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9日，自稱是「公民記者」的女子洪素珠，在網路上傳一部攝於今年二二八的「採訪」短片。片中洪女對一名被其稱為「中國難民」的外省籍范姓老翁叫喊「請你們回家」、「我不要你們中國人在我們台灣」。對方不堪言語攻擊，與洪起了口角。洪素珠盛怒之下，出言辱罵對方「不要臉」。
此片引起軒然大波，後來有媒體揭露，洪女也曾在其他場合，公開污辱如周姓與彭姓等老兵。朝野政治領袖（包含現任總統蔡英文）皆表達關切與譴責，呼籲台灣不應再持續受族群撕裂。蔡重申，「沒有人需要為了自己的認同道歉」。
然而，為何對老兵的人身攻擊，會是台灣社會分裂的癥候？洪素珠的盛怒中，錯失了什麼？而像這幾位受害者的外省老兵們，又經歷過什麼樣的生命軌跡？
榮民作為代罪羔羊
這些老兵有個正式名稱：榮譽國民，簡稱「榮民」。一般而言，榮民指的是中華民國的退伍軍人。在漫長歲月中，「榮民」一詞早也涵蓋幾個不同世代的退伍軍人──打過國共內戰退敗回來的是榮民；打過1958年823砲戰的也是榮民；什麼仗也沒打過但在戰後台灣服役滿10年，且期間未有任何違法行為的退伍士兵與軍官，也是榮民。
不過這篇文章聚焦的是，洪素珠怒意針對的那些，垂垂老矣，打過仗卻一身是傷，於1949年前後撤退來台的外省籍老兵。
不諱言，台灣社會存在某種對這批榮民的恨，或對他們的不理解與排斥。這種敵意，多半累積自某些台灣人，戰後最初兩代的親身經歷。我們都聽說過長輩憶起，1945年眼巴巴期待著國軍自基隆港登岸，卻見到一群落魄不堪，毫無軍紀的政府軍。足以想見長輩們為此萌生的失落感。1947年，又一支軍隊自中國戰場渡海來台，一登岸，便大開殺戒。那是台灣戰後社會對國家暴力的記憶原點：二二八事件與清鄉。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敗退，他們都來了，連蔣介石父子都來了。國民黨為了鞏固這脆弱的政權，戒嚴統治台灣近40年。
順此政治壓迫視角，台灣社會對國民黨政權萌生出的不滿與憤恨，也連帶投射到隨之而來的「榮民」身上。這股憤恨與接連不斷的政治壓迫與抗爭，在人民的記憶網形成共鳴，並成為我們定義國民黨政權「惡性」的線索之一。榮民作為一種政治身份，也便在肩負起反共復國的政治宣示之外，同時背負起台灣社會對威權治理的怨懟。特別是：他們活在我們眼前的模樣，就是國民黨那落魄又不堪的具體再現。
可偏偏，他們多數不是國民黨本身。
榮民，意味著這群人一生多懷著榮耀。但國民黨政府定義的榮耀，或說是為了對戰爭效忠的誓言，與他們個人生命中真正企求的夢，尚有一段距離。在往後的日子裡，這群老兵是否真在台灣安身立命？看來多數是沒有的，如王美珍的書寫便是最好的例證。
上述的大敘事成就了台灣原居民定義這群人的基底：一群佔盡便宜的老頑固。甚至，在那些帶著貶抑與負面情緒的歷史回顧中，尚夾雜著當年日本殖民情境下，初完成第一波現代化的台灣社會，對近乎前現代軍事政權的視角。榮民原是一個看似正面的政治身份，卻在長達半世紀的政治生活中，逆轉成了歧視與訕笑的完美對象。
為戰爭與歷史所遺棄
這種歧視訕笑，是威權體制下民怨的反撲；但這股恨意，似乎走錯了方向。老兵們是歷史的難民，被歷史所遺棄。時至今日，誰還會喊反共復國？那早已是笑話一樁。但在笑談間，不只有一般人民因白色恐佈流血，也有榮民的血───無論是白色恐佈等政治迫害，或者是國共內戰後種種社會制度安排，都有榮民被傷害的身影。有的成了政治犯，有的一身潦倒孤苦無依。
榮民被歷史所遺棄，不在我們所欲的記憶範圍內。其可悲地背負著國民黨政權的未竟之夢，亦可悲地持續在島嶼作為「他者」。部分尚還活著的老兵，甚至無法為自身的過往所榮耀，因為曾經或到死都相信的一切，早已被時間的浪潮所推翻。
戰爭也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傷。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未放棄反攻復國，於1952年施行「精兵政策」。其一方面安排老弱兵力退役，另一方面則將年輕並有過戰爭經驗的兵力，不分是志願或是受迫受拐的孩子兵，全都延長服役年限。同時，為了有效進行軍眷人口控制，政府於同年頒佈《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限定軍士官需年滿28歲始能成婚。
這限制一直到1959年才放寬。對於成家的限制，無疑反映出國家將這群「榮民」置於戰爭狀態的積極心理。合理推測：對當年的國民黨政權來說，唯有盡可能避免榮民們落地生根，戰爭狀態才可能在這座島嶼持續。
戰爭為榮民帶來的困境不止婚姻。在人口治理上，根據《陸海空軍現役軍人戶口查記辦法》，榮民的身份文件是「軍人身份補給證」，而非一般的身分證。
換句話說，所謂的「榮耀國民」，其實是在冗長的威權統治下的戰爭軍需，而非人民。這麼多年以來，身在台灣的他們，活著，是為了準備打一場國民黨政權高喊未完的仗。在他們人生的字典裡，「安身立命」這四個字，奢侈不已。這群人窮得只剩下戰爭，剩下傷口。
停不下來的戰爭狀態
台灣面對的戰爭，並未於1949年結束。在法律意義上，一直到1991年《動員戡亂條例》廢止之前，整座島嶼都在戰爭狀態中。《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一直到2005年12月7日才廢止，而《軍人戶口查記辦法》則在1997年結束任務。半個世紀間，在台榮民一直缺乏一般政治身份，也不被允許逕自成家，其處境無非成為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維持的戰爭狀態下，最血淋淋的受害例子之一。
但可悲的是，這份早已不可欲的榮譽，卻成為許多老兵生存的唯一寄託，是證明自己存在的僅存線索。也因此，當洪素珠公眾污辱老榮民的事件遭披露後，一群老兵於今年6月13日，在總統府前穿上軍服，踢起正步。他們似乎想喚醒當年的榮耀，當年國家賦予他們政治身份的意義。
只是當他們穿起那套軍服，大多數人能聯想到的，卻是腐敗軍紀，不堪一擊的國軍，與那扛著許多條政治犯性命的政權。隨後，更有評論指出軍人踢正步背後的身體感，乃是納粹法西斯思維的典型再現。此類身體感底蘊的政治之惡固然重要，但追本溯源，關鍵的仍是體制的惡。
總統府前踢正步的老兵行為，或許讓人費解。但如果回顧國民黨在1945年後政治局勢下的治理邏輯，如何使得一群榮民接受，甚至積極去擁抱那份底蘊著壓迫的「榮耀」，成為這群老人證明自己活過的線索，這一切或許便不那麼令人感到意外。畢竟他們一直沒有活在台灣社會裡──他們活在一個看似虛擬，卻又那麼真實地壓在他們生命軌跡中的「戰爭狀態」。
例如，曾出版《跨世紀的糾葛》的前政治犯胡子丹，因1949年海軍永昌艦陳明誠等案被捕，並於1950年遭判刑10年，隔年成為綠島戰後第一批政治犯。然而直至被捕前，到台灣不到一年的胡子丹一直都生活在部隊中。對他來說，他從未真正到過台灣，經驗台灣社會。
因此，當1959年胡子丹刑期屆滿時，因出獄需要保人作保，尚未與台灣社會建立關係的胡子丹，竟找不到人保他離開政治囚獄。一直到隔年三月，恰巧航行經綠島海域的永字號軍艦擱淺（胡子丹2009: 283-284），胡巧遇過去海軍舊識，才得以委託艦務官李長志做保。
來台超過十年的胡子丹，這才正要展開他的台灣生活。
不論是否經歷過類似的政治壓迫，榮民始終需要從戰爭與歷史的枷鎖釋放。在國民黨政權下，老榮民多數是受害者。一面懷抱著國民黨政權早就放棄的夢，卻又承載著人民對舊政權的恨意。回顧他們多數人的一生，越底層就越多人身不由己，卻在各種恨意與疏離中，孤獨老去。
在加害者受害者之間
在國家壓迫的歷史中，政治犯，慰安婦與原住民，屬於顯而易見的受迫者；他們是國家明目張膽施展權威的對象。相對而言，榮民身為本應被禮遇的政治群體，卻為了滿足政權特定的政治需求，先被國家限制，再被台灣社會的記憶敘事所棄。他們是相對隱性的受害者。諷刺的是，環繞榮民留下的文化遺產，可能是牛肉麵，可能是眷村，都已漸漸被視為台灣文化史的一部分；但榮民本身卻還是被排除在外。無論在過去或現在，他們都不被本土社會歡迎。
有人會說，部分老兵曾是白色恐佈加害者的一份子。這樣的宣稱絕對站得住腳。他們可能是獄卒，可能是情報單位的基層士兵。然而誠如前文所言，白色恐佈期間，也存在蔣介石為了肅清軍中派系，而以叛亂案為名拘捕的老兵。無論是外省老兵或本省籍榮民中，都能找到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身影。輕易將外省老兵定義為國民黨政權的受益者，只怕是錯估了歷史的厚度與複雜紋理。
歷史的困難之處，在於我們永遠無法用一句話，便把一個人的生命說清，也無法以隻字片語，對過去清楚交代。詳細審視那個時空底下，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的同時，我們是否有可能擁抱不同敘事空間──至少，撐開我們原有的狹隘視角。
榮民可能是威權體制的加害者，也有可能是受害者。而這需要一層層更進一步的梳理，而非以一概全地論斷榮民這個政治身份。妄下定論的下場，往往是記憶的暴力，與再一次地對我們的過去便宜行事。
轉型正義與記憶工程
在不同榮民中，我們看得到人性的善惡愛慾，如同我們看見自己與所有社會中的個體一般。我們的個人經驗，無形中可能會與大敘事產生共鳴，進而鞏固某種觀點──比方說：榮民就是國家體制的吸血蟲。然而，我們的個人經驗，卻也可能鬆動這種大敘事，進而抵抗，萌生出另一種定義台灣這個社會質地的目光。
這種記憶翻轉，正是「轉型正義」工程在當代政治生活最重要的意義。事實上，轉型正義的關鍵任務，不在於物質或精神賠償與審判，而在於一個社會如何在此刻定義過去──特別是一段不正義的，具有系統性大規模政治壓迫的過去。在對過往傷口的敘事論辯之間，我們有機會去辨識，過去的體制與社會關係，如何讓社會中每個成員，都同時身處於加害與受害的情境內。
換句話說，在真相揭露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擁抱每一種敘事。無論是榮民們對反共復國的堅信、無法對台灣社會產生聯繫的困境，又或是本省人對外省族群的不解與憤恨，都是必須被看見，安撫與對話的項目。也唯有撐開對話與看見彼此的空間，我們才有辦法看見，究竟在我們自己身上與榮民的身上，各自曾經出現什麼樣的認知「錯亂」──無論是對於社會主義的污名與壓迫，或是對於榮民的敵意與憤恨，甚或是對於國民黨威權帶來的「穩定」的仰賴，都是台灣社會近年亟欲展開的記憶工程中，需要被挑戰的部分。
因此，榮民這個身份必須被安撫。戰爭任務已了。我們面對這群底層老兵的殘餘歲月，應當思考如何「正常化」他們與國家社會的關係。這不是要濫情地擁抱他們，而是，給予這群老人一個讓他們得以真正自由，與台灣社會正常互動的管道。
我們何曾脫離戰爭？
Nagy （2008）曾經說過，轉型正義主要牽涉的是一段「明確已結束」的過去。然而回顧戰後台灣，「社會主義＝共產中國」的認知，至今仍發揮一定的有效性。這樣的恐懼多少是橫越統獨與藍綠的，也象徵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從未掙脫過去的那場戰爭。
而如果能夠從戰爭的角度，回望台灣社會戰後五十年的歷史，國家治理下的不正義（如白色恐佈等政治案件），僅僅是台灣轉型正義要面對的部分挑戰；族群、性別、環境、階級、經濟等面向，都存在需要被扭轉的壓迫與不正義。
更深刻的是：我們要如何在認知上，真正脫離戰爭狀態？
榮民的身心從未遠離半世紀前的那場戰爭。當榮民長期自身於台灣社會脈動之外，這群老人的失落與所遭遇的污名排斥，恰恰進一步將他們鎖進過往時空中。眼見台灣與中國間的政治關係持續論辯不休，榮民只能一再地被特定政治路線者污名。而他們身上背負的歷史意義，卻還待釐清。他們的失落似乎是注定的。因為，他們所承受的國家暴力，遠不及於政治受難者身上那顯而易見。可是他們也曾牢牢地被國家囚禁在戰爭的牢內。活著，只是為了國家。
因此，榮民作為一種過往威權隱而不顯的受迫者，正好是突顯出國家與社會如何合作/角力，進行記憶翻轉的指標。也能從中檢驗：台灣社會的政治生活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是否根本地獲得「轉變」，抑或一切如昔？而洪素珠的視角，或許正是關於外省榮民的身份「平反」與「和解」工程中第一項挑戰。
榮民不僅意味著牛肉麵與眷村，也非僅剩下垂老孤苦的身影。榮民，是台灣社會在戰爭實境下的一景。它是國家與社會，個體互動下，尚活著的一份證據。這份思索不是為了喚醒對於榮民的道德感知或悲憫，而是，企圖讓整個社會一起回到最原初的位置思考，在所謂的白色恐佈的年代裡，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洪素珠的影片激起的強烈道德恐慌也無非好壞。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打算好好認識這一群人與這個社會超過半世紀以來，是怎麼一併又各自走過來的。
而時日已經不多。
（蕭伶伃，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