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大學學生會除了拒絕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外，近年也逐漸不再獨自舉辦論壇或其他紀念的活動。根據各學生會代表的陳述，前一項決定的理由，是無法認同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等綱領；而後一項的決定，則建基於找不到「新議題」或「新出路」。大學學生會提出的理據，從邏輯到實證，都存在很可以商榷的問題。然而，我猜想，真正在支撐他們立場的力量，也許並不是理性分析，而是一種由複雜的情緒（包括絕望和虛無）編織而成的情感政治。
學生會的理據
大學學生會決定不再出席「六四」晚會，因為他們拒絕肩負「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責任」。根據《眾新聞》的報導，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雖認同平反六四，但不會認為這是我國家的事，亦不認同需要平反六四，香港才能達到民主。平反六四就像幫遙遠地方的人建設民主，但自己的地方卻做不好」；而城市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則表示：「我們已沒有一種大中華情意結。平反六四的責任不應在我們身上，應由中國人自己完成」；類似的觀點也見諸於理工大學學生會會長：「平反六四不是由香港人負責，香港人至少應先顧及香港，香港現在的民主進程也未完善。我們重視的不是中國，而是香港前景」，他認爲六四意義在於揭示中共的殘暴，「當知道了中共的殘暴，便不用理會那邊（内地），這裏（香港）更重要」；教育大學學生會會長則表示：「若香港人繼續在中共政權下爭取民主，下場也會與六四一樣。我們應考慮跳出中共框框下爭取民主，例如自決、港獨，但需要民間討論。」
而學生會不再自行舉辦論壇或其他紀念活動，理由是「不想討論相同的事」、「行禮如儀」，或「找不到一個新方向剖析六四這件事」，又或未能「團結整個學界」、「動員能力不高」。中大學生會會長概括地說：「我們在沒有新出路之下，暫時擱置六四活動。」
這些說出來的理由，似乎都經不起嚴謹的推敲。例如，選擇紀念「六四」與否，並非只是一項「責任」，更不必只剩下「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的目的。事實上，紀念往往建基於樸素的情感，或敬重前人的貢獻和犧牲。又例如，愛護「香港」，為何就不用理會「中國」，又或毋須「幫遙遠地方的人建設民主」？是否能假設「香港」可完全隔絕於世界其他地方，獨自建立「民主」？在全球各地連繫日深的社會脈絡下，如果世界其他地方變得愈來愈專制、「殘暴」，「香港」真能獨善其身嗎？最後，「沒有新出路」是不辦論壇的因，還是缺乏認真討論之果？然而，缺乏連貫的邏輯和實證支持，並不代表大學學生會所選擇的立場，沒有原因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