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蕭伶伃:和解路上,「我們」的島 ——台灣促轉會成立週年思索

我們該如何拆解台灣「和解」艱難的一面?是否,「和解」仍在他方?


慈湖紀念雕塑公園。 攝:林振東/端傳媒
慈湖紀念雕塑公園。 攝:林振東/端傳媒

【作者按】這是一篇面向兩岸四地讀者,關於台灣轉型正義題目的書信。在轉型正義仍在滾動階段的此刻,這篇文章不從業務面回顧檢視蔡英文政府相關轉型正義措施的正與反。我嘗試退一步,不多談理論與概念工具,反在歷史經驗層次上,提供一個「和解」為何在台灣如此困難的線索。台灣的轉型正義終究是得回到東亞地緣脈絡審視,這一篇則是一個實驗,以戰爭切入,探索歷史上跨境和解的可能。

白色恐怖在台灣概略被視為1945年之後,依據國共內戰的爆發,國民政府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確定將台灣納入戰爭動員狀態之中,並依據《台灣省戒嚴令》為其往後威權統治提供法理基礎。於是,這場原本與台灣並未直接相關的內戰,在台灣島嶼上通過法體制建構出正當性:所有與國民黨政權為敵的人,都是這場戰爭的敵手。最終,截至1987年解嚴與1991年的廢紙動員條款的40年逾間,稱之為台灣戒嚴時期或白色恐怖。

【編按】:在台灣,一提到轉型工程中的「受害者」,往往是一個清白無辜的受害平民形象,但這種形象的建構,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對受難者的定義、對補償條件的設計等密切相關;而這種定義與設計背後,有著一個對國共內戰時期「戰爭正當性論述」的幽靈。在這個問題上,歷屆台灣政府都沒有好好解決。

然而,正如本文將要指出的是,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謂「受害者」的形象其實是非常複雜的,回到歷史可知,他們與多種社會思潮相纏繞,也曾與不同政治力量有合作或對抗,但他們的生命經驗,在一刀切的法律規定及受害者形象建構過程中,變得不可言說,也因此影響了後續的平反、補償等一系列問題。這也進一步說明,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是一個需要重回歷史、重整觀念、同時離不開現實政治操作的大型工程。蔡英文政府近期撤銷政治案件的指控,觸及了這個舊有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是本文意欲討論的重點。

我向各位保證,我領導的政府,會勇於面對過去,盡一切可能去還原歷史的真相。有了真相,才能真正和解。

蔡英文,2016年5月20日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帶著這段政治宣示入主總統府,正式展開她的「和解」之路。「和解」一詞,無疑成為蔡英文此任執政的主要旋律,卻也成為她執政三年以來最大的挑戰。

細數過去1096天,蔡英文透過「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國家人權博物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相繼成立,確立「轉型正義」作為「達到和解」的主要技術。然而,三年以來,台灣以「和解」為名的戰火不歇。從2016年夏日的「榮民事件」,到2018年年金改革引發的抵抗浪潮,以及促轉會的「除垢爭議」掀起的軒然大波,「和解」究竟是否能從此真正落地,內化成為台灣社會的基因,似乎仍是一個問號。

我們該如何拆解台灣「和解」艱難的一面?是否,「和解」仍在他方?

2019年2月28日,蔡英文出席228紀念活動。
2019年2月28日,蔡英文出席228紀念活動。攝:陳焯煇/端傳媒

「民主化」作為遲來的「戰後」

如果讀者仍記憶猶新,2016年6月9日,蔡政府上任不滿一個月之際,自稱是「公民記者」的女子洪素珠,在網路上傳一部「採訪」短片。片中,洪女向一名被她稱為「中國難民」的外省籍范姓老翁叫喊「我不要你們中國人在我們台灣」。對方不堪言語攻擊,與洪起了口角。洪素珠盛怒之下,出言辱罵對方「不要臉」。

此事燃起一番議論。事實上,榮民作為「榮譽國民」的政治身份(編註:榮民稱號是對戰爭效忠的「榮耀」)是台灣戒嚴時期實為戰爭狀態的證明。藉由標示榮民的存在,國民黨政權展示國共內戰未曾終結的意志與決心。榮民始終無法與國家關係達成「正常化」的生命歷程,因而成為台灣長期未自戰爭狀態掙脫的見證。

回顧台灣「政治之殤」的身份類別:台籍日本兵、慰安婦、外省老兵、二二八,白色恐怖政治犯與其家庭,不難發現,他/她們都是台灣自1941年隨日本帝國,遭捲入太平洋戰爭之後,歷經國共內戰,最後延伸至戰爭日常化的線索。

一般而言,台灣的民主化是自1987年廢除《台灣省戒嚴令》正式跨出第一步。直到1991年5月1日,時任總統李登輝廢止頒於1948年、因應國共內戰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台灣才真正在法理體制上結束戰爭狀態。換句話說,自李登輝時代捲起的民主化可以說是台灣嘗試告別戰爭,進入「戰後」(postwar)的起點。因此,轉型正義在台灣所要處理的「不正義」,不僅是對政治人權的捍衛與鞏固。理念上,這項工程期待自根本挑戰台灣於1945年後以「戰爭」為名的政治壓迫的法理正當性。

直白的說,關於白色恐怖在台灣的轉型正義所欲探問的是,在「國共內戰」的政治實境下,將潛在或明顯挑戰國民黨政權的人民視為「國家敵人」,加以囚禁審判甚至槍決,是「合法」的嗎?

這項探問僅是轉型正義在台灣的第一步。而單單跨出這一步,已顯得無比艱難。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

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攝:Patrick Lin/AFP via Getty Images

受限的轉型正義,未竟的和解

李登輝在其總統任內給了一個答案。1998年,李政府頒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明文規定,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不得申請補償。換句話說,在國民黨政權底下,曾被認定為具有反抗國民黨政權意圖與行為事實者,無論是哪一種政治路線,如果無法證明當年是自己是冤假錯案,那就喪失了成為符合國家定義的受難者身份的資格。李登輝在未顛覆始自1946年的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戰爭狀態正當性的前提下,為國家的「不正義作為」打下辯護的基礎。台灣學者吳乃德便曾撰文評論此項設計明顯「無辜化」國民黨政權下的政治受難者,導致當年明顯有「叛亂」意圖的人們,始終被認定為有罪。

換句話說,李登輝政府限縮台灣轉型正義受難者定義:唯有那些無顛覆國民黨政權意圖與具體行為事實的人們,才是「合格的受難者」。

轉型正義官方論述從此確立其大致輪廓。即便陳水扁象徵的異議勢力崛起,並於2000年入主總統府,甚至於其後8年,卻始終未曾翻轉李登輝時代設下的認知門檻:那些受難之人當年多數無涉於抗爭政治。換句話說,李登輝政府成功地「去政治化」(de-politicised)政治犯的政治身份。

即使如此,陳水扁在其就任演說上表達以「和解」重新詮釋台灣的政治位置:

「如今,冷戰已經結束,該是兩岸拋棄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敵意與對立的時候了。我們無須再等待,因為此刻就是兩岸共創和解時代的新契機。」

諷刺的是,《補償條例》的條文,已凸顯出國共內戰下的恐共心靈並未依循「冷戰確已終結」的宣示,取得遠離台灣集體意識的契機。同時,後冷戰時代的到來也未展開「社會主義」可以作為一種可欲的政治選擇的討論,更別說翻轉「社會主義」在台灣的「他者」身份。

政治實境複雜化台灣的和解挑戰。暫且不論後冷戰時代在全球政治部署上仍舊持續邊緣化非美國盟友的政治對峙局勢,隨著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中國崛起,再次強化「中共乃至中國社會作為一種威脅」的符碼,台灣與中國始終處在擬對抗狀態。舊的幽靈尚未遠離,新的威脅卻已攫住嘗試告別戰爭狀態的台灣。這份橫越藍綠的焦慮,也象徵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從未掙脫過去那場戰爭。

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仁愛樓看守所。

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仁愛樓看守所。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國家敵人」到「受難者」

1950年代,被捲入國共內戰的台灣一切百廢待舉,當年有那麼一群人僅僅是站在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對生活保有另一種想像的期待,走上了抗爭之路,即台灣語境中的「地下黨」。但是,即便投入地下黨,也不必然具備深厚的思想基礎,因此單以思想或價值路線分類政治犯是危險的。 在60年代之後,台灣主體運動嚴然成為抗爭者之間的主要旗幟。只是,冷戰與國民黨政權統治需求下帶來的政治氛圍將「社會主義」與「台灣主體運動」設定為「自由中國在台灣」的主要敵人。在戒嚴體制下的台灣,此兩大旗幟逐步與「政治犯」形成同義詞。

當年那個社會底下各個生命展現的抗爭姿態,在民主化初期的台灣,始終以較單一的形象進入台灣的集體意識。

歷史總不只有一張臉孔。在筆者針對台灣白色恐怖倖存者的博士研究中,發現多數白色恐怖倖存者年輕時握有抗爭念頭,甚至有過一些籌謀。他們曾經隱身或現身於國家的對立面,嘗試挑戰。在其自身敘事中,往昔作為「對抗國民黨的人」的那一面,仍舊遭遇噤聲。席捲全身的挫敗感,並不僅僅來自於政治迫害的傷,其中多是抗爭挫敗引致的屈辱感。

而這引出的問題是,在他們眼裏,自己究竟是誰?

正如曾於1953年因地下黨身份遭遇逮補,囚禁22年2個月的郭振純先生(1925-2018),生前致力於政治受難平反工作,長年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志工,以見證者身份為旅人導覽園區往昔的景美新店軍監歷史。初結識郭桑(我總這麼稱呼他),他不願意以中文交談,嚴肅要求我謹以日文或閩南語溝通。舉凡與國民黨政權相關的一切,包含語言,他都想自生命中揚棄。在許多後輩眼中,郭桑與那種看似脆弱傷心的受難者身份相距甚遠。在為難友平反的路途上,郭桑是戰鬥的,是鬥爭者。

絕少有人見過他的眼淚、哀傷與自責。

然而,在我們相識一段時日後,有那麼幾次,郭桑私下與我談及往昔的抗爭細節時,幽微地吐露出藏在心底深處,延續至今的屈辱感、挫敗與不甘。郭桑的自我認同明顯承受「國家對抗敘事」與「人權侵害敘事」兩大視角纏繞。終其一生,即使硬是挺過了白色恐怖,在民主的年代倖存下來,每當言及自身歷史,郭振純始終不自由。

在此刻的政治實境下,郭振純成為台灣建國敘事的戰鬥者與見證人。關於他如何在「對抗國民黨」此身份標籤下,由親近社會主義,逐步走向堅信社會共和的台灣主體論者,郭振純生前少有意願公開談論早年的社會主義或地下黨經驗。活過戰爭與政治鬥爭現場的郭振純深知,那個年少時期的他,仍舊是台灣歷史與正義的陌生人。

在當年的「國家敵人」群體中,郭振純的生命經歷與自我辨識並不單一。

令人遺憾的是,「抗爭者」與「受難者」身份兩難下的紛雜敘事,未能於民主化初期順利進入台灣社會的主要視野,亦無法容身於《補償條例》為政治受難者設定的身份框架。從內戰實境下的「國家敵人」轉換到民主化工程中的「政治受難者」,面對李政府迴避質疑國民黨政權威權治理的正當性,受難者硬是被套上不合身的受難者身份,持續面對身份認同的紛亂與尷尬。

人權館景美園區「人權紀念碑」。

人權館景美園區「人權紀念碑」。攝:陳焯煇/端傳媒

沈默是倖存者的抵抗敘事

記憶是屬於活下來的人。那些在官方敘事中保持緘默,遺落在外的部分,事實上暗示倖存者面對自身與社會的意志。

每年9月,親中國社會主義派的50年代受難者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往昔的槍決地點,馬場町,舉辦「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犧牲受難者秋祭慰靈大會」。如果你曾到過現場,眼見高掛著一張張死難者的遺照與現場的標語,明顯感受到現場紀念的,不是在國民黨政權下逝去的「無辜」生命,而是英勇犧牲的「烈士」。

「各位與會的前輩、同志與來自各地的朋友,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受難者所繼承並傳承下來的『民族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的旗幟,始終鼓舞著我們勇於堅持一條寂寞卻無比光榮的道路;也始終激勵著幾代台灣人投身一場危險卻充滿正義的戰鬥。在民族與階級雙重解放的事業上,請大家團結在一起,堅持戰鬥到底。」

這是2018年9月互助會秋祭現場祭文的結語,語境顯露出白色恐怖受難者生命的消逝,是面對紅色中國的激烈奉獻。倖存下來的難友與遺族,則是必須戰鬥。對她們來說,這場儀式不僅是對過去的回望,他們還在描繪當下,定義此刻自己在政治上的戰鬥位置。倖存意味沒有自政治鬥爭場域退休的權利。

在這類場合,「倖存」的意義一再被激化反芻。官方敘事中的傷痕與失落,盡數堆疊成就出另一種身影。可以想見,由倖存者自己發展出的視角體現出的受難者身份與《補償條例》隱然出現扞格,也因此與自李登輝時代延續下來的官方敘事產生競爭關係。

在民主的年代裡,倖存者在官方轉型正義工程內的沈默,並不僅僅消極指涉他們為自己平反的有限性。事實上,與互助會握有不同政治選擇的郭振純,即使在高度參與官方支持的轉型正義工程,對於自己始終保持對自身抗爭經歷的部分沈默,郭振純亦表示過只要自己還活著,無論幾歲,都是一種戰鬥。面對政治局勢未全面擁抱他的個人生命,郭振純生前曾經表達,他保持信心,終有一天,他的沈默或會顯得多餘。身為一個國家暴力與抗爭政治的見證者,憶起各路難友的犧牲,自己鬥爭挫敗而流逝的青春,長年籠罩的屈辱,或有一天,他將獲得真正的自由,自在言說。

事實上,轉型正義作為來自西方、回應威權治理的司法概念,從未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在原則面,確認加害與受害關係是挖掘「真相」的主要目標。在此前提下,台灣的困境普遍被認為在於無法明確指出加害受害關係。又或,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追問:當我們談論「受難者」時,細緻而論,指涉的究竟是誰?

於是,在蔡英文就任之前的台灣,官方擁抱的轉型正義僅是有限且扭曲的和解。往昔總是認定「白色恐怖是專屬於本省人的苦難」這個視角,事實上,綜觀1949年至1991年的政治受難者,逾五成是外省人。族群問題在國家恐怖治理的視角中,並不構成顯著的分類要件。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在國民黨政權底下的恐怖治理,它同時是階級的、性別的、地域與族群的。

在真相揭露的過程中,和解的目標在於擁抱每一種敘事。無論是統派受難者對紅色中國的堅信、或是在島嶼上建構一個國家的信念、又或是受難者的性別分布凸顯出當年的社會艱難、原住民族群那幾乎窒息的受迫史,與族群間的不解與憤恨,都是必須被肯認,安撫與對話的項目。也唯有撐開對話的空間,我們始能拆解自己與政治實境之間的辯證關係 ──無論是對於社會主義的污名與壓迫,或是對於國民黨威權帶來的「穩定」的仰賴,都是台灣社會近年亟欲展開的和解工程中,需要被挑戰的部分。

台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內貼上受害者的肖像。

台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內貼上受害者的肖像。攝:陳焯煇/端傳媒

以和解為名的「悔悟文化」

時序推到2016年,蔡英文便在上述種種限制之下,開啟一個廣大的戰場。

同年8月1日,她以總統身份履行第一項政治承諾:向原住民族致歉。此舉卻因道歉形式與《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引發極大爭議。

同月底,「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成立。2017年年底,展開中正紀念堂願景工作坊,連續辦理10餘場,主責的文化部依循蔡英文宣示自己是最能對話的政府,主動表示:

「因為需要尊重每個人的不同信念,而民主過程的討論是最佳的解決方式。」

在蔡英文任內,舉凡每年二二八紀念日與世界人權日發言,至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成立,其發言不離「真相」、「和解」兩個詞彙。她一次一次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面向生活在這座島嶼上,曾與政治權利形同陌路的人們致歉。

具體而言,蔡英文嘗試建構一個屬於台灣的悔悟文化(Culture of Contrition):通過對真相的探索揭露,撐起國家道歉的緣由,追求建立一個道德國家(Moral State)的可能。事實上,轉型正義作為民主政體回顧一段不正義的明確過往的社會文化工程,追索真相的關鍵不在於揭露殤,而是在於揭露造成殤背後的「緣由」,指認威權治理下「殤的脈絡」。這也是為何,對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指認會是當代民主國家面對威權治理的必經歷程。

但轉型正義終究是政治的。它必須在政治實境中操作,並深受政治局勢牽動。

於是,一系列以對話為基礎的轉型正義工程還是挑動了社會中特定族群敏感的神經。被打了一巴掌的鄭麗君,便成了「去蔣化」對話工程擾動出的集體焦慮的宣洩對象;又或是「促轉會」於2018年發生的爭議事件,激起部分社群對於由國家帶動轉型正義工程的質疑聲浪。社會對峙的氣氛似乎未見明顯的突破點。即便這類集體張力或促使我們持續反思社會溝通是否仍嫌不足,但這類衝突事件不應構成阻礙政府繼續往前推進轉型正義的絆腳石。

事實上,轉型正義的動能一直都源自於台灣社會,而非國家自身。1979年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抗爭者以響應人權日之名,率先引入「人權」視角,定義戒嚴體制下的政治鬥爭實質為一種政治壓迫。1986年,統派與獨派的政治受難人相繼成立互助會與聯誼會。1987年2月28日,鄭南榕以和平為名,公開呼籲紀念二二八事件。1990年代,作家藍博洲展開19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的追索與採訪;幾乎是同一時間,台灣歷史學者著手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爬梳與研究。2007年底,在馬政府上台前夕,由學界與獨立研究者籌組的「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正式成立,率先有系統的進行訪調與對話工作坊。台灣社會的腳步與視野總是比國家早了一步。無可否認,「記憶政治」在台灣,總是由倖存者自己帶著社會與學界鬆動我們彼此對那段威權日子的視角。

民主化三十年過去,台灣的集體心靈作為威權時代的遺產的線索仍舊隨處可見。當悔悟文化不再僅是確認迫害關係,而是持續追問:「為何我們會是發生如此悲劇的一個國家?我們的責任何在?」,我們卻再一次看見台灣社會記憶政治的艱難:如果對記憶的挑戰是面對自身的叩問,那麼,我們究竟是誰?

確實,台灣所承受到的「威權之惡」多是在「殖民」與「源自島嶼之外的戰爭」框架下發生。慰安婦、台籍日本兵、榮民、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台灣社會仿若由一群群政治難民所組成。身處橫逾半世紀的戰爭狀態,與此刻來自中國,飽含威脅的擬戰爭情境中,台灣的集體意識從未真正遠離戰爭。在彼此競逐的身份認同之間,台灣記憶工程的挑戰在於,積極翻轉朝向過往的認識,重新審視身處不同社會位置的我們是如何一併走到這一步的。更重要的,這場記憶的鬥爭在需要我們在當代政治生活積極挑戰留在身上的威權遺產。

轉型正義的關鍵任務,在於一個社會如何在此刻定義一段明顯威權,具備系統性大規模政治壓迫的過去。在不同的敘事論辯之間,我們開始辨識,過去的體制與社會關係,如何讓社會中每個成員,都同時身處於加害與受害的情境內。

這也是為何,促轉會在過去一年最重要的任務不僅是面對社會的溝通,帶動整體社會反思自己在這場巨大的記憶敘事與和解工程的戰略位置。更關鍵的,促轉會在成立屆滿週年前夕,宣布撤銷政治案件的有罪判決,達到真正的「除罪化」。他們嘗試翻轉的,正是由李登輝政府全盤繼承,主張戒嚴體制下的政治壓迫有其正當性的認知框架。

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內的擺設。

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內的擺設。攝:陳焯煇/端傳媒

眾聲喧嘩,和解在這發生

蔡政府明顯沒有退卻的理由。在剩餘近一年的任期之內,她只能持續推進、對話,並積極尋求與學界、民間在論述上的競合關係。甚至,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在這場記憶工程積極合作。當中央無論在威權治理或記憶探索的工程總是處在上位策略端時,地方政府無論自過去到此刻,是真正站在第一線,見證威權如何可能,傷痕如何發生的血肉。地方政府在這個層次上亦不該缺席。

在以和解為名的轉型正義工程之中,我們追求的是讓每一種政治身份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讓每一種記憶軸線都有被挑戰與對話的機會,在民主的路徑上,尋回每一個散落在社會邊緣的臉孔。

如果真有那麼一個名為「我們」的共同體,那條和解的路,應當是人們敢於往真相走去,拿起一度被奪走的筆,共同勾勒當年那段日子下的背叛、離散、服從與抵抗底蘊的社會關係與傷害體制。

在這座島嶼,如果時間是最大的敵人,那麼,我們自身或許是讓記憶蔓生,和解佇足這方的唯一可能。

(蕭伶伃,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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