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 深度 評論

安徒:毋忘六四——三十年流亡及香港本土的記憶政治

六四記憶在內地、海外和香港幾個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脈絡,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際遇,發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為偉大的反抗暴政時刻卻是恒久不朽如一。


2019年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主辦方公布集會人數高達18萬,創下5年來新高。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主辦方公布集會人數高達18萬,創下5年來新高。 攝:林振東/端傳媒

今年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世界各地出現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說明六四記憶的重要性,並沒有隨時日的過去而淡化。記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人的切身體驗的沉澱,但因此人們也每每以為,記憶只是與個人有關。可是,記憶不只承載着感情和思緒,也傳遞着難以充分表述的那些社會與歷史的足跡與氛圍。正如開創「記憶研究」(Memory Studies)的法國社會學家 Halbwach 在討論「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一詞時所指,記憶其實不只是個人的事,因為個人記憶往往和社會文化互相交接。

人們通常是從社會獲取他們的記憶;他們也是在社會中回溯、確認及放置他們的記憶。

法國社會學家 Halbwach

Halbwach的這項創見,啟發了有關「社會記憶」及「文化記憶」概念的探討,讓我們了解到記憶總有其公共性的面向,也需要物質條件的配合。而且,「記憶研究」總是提醒我們,記憶總不是對「過去了的事物」完整無誤的再一次呈現,而是按特定的文化與社會脈絡所提供的敘述可能性,成為脈絡化和本地化的文化政治原素。「記憶的政治」如果脫離了這些微細的語境差異,在地的歷史脈絡,根本無從評價。

八九年民主運動在全中國上下捲入過無數的參加者。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在這些參與者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然而,他們的記憶能否保留,如何保留,卻不能脫離社會的大環境。在內地的政治環境底下,官方管控着絕大部分的公共話語空間,六四的記憶由被扭曲、被淡化、到接近被完全禁絕,連回憶也是罪名。這種「強制的遺忘」令六四記憶失去了公共的載體,無法與社會現實產生互動,只能成為「地下的記憶」,勉力地掙扎;而這種只能作為個人私下(或地下小團體)記憶的六四,當然也難免進一步遭「自然遺忘」的侵蝕。隨着具有八九六四親身經驗的年長一代自然逝去,新的一代欠缺了對六四的基本認識,產生六四記憶的跨代斷裂的危機。

2019年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
2019年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冷戰的最後一個記憶

六四記憶往往只能被簡約化為「六四慘劇」,而當不少記憶素材和更開放的討論只能在存在於國外、發生在國外,也自然為討論與對話帶來了境內/境外之間的新的隔閡。

審查制度的無孔不入不僅決定了人們知不知道有六四事件,以及相關的事情如何發生,也扭曲了人們能夠記着些甚麼,以及如何把它們記着。不應忘記的是,「六四」絕非六月四日當天發生的屠殺,而是與八九年整場民主運動相關的一切事態,甚至包含着整個八十年代的各種批判性文化思潮與學生運動、民眾抗爭運動。其摧毀的其實是毛澤東之後(文革之後)十多年來,在文化和社會抗爭層面重新甦醒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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