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六四·三十年 評論

六四後,中美關係、地緣政治與進退失據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我們首先必須把鏡頭焦距拉長,從六十年代末美國冷戰外交路線的轉變說起。


1989年2月25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天安門廣場向中國群眾揮手致意,他的車隊停在他所住賓館的路上。 圖:Bettmann/Getty Images
1989年2月25日,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天安門廣場向中國群眾揮手致意,他的車隊停在他所住賓館的路上。 圖:Bettmann/Getty Images

1990年3月至5月初,蘇聯在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先後宣布從蘇聯獨立。蘇聯政府當即拒絕承認三國的獨立主張,並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和禁運作為懲罰。

同年6月1日,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鮑勃·多爾(Bob Dole),向正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威脅道:蘇聯必須馬上調整其對波羅的海三國的政策,否則美國將撤銷蘇聯的「最惠國(MFN)」待遇。戈巴卓夫(戈爾巴喬夫)反唇相譏:「天安門屠殺之後,你們一如既往地延長了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樣看來,莫非我們也得在立陶宛實施軍管戒嚴,才符合你們的要求?」

戈巴卓夫這番話雖是外交辭令,卻着實擊中美國人的軟肋——畢竟六四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殊(老布什)對中國政府的縱容袒護態度有目共睹,美國國內輿論早已一片譁然,此時既被蘇聯人當面戳穿雙重標準,也只好啞口認栽。不過話說回來,老布殊在後天安門時代的對華政策固然飽受詬病,但其後來者改弦更張的嘗試,同樣未能達成預期的效果。

時過境遷,本文試以老布殊與克林頓兩任總統期間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為切入點,追溯六四之後的中國政府,何以能夠「逃脱」「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制裁並從容壯大,最終反過來威脅到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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