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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伶伃:逃不出戰爭,走不進社會的「榮民」

回望台灣社會戰後五十年的歷史,族群、性別、環境、階級、經濟等面向,都存在需要被扭轉的壓迫與不正義。我們要如何在認知上,真正脫離戰爭狀態?


台灣榮民出席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
台灣榮民出席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攝:SAM YEH/AFP

2016年6月9日,自稱是「公民記者」的女子洪素珠,在網路上傳一部攝於今年二二八的「採訪」短片。片中洪女對一名被其稱為「中國難民」的外省籍范姓老翁叫喊「請你們回家」、「我不要你們中國人在我們台灣」。對方不堪言語攻擊,與洪起了口角。洪素珠盛怒之下,出言辱罵對方「不要臉」。

此片引起軒然大波,後來有媒體揭露,洪女也曾在其他場合,公開污辱如周姓與彭姓等老兵。朝野政治領袖(包含現任總統蔡英文)皆表達關切與譴責,呼籲台灣不應再持續受族群撕裂。蔡重申,「沒有人需要為了自己的認同道歉」。

然而,為何對老兵的人身攻擊,會是台灣社會分裂的癥候?洪素珠的盛怒中,錯失了什麼?而像這幾位受害者的外省老兵們,又經歷過什麼樣的生命軌跡?

榮民作為代罪羔羊

這些老兵有個正式名稱:榮譽國民,簡稱「榮民」。一般而言,榮民指的是中華民國的退伍軍人。在漫長歲月中,「榮民」一詞早也涵蓋幾個不同世代的退伍軍人──打過國共內戰退敗回來的是榮民;打過1958年823砲戰的也是榮民;什麼仗也沒打過但在戰後台灣服役滿10年,且期間未有任何違法行為的退伍士兵與軍官,也是榮民。

不過這篇文章聚焦的是,洪素珠怒意針對的那些,垂垂老矣,打過仗卻一身是傷,於1949年前後撤退來台的外省籍老兵。

不諱言,台灣社會存在某種對這批榮民的恨,或對他們的不理解與排斥。這種敵意,多半累積自某些台灣人,戰後最初兩代的親身經歷。我們都聽說過長輩憶起,1945年眼巴巴期待著國軍自基隆港登岸,卻見到一群落魄不堪,毫無軍紀的政府軍。足以想見長輩們為此萌生的失落感。1947年,又一支軍隊自中國戰場渡海來台,一登岸,便大開殺戒。那是台灣戰後社會對國家暴力的記憶原點:二二八事件與清鄉。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敗退,他們都來了,連蔣介石父子都來了。國民黨為了鞏固這脆弱的政權,戒嚴統治台灣近40年。

順此政治壓迫視角,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權萌生出的不滿與憤恨,也連帶投射到隨之而來的「榮民」身上。這股憤恨與接連不斷的政治壓迫與抗爭,在人民的記憶網形成共鳴,並成為我們定義國民黨政權「惡性」的線索之一。榮民作為一種政治身份,也便在肩負起反共復國的政治宣示之外,同時背負起台灣社會對威權治理的怨懟。特別是:他們活在我們眼前的模樣,就是國民黨那落魄又不堪的具體再現。

可偏偏,他們多數不是國民黨本身。

榮民,意味著這群人一生多懷著榮耀。但國民黨政府定義的榮耀,或說是為了對戰爭效忠的誓言,與他們個人生命中真正企求的夢,尚有一段距離。在往後的日子裡,這群老兵是否真在台灣安身立命?看來多數是沒有的,如王美珍的書寫便是最好的例證。

上述的大敘事成就了台灣原居民定義這群人的基底:一群佔盡便宜的老頑固。甚至,在那些帶著貶抑與負面情緒的歷史回顧中,尚夾雜著當年日本殖民情境下,初完成第一波現代化的台灣社會,對近乎前現代軍事政權的視角。榮民原是一個看似正面的政治身份,卻在長達半世紀的政治生活中,逆轉成了歧視與訕笑的完美對象。

為戰爭與歷史所遺棄

這種歧視訕笑,是威權體制下民怨的反撲;但這股恨意,似乎走錯了方向。老兵們是歷史的難民,被歷史所遺棄。時至今日,誰還會喊反共復國?那早已是笑話一樁。但在笑談間,不只有一般人民因白色恐佈流血,也有榮民的血───無論是白色恐佈等政治迫害,或者是國共內戰後種種社會制度安排,都有榮民被傷害的身影。有的成了政治犯,有的一身潦倒孤苦無依。

榮民被歷史所遺棄,不在我們所欲的記憶範圍內。其可悲地背負著國民黨政權的未竟之夢,亦可悲地持續在島嶼作為「他者」。部分尚還活著的老兵,甚至無法為自身的過往所榮耀,因為曾經或到死都相信的一切,早已被時間的浪潮所推翻。

戰爭也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傷。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未放棄反攻復國,於1952年施行「精兵政策」。其一方面安排老弱兵力退役,另一方面則將年輕並有過戰爭經驗的兵力,不分是志願或是受迫受拐的孩子兵,全都延長服役年限。同時,為了有效進行軍眷人口控制,政府於同年頒佈《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限定軍士官需年滿28歲始能成婚。

這限制一直到1959年才放寬。對於成家的限制,無疑反映出國家將這群「榮民」置於戰爭狀態的積極心理。合理推測:對當年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唯有盡可能避免榮民們落地生根,戰爭狀態才可能在這座島嶼持續。

戰爭為榮民帶來的困境不止婚姻。在人口治理上,根據《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戶口查記辦法》,榮民的身份文件是「軍人身份補給證」,而非一般的身分證。

換句話說,所謂的「榮耀國民」,其實是在冗長的威權統治下的戰爭軍需,而非人民。這麼多年以來,身在台灣的他們,活著,是為了準備打一場國民黨政權高喊未完的仗。在他們人生的字典裡,「安身立命」這四個字,奢侈不已。這群人窮得只剩下戰爭,剩下傷口。

停不下來的戰爭狀態

台灣面對的戰爭,並未於1949年結束。在法律意義上,一直到1991年《動員戡亂條例》廢止之前,整座島嶼都在戰爭狀態中。《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一直到2005年12月7日才廢止,而《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則在1997年結束任務。半個世紀間,在台榮民一直缺乏一般政治身份,也不被允許逕自成家,其處境無非成為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維持的戰爭狀態下,最血淋淋的受害例子之一。

但可悲的是,這份早已不可欲的榮譽,卻成為許多老兵生存的唯一寄託,是證明自己存在的僅存線索。也因此,當洪素珠公眾污辱老榮民的事件遭披露後,一群老兵於今年6月13日,在總統府前穿上軍服,踢起正步。他們似乎想喚醒當年的榮耀,當年國家賦予他們政治身份的意義。

只是當他們穿起那套軍服,大多數人能聯想到的,卻是腐敗軍紀,不堪一擊的國軍,與那扛著許多條政治犯性命的政權。隨後,更有評論指出軍人踢正步背後的身體感,乃是納粹法西斯思維的典型再現。此類身體感底蘊的政治之惡固然重要,但追本溯源,關鍵的仍是體制的惡。

總統府前踢正步的老兵行為,或許讓人費解。但如果回顧國民黨在1945年後政治局勢下的治理邏輯,如何使得一群榮民接受,甚至積極去擁抱那份底蘊著壓迫的「榮耀」,成為這群老人證明自己活過的線索,這一切或許便不那麼令人感到意外。畢竟他們一直沒有活在台灣社會裡──他們活在一個看似虛擬,卻又那麼真實地壓在他們生命軌跡中的「戰爭狀態」。

例如,曾出版《跨世紀的糾葛》的前政治犯胡子丹,因1949年海軍永昌艦陳明誠等案被捕,並於1950年遭判刑10年,隔年成為綠島戰後第一批政治犯。然而直至被捕前,到台灣不到一年的胡子丹一直都生活在部隊中。對他來說,他從未真正到過台灣,經驗台灣社會。

因此,當1959年胡子丹刑期屆滿時,因出獄需要保人作保,尚未與台灣社會建立關係的胡子丹,竟找不到人保他離開政治囚獄。一直到隔年三月,恰巧航行經綠島海域的永字號軍艦擱淺(胡子丹2009: 283-284),胡巧遇過去海軍舊識,才得以委託艦務官李長志做保。

來台超過十年的胡子丹,這才正要展開他的台灣生活。

不論是否經歷過類似的政治壓迫,榮民始終需要從戰爭與歷史的枷鎖釋放。在國民黨政權下,老榮民多數是受害者。一面懷抱著國民黨政權早就放棄的夢,卻又承載著人民對舊政權的恨意。回顧他們多數人的一生,越底層就越多人身不由己,卻在各種恨意與疏離中,孤獨老去。

在加害者受害者之間

在國家壓迫的歷史中,政治犯,慰安婦與原住民,屬於顯而易見的受迫者;他們是國家明目張膽施展權威的對象。相對而言,榮民身為本應被禮遇的政治群體,卻為了滿足政權特定的政治需求,先被國家限制,再被台灣社會的記憶敘事所棄。他們是相對隱性的受害者。諷刺的是,環繞榮民留下的文化遺產,可能是牛肉麵,可能是眷村,都已漸漸被視為台灣文化史的一部分;但榮民本身卻還是被排除在外。無論在過去或現在,他們都不被本土社會歡迎。

有人會說,部分老兵曾是白色恐佈加害者的一份子。這樣的宣稱絕對站得住腳。他們可能是獄卒,可能是情報單位的基層士兵。然而誠如前文所言,白色恐佈期間,也存在蔣介石為了肅清軍中派系,而以叛亂案為名拘捕的老兵。無論是外省老兵或本省籍榮民中,都能找到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影。輕易將外省老兵定義為國民黨政權的受益者,只怕是錯估了歷史的厚度與複雜紋理。

歷史的困難之處,在於我們永遠無法用一句話,便把一個人的生命說清,也無法以隻字片語,對過去清楚交代。詳細審視那個時空底下,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的同時,我們是否有可能擁抱不同敘事空間──至少,撐開我們原有的狹隘視角。

榮民可能是威權體制的加害者,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而這需要一層層更進一步的梳理,而非以一概全地論斷榮民這個政治身份。妄下定論的下場,往往是記憶的暴力,與再一次地對我們的過去便宜行事。

轉型正義與記憶工程

在不同榮民中,我們看得到人性的善惡愛慾,如同我們看見自己與所有社會中的個體一般。我們的個人經驗,無形中可能會與大敘事產生共鳴,進而鞏固某種觀點──比方說:榮民就是國家體制的吸血蟲。然而,我們的個人經驗,卻也可能鬆動這種大敘事,進而抵抗,萌生出另一種定義台灣這個社會質地的目光。

這種記憶翻轉,正是「轉型正義」工程在當代政治生活最重要的意義。事實上,轉型正義的關鍵任務,不在於物質或精神賠償與審判,而在於一個社會如何在此刻定義過去──特別是一段不正義的,具有系統性大規模政治壓迫的過去。在對過往傷口的敘事論辯之間,我們有機會去辨識,過去的體制與社會關係,如何讓社會中每個成員,都同時身處於加害與受害的情境內。

換句話說,在真相揭露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擁抱每一種敘事。無論是榮民們對反共復國的堅信、無法對台灣社會產生聯繫的困境,又或是本省人對外省族群的不解與憤恨,都是必須被看見,安撫與對話的項目。也唯有撐開對話與看見彼此的空間,我們才有辦法看見,究竟在我們自己身上與榮民的身上,各自曾經出現什麼樣的認知「錯亂」──無論是對於社會主義的污名與壓迫,或是對於榮民的敵意與憤恨,甚或是對於國民黨威權帶來的「穩定」的仰賴,都是台灣社會近年亟欲展開的記憶工程中,需要被挑戰的部分。

因此,榮民這個身份必須被安撫。戰爭任務已了。我們面對這群底層老兵的殘餘歲月,應當思考如何「正常化」他們與國家社會的關係。這不是要濫情地擁抱他們,而是,給予這群老人一個讓他們得以真正自由,與台灣社會正常互動的管道。

我們何曾脫離戰爭?

Nagy (2008)曾經說過,轉型正義主要牽涉的是一段「明確已結束」的過去。然而回顧戰後台灣,「社會主義=共產中國」的認知,至今仍發揮一定的有效性。這樣的恐懼多少是橫越統獨與藍綠的,也象徵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從未掙脫過去的那場戰爭。

而如果能夠從戰爭的角度,回望台灣社會戰後五十年的歷史,國家治理下的不正義(如白色恐佈等政治案件),僅僅是台灣轉型正義要面對的部分挑戰;族群、性別、環境、階級、經濟等面向,都存在需要被扭轉的壓迫與不正義。

更深刻的是:我們要如何在認知上,真正脫離戰爭狀態?

榮民的身心從未遠離半世紀前的那場戰爭。當榮民長期自身於台灣社會脈動之外,這群老人的失落與所遭遇的污名排斥,恰恰進一步將他們鎖進過往時空中。眼見台灣與中國間的政治關係持續論辯不休,榮民只能一再地被特定政治路線者污名。而他們身上背負的歷史意義,卻還待釐清。他們的失落似乎是注定的。因為,他們所承受的國家暴力,遠不及於政治受難者身上那顯而易見。可是他們也曾牢牢地被國家囚禁在戰爭的牢內。活著,只是為了國家。

因此,榮民作為一種過往威權隱而不顯的受迫者,正好是突顯出國家與社會如何合作/角力,進行記憶翻轉的指標。也能從中檢驗:台灣社會的政治生活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是否根本地獲得「轉變」,抑或一切如昔?而洪素珠的視角,或許正是關於外省榮民的身份「平反」與「和解」工程中第一項挑戰。

榮民不僅意味著牛肉麵與眷村,也非僅剩下垂老孤苦的身影。榮民,是台灣社會在戰爭實境下的一景。它是國家與社會,個體互動下,尚活著的一份證據。這份思索不是為了喚醒對於榮民的道德感知或悲憫,而是,企圖讓整個社會一起回到最原初的位置思考,在所謂的白色恐佈的年代裡,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洪素珠的影片激起的強烈道德恐慌也無非好壞。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打算好好認識這一群人與這個社會超過半世紀以來,是怎麼一併又各自走過來的。

而時日已經不多。

(蕭伶伃,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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