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專訪

請回答1989:支援與裂縫,那一年,香港學生在北京

她感覺,八九之後,「國家把你關在外面了,不讓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護這裏(香港),就像我守護北京一樣。」


1989年,在北京支援民運的香港學生。 圖:陳清華提供
1989年,在北京支援民運的香港學生。 圖:陳清華提供

今年54歲的林亦子是一名香港西醫,她在屯門開設私人診所,每週六天、每天工作超過10小時,高峰期時,她試過一天看超過一百位病人。可每到6月,她會跌入另一個時空——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她和一群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好友一齊管理物資,每日圍著雞蛋、麵包、盒飯和單據打轉。

這些年,她感到遺憾、焦慮、放心不下,一直在所有六四清場前後的照片裏,留意這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痕跡。歷史照片中,物資站是被火燒掉的。

30年來,她常常不敢觸碰1989年的回憶。當她終於鼓起勇氣,翻開曾經同行的中大同學們所寫的北京紀行時,飄揚的旗幟、喧嘩的人聲,同學們之間的爭吵,統統洶湧而至。回憶裏,香港學生帶去的兩百個帳篷在廣場上支了起來,五彩繽紛,蔚為壯觀,而北方夜晚驟降的氣溫仿佛就在身邊。那一刻,她又成了廣場上的南方女孩,每日要完成的重任是,採購約一萬人的食物。

那是1989,林亦子24歲,和她一樣趕赴北京的,還有約30個香港同學。

林亦子,現在是一名醫生。

林亦子,現在是一名醫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埔村屋的自由時代

林亦子診所不大,約30平方,書架上擺滿各種醫學英文書籍,一本中文書在其中格外顯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六四25週年時,當年赴北京支援學運的一群香港中大同學,一同寫作了這本回憶錄。書中作者,全是她熟悉的老友——林洋鋐(原名林耀強)、陳哲(化名)、曾憲冠,還有她大學時代最要好的朋友林藹純。經歷六四震盪,返回香港之後,她和林藹純30年來再沒有說過一句話。

1988年,林亦子曾和這群好友搬進一間700呎村屋,在靠近中大的大埔尾村。七八個人來自不同專業,卻都關心中國事務,參加了中大的學生組織「國是學會」或者學生會。村屋有一部小小的電視機,閒時大家聚在一起,看新聞,辯論各種題目。

80年代的中國大城市,各界思想激盪,知識份子紛紛投入思想啟蒙的浪潮,社會一片自由之象。而在香港大學生中,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主流思潮過後,中國時政的話題仍然炙手可熱。每一年聖誕假期,中大國是學會就會組織交流團到大陸不同地方遊學,尤其是八六學潮興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陳哲都去過。

每一年聖誕假期,中大國是學會就會組織交流團到大陸不同地方遊學,尤其是八六學潮興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陳哲都去過。

每一年聖誕假期,中大國是學會就會組織交流團到大陸不同地方遊學,尤其是八六學潮興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陳哲都去過。圖:林亦子提供

八六學潮

中國大陸各地高校學生自1986年12月至1987年初接連發起的民主學潮,起因是安徽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學生不滿人大代表選舉問題,聯合4000餘名學生走上街頭遊行抗議。

中國對林亦子來說並不陌生。她來自廣東汕頭,因為文革,父母帶著14歲的她逃到香港。不過在陌生的香港,來自本地人的歧視,使林亦子一直感覺不適應。經歷文革的時候她年紀小,成年後,她對中國仍然很有身份認同,加入國是學會,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朋友陳哲,也同樣是小時候從大陸移民到香港的。

「那時就類似現在大家說的『大中華膠』,愛國青年,」香港一間中學的會議室裏,陳哲笑著回憶。從北京返港之後,他選擇了教書育人的職業。

在林亦子回憶裏,那是一個中大的自由年代。當年,陳哲、林亦子與其他國是同學成天吵架辯論。「最基本、最理所當然的價值觀:為什麼要有國家,為什麼要有家庭,為何要結婚……這些全都要拿出來被質疑。」時任校長是電子系教授、後被稱為「光纖通訊之父」的高錕。在林亦子的印象中,校長是一個即使被學生喝倒彩,也仍會微笑的人。

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

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圖:陳清華提供

1989年4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北京迅速掀起學運。國是、學生會的成員天天聚在一起討論北京情勢,來自中國的官方報紙是他們的資訊來源之一。國是學會訂的人民日報,林亦子天天捧著看,覺得它風氣開放,國際新聞尤其好看。隨著局勢越發緊張,學生絕食,各界支援,幾乎整個香港的目光都在關注北京學運,民眾日夜守在電視機前,緊盯現場報導,為記者鼓掌。中大的許多同學也無心考試,日夜商討情勢,上北京支援的想法,逐漸在國是和學生會的同學之間彌生。

5月21日,在李鵬宣布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香港激發首次百萬人大遊行。林亦子和同學開始計劃,怎樣瞞住家裏人到北京去。

整個八九學運期間,共有約30名中大學生赴京支援。他們幾乎都是國是學會、學生會和學聯的成員,大部分以個人身份前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5月到6月期間,合共向全港籌款約港幣一千萬元,其中一百萬元由林洋鋐及其他同學在5月份帶到北京,這百萬元裏的大部分,六四鎮壓後隨即被當局扣押。除中大以外,香港其他高校亦有個別學生自發上京支援。在香港大學,學生設立「電話隊」,以聯絡大陸不同省市的高校學生。

5月24日,林亦子和曾憲冠兩人買好了赴北京機票。焦灼於支援的事,林亦子甚至搞錯了一門考試的日期,就這樣在沒有考試的情況下,瞞著家人,和曾憲冠帶著從學生會獲得的十幾部對講機,飛到千里之外的北京。

林洋鋐(原名林耀強)與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等人開會。

林洋鋐(原名林耀強)與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等人開會。圖:陳清華提供

廣場上的裂痕

林藹純、陳哲、潘毅等國是學會的同學,更早一些就到了北京。國是學會前後十幾人到北京,都擠在北京飯店同一間房裏,大家只好睡在地上,或者到其他大學的宿舍裏借宿休息。

一到天安門廣場,林亦子就發現,經過將近一個月的靜坐,衛生環境變得非常糟糕,學生們的情緒看起來很低落。「(外高聯)對廣場眾多的外地同學不問不理,呼呼喝喝,我們去到真的很震撼,尤其是不斷有同學告訴我們,他們沒有東西吃,晚上非常冷。」

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八九學運期間,從外地赴京聲援學運的學生所建立的聯合組織。

在看見幾個同學分吃一個饅頭後,林亦子決心和中大的同學一齊建設物資站,負責食物供應的工作,每天花大半天時間聯絡食物工廠、算賬、接收和分派食物。

她穿短袖恤衫,背一個大背包,裏面是從香港帶來沉甸甸的捐款,來回於物資站、帳篷區、與廣場隔著一條寬廣長安街的北京飯店。每天,她預算要為一萬人購買麵包、蔬果、肉類、雞蛋等等。一到晚上,這位南方來的瘦弱姑娘,就被北方常見的驟降氣溫凍得直發抖。

當香港學聯帶來的彩色帳篷在廣場上支起時,亮麗的顏色使林亦子精神為之一振。後來,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記錄,廣場建設的藍圖,手筆之一正來自林亦子的國是同學潘毅,但林亦子當時並不了解。她只知道潘毅是「不用睡的」,成日不見蹤影,「參與得比我們深」。

不過,林亦子和其他中大學生對物資援助的投入,卻引來好朋友林藹純和同學陳耀輝的質疑。

林亦子回憶,林藹純和陳耀輝的觀點是,來自香港的學生不應去供應物資,而是應該到廣場上,和內地的學生討論運動和民主的問題。「(林藹純他們覺得)我們香港學生,對民主的探索多一點,似乎就應該跟同學聊聊。」林亦子說,「他們覺得,這是好的機會,可以進行民主實踐、討論、思考。」

天安門廣場上的帳篷區。

天安門廣場上的帳篷區。圖:陳清華提供

從這些中大學生陸續抵達北京開始,大家就一直為自己在學運中的角色而辯論不休。當時開會的內容並無會議記錄,林亦子、曾憲冠難以回憶,只記得「幾乎天天都討論」。翻看陳耀輝在1989年6月19日所寫的信件(收錄在中大同學回憶錄中),他擔心中大學生手握資源,如果使用不當,在缺乏監察下,會造成以物資建立權力並左右學運方向的境況。

「我們都很清楚:主體不在我們。不可以用資源去影響大陸學生的決策。」

為了討論清楚中大學生在北京學運裏的角色,5月31日,這群國是學生曾在飯店裏爭論了一個通宵,包括物資站的運作情況、過百萬資源有否被誤用、香港學生有否主導運動某方面發展的問題。多年後,林藹純在回憶錄中寫道:「沒有任何結論,一切如舊,部分同學漸萌退意。」

「他們(林藹純)覺得,我們有這樣龐大的資源,才能做到這樣的角色,我們應該拋開資源,以普通同學的身份參與運動。」曾憲冠回憶。他當時是學生會代表,感覺林藹純他們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不至於去到如此強烈的地步」:「既然帶著資源,我們始終還是要管理手上的資源。我們都很清楚:主體不在我們。不可以用資源去影響大陸學生的決策。比如人家要撤,我們不可能不同意。」

而對於林亦子而言,她只是想去幫助這些外地來的學生解決膳食。「沒人關心,又不能回家,那些同學好像要乞求他們的權力中心(外高聯、指揮部)去拿物資,我真的看不過眼。」在她看來,物資的支援工作並非掌握權力,而是像紅十字會救助般的一種支援方式。

1989年的夏天,廣場上的中大學生連日爭論後,兩個曾經住在一起、像「孖公仔」一樣的姑娘,因為彼此不同的理念而分道揚鑣。而這一分歧,在此後三十年,仍是這群學生無法達成共識的一個裂縫。幾天後的流血清場,讓這一裂痕添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北京學生在晚上奔跑。

北京學生在晚上奔跑。圖:陳清華提供

清場

「那時人們很天真,說,共和國的士兵是我們迎接進城的,這些槍聲是向天開而已。」

6月4日凌晨12點,林亦子和友人在西單的胡同裏。當時,國是學會和學聯的同學,都按照各自想法,前往不同地點。陳哲和時任學聯主席的林洋鋐一樣,留守在廣場上的紀念碑,希望與北京學生共患難。當時紀念碑附近的學生至少數千名,他們沒有看到彼此。林藹純則留在廣場上的香港物資站,當軍隊進入廣場、路過物資站時,根據她在中大學生回憶錄裏的文章,這些軍人一邊走一邊說:「我們不會傷害學生。」

不過,更讓人緊張的徵兆其實更早出現。凌晨12點前,林亦子看見一群糾察隊模樣的學生從廣場那邊過來,他們十幾二十歲,大多數戴著白口罩,沒有任何武器,神情嚴肅。她把手上最後一個口罩遞給了隊伍後面的學生。

十二點,槍聲響起,林亦子隨著人群撤入胡同。起初,大家並不緊張,有人準備好口罩和手絹,也有人在猜測,那是何種槍支的聲音。

「那時人們很天真,說,共和國的士兵是我們迎接進城的,這些槍聲是向天開而已。」

不久之後,一輛摩托車突然載著傷者跑入胡同。「讓開!快讓開!」為摩托車開路的學生大喊。被送進胡同的傷者越來越多,三輪板車、摩托車穿梭不停,一路鮮血淋漓,林亦子奮力擠上去看傷者的模樣,他們多數傷勢嚴重,以她現在的專業判斷,很多人都處於休克狀態,生死未卜。

她極力想記住他們的面孔。直到今天,她也無法忘記這些年輕人的樣子:面色慘白、雙目緊閉、滿面滲汗、身體染血、極度痛苦。

「妳不可以到前面去,這是我們去的。妳一定要將情況說出去。」身邊的市民衝林亦子喊。「說完他們就真的衝過去了,是唱著《國際歌》去的……整條街都是人。」

她在回憶錄寫道:「口號聲越來越響,初時不知道喊些什麼,後來問旁邊的人,才知道喊『殺人犯!』『法西斯!』『獨裁!』『打倒李鵬!』響徹雲霄的憤怒的口號聲與槍聲夾雜在一起,一直沒有斷,槍聲並沒有使人群後退。」

陳哲(化名),現在是一名中學教師。

陳哲(化名),現在是一名中學教師。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凌晨1點鐘,廣場上的陳哲看見第一批軍隊,大約一千人,手持長棍,背著衝鋒槍,從香港物資站經過。他同樣聽到軍人說「不打學生」,懸著的心放了下來。他隨後返回紀念碑最高台階,躺下來,仰望天上的幾顆星星。遠處不斷傳來槍聲,周圍同學在唱《國際歌》,他腦袋一片空白,曾經想過寫一封遺書,最後什麼也沒有寫出來。

過了四點半,陳哲遠遠望見一列列軍隊從人民大會堂操步過來,持槍向紀念碑推進。這當中,北面有一隊二十人左右的軍隊,來到紀念碑前。而在此時,另一小隊軍人已到達紀念碑最高台階,他們向著留守學生們的頭頂上方開槍,又用衝鋒槍指著學生。陳哲被人群推著撤離。

另一邊,在從紀念碑被迫撤離之前,林洋鋐曾跑到長安街上,救起一名中槍的工人,他記得,那工人的背像開了水龍頭一樣,血汩汩地往外流。林洋鋐看著工人漸漸雙眼反白,癱軟在地,就那樣在他手上斷了氣。

當軍隊來到紀念碑下,林洋鋐被幾名北京同學以身體護著,他被半推半擠到紀念碑底層。「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們要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一名學生流著淚對林洋鋐說。返回香港後的許多年,林洋鋐向傳媒回憶起這一幕,多次提起那位學生對他說的話。

當人群撤到西單郵電大樓時,陳哲聽見後方傳來坦克車的聲音,他趕緊跑向附近的胡同,聽見後面有人大喊——「坦克碾死人了!」陳哲又忍不住跑回去看,遠遠看到「有些屍體,也有一些他的行李、背包之類的東西,也有一些瑣碎的東西。沒有過去數數有多少人。」他不敢再看。

同樣從紀念碑撤離的林洋鋐,一路走到了木樨地,他記得,那裏是「滿街的血路」。

林洋鋐(原名林耀強),現在是一名律師。

林洋鋐(原名林耀強),現在是一名律師。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廣場歸來

6月5日,當港府派來的專機起飛的一刻,林亦子感覺,她把整個北京都留下了。

「那個倖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實,可能我也是應該死了的。」

六四在他們身上刺下烙印,對他們分別產生不同的應激反應。陳哲一回港便決定接受媒體訪問,他在鏡頭面前語速極快,把自己在清場時的所見所聞一股腦全倒出來。

林洋鋐則把頭幾年的時間沉浸在抑鬱的情緒裏。他本是個喜歡早起、有幹勁的人,從北京回來後,常常在學聯睡到下午兩點多才起來。

「年紀那麼小,我當時相信,我們的參與會讓世界變得更好。誰知這麼大一場運動,最終也會被鎮壓,甚至政治制度變得更加封閉。這是對我信仰的崩潰和衝擊。我投入我的生命和青春,然後發現原來這是錯的,再大的投入也是沒用的。這很震撼。」林洋鋐說。

林亦子也過著混沌的日子,思緒紛亂。學聯在彌敦道的辦公室堆積了大量六四前後的報章,林亦子就天天上去剪報、整理。一同整理的還有幾位中大學生,大家都不怎麼說話。

「一心想,我們要留下這段歷史……隱約感覺這段歷史又將會被刻意抹去。」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她這樣寫道。

隨著時間流逝,陳哲相對快地重拾生活。他成為一名中學老師,三十年如一日,教書育人。漫長的時間似乎磨蝕掉一些六四的記憶,如今,他坐在學校陽光明媚的會議室裏,對記者說:「(六四)沒之前那麼重要了。我是這麼覺得。我想也是有點覺得,覺得沒什麼作用。一開始大家都想著(中共)很快就倒台,但現在這麼久了,對不對。」

他請我去聽他給學生講解六四的事情。講到一半,台底下好幾個學生都睡倒了。

陳哲在課堂上向學生簡述六四當晚發生的事情前,會先讓學生看一段由香港樂隊Beyond演唱《抗戰二十年》的MV。

陳哲在課堂上向學生簡述六四當晚發生的事情前,會先讓學生看一段由香港樂隊Beyond演唱《抗戰二十年》的MV。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他預感,一切就像電影 Silence 一樣,「沉默可以是很長一段時間的。六四可能要沉默很長一段時間了。」

沉鬱數年之後,林洋鋐嘗試過做售貨員,避開任何新聞,每天早出晚歸。後來他加入政府體制,做一名AO(編註:政務主任),以為「AO也可以拯救地球」,最終還是決定放棄。再後來,他跑去港大讀法律,在40歲那一年成為律師,自嘲「超齡了」。

如今,他經常為街坊、工友、佔中等社運參與者、社會貧苦人士提供義務的法律諮詢,律師行掛滿政府頒發的義務法律服務獎項。報紙稱他為「人權律師」,他則連連擺手,說自己頂多算「街坊律師」。

回首過去,他依然會忍不住想——為什麼我是倖存者?為什麼死的不是我?

「我們共同面對了這個政權,有些人因為他的身份,最後犧牲了;而我們這批人沒有像那樣犧牲。有些香港人可能覺得,為什麼劉曉波坐完牢,08年還要繼續搞,到死為止。其實要走入他的世界,就要明白,那個倖存者的心情就是,其實,可能我也是應該死了的。」

無法和解的回憶

「為何(國家)不與我們和解呢?我們難道做錯了什麼?」

從北京返回香港之後,林亦子從社會學轉而讀醫,成了一名醫生。「有時也會接近死亡,我一定會想起鎮壓那一幕,在香港是不會輕易見到槍傷的,在那裏會。」

走出最初的陰霾之後,整整25年,她不碰任何六四資料,直到五年前,當年赴京支援的中大同學們組織大家寫一本六四回憶錄,她才決定重新執筆,逼自己重返1989。這些年來,她很少接受媒體訪問,當她向我們談起六四的種種親歷時,依然激動和憤怒,不自覺以雙手拍打臉頰。

「和解」始終是她最渴望的。

「為何這麼幾十年,都沒有給機會讓所有目睹的市民去釋懷?這些事一定要在死之前解決,但這麼多年,創傷沒法解決。我到現在也沒辦法和這件事和解。這件事和解不了,我和國家都『冇計傾』。」

林亦子說,六四刺激了她的國族觀念。曾經她對中國有強烈的身份認同,如今,她覺得自己「不是很中國人」,「很多事情不認同,看不過眼」。

北京馬路上的坦克車。

北京馬路上的坦克車。圖:陳清華提供

她感覺,八九之後,「國家把你關在外面了,不讓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護這裏(香港),就像我守護北京一樣。」

「為何(國家)不與我們和解呢?我們難道做錯了什麼?」她不斷去問。

「可是到今天我還沒搞清楚什麼是時宜,什麼是體統,什麼是權威,什麼是天朝。」

同樣無法和解的,還有她與林藹純的友情。她沒有料到,返回香港沒多久,林藹純和陳耀輝便和他們「紮曬馬」:在林亦子回憶裏,林藹純她們認為,如果沒有中大學生的物資支援,北京的學運應該一早就結束了。

「我估計,她覺得我們是『罪人』。」林亦子輾轉聽到消息,心裏如此判斷。香港學生從北京回港後,香港輿論亦曾出現認為這群香港學生「有罪」論的聲音。

她和林藹純從此再也沒說過話。林亦子知道,這些爭論和分歧,某程度上,至今也是一群同學的心結。八九後過了兩三年,她曾與曾憲冠到浸會大學做六四見證的分享會,一路上,兩人不自覺再次提起這些當年辯論的問題:角色、資源、權力、主導問題……說到最後,只剩下沉默。

25年後,2014年,林亦子在回憶錄中寫道:「海外的推波助瀾是不是導致了屠殺呢?如果是,我們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使掌權的人起了仇恨、起了殺心。……我們不合時宜地觸怒了權威,我們不成體統地冒犯了天朝。可是到今天我還沒搞清楚什麼是時宜,什麼是體統,什麼是權威,什麼是天朝。殺人難道不是一個底線嗎?」

現在,林藹純在《星島日報》任職管理層。端傳媒曾嘗試聯絡她就六四經歷進行採訪,她回應說「因為我現在工作的關係,不方便做這個問題」。

兩三年前,林亦子終於和林藹純在一場義工活動上見了一面,彼此無話,更別談六四的事情。其他同學卻十分為她們開心:「你們終於見面了!你們以前是孖公仔來的,為什麼不見面呀?」

那些爭吵過的問題,至今在中大這群同學裏仍是一道裂縫。不過,林亦子一直無法淡忘這個當年形影不離的好友:「我很想知道她現在的看法,林藹純。」

(實習記者徐涵、郭芷甄、梁敏琪和余美霞對本文亦有貢獻。)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六四週年 香港民主運動 香港政治 六四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