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 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这是我第一次去大陆，”高源流生平第一次踏上大陆就是为了采访，而且是举世震动的六四事件。

高源流当时是台湾《联合报》地方新闻中心副主任，以往主跑司法、社会新闻，和国际、大陆新闻距离很远。之所以在六四时被派到北京，高源流回忆从五月学生运动开始，每天编前会总要花很长时间讨论最新情况。五月下旬，解放军将动手镇压的传闻无日无之。总编辑开始物色资深记者增援北京。“他说要有采访经验，懂得趋吉避凶，总编辑刚讲完，眼睛就一直看著我，大家就只看著我，......就是你，这个是你最有经验，你去！”

高源流订下六月三日下午飞香港转北京，同行的还有大陆新闻中心主任蒲叔华。落地后发现预订飞北京的班机停飞，会不会、什么时候恢复没有人知道，只能在机场坐等。正在回报，台北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进城镇压，当下情况危险，要求高、蒲两人先回台北。

“我人都在香港了，你要我再回去，这不是临阵脱逃吗？既然来了，就再等等看。”

到晚上九、十点，班机恢复，上了机“我我前后坐的都是大陆人，他们还很不安的问我，你怎么这时要去北京？我都不敢讲为什么，只说去做生意。”

“北京机场灯都是暗的，也没有什么海关的人。”在行李转盘边，一位“个体户”来拉生意，问高源流两人要去哪里。进市区？对方回答今晚不可能，只能到接近市区的丽都饭店，天亮再见机行事。

“那时候北京几乎失去秩序，沿路都是解放军的车子，军车、装甲运兵车，也有坦克车。我一生没有见过这么多军车”。高源流从车窗往外看，有些解放军士兵就在军车底盘下和衣就寝。载他们的“个体户”司机边开车，边喊“解放军万岁！”“解放军万岁！”还把手伸出车窗挥动著。

为什么要这么喊？“他们说这样比较容易通过”。果然沿途没有任何人盘查，一路开到丽都饭店。

行李转盘边的“个体户”

胡元辉也是在行李转盘边遇上“个体户”司机招揽生意。他比高源流晚三天，六月七日晚间降落首都机场。 胡元辉当时是《自立晚报》采访主任，他也是第一次到北京，来接下驻京记者黄德北的棒子。黄德北从学运初期就在北京采访，经历广场抗议、学生绝食、解放军进城镇压，身心俱疲，而且经费用尽，有些帐单需要胡元辉来“解决”。

胡元辉和高源流受访时不约而同提到，自己是带著上万美元进大陆，有现金、有旅行支票，在1989年，这笔钱在台湾已经可以付买房子的订金。除了现金，两人也都提他们另外还带著十来个“金戒指”、“金项链”，以备碰上“留下买路钱”之类的不时之需。

胡元辉和个体户司机谈好的进城车资是500美元，原本就很窄的车里，胡元辉坐在中间，左右各有一位“乘客”，胡元辉问这些人是谁？司机只答“他们可以保护你”。车子开出机场不久，忽然一转弯开进树林里，停在一座貌似农舍的住宅前，司机和同乘的“乘客”问他：身上有没有美元？

“车子一转弯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我想夺门而出，但也只能‘想’，因为我的脚在发抖。”他暗忖著，自己把一万美元分三个地方放，皮夹里是800元，其它在身上另处和箱子里。他抽出皮夹，告诉司机，有800美元。

“好，我们跟你‘换钱’”，按当时的市场价格，100美元应该兑800元人民币，但司机的“汇率”是100美元兑200人民币。“换钱”之后，个体户司机将胡元辉载到城外一处饭店附近，一见灯光就赶他下车，胡元辉自己拎著行李走到饭店。

胡元辉事后回想，自己之所以没有碰上“更坏的事”，可能是因为他最初跟司机说，自己是应作家协会邀请来参加活动，市区里有领导正在等著我。司机忌惮如果胡元辉没有赴约，恐怕引发公安强力调查。

“不可能说是来采访，但我行李里头有一大叠稿纸，就跟他们说我是作家好了！”胡元辉笑著说。

只要在大陆的记者，都到北京报到

六月四日一大早，高源流搭上同一部车继续往市区走，通往市中心的路上有不少路障，“那个司机很厉害，到处转，遍地都是碎石头、碎铁块，撞烂的铁栏杆。沿路可以看到被烧的卡车、军车，有些还在冒火、冒烟......。”

和同事会合前，高源流和蒲叔华请司机先开到北京饭店，这里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五、六百公尺，两人希望先看一看现场情况。一夜清场之后，广场四周仍然气氛严峻，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撞上一条封锁线，军人趴在地上，枪口朝外。成排的军人后头是成排的坦克。

高源流看著看著，卧姿的解放军突然向两边散开，坦克车向著群众前进，抗议者纷纷走避，边逃边骂。这时车上的机枪突然打响了，高源流连忙拉著司机跟著群众避开，他说，所幸它是对著天空开枪，没有打中或打伤人。

如果在旧报纸上点数记者的名字，会认为当时《联合报》为了北京学运派出了庞大的采访团。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参与报导的记者，只有王震邦是为了采访学运而到北京，其它都是因为不同的事件恰好在大陆，都被要求留在北京。例如采访前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孙扬明和翁台生、采访台湾财政部长郭婉容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陈承中、参加其它行程的艺文组记者景小佩等等。原本到福州采访偷渡集团的汪士淳，也在五月中到北京加入采访，六月四日凌晨，他在天安门广场留到最后一刻，报导了学生、教授和市民最后撤出广场的情形。

有趣的是，1989年尽管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已经解除戒严，但两岸关系体系尚未完整建立，中共统治大陆的事实还不完全被政府承认。因此《联合报》依照政府规定，记者署名仍是“北平报导”。

“肖斌事件”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胡元辉所属的自立报系有《自立早报》和《自立晚报》两份报纸，是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非常重要的反对派报纸。1987年9月，自立报系率先冲撞政府禁忌，派记者李永得、徐璐前往大陆采访，写下台湾新闻史上的重要一页。

自立报系这次的规划是在镇压之后加派胡元辉到北京，另一位记者到上海。胡元辉在北京采访六四后续，之后北京交给徐璐，胡元辉自己转往成都，沿长江往东一路采访；到上海的记者南向采访沿海城市。自立报系希望借助这个行程，比较完整描写当时中国各地情况。不过宥于六四之后的严厉气氛，这两条路线都没有走完。

六月八日一早，胡元辉雇了一部车前往北京大学，车费要价100美元。他想试试能不能访问到一些市民对事件的看法。到了北京大学外，还没有进学校，就看到人行道上挤满了市民，人人都在高谈阔论，找受访者完全不是问题，甚至“你不必开口问，只要静静旁听，都可以听到一堆可以写报导的材料。”

但情况在“肖斌事件”后随即改变了。肖斌是一名来自大连的工人，六四事件时他在北京出差，目睹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接受美国ABC电视台采访，讲述了自己见到军队镇压的情况，包括推估的死伤人数。新闻一播出，肖斌随即遭到大连警方逮捕，日后被判刑十年。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听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胡元辉说。

蹲著就不要站著，该趴著就不要蹲著

军队进城镇压后的几天，北京城气氛依然肃杀。高源流和孙扬明曾经目睹一辆战车在马路上，士兵以机枪射击一幢房屋，子弹在墙上打出一个一个弹孔，水泥碎屑四溅。孙扬明说，战车攻击民宅的原因，是里头里疑似有人持枪射击士兵。

碰上这种情况，“大家都在台湾都当过兵的，该蹲著就不要站著，该趴著就不要蹲著。”孙扬明曾在六月四日凌晨，遇过一次“一股很热的风擦过脸颊”，是不是子弹，他也不敢肯定。另一次，一颗催泪弹就在他脚前炸开，逼得他闭住气，摸到身边的脚踏车，拼命骑出几十公尺才换了口气。孙扬明回忆当时语气轻松，说那时并不太担心自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高源流也说自己不曾有过“接近死亡”的感受。最惊悚的一次经历，是军队镇压后两、三天，他和孙扬明骑车出门采访，骑过紫禁城靠东侧的围墙，远远看到路的那一头是两辆坦克车，一大队士兵站在两侧，整条路只剩中间一条通道。

要不要往前走？ 高源流说，就在他俩进退两难时，对向一位老人骑著车过来。“他低著头一直骑，都没有看我们，骑到我们旁边嘴里就念著：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得到老人的“忠告”，两人硬著头皮继续往前，骑过坦克车和解放军中间时，“我第一次感觉到‘毛骨悚然’这个字，那些解放军可能一进城以后都没有休息，全身脏兮兮，眼睛都是血丝，他们就这样一直看著我，我真的是背脊发凉。”

“你那时穿著是什么样子？”

“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陆人的样子，我脚上还是一双NIKE球鞋”，高源流回答。

冲突的痕迹迅速抹平

天安门事件期间，不少外地青年学生、工人和民众也到北京参与声援。胡元辉曾经搭上一趟往天津的火车，看看这个左近北京的城市，有没有留下民主运动的迹象。

车厢里有不少年轻人，胡元辉攀谈了几位，有人就提到自己是进北京参加运动的学生。就在谈话之间，车厢里出现三名军警，“随机抽点”盘查行李。“‘你，打开行李’，大概三个人就有一个被点到，必须打开行李让他们检查。”胡元辉亲眼目睹，一位青年的行李箱打开之后，发现里头有一张运动期间的传单，立刻就被带走。“如果是我被点到，那真的完了。他只有一张，我行李里有二、三十张啊。”

结束了在北京阶段的采访，胡元辉开始走预订的成都行程。但当时国台办严格监控在大陆台湾记者的动向，怎么可能随便让他前往成都？胡元辉说，那时是以采访“都江堰”和“猫熊保育基地”的名义提出申请，而国台办也真的准了，但同时也派人随行。
成都是六四事件期间另一个发生激烈冲突和严厉镇压的城市，当时就有传闻位于市区的“人民商场”整个被烧掉；锦江宾馆也发生激烈冲突等。只是在随行中共官员的监控下，胡元辉除了老老实实采访“都江堰”和“猫熊保育基地”外，没有办法独立进行任何采访，看著手上可以联络采访的电话，一个也不敢打。

胡元辉的确住进了锦江宾馆，传闻里在冲突中被打碎的大厅吊灯的确不在了，但其它地方看不出任何异状。车子路过人民商场时，土地一片平整，偌大的商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完全没有暴力镇压的痕迹。

这趟不成功的成都采访之行一直被胡元辉摆在心里。他说，在后来的采访里，他有机会采访许多大陆人士，有一次真的碰到一位来自成都的教授，胡元辉谈起89当年的传闻与报导，那位教授回答，当年自己就是参加抗议的学生，锦江宾馆和人民商场的事，大致都是事实。事后这一席谈话更让胡元辉感慨，极权政府抹除社会记忆的效率，可以如此惊人。

长长的撤侨车队直奔机场

在北京，联合报采访团原本住在和平宾馆。高源流回忆，六四后全市气氛肃杀，住客渐渐搬走，宾馆到最后只剩下采访记者。有一天凌晨三点，门外有人拍门要求查房，高源流回忆，进房公安人员荷枪实弹，上上下下把房间翻了个遍，但没有查扣任何装备物品。当时采访团发稿回台北全靠一台传真机，当时就在床头，但高源流猜测，当时传真机还是非常罕见的东西，公安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或者以为是旅馆物品，才逃过被没收的噩运，采访团也能够继续发稿。

经过查房之后，采访团决定搬到建国饭店。当时几乎所有还留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住在这里。墙上贴满了各种语文打印的使馆通告。西方记者进进出出，晚间还有菲律宾乐队演奏，和门外的北京城仿佛是两个世界。

六四事件期间，西方国家也在北京启动撤侨作业，“那个情景就像二战或者逃难电影一样”，高源流说自己生平第一次见到撤侨，“大使馆他们通知侨民到大使馆报到，之后就派出车队，一次总有十多部，有轿车有厢型车。是英国，车顶、侧面就贴英国国旗，还有美国国旗、日本国旗”，时不时就见到一支支车队呼啸而过，直奔机场。在机场，主要西方国家的撤侨工作似乎都由美国负责，美国国务院在机场设了一处柜台，停机坪上专机待命，“一坐满就起飞往东京，像巴士一样”。

说起撤侨，高源流地沉默了半晌，说起一件没有公开过的事。

“事实上我们那时在和平宾馆，‘收容’了一对带著小婴儿的夫妻。”高源流说，这件事并不是采访团每个人都知道，因为这家人非常低调地住在饭店里。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中国公费留学生，学成返国服务不久，妻子是台湾人，曾经是联合报系员工，在美国认识了先生，两人在美国结婚，生下一个孩子，一家人一起回中国生活。

高源流说，这家人的男主人在学运期间，出于满腔热血参与了部分活动，六四之后深怕遭到秋后算帐，妻子于是出面向采访团里的老同事求助，躲进了和平宾馆。

“我在机场的时候一看美国外交官有人在那边，我就想到这几位可以送走”，回饭店后，高源流问清楚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确实有美国籍，就说动男女主人同意，第二天收拾行李，一大早就用采访团的车将他们送到机场。

一进机场直奔柜台，高源流拿出孩子的护照，问“这位能不能撤侨”？美国官员回答当然可以，细看发现是个小婴儿，忙问“他的爸妈呢？”这时男女主人上前，各自拿出护照，“他们一家人三种护照：妈妈拿中华民国护照，爸爸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小baby美国护照。”

登记结束，一位美国官员引著三人往出境通道走，“他们走在那条通道上，我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有人会把他们挡下来”，直到三人走到尽头，准备上飞机，“他远远的这样转身过来，跟我挥挥手，我也跟他挥挥手，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也过三十岁了？

“对！差不多。我跟你讲，如果没有送走他，他后来的命运我就不晓得了。后来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想著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