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尋租、被尋租、批判尋租,吳介民的生命母題

中國民工的工資成長遠遠跟不上經濟成長。吳介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東莞一家工廠附近,他遠遠看見到地溝裏「一堆白白的東西」,後來才知工人早餐時間太短、資方給的饅頭難以下嚥,民工索性邊上工邊吃邊丟,一地的白饅頭,是被剝削者的無聲抗議。


中研院副研究員吳介民。 攝:陳焯煇/端傳媒
中研院副研究員吳介民。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近日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探討台商與中國崛起的關係,並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這是他繼2012年出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之後,又一部關於中國的重磅學術論著。

吳介民堪稱在台灣從事「中國研究」最重要的中生代學者之一,他的切入途徑不同於黨國傳統的「大陸研究」、「匪情研究」,而是專注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的關係,以及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發展。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這樣的研究取徑,和他自己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

1994年,吳介民剛開始在廣東做田野調查。那是居住人口約1000多人的村子,卻有兩萬名民工,外來和本地人口超過10:1,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現象潛藏各種社會矛盾。那時他沒想到持續調研這些矛盾,會一頭栽進去25年。他給這個村落一個代號:「蛇尾村」。1995年,他發表論文《壓榨人性空間:華南蛇尾村的故事》,後續研究持續在《尋租中國》裏展開。

時間回到1994年的「蛇尾村」,一日,他端著傻瓜相機,觀察建築隊,一名工人猛抬頭,眼神撞上吳介民,他直覺地按下快門,回過神來,覺得很不好意思,「那個動作有點intrusive(侵擾)。」

建築隊的工人在想什麼呢?「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還不知道。」如果沒有證據,吳介民甚至不願輕易詮釋一個眼神。只是,每每整理照片,看到這雙眼,他還是會起雞皮疙瘩:「我會想,經過25年,他在哪兒?在幹什麼呢?」見眾生也見自己:「他(建築隊工人)很年輕,只因勞動而顯老、衣服上都是污泥......,假如我是他,看到一個外來者穿著比他乾淨的年輕讀書人,拿一個摩登的傻瓜相機,首先我會好奇,然後會有一種莫名的自卑感......,」他又修正用詞:「是不是要用『自卑』這麼重的詞呢?我也不知道。至少,我會很好奇、好嚮往,有aspiration(志向、抱負),想要去渴望、去追求。」

「因為,我曾經做過那樣基層的工人。」吳介民出版的詩集《地犬》中有篇題為《一九七七》的詩,其中有段文字:「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馬達休息的片刻/你和你的兄弟看著你們的堂兄弟吃/蚵仔麵線,一種你們還很陌生的點心/你們虛弱地看著/看著裝滿羹湯的大鼎滾起熱泡/脹大又縮小,那麼美/此起彼落,為何不破?......」現實中的1977,是他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

42年前,吳介民的父親在宜蘭開小工廠經商失敗,舉家遷到台北,一家五口落腳三重埔,在市場門口擺起自助餐店。小店生意差,吳介民高中只能讀夜校,白天和弟弟上工廠做外銷兒童塑膠包鞋,他負責把一筒筒的塑膠布鋪開、疊成數層、擺上鞋模、操作沖壓機、壓出片片鞋底,弟弟則在生產線上,負責黏合鞋底和鞋身。當家裏自助餐生意好轉,哥倆又離開工廠,回家幫忙做自助餐。

自助餐店是一家五口的小家庭生產鏈,年休不到五天,天未亮全家就起床,爸爸去市場殺魚買肉,吳介民騎車去早市買菜、豆乾、豆包,回家後得用瓦斯鍋煮大鍋飯,弟弟切菜備料,媽媽和妹妹負責煎煮炒炸,收攤之後蹲在路邊的餿水桶旁,兄妹們清洗上百個油膩餐盤。早年洗潔劑良莠不齊,妹妹洗碗洗出「工傷」,日後好幾年長不出指甲。

勞動階級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充分理解他的研究對象。在進入中產階級、接觸上層階級社會時,不會像某些知識分子,產生對下層階級的贖罪衝動感,「那對我來說是無謂的,」吳介民說,「我就是在下層生活多年的孩子啊。」

時間回到1994年的「蛇尾村」,一日他端著傻瓜相機,觀察建築隊,一名工人猛抬頭,眼神撞上吳介民,他直覺地按下快門。

時間回到1994年的「蛇尾村」,一日他端著傻瓜相機,觀察建築隊,一名工人猛抬頭,眼神撞上吳介民,他直覺地按下快門。攝:陳焯煇/端傳媒

True Democracy

「我是從基層生活流動上來的。我在台灣基層社會打滾,有很強的不服輸感,覺得只要給我機會,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他從不懷疑,只要社會給予所有個體平等資源、滿足基礎需求,每個人就有機會長成他想變成的樣子。「其實這也是真正民主的精神,這是true democracy:這是我體會的民主。」「我是很努力沒錯;但如果沒有那些條件,我也不會有機會。」談到機會,他還是會想到那群建築隊工人,「20多年後,我回看那個照片裡的民工,我覺得,他們就是沒機會啊。」

1981年,窮孩子的機會來了:考大學的那個夏天。考前,他鼓起勇氣,向父親說:「爸爸,我要去考聯考,我要跟家裡請假,我保證會考上(大學)。」他向自助餐廳請假四個月,沒錢補習全科班,就去補短期模擬考班。半年寒窗無人問,當親戚來報「你兒子上台大」,他還記得父親欣喜若狂,「我爸爸的經濟生活雖然很坎坷,但他是知識份子的個性,他好希望孩子可以讀好書......。」

對吳介民的父親來說,在那個填不飽肚子的年代,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不只是口號,更是「顛沛必於是」的實踐。1970年代,吳介民的父親在宜蘭擔任記者,下班後常和太太談論地方政治黑暗,十來歲的吳介民老愛湊去旁聽。吳父轉職開小工廠,一名常帶著吳介民玩、被他稱為「大姊姊」的工廠女工悄悄告訴他,她不滿國民黨做票、上街參加遊行去了,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台灣民主史上著名的「郭雨新事件」。(編者按:1975年立委選舉,異議人士郭雨新在宜蘭選區因憑空出現的數萬張「廢票」而落選,日後民眾挖馬路時挖出一大袋投給郭雨新的選票,地方民情激憤。)從父輩、大姊姊分享的街頭見聞裏,少年吳介民接受了政治啟蒙,儘管說不出所以然,「但對小孩來講,都會有一些烙印。」

中研院副研究員吳介民。

中研院副研究員吳介民。攝:陳焯煇/端傳媒

坎坷裏的幸運

考上台灣大學是階級流動的機會,卻不代表人生從此順風順水。賣米的閩南人對吳父說:「恁兒若考著大學,我替伊提皮包一世人」(你兒子如果考上大學,我替他提一輩子皮包);外省老先生也對吳父說:「你兒子一定作弊啦,怎麼考得上台大?」幾十年前的事了,不知怎地,吳介民仍記得。解嚴前夕,他從台灣校園望向政治場域,只不過大學裏的國父思想課、呆板保守課程讓吳介民有些失望,屢次跳窗翹課,改開始接觸黨外人士和刊物。他又想改變台灣,看著叱吒的律師世代,認為考律師才是實踐之道,但觀察同學修法律課卻覺得無聊,左思右想,決定留在政治系。

當時吳介民家中賣水餃,遭遇諸多變故,水餃師傅工資要求太高、家中捨不得聘請,身為長子的他,索性兩度休學,回家包水餃。復學之後,他積極參與校園運動,之後考上台大政治研究所,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爆發,他在水餃店、學校、中正紀念堂三地之間往返,「天天住在中正廟(台灣部分民眾對中正紀念堂的戲稱),有天回家洗澡,發現有個包裹,把包裹丟在一邊,又去中正廟。」

野百合學運落幕後,他才發現,那包裹裝著哥倫比亞大學寄來的錄取信,他獲得全額獎學金。「坎坎坷坷,可是又蠻幸運的,」那是剛解嚴的台灣,他在失望裡看到希望;家裏原本供不起他念書,有了全額獎學金,暫時就沒有經濟上的顧慮了。赴美之前,本該要好好準備學業,他卻在年5月上街參與「反軍人干政」大遊行,重返街頭。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1970年代起在台灣流行不退的戲謔口號,吳介民來了台大、去了美國,寒暑假卻都跑回台灣,在美國時也滿腦子家鄉事。「那時台灣意識非常高漲,感覺每天醒來都覺得台灣很強,」吳介民回憶,1990年代的台灣進入緊鑼密鼓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他的朋友搞起學運,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要角。1992年,他和一群學術界的友人成立「里巷工作室」,拍攝以台商為訪談對象的紀錄片《台胞》;1996年三月,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前,台海危機爆發,他與朋友們在紐約發起「民主不落日」守夜靜坐。

民工之眼、台商之眼

彷彿是生命的母題,吳介民的學術研究和核心關懷大多圍繞社會平等、民主問題、階級政治、社會運動、政治轉型。90年代末期開始,他回台任職於清華大學,更專注研究民工題目。「在我的博士論文階段就發現民工太重要了,(企業)都在剝削民工,才獲得這些經濟剩餘。」透過持續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低層中國人民的生命故事,他日漸掌握剝削的結構與不同行業的剝削生態。例如中國建築隊工人,待遇與保障往往比其他民工更差,他解釋:「一層一層的剝削,工資積欠很嚴重。他們有時候只是圖一口飯吃,住在工地旁邊蓋小寮,自己埋鍋造飯,常常只賺到飯吃,工錢都被扣押、拿不到錢。」「哪有什麼社保?在工廠的工人,會到後來吵著追繳社保、買斷工齡議題......,但建築隊哪有這些事?建築隊哪有這種保險?」

「剝削,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但剝削的具體形式,因時因地而異。」在這裡,他要強調:「剝削是個學術用語、現象,指的是得到超過應有的所得,我們不要給它道德的負擔。」在《尋租中國》 的導論章節,他寫道:「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進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台資,如同所有外資與中資,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國家與資本都不願面對剝削民工的事實。」他也指出,中國工人因工資過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掙錢,卻經常被表述為「工人喜歡加班」。他批判,這種論述正當化了超時加班;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揭穿了這個迷思。

「一國多制、國中有國、人跟人之間階序差別,是高度被體制化和政治(政策)化的。」從民工視角出發,在《尋租中國》裏,吳介民結合深度訪談與總體經濟與政策分析,解釋中國變動中的政商關係、公民身分與權利,提出虛擬所有權(fictive ownership)、公民身分差序(differential citizenship)等理論。他指出,「虛擬所有權」的制度安排,在中國地方政府與外資合作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個缺乏民主法治的國家,這種「非正式制度」替私人部門提供了保護傘;「公民身份差序」指的是中國國內特殊的身份差序制度,國家製造出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身份等差關係。

他如是看待「中國式剝削」:「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必須付出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

吳介民主張,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從廣東起家的加工貿易成長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講起。這場跨了25年的田野調查,對象除了民工,台商是另一個重要群體,他長期追蹤例如台陽等數家台資公司,觀察「台灣因素」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推力,解析台商在中國與世界經濟競爭中的角色。

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得以從一個內部觀察的角度,記錄廣東模式的發展變遷過程。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掘當代中國趕超發展的企圖心、焦慮與挫折。」他在書中指出,台商因僱用數以百萬計的民工,而參與到「公民身分差序」體制這部精巧、複雜且粗暴的剝削機器;台商與在地體制鑲嵌、與地方政府發生各種交易,而對中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潛規則)、虛擬產權關係與虛假契約關係,知之甚詳。此外,台商、台幹也因與中國官員幹部密集交往,從而理解中國官方的「心情」與「謀略」。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機構化尋租

《尋租中國》出版後,吳介民接到不少來電,探討書名的由來、討論「尋租」概念。甚至,有台商在這本書的相關報導後留言:「我1992年進中國,2002年離開中國前進越南,算是尋租中國的受益者。2019的中國還有尋租機會嗎?這恐怕是前進中國的台商應該深思熟慮的。」

吳介民指出,所謂「尋租」(rent-seeking)現象,指的是利用資源透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從而使自己獲得租金收益的行為,例如利用賄賂、腐化、走私及黑市等行為,以非法手段來追求利潤,創造少數持有特權者透過不平等競爭方式,憑權力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而「租金」指的已非土地或房地產所延伸的費用所得,而是「經濟租」或「政治租」。

「從我第一天踏進中國的土地那一刻,就覺得這個社會的各種尋租活動,真是非常猖獗,然後很亂,卻又亂中有序。」具體來說,吳介民這裡指的「亂」,包括頻繁的索賄、行賄、尋租腐化活動。他陸續從台商、官員的口中聽聞,幾乎每一樣事情都充斥「在合法和非法當中的灰色空間」,而且操作空間很大。

「創造租金、然後尋租、然後分租,看大家怎麼分?這就是尋租的概念。」他指出,尋租、索賄是全球商業世界的普遍現象,但是在中國特別猖獗。「地方政府整天來要這個錢、要那個錢,」他回憶,許多台商、台幹不時埋怨中國官方索賄,書中提及課徵人頭稅,「人頭稅還是比較正規的,我把它稱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 seeking),組織的集體機構化是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的。可是有很多那種歪七扭八的,要各種錢、什麼名目,太多了......。」

「中國到處都在發生尋租,可是成長還是很好。這怎麼跟我們以前發展社會學發展經濟學的概念都不一樣?」吳介民拋出這個疑問。

「剝削來的經濟剩餘被資本,就是被內資、外資和中國政府、中國官員分掉。」他指出,內外資、中國資本家和官員發了財,中國民工的工資成長率卻遠遠跟不上經濟成長,從這點能看出剝削確實存在——雖然民工的工資看似增加,但漲幅非常小。讓他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東莞一家工廠見到的民工,當時他遠遠看見到地溝裡「一堆白白的東西」,後來才知道工人早餐時間太短、資方給的饅頭難以下嚥,大批民工索性邊上工、邊吃、邊丟,那一地的白饅頭,是被剝削者的無聲抗議。

如今,尋租現象與經濟發展並存的好日子結束了。「中國過去那30多年,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機遇有個特殊的歷史性,使尋租和成長可以並處。直到最近這5年至10年,產業升級壓力大增,之前那一套就行不通了。」他觀察,隨著中國財政緊縮、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人口紅利不再、不能再從民工勞動力擠壓出過往高比例的經濟價值、習近平以打貪政策打擊機構化尋租,尋租空間已被壓縮。他指出,若有人現在還想從中獲取利益、發財,搭上的很可能是「中國尋租經濟的末班車」。

中國經濟的黃金年代靠著勞力密集策略,和台灣在1960到1980年代的模式非常相似,靠廉價勞動力和剝削環節推動經濟發展——經濟剩餘靠勞工創造。若只有資本投入、沒有技術經濟,賺的還是勞力的錢。他舉富士康為例,「毛利非常低、經常只有3%到5%,營業額卻非常巨大,基本上它是個組裝業,勞動力還是不斷重複的、無聊的勞動方式和剝削人力——富士康的女工的眼睛,都壞得特別快。」

2019年4月10日,吳介民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演講。

2019年4月10日,吳介民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演講。攝:陳焯煇/端傳媒

叩問台灣出路

「很多人唱衰台灣經濟,這都是亂講一通。」吳介民說,《尋租中國》讓他有信心說明兩件事:其一,研究顯示台灣產業能力的進步和韌性;其二,台灣產業在特定部門還是領先中國,特別是半導體產業的製造能力還是全球領先地位,這方面還是遙遙領先中國,「張忠謀說台積電領先中國5到10年(編者按:張忠謀去年表示,台積電將會不斷進步,不管是在技術或是在效能上,都會領先對岸競爭對手至少5年,不過領先時間應該會在10年左右),他很保留、客氣,他也說不能安逸。台灣中小企業製造能力還是跟著世界的產業鏈的頂端、跟得很緊啊,這都是我們的本錢啊。不要太沒有自信、妄自菲薄。」

「台灣媒體整個跟著中國『大外宣』的口徑,把台灣唱衰成這樣,這也是另一種悲哀。」談到台灣的妄自菲薄,向來儒雅的學者有些憤怒,「我經常會警告中國因素的負面性,可是我也不會去鼓吹恐慌感;中國對台灣某些面是有求於台灣。台灣過度活在中國陰影底下、一直有一種恐慌感。這種恐慌感是要被打破的。」

「台灣經濟沒那麼差,」他強調,台灣經濟固然面臨一些問題與陷阱,但畢竟台灣已經是高所得社會了、邁入高收入(有人稱之為「高收入陷阱」);在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率在2是再正常不過的,「台灣不要再想回到4、5,那不可能了,除非很大例外,或發生金融危機,(經濟成長率)掉下去又反彈。」

他也關注香港,談起近來港人希望移民台灣的移民潮,他又憂心起來。「台灣很舒服、台灣當然條件很好,但是台灣自己也在被轉型。」他並預測,明年一月總統大選,最壞的劇本,是選出一位主張和中國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候選人,這紙協議一旦簽署,中國便拿到終統保證書,台灣立刻香港化。

「香港在跟英國簽中英協議、把主權轉讓給中國時,就決定了今後的命運。」「1982到1984,中英談判談香港前途,鄧小平都說『馬照跑,舞照跳』,意思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維持50年。結果主權回歸還沒20年就要變了。」他指出,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沒有信用的政權;隨時準備把香港過渡到「一國一制」,「他(北京)做的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入侵、溫水煮青蛙。香港用20年的時間,走到這一步。」

以香港為鏡,回頭看看富裕、祥和、安逸慣了的台灣社會,他又忍不住批判主張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贊成終統的部分民意,「那群人其實就是搭了台灣的便車。如果台灣現在被中國控制,這些人的身份資本就沒有價值了。這群人享有一個作為台灣人的身份資本,正因為台灣是事實獨立狀態。如果台灣沒有事實獨立狀態、已經被中國完全控制住,這群人身為台灣人身份資本還有價值嗎?」「從客觀角度看,那是一群沒有共同體意識,卻在享受共同體的民主公共財的人。我不想說他們自私,但是只要揭發這個結構就好。」

若要用一句話總結《尋租中國》,那應該會是:台灣的出路可以走向哪裏?

吳介民不僅為台灣保留了一個年代的研究資料,甚至為中國發展本身保留了一份研究資料。「我相信我做的這一塊,是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有做得這麼仔細地、做一個很基礎的研究。」他說,透過台灣的眼睛、台商之眼分析現象,有銳利和方便之處、但也有其限制;更精確來說,他花了25年,實作一部「台灣觀點的中國研究」--並非狹隘的台灣中心主義,而是回到台灣人的政治經濟價值主體性、帶著「關心自己出路」的問題意識的一部研究,「這本書不只寫給現在,我有點自我安慰......,但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被讀好幾代。」吳介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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