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一篇面向两岸四地读者，关于台湾转型正义题目的书信。在转型正义仍在滚动阶段的此刻，这篇文章不从业务面回顾检视蔡英文政府相关转型正义措施的正与反。我尝试退一步，不多谈理论与概念工具，反在历史经验层次上，提供一个“和解”为何在台湾如此困难的线索。台湾的转型正义终究是得回到东亚地缘脉络审视，这一篇则是一个实验，以战争切入，探索历史上跨境和解的可能。
白色恐怖在台湾概略被视为1945年之后，依据国共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确定将台湾纳入战争动员状态之中，并依据《台湾省戒严令》为其往后威权统治提供法理基础。于是，这场原本与台湾并未直接相关的内战，在台湾岛屿上通过法体制建构出正当性：所有与国民党政权为敌的人，都是这场战争的敌手。最终，截至1987年解严与1991年的废纸动员条款的40年逾间，称之为台湾戒严时期或白色恐怖。
【编按】：在台湾，一提到转型工程中的“受害者”，往往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受害平民形象，但这种形象的建构，与《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对受难者的定义、对补偿条件的设计等密切相关；而这种定义与设计背后，有著一个对国共内战时期“战争正当性论述”的幽灵。在这个问题上，历届台湾政府都没有好好解决。
然而，正如本文将要指出的是，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所谓“受害者”的形象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回到历史可知，他们与多种社会思潮相缠绕，也曾与不同政治力量有合作或对抗，但他们的生命经验，在一刀切的法律规定及受害者形象建构过程中，变得不可言说，也因此影响了后续的平反、补偿等一系列问题。这也进一步说明，台湾的转型正义工程，是一个需要重回历史、重整观念、同时离不开现实政治操作的大型工程。蔡英文政府近期撤销政治案件的指控，触及了这个旧有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是本文意欲讨论的重点。
我向各位保证，我领导的政府，会勇于面对过去，尽一切可能去还原历史的真相。有了真相，才能真正和解。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带著这段政治宣示入主总统府，正式展开她的“和解”之路。“和解”一词，无疑成为蔡英文此任执政的主要旋律，却也成为她执政三年以来最大的挑战。
细数过去1096天，蔡英文透过“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国家人权博物馆”与“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相继成立，确立“转型正义”作为“达到和解”的主要技术。然而，三年以来，台湾以“和解”为名的战火不歇。从2016年夏日的“荣民事件”，到2018年年金改革引发的抵抗浪潮，以及促转会的“除垢争议”掀起的轩然大波，“和解”究竟是否能从此真正落地，内化成为台湾社会的基因，似乎仍是一个问号。
我们该如何拆解台湾“和解”艰难的一面？是否，“和解”仍在他方？
“民主化”作为迟来的“战后”
如果读者仍记忆犹新，2016年6月9日，蔡政府上任不满一个月之际，自称是“公民记者”的女子洪素珠，在网路上传一部“采访”短片。片中，洪女向一名被她称为“中国难民”的外省籍范姓老翁叫喊“我不要你们中国人在我们台湾”。对方不堪言语攻击，与洪起了口角。洪素珠盛怒之下，出言辱骂对方“不要脸”。
此事燃起一番议论。事实上，荣民作为“荣誉国民”的政治身份（编注：荣民称号是对战争效忠的“荣耀”）是台湾戒严时期实为战争状态的证明。借由标示荣民的存在，国民党政权展示国共内战未曾终结的意志与决心。荣民始终无法与国家关系达成“正常化”的生命历程，因而成为台湾长期未自战争状态挣脱的见证。
回顾台湾“政治之殇”的身份类别：台籍日本兵、慰安妇、外省老兵、二二八，白色恐怖政治犯与其家庭，不难发现，他/她们都是台湾自1941年随日本帝国，遭卷入太平洋战争之后，历经国共内战，最后延伸至战争日常化的线索。
一般而言，台湾的民主化是自1987年废除《台湾省戒严令》正式跨出第一步。直到1991年5月1日，时任总统李登辉废止颁于1948年、因应国共内战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台湾才真正在法理体制上结束战争状态。换句话说，自李登辉时代卷起的民主化可以说是台湾尝试告别战争，进入“战后”（postwar）的起点。因此，转型正义在台湾所要处理的“不正义”，不仅是对政治人权的捍卫与巩固。理念上，这项工程期待自根本挑战台湾于1945年后以“战争”为名的政治压迫的法理正当性。
直白的说，关于白色恐怖在台湾的转型正义所欲探问的是，在“国共内战”的政治实境下，将潜在或明显挑战国民党政权的人民视为“国家敌人”，加以囚禁审判甚至枪决，是“合法”的吗？
这项探问仅是转型正义在台湾的第一步。而单单跨出这一步，已显得无比艰难。
受限的转型正义，未竟的和解
李登辉在其总统任内给了一个答案。1998年，李政府颁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明文规定，依现行法律或证据法则审查，经认定触犯内乱罪、外患罪确有实据者不得申请补偿。换句话说，在国民党政权底下，曾被认定为具有反抗国民党政权意图与行为事实者，无论是哪一种政治路线，如果无法证明当年是自己是冤假错案，那就丧失了成为符合国家定义的受难者身份的资格。李登辉在未颠覆始自1946年的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战争状态正当性的前提下，为国家的“不正义作为”打下辩护的基础。台湾学者吴乃德便曾撰文评论此项设计明显“无辜化”国民党政权下的政治受难者，导致当年明显有“叛乱”意图的人们，始终被认定为有罪。
换句话说，李登辉政府限缩台湾转型正义受难者定义：唯有那些无颠覆国民党政权意图与具体行为事实的人们，才是“合格的受难者”。
转型正义官方论述从此确立其大致轮廓。即便陈水扁象征的异议势力崛起，并于2000年入主总统府，甚至于其后8年，却始终未曾翻转李登辉时代设下的认知门槛：那些受难之人当年多数无涉于抗争政治。换句话说，李登辉政府成功地“去政治化”（de-politicised）政治犯的政治身份。
即使如此，陈水扁在其就任演说上表达以“和解”重新诠释台湾的政治位置：
“如今，冷战已经结束，该是两岸抛弃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敌意与对立的时候了。我们无须再等待，因为此刻就是两岸共创和解时代的新契机。”
讽刺的是，《补偿条例》的条文，已凸显出国共内战下的恐共心灵并未依循“冷战确已终结”的宣示，取得远离台湾集体意识的契机。同时，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也未展开“社会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可欲的政治选择的讨论，更别说翻转“社会主义”在台湾的“他者”身份。
政治实境复杂化台湾的和解挑战。暂且不论后冷战时代在全球政治部署上仍旧持续边缘化非美国盟友的政治对峙局势，随著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崛起，再次强化“中共乃至中国社会作为一种威胁”的符码，台湾与中国始终处在拟对抗状态。旧的幽灵尚未远离，新的威胁却已攫住尝试告别战争状态的台湾。这份横越蓝绿的焦虑，也象征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未挣脱过去那场战争。
从“国家敌人”到“受难者”
1950年代，被卷入国共内战的台湾一切百废待举，当年有那么一群人仅仅是站在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对生活保有另一种想像的期待，走上了抗争之路，即台湾语境中的“地下党”。但是，即便投入地下党，也不必然具备深厚的思想基础，因此单以思想或价值路线分类政治犯是危险的。
在60年代之后，台湾主体运动严然成为抗争者之间的主要旗帜。只是，冷战与国民党政权统治需求下带来的政治氛围将“社会主义”与“台湾主体运动”设定为“自由中国在台湾”的主要敌人。在戒严体制下的台湾，此两大旗帜逐步与“政治犯”形成同义词。
当年那个社会底下各个生命展现的抗争姿态，在民主化初期的台湾，始终以较单一的形象进入台湾的集体意识。
历史总不只有一张脸孔。在笔者针对台湾白色恐怖幸存者的博士研究中，发现多数白色恐怖幸存者年轻时握有抗争念头，甚至有过一些筹谋。他们曾经隐身或现身于国家的对立面，尝试挑战。在其自身叙事中，往昔作为“对抗国民党的人”的那一面，仍旧遭遇噤声。席卷全身的挫败感，并不仅仅来自于政治迫害的伤，其中多是抗争挫败引致的屈辱感。
而这引出的问题是，在他们眼里，自己究竟是谁？
正如曾于1953年因地下党身份遭遇逮补，囚禁22年2个月的郭振纯先生（1925-2018），生前致力于政治受难平反工作，长年担任景美人权园区志工，以见证者身份为旅人导览园区往昔的景美新店军监历史。初结识郭桑（我总这么称呼他），他不愿意以中文交谈，严肃要求我谨以日文或闽南语沟通。举凡与国民党政权相关的一切，包含语言，他都想自生命中扬弃。在许多后辈眼中，郭桑与那种看似脆弱伤心的受难者身份相距甚远。在为难友平反的路途上，郭桑是战斗的，是斗争者。
绝少有人见过他的眼泪、哀伤与自责。
然而，在我们相识一段时日后，有那么几次，郭桑私下与我谈及往昔的抗争细节时，幽微地吐露出藏在心底深处，延续至今的屈辱感、挫败与不甘。郭桑的自我认同明显承受“国家对抗叙事”与“人权侵害叙事”两大视角缠绕。终其一生，即使硬是挺过了白色恐怖，在民主的年代幸存下来，每当言及自身历史，郭振纯始终不自由。
在此刻的政治实境下，郭振纯成为台湾建国叙事的战斗者与见证人。关于他如何在“对抗国民党”此身份标签下，由亲近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坚信社会共和的台湾主体论者，郭振纯生前少有意愿公开谈论早年的社会主义或地下党经验。活过战争与政治斗争现场的郭振纯深知，那个年少时期的他，仍旧是台湾历史与正义的陌生人。
在当年的“国家敌人”群体中，郭振纯的生命经历与自我辨识并不单一。
令人遗憾的是，“抗争者”与“受难者”身份两难下的纷杂叙事，未能于民主化初期顺利进入台湾社会的主要视野，亦无法容身于《补偿条例》为政治受难者设定的身份框架。从内战实境下的“国家敌人”转换到民主化工程中的“政治受难者”，面对李政府回避质疑国民党政权威权治理的正当性，受难者硬是被套上不合身的受难者身份，持续面对身份认同的纷乱与尴尬。
沉默是幸存者的抵抗叙事
记忆是属于活下来的人。那些在官方叙事中保持缄默，遗落在外的部分，事实上暗示幸存者面对自身与社会的意志。
每年9月，亲中国社会主义派的50年代受难者团体，“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在往昔的枪决地点，马场町，举办“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牺牲受难者秋祭慰灵大会”。如果你曾到过现场，眼见高挂著一张张死难者的遗照与现场的标语，明显感受到现场纪念的，不是在国民党政权下逝去的“无辜”生命，而是英勇牺牲的“烈士”。
“各位与会的前辈、同志与来自各地的朋友，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受难者所继承并传承下来的‘民族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爱国爱乡改造社会死而后已’的旗帜，始终鼓舞著我们勇于坚持一条寂寞却无比光荣的道路；也始终激励著几代台湾人投身一场危险却充满正义的战斗。在民族与阶级双重解放的事业上，请大家团结在一起，坚持战斗到底。”
这是2018年9月互助会秋祭现场祭文的结语，语境显露出白色恐怖受难者生命的消逝，是面对红色中国的激烈奉献。幸存下来的难友与遗族，则是必须战斗。对她们来说，这场仪式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望，他们还在描绘当下，定义此刻自己在政治上的战斗位置。幸存意味没有自政治斗争场域退休的权利。
在这类场合，“幸存”的意义一再被激化反刍。官方叙事中的伤痕与失落，尽数堆叠成就出另一种身影。可以想见，由幸存者自己发展出的视角体现出的受难者身份与《补偿条例》隐然出现扞格，也因此与自李登辉时代延续下来的官方叙事产生竞争关系。
在民主的年代里，幸存者在官方转型正义工程内的沉默，并不仅仅消极指涉他们为自己平反的有限性。事实上，与互助会握有不同政治选择的郭振纯，即使在高度参与官方支持的转型正义工程，对于自己始终保持对自身抗争经历的部分沉默，郭振纯亦表示过只要自己还活著，无论几岁，都是一种战斗。面对政治局势未全面拥抱他的个人生命，郭振纯生前曾经表达，他保持信心，终有一天，他的沉默或会显得多余。身为一个国家暴力与抗争政治的见证者，忆起各路难友的牺牲，自己斗争挫败而流逝的青春，长年笼罩的屈辱，或有一天，他将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言说。
事实上，转型正义作为来自西方、回应威权治理的司法概念，从未有固定的操作方法。在原则面，确认加害与受害关系是挖掘“真相”的主要目标。在此前提下，台湾的困境普遍被认为在于无法明确指出加害受害关系。又或，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追问：当我们谈论“受难者”时，细致而论，指涉的究竟是谁？
于是，在蔡英文就任之前的台湾，官方拥抱的转型正义仅是有限且扭曲的和解。往昔总是认定“白色恐怖是专属于本省人的苦难”这个视角，事实上，综观1949年至1991年的政治受难者，逾五成是外省人。族群问题在国家恐怖治理的视角中，并不构成显著的分类要件。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国民党政权底下的恐怖治理，它同时是阶级的、性别的、地域与族群的。
在真相揭露的过程中，和解的目标在于拥抱每一种叙事。无论是统派受难者对红色中国的坚信、或是在岛屿上建构一个国家的信念、又或是受难者的性别分布凸显出当年的社会艰难、原住民族群那几乎窒息的受迫史，与族群间的不解与愤恨，都是必须被肯认，安抚与对话的项目。也唯有撑开对话的空间，我们始能拆解自己与政治实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污名与压迫，或是对于国民党威权带来的“稳定”的仰赖，都是台湾社会近年亟欲展开的和解工程中，需要被挑战的部分。
以和解为名的“悔悟文化”
时序推到2016年，蔡英文便在上述种种限制之下，开启一个广大的战场。
同年8月1日，她以总统身份履行第一项政治承诺：向原住民族致歉。此举却因道歉形式与《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引发极大争议。
同月底，“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成立。2017年年底，展开中正纪念堂愿景工作坊，连续办理10余场，主责的文化部依循蔡英文宣示自己是最能对话的政府，主动表示：
“因为需要尊重每个人的不同信念，而民主过程的讨论是最佳的解决方式。”
在蔡英文任内，举凡每年二二八纪念日与世界人权日发言，至2018年“国家人权博物馆”与“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成立，其发言不离“真相”、“和解”两个词汇。她一次一次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面向生活在这座岛屿上，曾与政治权利形同陌路的人们致歉。
具体而言，蔡英文尝试建构一个属于台湾的悔悟文化（Culture of Contrition）：通过对真相的探索揭露，撑起国家道歉的缘由，追求建立一个道德国家（Moral State）的可能。事实上，转型正义作为民主政体回顾一段不正义的明确过往的社会文化工程，追索真相的关键不在于揭露殇，而是在于揭露造成殇背后的“缘由”，指认威权治理下“殇的脉络”。这也是为何，对于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指认会是当代民主国家面对威权治理的必经历程。
但转型正义终究是政治的。它必须在政治实境中操作，并深受政治局势牵动。
于是，一系列以对话为基础的转型正义工程还是挑动了社会中特定族群敏感的神经。被打了一巴掌的郑丽君，便成了“去蒋化”对话工程扰动出的集体焦虑的宣泄对象；又或是“促转会”于2018年发生的争议事件，激起部分社群对于由国家带动转型正义工程的质疑声浪。社会对峙的气氛似乎未见明显的突破点。即便这类集体张力或促使我们持续反思社会沟通是否仍嫌不足，但这类冲突事件不应构成阻碍政府继续往前推进转型正义的绊脚石。
事实上，转型正义的动能一直都源自于台湾社会，而非国家自身。1979年12月10日的美丽岛事件，抗争者以响应人权日之名，率先引入“人权”视角，定义戒严体制下的政治斗争实质为一种政治压迫。1986年，统派与独派的政治受难人相继成立互助会与联谊会。1987年2月28日，郑南榕以和平为名，公开呼吁纪念二二八事件。1990年代，作家蓝博洲展开1950年代白色恐怖案件的追索与采访；几乎是同一时间，台湾历史学者著手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爬梳与研究。2007年底，在马政府上台前夕，由学界与独立研究者筹组的“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正式成立，率先有系统的进行访调与对话工作坊。台湾社会的脚步与视野总是比国家早了一步。无可否认，“记忆政治”在台湾，总是由幸存者自己带著社会与学界松动我们彼此对那段威权日子的视角。
民主化三十年过去，台湾的集体心灵作为威权时代的遗产的线索仍旧随处可见。当悔悟文化不再仅是确认迫害关系，而是持续追问：“为何我们会是发生如此悲剧的一个国家？我们的责任何在？”，我们却再一次看见台湾社会记忆政治的艰难：如果对记忆的挑战是面对自身的叩问，那么，我们究竟是谁？
确实，台湾所承受到的“威权之恶”多是在“殖民”与“源自岛屿之外的战争”框架下发生。慰安妇、台籍日本兵、荣民、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台湾社会仿若由一群群政治难民所组成。身处横逾半世纪的战争状态，与此刻来自中国，饱含威胁的拟战争情境中，台湾的集体意识从未真正远离战争。在彼此竞逐的身份认同之间，台湾记忆工程的挑战在于，积极翻转朝向过往的认识，重新审视身处不同社会位置的我们是如何一并走到这一步的。更重要的，这场记忆的斗争在需要我们在当代政治生活积极挑战留在身上的威权遗产。
转型正义的关键任务，在于一个社会如何在此刻定义一段明显威权，具备系统性大规模政治压迫的过去。在不同的叙事论辩之间，我们开始辨识，过去的体制与社会关系，如何让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同时身处于加害与受害的情境内。
这也是为何，促转会在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任务不仅是面对社会的沟通，带动整体社会反思自己在这场巨大的记忆叙事与和解工程的战略位置。更关键的，促转会在成立届满周年前夕，宣布撤销政治案件的有罪判决，达到真正的“除罪化”。他们尝试翻转的，正是由李登辉政府全盘继承，主张戒严体制下的政治压迫有其正当性的认知框架。
众声喧哗，和解在这发生
蔡政府明显没有退却的理由。在剩余近一年的任期之内，她只能持续推进、对话，并积极寻求与学界、民间在论述上的竞合关系。甚至，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在这场记忆工程积极合作。当中央无论在威权治理或记忆探索的工程总是处在上位策略端时，地方政府无论自过去到此刻，是真正站在第一线，见证威权如何可能，伤痕如何发生的血肉。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亦不该缺席。
在以和解为名的转型正义工程之中，我们追求的是让每一种政治身份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让每一种记忆轴线都有被挑战与对话的机会，在民主的路径上，寻回每一个散落在社会边缘的脸孔。
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名为“我们”的共同体，那条和解的路，应当是人们敢于往真相走去，拿起一度被夺走的笔，共同勾勒当年那段日子下的背叛、离散、服从与抵抗底蕴的社会关系与伤害体制。
在这座岛屿，如果时间是最大的敌人，那么，我们自身或许是让记忆蔓生，和解伫足这方的唯一可能。
（萧伶伃，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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