胡椒喷雾，还有警察的侮辱。她沉痛地写道：“那种对一个高中生的伤害，是无法伴随身上的胡椒残余或是瘀青而洗净散去。”
五年时间，被“逼着长大”的Frances，已经从雨伞运动的参与者，成长为波士顿社运的领军人物之一。6月2日，在六四30周年纪念晚会上，她讲述了自己作为香港人对六四的认识。6月9日香港爆发百万人大游行，而在波士顿， Frances 和她的同伴“突袭”了波士顿龙舟节，向中国领事馆代表举牌抗议；当天下午，她又参与组织了波士顿的“反送中”游行。6月12日，为了声援香港的罢市罢课，Frances和她的伙伴在波士顿市中心静坐。6月16日，香港再次爆发了200万人的大游行，Frances则坐了四小时大巴，到纽约参加“反送中”大游行。
每一次公开活动，Frances都站在公众面前，大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是接受各个媒体的采访，举手投足之间，俨然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但只有走近Frances的时候才发现，这毕竟是一个十九岁零九个月的孩子。她在Facebook上会“边哭边写”，和记者聊到开心之处会咯咯地笑，而谈到那些不快的往事时，她甚至会脱口而出一句“他妈的”——虽然这句普通话粗口从她嘴里说出来，并没有什么杀伤力，更像是一种跨语境的努力抗议。
十九岁零九个月的Frances和她的同伴们，决绝地要和一个极权主义的庞然大物划清界限，由此伴生的是，笼统而含糊的“中国人”，成为一个多少有些邪恶的“他者”。
十九岁零九个月的Frances和她的同伴们，决绝地要和一个极权主义的庞然大物划清界限，由此伴生的是，笼统而含糊的“中国人”，成为一个多少有些邪恶的“他者”。虽然她自认为五年时间里“思想成熟了、经验丰富了”，而且来到美国后变得“温和”、没有那么“反华”了，并且努力矫正对话中不够妥当的措辞，但显而易见，无论是对待“中国人”还是“港独”话题，她仍然缺少一种政客式的圆滑。
不假思索的“中国人”措辞，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冒犯，然而，这或许也是“燃烧青春”最为可贵之处。当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生，站在波士顿街头用高音喇叭发表演说时，或者写下“因为良心，所以我们放弃当一个闭耳不闻的小孩子”，那种坚毅而自信，依稀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这是每一代人都会展现出来的热血青春，它可能笨拙、粗糙、冲动、激进，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却在社会变革关头从不缺席，需要“大人们”认真对待。
毕竟，青春本来就是天生冒犯的。
端=端传媒
许=许颖婷
我belong to哪里？
端：大概很多人是通过那篇引发轩然大波的文章开始关注你的，是什么促使你写了那篇文章？
许：来到爱默生之后我就想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因为在波士顿有很多香港人，但是刚来爱默生，我完全没有香港朋友，到现在也只有两三个人，而且是来自香港的国际学生，所以觉得没有遇到有共鸣的人。
我之前在媒体上也讲过，有一次我在公车上遇到一个男人，他直接问我，你是中国人吗？我说不是，我是香港人，结果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说服我，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就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自豪呢？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是我人生中最具有羞辱性的一刻。
端：是一个中国男人吗？
许：其实他父亲也是从香港来的，我们一直在用英文交流。
我们当时在公交上，他坐在我旁边，我动也动不了，公交上也没有人帮我讲话。最后我就回他一句：我不明白，身份认同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凭什么这么不尊重我？你根本什么都不是，为什么要控制我的思想？
端：在那篇有争议的文章中，你一开头就提到“I am from a city owned by a country that I don’t belong to.”，对own和belong to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区分，能否再详细解释你眼里二者的区别？
许：许多看过我文章的人——尤其是香港人——对这句话产生很大的共鸣。很多人看到这第一句话，就猜到里面内容。
我觉得own的意思是说，在法律上他们对香港有控制权；但belong to是我个人建立的一个归属感，而我自己对中国没有建立这种归属感——我受他们控制，但是对这个国家没有归属感，就是这个意思。
我受他们控制，但是对这个国家没有归属感，就是这个意思。
端：当中国发生什么变化，你认为自己是可以belong to China的，还是无论如何，永远都不可能？
许：我觉得不会。问题不单是这个政府对我们的控制，而是整个人文教育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人受的道德教育和我们香港人很不一样，比如去香港旅游的许多游客，香港人特别反感，许多游客不保护环境，不尊重别人。
我刚才提到对中国没有归属感，不单是（中央）政府对民主的打压，而且是政府在整个教育里面所塑造的文化差异，导致我们的价值观很不一样。
端：你十六七岁来美国，之前在香港有没有和大陆人有近距离接触？
许：没有很多。在香港时我住在新界，我常搭的那条地铁线，就是最多大陆人出现的地方，每次经过某些站，感觉非常烦扰。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那种“反华”的态度，比现在还要重；很多香港人讨厌中国人的态度，都比我要更强烈。我是来到美国、认识其他中国朋友之后，才慢慢变温和的。
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那种“反华”的态度，比现在还要重；我是来到美国、认识其他中国朋友之后，才慢慢变温和的。
端：意识到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许：是的，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人也有不同。我自己的感受是，只要他们能够尊重我的立场、我的生活、我的价值观——只是基本的尊重，比如不要大声说话，就已经足够了。我向朋友要求的，就是一份尊重。
但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来到香港的陆客，对我们没有这份尊重。我在香港打过工，比如做收银员，他们过来就问：你为什么不讲普通话？可是你来到香港就应该讲广东话啊，我当然也可以和他们讲普通话，可是你不能一上来就说，为什么不讲普通话？或者一上来就问，为什么你不收支付宝？我做收银员的时候，真的有陆客因为不满我们没有支付宝，而发脾气向我扔单据。这样子就非常离谱。
端：你在校报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亚裔身份造成的困扰，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自己是belong to Asia的吗？生活在美国，你觉得肤色是一个很困扰你的问题吗？
许：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这个asian身份很重要，因为西雅图有太多亚洲人，你会觉得自己很平常。可是来到波士顿你会发现，尤其是爱默生学院的亚洲人很少，我在爱默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对于亚洲文化或者有色人种文化，我是身涉其中的，我也参与了亚裔学生的学生会。因为波士顿这个城市不同肤色人群的比例非常不平衡，所以不停地提醒我，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我才会对自己的身份认同（identity）这么看重。
端：可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这种不同敏感起来？是来到爱默生之后吗？
许：最强烈的感觉，是从雨伞运动那时开始的。其实我们从小就要唱国歌，要学普通话，我以前的普通话课程成绩很好，常被大人称赞，我也会以此为骄傲。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看到中国运动员（获胜）也会觉得自豪。
但是，到2012年开始推行“国民教育”的时候，还有就是后来看到六四的消息，发现居然还有这种事情，于是发现我们香港和中国实在太不一样了，再到雨伞运动我参与进来，那时的感受是最深刻的。
英国统治时期，其实也还是殖民。他们当初不让我们香港人有“居英权”，其实说到底也是racism。
端：但想像一下，如果生活在九七之前的香港，你会不会认为自己belong to UK？
许：不会。其实我不太能想像，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英国的统治。我知道有些大人非常怀念九七之前的英国统治时期，但是我一点感受也没有。
我的想法是，英国统治时期，其实也还是殖民。他们当初不让我们香港人有“居英权”，其实说到底也是racism，他们不想让香港人去英国。所以不管他们统治得有多好，殖民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对我来说，你不可能怀念自己被殖民的时代。
我也觉得，英国其实根本就不在意香港。他们统治时期香港人当然有很大自由度，但其实他们是不在意的，就像现在他们也不在意中国如何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很多人要求英国议会去讨论香港事态，他们很长时间一直不讨论，直到现在才有一点小小的讨论，但也没有什么结果。
我眼中的香港“核心价值”
端：你提到香港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源于基本法保障的自由，并举出言论、集会和新闻出版自由，但世界上拥有这些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很多，除了这些之外，你眼中还有什么要素构成真正属于香港的“核心价值”？
许：香港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何韵诗有一句话说，我们不是british，也不是chinese，我们是hongkonger。香港是以前英国统治时期的文化、加上中国文化组合在一起的地方。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这么繁华的大都市，中间的过程很短，这种历史让香港人很有效率。
但与此同时，香港人不像美国人那样“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有难的时候人们还是连接在一起，你看香港近年来有很多示威运动，带上口罩大家彼此连脸都看不清，尤其在“雨伞革命”时，我们在公路上建立一个社区，大家完全不认识，但下雨时会一起撑伞、还有人走遍整个占领区收拾垃圾，这种互助精神真的让我很敬佩。
为什么在香港会有这么独特的一种东西？我们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但这就是香港人的美德。所以在那些基本自由之外，如果要我讲香港的“核心价值”，我会说效率、团结、互助、讲公德、尊重他人。
如果要我讲香港的“核心价值”，我会说效率、团结、互助、讲公德、尊重他人。
端：对你来说，“香港人”和“中国人”是不是绝对互斥的概念？一个人可否同时兼是二者？如果可以的话，你认为需要什么条件？
许：我觉得“香港人”和“中国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的人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但也不会否认中国人身份，当然这种认同以上一辈居多，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年轻一辈也许不会否认，但我们会一开始就讲自己是“香港人”。至于我自己，是完全不会管自己叫“中国人”的，在我这个年龄层的年轻人身上，这种（单一）身份认同是最明显的，而不是什么“中国香港人”或者“香港中国人”。在18-25岁的香港年轻人里，好像只有4%的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中国人”和“香港人”并不互相排斥，一个人可以同时有这两种认同，但说到底，身份认同是你自己的事、是personal的事。就算我遇到一个香港人，他/她说自己是中国人，我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这是他们自己认同的，我们要互相尊重。
“中国人”和“香港人”并不互相排斥，一个人可以同时有这两种认同，但说到底，身份认同是你自己的事、是personal的事。
端：你会支持香港独立吗？如果你觉得香港应该独立，有没有现实的可行性？香港会付出什么代价？
许：我不会公开表达自己对港独的看法，这跟支不支持民主不同，主要因为这个是一个关于政治光谱的问题，而我希望自己在这种事上把自己的立场left out。
当然我认为独立是可行的，虽然政府总是向市民灌输一种“香港不能没有中国”的思维。
端：你在那篇文章中认为，香港人和台湾人面对同样的身份危机（ same identity crisis），这如何理解？因为通常认为，香港和台湾虽然都和中国大陆有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但身份认同并不一致。你怎么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许：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岛，分隔这么多年，他们对于国家的概念比香港清晰很多。台湾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一套系统。以我的认知，台湾政府没有“责任”去和中国政府沟通，他们的教育也不会被中国大陆的教材所控制——我们香港也有自己的教育局，但还是会受到中国的压力去修改教材。
端：你在校报文章中提到“my culture”时，你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各种自由？还是更加综合的历史、语言、风俗的产物？你觉得这种文化相对于中国大陆是不是更加“先进”？
许：这样说会比较有歧视性，我会说“独特”吧。就像我刚才讲的，香港文化是以前英治时代文化和本地原有的中华文化结合在一起，教育也和中国大陆不一样，所以造成香港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对民主的追求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都要保持“头脑开放”
端：你提到来自两岸三地的不同年轻人会对彼此充满好奇，期待更了解对方，但并没有说明，在实质层面上，你认为这种充分交流和谅解是可能的吗？
许：我写那篇文章，本来原意是说大家应该彼此尊重、理性沟通。可是我发现，原来要沟通的前提，是对方的教育和价值观不能被“洗脑”，才能去真正平等地去沟通。
要沟通的前提，是对方的教育和价值观不能被“洗脑”，才能去真正平等地去沟通。
我发现和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沟通的。 6月12日我们在市中心组织集会静坐，也会有大陆人走来说你们在干嘛，我们摆出那么多证据，他们只会回你一句“那又怎样”，他们不会进行有建设性的讨论，所以很难沟通。
还有，理性的沟通建立在平等对待基础上，如果他们凭借人数去欺负你的时候，这种沟通已经不平等了，如果你在霸凌我，我为什么要和你讲话？就像种族歧视一样，你不能一边歧视我，我还要一边和你沟通。我们不要沟通，是因为你们根本不尊重我们。
端：你现在有没有可以深入交谈的大陆朋友？又如何看待中国大陆思想分裂的状况？
许：我现在有一两个我觉得头脑还蛮清晰的中国朋友，那时候文章写出来后，她们都会支持鼓励我。我们有时候也会一起讨论中国的政情，可是我始终不能很完整地跟她们讨论香港的情况，因为她们说到底也是在中共控制的教育下成长，信息和观点会有不同。
我觉得中国内部的人也开始对外界接触变多，其中一部分人的思想比起其他人更加进步及理性，也因为如此，中国内地也出现批评中共的思潮，像是我们有时会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人摄录的剖白影片，他们很多都以“最后一次说真话”的态度去向外界揭露中共的丑恶。但是这些言论通常都会被政府迅速拿下，所以中国人距离思想开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
端：你在文章中还提到不应该回避敏感政治问题，应当有更多讨论，中国人和香港人都应该保持“头脑开放”，可否说明，你觉得中国人要做到“头脑开放”，最重要的是哪一点？
许：如果他们在中国，我管不到；可是如果他们来到美国，就应该学习这里的文化，如果你获得信息自由的渠道，就应该上网去学习，接触在中国没有看到的东西。在爱默生也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也反过来骂我，我觉得非常不可理喻。
我们香港人也一直在监督自己的政府，不会觉得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和中国相关，我们不喜欢也是正常。但话说回来，美国人也一样会监督自己的政府有什么不对。你不能来到美国，然后一直用这种头脑定见去保护自己的国家，而不去反省自己国家的问题。
你不能来到美国，然后一直用这种头脑定见去保护自己的国家，而不去反省自己国家的问题。
端：那么对香港人来说，要保持头脑开放，你认为需要做什么？
许：我觉得香港人要学会从不同的媒体渠道去吸收新闻，很多时候大家都只从一两个新闻媒体去知道社会的事，但不同媒体总有它们的立场、偏见及对真相的准则，如果大家都会接受不同渠道的信息，这样会让我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
此外，新闻传媒写的东西其实影响力很大，它们主宰著我们得到的信息及视野阔窄。有很多时候媒体写什么、政府讲什么，听的人就会相信。在这个fake news很猖狂的时代，我们都要保持批判性思考，多质疑多考察，多做Fact checking。在这样运动中，香港也有很多网民自发fact check每一个消息，再放上网上向抗争者及外界提供最真确的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开始在这方面进步。
关注新疆，也纪念六四，但最终是为了香港
端：在6月9日你组织的游行上，我看到有一位新疆人出来为新疆说话，给大家讲新疆再教育营的事情。对香港人来说，新疆局势有何意义？为什么你会格外关注新疆？
许：我对新疆说不上非常关注，但一直留意相关新闻。我觉得整件事情很离谱：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以前希特勒集中营一样的东西。
我在爱默生一年级的时候做过一个作业，我做了一个presentation，讲的就是新疆的事情。我给大家讲，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事。
有很多人不关注新疆，因为涉及到的是穆斯林，还有很多人对这件事完全不知道，这是非常恐怖的。无论新疆离香港有多远，我们多么不关注新疆，最终都是中国政府在打压这些人，还是和民主进程有关系。你不要以为新疆这么远，就和我们没关系。20多年后，这种再教育营也许会在香港、澳门出现。你现在想像，会觉得不可能，可是九七回归时你也不会想像到香港会变成现在这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中国还是用这么aggressive的态度去管制香港，在新疆的试验迟早会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发生。
你不要以为新疆这么远，就和我们没关系。20多年后，这种再教育营也许会在香港、澳门出现。你现在想像，会觉得不可能，可是九七回归时你也不会想像到香港会变成现在这样，对不对？
端：你在课堂上讲述新疆的时候，有没有会有种“羞愧”的感觉？
许：没有啊，为什么会有？
端：因为有些大陆学生在谈到新疆时会有羞愧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国家认同的强度。
许：我不会，完全没有羞愧感。尤其是我对中国本来就说不上有认同或者联系。我在校报上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编辑、一个美国同学，把其中涉及到新疆的部分改成过去式——因为他以为这是以前的事情！我在编辑文本上批注说：It’s happening! 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我希望外国能够看到这一面，我对这个话题完全没有羞愧感。
端：我注意到你参加了波士顿六四30周年纪念会，你是怎么看待六四与香港的？尤其是，现在许多香港本土声音其实对纪念六四抱冷漠甚至反对态度。
许：其实我开始关注政治就是因为六四，但它已经进入历史了。我们必然要记住这件事，视它为一个参考。可是除了纪念，香港人还需要用过去这个教训来警醒我们，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去讨论有关自由民主的话题，去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而不是仅仅一直在纪念中国过去的这件事。
除了纪念，香港人还需要用过去这个教训来警醒我们，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去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而不是仅仅一直在纪念中国过去的这件事。
很多香港人在纪念六四这件事上出现年代隔阂，因为上一代经历过争取中国民主的阶段，他们会记得当年六四的屠杀，甚至有些还有亲身经历过。但年轻一代对六四没有直接认识，大多是从纪录片去了解当时发生的事，而且每年一个纪念集会，其实对现在或未来毫无帮助，所以近年有很多大学学生会及民间组织会在六四时举办研讨会或座谈会，主要讨论香港的社会议题，展开政治上的交流，同时用此方式去纪念八九民运。
虽然我是比较认同后者的想法，但最终各人有各人的纪念方式，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去尊重彼此。
另外，因为这次逃犯条例导致的事态，和当年六四也有很大相似：有街头抗议，有海外声援，有本来不关注时事政治的人也出来（表态）等等。所以其实香港6月12日发生的暴力清场，让我在海外也十分恐惧与紧张。自己有很多朋友在现场前线，但自己又不能为他们做一点事，让我感到十分无力。
这次逃犯条例导致的事态，和当年六四也有很大相似：有街头抗议，有海外声援，有本来不关注时事政治的人也出来（表态）等等。
端：那么你是如何看逃犯条例修订的？这个条例会如何影响香港？
许：我认为应该撤回，而不是暂缓，（暂缓）这个我们不接受。
这个条例如果通过的话，无论你是香港人还是外国人，在香港境内都已经成为可以被引渡的对象。我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成为引渡目的地的问题。中国的法治排名是82，香港是16，他们的定罪率是99.9%，我们怎么能信任中国的司法，让香港人去受审呢？
而且这个条例一旦通过，中国会有更大权力把政治犯、商人或者记者带到中国，那我们的自由基本上就没了。不管是集会、言论还是媒体自由都是如此，因为我们自己会开始自我审查，怕被抓而不敢说话。
端：你认为香港人应该如何做才能守住自由？
许：不管在香港还是在海外，香港人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去为民主和自由而努力。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香港人应该把握最后的防线、维护最后的自由，这个条例一旦通过，我们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防线。
我看到最近一项民调显示，如果条例通过，一半香港人会考虑移民，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他们（北京）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在香港受过自由教育的人会离开，而他们会注入来自大陆的人，那香港就要“灰飞烟灭”了。
（许颖婷，Frances Hui，就读于美国波士顿爱默生学院传媒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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