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 深度 五四百年

朱學勤:在「之」字形百年曲折中,重新反思五四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實際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來實現了五四的遺願,被迫害者也應該想到。他是以打擊五四型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擊者在五四前後他們共同呼喚的事業——改造文化,改造人性。


2019年4月29日,河南安陽市貞元廣場,有中學生舉行「青春心向黨建功新時代」以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 圖:IC photo
2019年4月29日,河南安陽市貞元廣場,有中學生舉行「青春心向黨建功新時代」以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 圖:IC photo

【編者按】本文為著名歷史學者朱學勤在香港中文大學博群計劃思想沙龍「思托邦」的演講實錄,文字經作者審定,並有重要修訂。端傳媒經朱學勤先生授權刊發,以饗讀者。

每年到五四,會有三種聲音。

第一種當然就是官方的聲音,所謂「主旋律」。你去看人民日報、新華社、CCTV,它們會搶着說,五四的旗幟是「愛國」與「進步」,而不是其它。相信很多大陸學生,從中學到大學聽到的「主旋律」、讀到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

每當這種聲音出來的時候,我們會聽到民間知識界的第二種聲音說:不對,當年五四運動的旗幟不是愛國與進步,是「德先生」與「賽先生」——「民主」和「科學」,明明是寫在五四歷史上的兩個口號,怎麼被改成「愛國」與「進步」?

我屬於第三種聲音,另類。這第三種聲音想表達的是什麼?首先,歷史不容篡改。從歷史事實說,肯定是「民主」與「科學」,而不是「愛國」與「進步」,其次,五四需反思,需超越。「民主」與「科學」,當年前者比後者影響大,後者且不論,我們今天只討論「民主」,當年追求的是哪一種「民主」?那時世界上有兩種民主,一是法國革命式、俄國革命式的所謂「大民主」、「直接民主」,還有一種是英、美式的代議制民主,香港因為有英國人留下的制度傳統,在座者可能比較熟悉,我們也可以把它稱為「小民主」、「間接民主」。

我所言這第三種聲音,首先要求恢復歷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五四先賢他們要求的民主顯然是前一種,不是後一種。當年我們的初心要引進大民主,最後實現的是什麼?實際上很可能是和大民主完全相反的東西,是大專政、大專制,使中國社會出現了百年曲折。既然如此,我所言這第三種聲音,首先要求恢復歷史的原貌,而不是任意扭曲,其次是要求反思,在反思中超越。

「之」字形百年曲折

看中國百年曲折,我簡化為一個漢字——「之」。我們或許能在這個「之」字形曲折中尋找到五四的歷史位置。

「之」上面的這一點,跟香港跟廣東息息相關。那就是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個英國大型商業貿易代表團到中國來,他們對乾隆提出的談判要求,和今天的中美貿易戰有一種遙遠而切近的聯繫。

英國人首先提出五口通商,而不是僅僅通過廣州這一個小口岸上的十三行做貿易。其次要求租借一個沿海島嶼,以便晾曬貨物、安置女眷。一開始他們看中舟山群島裏面一個島,後來發現,在港島和九龍之間的這條狹長海灣,是亞洲少見的深水良港,於是把眼光放到了香港。最終清朝政府同意租借香港,然後再擴展到今天九龍、新界這些地方。沒有當年的中英貿易戰,也不會有今天的香港,也不會有新界,更不會有香港中文大學,也沒有諸位在這裏讀書求學。歷史就是這樣跟你們的生活發生切近的聯繫。

再看這個「之」字型「點」下面的空白。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之後,歷史出現了將近50年的「空白」。47年以後,1840年炮聲響起,中英貿易戰從商業語言變成了炮艦語言,中國人把它稱為中英鴉片戰爭。這場貿易戰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1840年始,「之」字從這一「橫」起步。這一「橫」從中英貿易戰一直發展到1919年五四運動,大致是80年,期間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英國為師,大約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受戰敗刺激,當年的突出部位是國防軍事改革,追求「船堅炮利」。魏源在戰爭結束以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個「夷」,指的是英國人。第二階段是以美國為師,同盟會綱領:「驅除靼虜,平均地權,建立合眾政府」,就是以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體制為參照,打倒帝制,走向共和,相當於我們今天講的政治體制改革。第一階段是學對方的技術,停留於器物層面;第二個階段引進普遍價值,進入政治層面,廢棄皇權,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體制。

「之」字這一「橫」從中英貿易戰一直發展到1919年五四運動,大致是80年,期間第一階段以英國為師,第二階段是以美國為師。

一「橫」80年,又是怎麼拐過來的?這就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改變中國,至深且巨,以英美為師,變成了以俄為師。這個轉折非同小可,到什麼時候才能拐過來?一直到了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第27天,懷仁堂發生政變,即這個「之」字下面這個拐點,百年曲折發生第二次鉅變。

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三人聯手發難,在懷仁堂和釣魚台誘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江青和毛遠新,一口氣抓了五個人,他們稱「一舉粉碎四人幫」,歷史的道岔就在那個晚上扳了過來。在此之後,才有鄧小平復出的可能。1979年初,鄧對美國訪問,和卡特總統達成了默契,出兵打越南。這也是天地翻轉的大事,兩件大事合在一起,扭轉了大勢,也可說是扭轉乾坤。

我們這代人應該感念鄧小平主掌中國外交大勢的這一歷史性貢獻。中美出現多次對抗,鄧在世的時候,對抗沒有引起分裂,更沒有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們這代人應該感念鄧小平主掌中國外交大勢的這一歷史性貢獻。中美出現多次對抗,鄧在世的時候,對抗沒有引起分裂,更沒有走到今天這一步。攝:Keystone/Getty Images

為什麼說扭轉乾坤?此前越南曾是中國大陸傾全國之力支持抗擊「美帝國主義」的一個戰場,所謂「援越抗美」。1974年美國之所以從越南撤兵,並不是打不過越南,而是難以對抗越南後面有中、蘇兩個大國支持,三國「耗」一國,美國禁不起,1974年方宣布撤離。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失敗,創痛巨深。五年不到,當年越南後面的老大哥之一、中共的領袖鄧小平跑到白宮,口出驚人之語,對卡特說「我們要幫你們教訓一次越南」?而且不是說了一次,說了兩次。卡特從錯愕到聽懂,從聽懂到默契,以美國特有的戰略情報支援中共,打了一次1979年2月的所謂「對越自衞反擊戰」,這是不是天地翻轉?

鄧小平訪美期間,工作團隊有一個特殊人物李慎之,後來是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創始所長、社科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長。訪美期間,他聽到鄧小平說,「我們要幫你們教訓一次越南」,也很震驚。於是問鄧,「你這一路上一直強調,改革開放是向西方世界的排頭兵開放,我理解西方發達國家的排頭兵就是美國。為什麼你強調要向美國開放?」鄧小平回答:「戰後幾十年,我看了幾十年,跟蘇聯走的,都窮了,跟美國走的,都富了!」這話頗有(大陸地產商)任志強風格——話糙理不糙。這句話沒有進《鄧小平文選》,卻是李慎之親耳聽鄧言,李又親口對我說,不會有錯。上一句跟卡特說「我要幫你們教訓一次越南」,是進鄧選的,只是把「幫你們」三個字扣掉了,變成「我們要教訓一次越南」。

我們這代人應該感念鄧主掌中國外交大勢的這一歷史性貢獻。中美出現多次對抗,鄧在世的時候,對抗沒有引起分裂,更沒有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對鄧有很尖鋭的批評,看不上傅高義那類《鄧小平傳》,他加入了對鄧小平的歌功頌德,迴避了鄧小平此後的歷史性大錯,至少是輕描淡寫。但是,對鄧小平把握中國對美外交的方針大政,我是欣賞和支持的。

五四我們「以俄為師」,改變了此前80年「以英美為師」的歷史;轉到1976年、1979年,兩個關鍵事件又把「以俄為師」擰了過來。

總而言之,五四我們「以俄為師」,改變了此前80年「以英美為師」的歷史;轉到1976年、1979年,兩個關鍵事件又把「以俄為師」擰了過來,一個就是1976年10月6號的懷仁堂事變,一個就是鄧小平幫美國打了一次越南,重新在世界上站隊。毛在世的時候,站隊是站在了法、俄激進革命的這一邊。華國鋒、鄧小平扭轉航向,扭轉到以英美、主要是以美國為師這樣的一個方向。轉過來之後,「之」字形下面這一「捺」,就是我們當下走過來的歷史,40年上下踢騰,蜿蜒曲折。沒有那次轉向,沒有那次外部環境的變化,這一「捺」絕不可能走到今天。

在這個「之」字形曲折中,應該能找到「五四」的歷史地位?我們的反思,即從這一地位開始。

五四的文化決定論遺產

五四有很多正面的東西值得我們紀念,但是五四扭轉歷史的負面作用,直到今天都沒有得到正視,沒有反思——至少反思得不夠。五四從新文化運動而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是什麼關係?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胡適,晚年有一個痛心反思。他說新文化運動是被五四運動「挾持」了。「挾持」是事實,胡適有此反思,很不容易。但是,他沒有回答新文化運動為什麼被五四挾持,兩者還是有內在聯繫的,否則不會這麼容易「挾持」。

新文化運動最正面的一個成果是什麼?說一千道一萬,最大貢獻是以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類似馬丁-路德以德國民間俗語改寫拉丁文的《聖經》。胡適呼籲使用白話文,這是造福千秋萬代的事。一直到今天,我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研究生,都深受胡適之恩澤而不察。各位設想一下,從小學直到研究生,教科書如果全是文言文,是什麼圖景?文科勉強能對付,理科聲光化電各學科,全是文言文教科書,用中式「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零」,你開個平方試試?遑論其它。

新文化運動最正面的一個成果是以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類似馬丁-路德以德國民間俗語改寫拉丁文的《聖經》。

但是新文化運動當中,也出現了一些隱患。患莫大者,是對辛亥革命持鄙薄、至少是輕視立場,用今天的話來說,那才是「歷史虛無主義」。他們認為,政治制度的變化是無足輕重的,甚至認為早就失敗了,不需要再去談論並鞏固辛亥革命了,最重要的是國民素質問題,文化改造問題。如果不把文化和國民性扭轉過來,那麼中國即便再發生十次辛亥革命,都沒有意義。故而新文化運動中後期出現了我稱之為「文化決定論」「國民素質論」「國民性改造論」這些偏差。

這些偏差諸位實際上是熟悉的,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們多半是從文藝作品如小說接觸新文化運動,比如魯迅的未莊系列。大家都熟悉阿Q、祥林嫂、吳媽、小T、趙老太爺這些人物,魯迅通過新文化運動中後期發表的這些小說,表達什麼想法?那就是辛亥革命無足輕重,用他的話來說,城頭變幻大王旗,把清朝的旗幟拔了,插上一個民國的旗幟,那有什麼了不起?重要的是,紹興城外有魯鎮,魯鎮附近有未莊,還有趙老太爺,趙老太爺還在統治着阿Q、祥林嫂這類人的靈魂。這些人思想不扭轉。城裏「柿油黨」(自由黨)的革命,是鬧劇,無足輕重。

魯迅的偏差在哪裏?在於他認為一個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國民性改造。這個偏差貽害無窮。

不能說魯迅一無是處,他看到了中國文化落後、愚昧這一面。但是魯迅的偏差在哪裏?在於他認為一個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國民性改造。這個偏差貽害無窮,直到今天還有人在說,要接着魯迅的這一言路往下講。講什麼?講的就是這個文化決定論與國民性改造論。這些「接着講」的人們在政治上是要民主的,但在思想上卻是糊塗的,他們要「接着講」的,恰恰是他政治上反對的。

魯迅看到了中國文化落後、愚昧這一面。但他認為一個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國民性改造。

魯迅看到了中國文化落後、愚昧這一面。但他認為一個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革,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改造、國民性改造。攝:Sovfoto/UIG via Getty Images

毛澤東:五四的「精神逆子」

魯迅的思想影響了好幾代人,最重要的一個被影響者是毛潤之。他後來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有政治、經濟、外交等很多原因。今天因為是說五四,只能講一點思想史的聯繫。

五四前後,毛作為湖南「憤青」不止一次去北京,深受新文化運動、五四之濡染。那一時期魯迅小說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魯迅告訴他辛亥革命無足輕重,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文化上的改造、國民性的改造。誰也沒想到這個「北漂憤青」後來掌握了軍隊,贏得了政權,此後做什麼?

毛要做的事出乎黨內所有人意料。所有人都認為你打下江山,坐下來好好建設,讓老百姓吃飽飯,這個民族要現代化。但毛認為這些都不重要。進北京之前1948年七屆二中全會,他有一段著名講話,已經潛伏有不祥之音。但那個時候人們對這段講話的理解是正面的,他告誡全黨不要驕傲自滿,要警惕糖衣炮彈。但他還說,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就是連我們的敵人都不否認的基本事實,如果連這樣的勝利都值得驕傲,那麼更值得驕傲的事業還在後頭。

進北京之前1948年七屆二中全會,他有一段著名講話,已經潛伏有不祥之音。但那個時候人們對這段講話的理解是正面的。

大家都沒想到,一個革命黨,一支革命軍隊,難道還有比奪取全國政權更值得驕傲的事情嗎?但對毛澤東來說,不重要,不值得驕傲。在拿到政權之後,全黨都認為要搞經濟建設,不,毛拿了這個政權,還要做兩件更大的事:第一是改造社會,要以革命的方式重新解構,重新組建。1959年到1966年這一段,毛澤東搞的是社會革命。在農村分田分地,在城市公私合營,用政權暴力來改造整個社會結構。這一步大致完成,全黨鬆了一口氣,他認為還有更重要的改造沒完成——這個民族的古老文化沒有改造,人性沒有改造,人性、人心裏盤踞著各種各樣腐朽的觀念。1966年他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初衷之一是想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1966年6月,《人民日報》號召「破四舊,立四新」,整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遭到了疾風暴雨的摧毀。人們要在靈魂深處鬧革命,要讓大大小小的吳媽、阿Q、祥林嫂改造成新型的革命者。這叫思想革命化、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建設一顆紅彤彤的心,只有這樣,才能維持紅色世界永不墜落。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讓全黨都出乎意料,但是熟悉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人不應該意外。他這樣一種雄心壯志是哪來的?來源之一是當年這位「北漂憤青」在北京讀《新青年》、讀陳獨秀、讀李大釗、讀魯迅而確立起來的觀念:政治革命無足輕重,社會革命更重要;社會革命即使取得勝利,更值得驕傲的事業是文化革命。打倒一個民族的陳舊文化,確立這個民族的新型文化,改造人性。這才是他認為一個有遠大抱負的人能做的事。所以他非常準確地總結,自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大事叫「打倒蔣介石」。第二件大事叫「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一件比前一件重要。他的自我總結沒錯,為什麼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奪取政權幹什麼?改造社會,改造人,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在毛澤東眼裏,全中國不過是個放大的「未莊」、「魯鎮」,八億中國人不過是無數個阿Q、祥林嫂的集合體。因此,文革十年,中國大街小巷的書店裏,只有馬恩列斯毛的書,除此之外,只有魯迅的書可賣,這絕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雄心壯志是哪來的?來源之一是當年這位「北漂憤青」在北京讀《新青年》、讀陳獨秀、讀李大釗、讀魯迅而確立起來的觀念。他實際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

毛澤東實際上是五四的「精神逆子」。凡是從五四運動過來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等等,都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受到了衝擊。這些衝擊慘無人道,今天無論如何都應該徹底否定,不能再發生了。但是毛實際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來實現了五四的遺願,被迫害者也應該想到。他是以打擊五四型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擊者在五四前後他們共同呼喚的事業——改造文化,改造人性。所以晚年他一直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你們都不理解我啊,毛備感孤獨,故而給日本友人再次書寫魯迅的那首詩——「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毛澤東實際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來實現了五四的遺願,被迫害者也應該想到。他是以打擊五四型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擊者在五四前後他們共同呼喚的事業。

毛澤東實際上是披着五四的叛逆外衣,來實現了五四的遺願,被迫害者也應該想到。他是以打擊五四型知識分子的方式,完成了被打擊者在五四前後他們共同呼喚的事業。攝:Vittoriano Rastelli/Corbis via Getty Images

五四「以俄為師」的遺患

五四運動在政治上值得我們反思的是什麼?前已提及,它改變了此前80年「以美為師」,轉向了「以俄為師」。這一轉向的外部契機是一是巴黎和會,二是十月革命。

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中國外交失敗,使得中國年輕的新型知識分認為所謂「好人威爾遜」為代表的美國政治,和此前的帝國主義是一丘之壑,英國是壞人,美國也是壞人,出賣了我們的山東。實際上山東問題上外交失敗是暫時的,1922年華盛頓重開對日和會,使日本把山東的主權權益還給了中國,間隔只有兩三年。但1919年中國新興的知識份子當時因所謂一戰勝利而虛驕,因巴黎和會的失敗而失去耐心,馬上就轉向批判美國的立場。你們去看看《新青年》雜誌:1919年五四以前,陳獨秀寫的文章都在高呼,美國是新型國家,是平等待我之民族,美國總統威爾遜是頂呱呱的好人。五四以後馬上就180度大轉彎。這是一個以拋棄英美傳統為標誌、同時也拋棄此前80年歷史的轉折。

第二件事情,俄國十月革命。列寧斯大林兩次頒布對華外交宣言,即此前沙俄政府簽訂的所有條約一律作廢。相對於英法美等發達國家,沙俄是債務國,他欠人家的錢;面對中國、印尼、越南這些東方不發達國家,它是債權國,放債給我們,收我們的利息。以前發生過很多革命,沒有一次革命政府說,此前政府簽訂的條約,我們「一風吹」,不承認。只有十月革命,他們說此前籤的條約作廢,父債子不還,這叫「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表面激進,實際是有非常精確的計算。後來從斯大林從中國或明或暗謀取的利益,遠遠大於當年虛情假意放棄的債務。

「革命外交」表面激進,實際是有非常精確的計算。他們「一風吹」吹掉的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債務,遠遠大於對中國在內的不發達國家的債權,在經濟上是完全划得來,是一個現實主義外交,但是它披上了「革命外交」的外衣。他對西方賴賬的行為引來了14國武裝干涉,所謂干涉就是債權人上門來逼債:你可以革命,但父債子還,不能因革命而賴賬。對中國這種不發達國家來講,它放棄債權,收穫萬眾歡呼:他爹放的賬,他作廢了,這「革命外交」太好了!這就是陳獨秀他們五四以後急劇轉彎的原因之一,認為「俄國是唯一平等待我之民族」,卻未看到它包藏禍心,後來從斯大林從中國或明或暗謀取的利益,遠遠大於當年虛情假意放棄的債務。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受到了14國武裝干涉,他們派出大量外交人員,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後方——亞非拉地區來輸出革命,希望在這些地方點燃革命烈火,圍魏救趙。他們試圖把資本主義世界的正面壓迫吸引回去,緩解它的正面危機。那時候到中國來的共產國際代表,如過江之鯽,絡繹於途。他們一開始要跟張作霖合作,後來跟吳佩孚,最後找到了孫中山,都是和政治舞台上的頭面實力人物合作。 此外他們還有「風險投資」,尋找未來的利益代表者。今天不起眼的台下「憤青」,說不定哪一天他們上台成大事呢?他們投了很多,都失敗了,但最後一把投中,這一把能贏回此前所有的失敗。

1921年7月1日中共第一次黨代會為什麼會在上海?按黨史上說,因為上海是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最尖鋭。但我們去看一看,那十來個青年人加上一個發路費的俄國人,沒有一個人會說上海話,沒有一個人出生於上海,更沒有一個人來自當時工人最集中的楊浦、閘北地區。反而是來自於兩湖這一內陸地區的代表佔了最大比例——5到6個人來自於湖南、湖北。所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跟上海的工人階級有沒有關係,別說「五毛」,連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如果說跟上海有內在相連,那是因為上海有租界,是國中之國,諸國租界裏,英租界法治森嚴,法租界擁有法國大革命留下的直接統治之傳統,鬆懈混亂。他們選擇的非常準確,第一上海,第二法租界。

中共一大參加者的平均年齡是21、22歲,就是今天所說的「憤青」年齡。毛澤東當年一個中專生,在湖南東奔西走,沒有正常收入,突然接到一個通知,去上海開會,發來迴路費,走的時候又能領一筆革命經費,這意味着什麼?故而毛澤東當年在五四之後,說出了那個時代最強烈的一個聲音,叫做:「北方吹來十月的風,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一直到今天,中國大陸官史上有一句話,叫做「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和幹部基礎」。這句話千真萬確,一點不假。我弄不懂為什麼在紀念五四的時候,知識界總是忘記這句話?

中國大陸官史上有一句話,叫做「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思想和幹部基礎」。這句話千真萬確,一點不假。

俄國人這一把「風投」成功了,成功收益遠遠大於此前投在吳佩孚、孫中山這些枱面人物的收益。中國歷史由此發生一個大轉折,就是我剛剛講的「之」字型左上角那一「撇」,向左向下急劇一「撇」,直至1976年毛澤東去世。毛澤東到晚年,在意識形態上跟蘇聯發生了爭執,斥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他並不是要反「以俄為師」,而是要比蘇聯更蘇聯,更忠誠於蘇聯的原教旨理想。別看他1960年代跟蘇聯發生了衝突,但是就他的精神信仰本性來講,他比俄國人還要俄國人,比斯大林還斯大林,他直言「列寧、斯大林那兩把刀子」不能丟,那才叫「不忘初心」。這個「不忘初心」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結果?文化大革命被他搞起來了,中國文化遭到了從秦始皇以來2000多年沒有過的摧殘。

2019年4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五四運動100週年演講結束時向觀眾揮手致意。

2019年4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五四運動100週年演講結束時向觀眾揮手致意。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國民性改造與文化決定論貽害無窮

對於文化大革命,在官方否定之前,我已經從懷疑、不滿,走向否定。但我一直想揭示的一點是,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從歷史角度來講,他們有「精神共謀」的關係。我們應該控訴那些迫害,但不能停留在控訴迫害,還應該向歷史的縱深挖掘,這個「精神共謀」叫作「文化決定論」,而「文化決定論」正是從五四前後開始的。昨天的「文化決定論」助成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今天的「文化決定論」呢?它助成「國民素質落後論」,有意無意地遮蔽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這話可分兩層講。

前已述及,從新文化運動發韌,至五四時期幾成知識界共識的「文化決定論」,內在藴含是鄙薄辛亥革命。文化是一個大得不能再大的概念,如空氣須臾不可離,它可以繼承,可以改善,但絕不可以也不可能改造,更不應該革命。具體到與某一政治事件、政治過程如辛亥革命的關係,它是被動的,從屬性的。我們今天談辛亥革命成也罷,敗也罷,不能歸功或歸咎於當時的中國傳統文化。當時的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因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而歸咎於當時的傳統文化,這是錯誤的。因政治上的人謀不臧而歸咎文化?文化如能言,一定會唱:三千男兒皆解甲,妾在後宮何能言?那種凡事都要追究到終極原因的思維方法,貌似深刻,其實是放過了人謀不臧,至少是邏輯思維訓練不夠。二十年前,我曾借悉尼·胡克(Sidney Hook)之言,揭示這種思維的錯謬:「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應該不難理解?

現在,我們結合當代政治與文化的實例,來反思當年這一時尚思維的錯謬。放眼世界,大凡同一個文化版圖上出現不同的制度選擇,必定是強調文化決定論,然後走向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那一地區,必定輸給另一不強調文化決定、不搞文化革命的另一地區,如東西德,如南北韓。

把眼光收回中國,從文化而言,同一個漢語文化版圖,二戰後出現了三個制度選擇:大陸、香港、台灣,哪裏先進,哪裏落後?就對傳統文化的立場、態度而言,凡對文化要取革命態度的地區,制度越落後;凡維護乃至保護傳統文化的地區,制度越先進。這是張耳可聞、觸目可見的基本事實。

就對傳統文化的立場、態度而言,凡對文化要取革命態度的地區,制度越落後;凡維護乃至保護傳統文化的地區,制度越先進。

再把眼光收回中國大陸,大致可分兩個歷史時期,毛澤東時代是天天講、日日講文化改造、文化革命的時代,改革開放時代再不提改造文化,而是向既存文化言和、 與人心人性言和,但與毛時代相比,哪個優哪個劣?不難得出結論。我不是說改革開放沒有問題,問題太多太大。僅僅因為改變了經濟政策,改變農村經濟制度,局部觸動城市經濟的制度,大陸的貧困面貌即已扭轉,如果1980年代能深入到政治制度呢?逐步兑現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文章的標題性承諾——「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今天的問題大多能迎刃而解。因此,若論文化與政治、制度的關係,我的看法是: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還是制度。

至於「國民性改造論」,這是從屬「文化決定論」的二級論題,當年魯迅由日本引進,雜糅尼采的超人哲學。應該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國民性還很差,差的不是一點,尤其與魯迅心儀的日本比,差得更遠。1959年,泰晤士報曾就西德經濟已經超越英國,發表社論「究竟誰是戰勝國?」今天我們更有理由再寫此一題目:「究竟誰是戰勝國?」

應該是政治選擇為國民性負責,而不是相反,國民性為政治選擇負責。

不過,我要說的是,國民素質與制度選擇,何為因何為果?不可因果倒置。先秦之前,我們的國民性不是這樣,正是因為以軍耕立國的秦,而不是以工商立國的齊,統一了中國,以《商君書》集大成的古代法西斯統一了中國,歷兩千年而不改,中國的國民性才壓彎了腰,壓駝了背,佝僂成這樣!日本的國民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繼承了我們的先秦傳統,而不是秦以後傳統。抗日戰爭打成那樣,以致有戰國策學派的歷史學痛言:這是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戰,古代中國打垮了現代中國。若無美國參戰,變中日之戰為太平洋戰爭,古代中國很有可能戰勝當代中國!而就當代中國言,民氣之伸張,肯定超過文革時期;文革之後,1980年代的民氣之伸張,肯定也超過當下。因此,若論國民性問題,我想說的是,應該是政治選擇為國民性負責,而不是相反國民性為政治選擇負責,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還是政治。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愛國學生在天安門前示威遊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以及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政策,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圖為北京大學學生向天安門進發。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愛國學生在天安門前示威遊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以及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政策,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圖為北京大學學生向天安門進發。圖:IC photo

文革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精神共謀關係,就在這兩層——「文化決定論」和「國民性改造論」——達成可悲共識。讀五四之後的新知識群,幾乎無一日不在吶喊要改造社會,改造文化,改造國民性,故而我稱他們是「木匠造枷枷自家」。尤其讀1920、1930年代的左聯作品、左翼文學,不說不堪入目,至少是乏善可陳。這部文學史,如果還能稱作文學史的話,就是一部左翼話語史,與此後醜化它、否定它的文革極左話語是否有上下游關係?此後所謂「樣板戲」的結構性要素,如宣揚暴力,反智、反資、反文化、反市場經濟,鼓吹共產烏托邦,對工農兵底層人物無限拔高,主題先行等等,舉凡「政治正確」,在這裏應有盡有,一應俱全。它是一步步向着1966年發展,直至最後被反噬,那股比它更左、更極端的政治勢力將它宣判為」「三十年代文藝資產階級黑線」,一口吞沒。

1976年懷仁堂政變,一舉粉碎「四人幫」,當初的說法是「上海幫」,後來為政治策略考慮才改為「四人幫」,其實「上海幫」這一說法比「四人幫」更為準確。一個基本事實是:四人中除王洪文外,都是上海三十年代直接參與、或間接後續的左聯中人,改稱「四人幫」反而模糊了這一歷史聯繫。至於他們是否真能代表上海,並不是那麼回事。事實上,他們與真正上海的關係,是油水關係——油滴浮於水,上下兩張皮。張春橋、江青連一句流利的上海本地方言都不會說,姚文元其父為左聯常委,是這條「黑線」的第二代,還能說兩句,但日常口語、思維母語還是北京的普通話。

但在什麼意義上稱他們為「上海幫」是準確的呢?左聯、左翼文學基本是上海租界生活的產物,離開了上海租界,他們連一天都不能生存。魯迅後期雜文自選集,題為《且介亭雜文》,「且介亭」者,「租界亭子間」也,實在是再準確不過。當然,至於魯迅本人是否住「亭子間」,正如「上海幫」是否能代表「上海」,正如我們在開頭說的中共一大那些內地來的「憤青」,他們是否真正理解「上海」,那是另一個話題。

100年過去了,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今天,我們雖然否定了文革,但還沒有走出五四的陰影。

概而言之,歷史脱位容易復位難。五四的歷史位置是在「之」字曲折的第一個拐點,經向左一「撇」,它與下面的第二拐點相對應。100年過去了,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直到今天,我們雖然否定了文革,但還沒有走出五四的陰影。我們的前輩在「之」字形的向下向左的那一「撇」,付出了代價;我們這一代則在「之」字形向右拐過來的這一「捺」繼續付出代價。今天我們面對百年「五四」,第一要紀念,第二要反思,第三要超越。百年看似漫長,卻如白駒過隙,我們不能不紀念、不能不反思、不能不超越啊。

(朱學勤,上海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思想史,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書齋裏的革命》《風聲·雨聲·讀書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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