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力軒：戰爭的昭和、曖昧的平成，曙光初露的令和

平成年間，日本文化的大事之一，就是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做為第二個日本人得主，大江健三郎發表以「曖昧的日本中的我」（曖昧な日本の私）為題的誌答辭，與第一位日本得主川端康成的誌答辭「美麗的日本中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遙相對話。

相對於川端康成演說中所強調日本傳統的純粹美學意識，大江健三郎所指陳的則是日本近代歷史文化中的深層矛盾與模糊。在從西方繼受的現代與東方傳統之間、在侵略的歷史與原爆的傷痛之間、在科技的發達與破壞的潛能之間，歷史中所蘊藏的深層曖昧，深刻地分裂了日本社會。雖然大江健三郎的致答辭針對的是日本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但曖昧這個概念卻深刻捕捉了平成時期日本的風貌與走向。

相較起昭和時期舉國走向毀滅與戰爭、再從廢墟中成為世界經濟強權的曲折歷史，平成時期的日本則是進兩步、退一步，緩慢地應對昭和時代所遺留的諸多正面與負面遺緒，在不斷的危機與改革中匍匐前進。一面而言，昭和時期（以下皆指戰後）帶來成功的巨大體制，到平成時期已經危機重重，亟待改革，然而改革過程不斷遇到阻力與挑戰，改變只能走在緩步前行的路上；但另一面而言，昭和時代所壓抑或犧牲的群體，也在平成時代取得為微弱但逐步鬆動的社會空間。

歷經了戰前超民族主義的狂熱與破滅之後，戰後昭和則是透過許多日本獨特制度，展開了受到世界矚目的高速發展，奠定了日本認同。在昭和時期「日本第一」的呼聲下，日本成為兼顧成長與平等、品質與效率、傳統與現代的代名詞。到了平成時期，這些具日本特色的制度遇到種種危機，然而是否要引入國外制度，特別是美國的制度，又讓日本在複雜的自尊與疑慮間持續糾結。

平成年間日本，就是處在這樣的曖昧情境下，既沒有墨守成規，但也很難說大刀闊斧的改變，而是在不同方向的拉扯中緩步向前。

昭和的遺產：巨大體制的光與影

昭和時期的日本戲劇或是漫畫，最喜歡著墨的便是巨大組織與體制的力量，以及其對人造成的窒息感。這種「組織」與「體系」無所不在的印象，除了集體主義的社會心理外，也與政治經濟的運作模式有很深的關係。簡單而言，昭和時期日本政治社會經濟體制是以追趕歐美發展為核心，而有以下幾個特徵：在經濟上，以大企業為中心的日本式資本主義，不僅促進了高速成長，也因其獨特的運作型態受到全球廣泛的注目；在政治上則是以1955年自由民主黨結成時形成的55年體制，由民選議員、官僚與企業組組成的鐵三角穩定控制日本政局，形成了民主國家中罕見的一黨長期執政；在家庭上則形成所謂近代家族，也就是具有明確性別分工的核心家庭。

這些體制一層層地環環相扣。就經濟方面而言，日本式經濟體系有以下幾個特徵：在僱用上採取長期雇用、不輕易裁員的制度。員工（通常限定在男性）在學校畢業後集體進入企業，到55歲前享受安定雇用的保障。其次，在企業治理上，日本企業主要由終身在同一公司工作的經理人所控制，許多董事會（取締役会） 成為經理人升遷的一部份，而非歐美式股東利益的代表。也因此，日本企業的決策往往出現以「從業員福祉」而非「股東利潤」為核心的運作型態。第三，日本企業間普遍透過交叉持股以及穩定的交易關係形成的企業集團或上下游生產網絡。不僅戰前的財閥重組成為企業集團，大量的中小企業被納入穩定的集團網絡中。同時，日本的銀行體系也和企業間發展出穩定的關係；大企業及其集團通常具有固定往來的主力銀行（main bank）以取得資金。

支撐這套環環相扣的巨大體制的，則是強烈以經濟發展追趕歐美先進國家的集體意志。

與這個經濟體制互補的是，俗稱「55年體制」的穩定結構。這個結構是由自民黨議員、官僚以及企業界的鐵三角所構成。在種種因素下，自民黨成為民主國家內罕見的長期執政政黨。官僚則是在政策的形成上扮演關鍵角色，也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機制策略性工業引領產業升級，並強力支持銀行放貸促進企業擴張。不僅各部會官僚在政策與人事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官僚受到社會極高的尊崇，在能力和操守上都受到民眾高度信賴。菁英大學的頂尖畢業生（特別是東京大學法學部）普遍以擔任中央部會公務員為榮。而財團一方面提供政治獻金給議員，透過「下凡」（天下り），也就是雇用退休官僚的作法，連結成穩定的政商關係。在這體制下，公私部門得以連結起來，主管產業政策的通產省以及金融管理的大藏省，往往透過這些網絡推動產業發展的計畫，動員金融機構以協調的方式解決壞帳甚至倒閉的問題。

近代家族的家庭結構也進一步支持了這個體制。近代家族，又稱為戰後家族，指的是以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的核心家庭。日本擁有先進工業國內最嚴重的性別分工與超長工時問題，這與家庭結構密不可分。由於企業內男性享有穩定的雇用以及穩定隨年資增加的薪資，得以支持家計，而無須妻子全職收入的支援。男性被期待全力奉獻在企業內長時間工作，女性則被期待在婚後離職，成為專業主婦操持家務以及育兒。在此同時，大企業則提供大量從住宅到各項補貼的福利，以支撐員工家庭的運作。女性則是在婚前以及小孩長大後，以兼職的方式成為可調節的勞動力。

支撐這套環環相扣的巨大體制的，則是強烈以經濟發展追趕歐美先進國家的集體意志。日本社會當然充斥著各種抵抗、衝突與犧牲，無論是50年代的工潮、60年代的學生運動、70年代環境汙染，都曾一度挑戰了這個結構。然而，中央經濟計畫的強勢，社會對少數族裔與女性的排除，以及官僚對市民社會的抑制，也深刻貫穿了整個體系。工作至上的職場文化也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但無論如何，個體層次上追求物質生活的繁榮，在集體層次上爭取與歐美平起平坐的地位，是貫穿昭和時期整個主流社會的共識。

到了1980年代末期，日本大抵上已經完成追趕，而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強權。日本製品不再是1950年代的廉價品，而在國際上成為品質的代名詞。日本領先的產業也從戰後初期的勞力密集產業，逐步擴張到鋼鐵汽車船舶等重化工業、各式家電與消費電子產品，乃至半導體業液晶等高科技部門。不僅日本國民在海外展現驚人的消費力，日本整體的國際影響力也大增；各式「日本第一」的論述以及日本獨特性的研究盛極一時，而日本社會對於這套支撐經濟高速成長的體制，也空前自信。

然而就在這個看似完成「明治維新以來強國夢」的歷史時刻，體制的諸多疲弊開始顯現。傳統上清廉自持的官僚與業者的關係逐漸脫韁，各式招待與勾結日益普遍。自民黨派閥政治也日益失控，不斷爆發無意義的派閥爭鬥與政治獻金的醜聞。在經濟上，1985年的廣場協定加上國內寬鬆的金融，導致許多日本企業放棄了之前眾所稱道的長期視野，轉向操作財務技術以獲取短期利潤，帶來嚴重的土地與股市泡沫。在社會上，對女性職涯的高度壓抑，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而形成嚴重扞格，帶來少子化的現象。昭和時代的落幕，正是伴隨著諸多過往體制積弊的爆發；而平成時代的序幕，正是由昭和時代所累積諸多問題的爆發所揭開。

改革的艱難：體制危機與漸進的改革

揭開平成序幕的，是一連串戰後前所未見的危機，伴隨著改革的機會。1990年，東京股市崩跌，正式宣告泡沫經濟的結束，日本金融體系面臨嚴重的考驗。1991年開始，日本經濟成長陷入低檔，宣告高速成長時代正式終結。1992年，日本國民生活白書正式提出「少子化」的名詞，反映了日本社會人口結構的新常態。1993年，由細川護熙所領導的八黨聯合內閣執政，在1955年自民黨成立以來首次政黨輪替。

這個日本史上罕見的政黨輪替，一度給予許多支持日本政治改革的人士厚望，而細川也矢言推動經濟與政治的各項結構性改革，包括行政改革、整體管制體系的改革、支援托育的天使計劃（エンゼルプラン）等等。許多長期觀察日本政治經濟的學者，都認為這是難得的改革機會。例如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學系的日本權威T.J. Pempel 教授，就將1993年前後的變革，視為日本重要的體制轉型（Regime Shift），經濟學者野口悠紀雄也將這個轉變視為日本自1940年以來最大的轉型契機。

危機帶來改革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強烈呼聲，但在盤根錯節的體制下，呈現進兩步退一步的緩慢步調。

然而平成初期看似朝氣蓬勃的改革浪潮，很快地擺盪回了維繫既有體制的保守力量。八黨聯合內閣維持不到兩年，1995年自民黨與宿敵社會黨聯手，重返執政，1996年橋本龍太郎擔任首相，徹底宣告日本政局回到自民黨主導的局面。除了政治上回到自民黨持續執政外，龐大的金融壞帳並沒有促成大規模金融改革，當銀行體系陷入史無前例的壞帳問題之際，大藏省官員仍試圖沿用過去的方法解決問題，不斷隱匿資訊、拖延處理，寄望等到景氣復甦的那一天，一切可以掩蓋過去。

但由於壞帳規模實在太大，1997年住專、北海道拓殖銀行以及山一證劵等接連倒閉，不僅打破了「銀行不倒神話」，也嚴重拖垮了日本經濟。在此同時又爆發大藏省官員接受業者不當招待的醜聞，導致官僚形象一落千丈，加上阪神大地震官僚處理的緩慢，打破了日本國民對官僚的信賴，促成了更持續的改革。

危機帶來改革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強烈呼聲，但在盤根錯節的體制下，呈現進兩步退一步的緩慢步調。橋本龍太郎旗幟鮮明提出了金融改革與行政改革的訴求，不僅拆解大藏省，將金融監理業務置入獨立的金融廳，也解除對於金融體系的諸多管制並鼓勵重整。但在橋本選舉失利下台後，改革出現停滯，直到小泉純一郎任內，銀行體系的實質重整才大致完成。小泉以民粹型領袖之姿當選，挾高人氣進行諸多改革，特別是財政的相關改革。但相關改革又在小泉卸任後歷經一年換一任首相的混亂政治局勢中，被迫腰斬。2009年，民主黨以「徹底改革」的訴求獲得壓倒性勝利上台，帶來平成時期第二次政黨輪替，但在內外失調以及311大地震處理的失敗，在2012年底選舉慘敗，政黨走向瓦解收場。

在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中，最有持續性的議題首推「政治主導」，也就是將官僚的政策主導權轉移到民選政治領袖手上，並抑制官僚與業界錯綜的關係。從1994年開始的行政改革（限制行政指導）開始，再到1999年強化內閣府等機構，並將預算和人事等相關權力從部會內部轉移到政治領袖手中，2009年開始，嘗試抑制「下凡」（天下り，指官員退休後轉任薪水遠高於原職的私部門要職，特別是之前與自己有業務關係的單位）的現象。

封閉性的企業組織固然可以集合眾人意志，但是無法應對迅速變化的環境▫

但，即使在長期的制度改革下，以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所引發的核能危機中，仍然可以看到主管機構的經濟產業省不斷隱瞞重要資訊以及淡化事件，引發許多人對經產省跟東京電力所形成利益集團的質疑，顯示出長期行政改革所遇到的障礙。

昭和年間看似銳不可擋的日本經濟體制，所蘊含的諸多問題也在平成年間逐漸出現。封閉性的企業組織固然可以集合眾人意志，但是無法應對迅速變化的環境▫日本以往執世界牛耳的工業汽車、造船、消費電子、液晶與半導體等產業，到90年代紛紛陷入了危機。汽車大廠馬自達與日產陸續被外資併購；曾經叱吒風雲的總合電機集團，則紛紛陷入困境；液晶、家電與消費電子遭遇韓國的強力競爭甚至落敗，半導體則陷入至今尚未看到曙光的漫長重整。相對於美國經濟在1990年代在資訊產業領導下重新拉開兩國差距，日本是否要揚棄既有制度，轉向美式更彈性的經營模式，成為日本產官學各界激烈辯論的主題。

這場辯論不僅聚焦在日本經濟的問題，也觸及了對日本體系的民族認同、對體系中弱者處境的同情、以及美式體系隱含問題的諸多討論。辯論最終是以折衷式的改革收場：日本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選項給企業，而多數企業則選擇保留既有結構。以碰觸到日本企業治理模式的獨立董事改革而言，日本政府最後採取折衷版本，而2002年法案通過後，到2005年間日本3800間上市公司間，只有70家採取新的單軌制，一直到2010年之後，日本上市企業聘任獨立董事的比例才開始快速上升▫

整體而言，平成日本在面臨巨大的政治經濟危機背後，平成時期所呈現的是在既有體制與改革措施之間不斷地擺盪，呈現緩步向前的格局。

縫隙的曙光：危機與新的社會空間

在平成時代，日本社會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長期被中央官僚壓抑的市民社會以及地方社群，以及支撐政治經濟體制運作的性別體制，在政治經濟危機之下取得新的空間。若在更早的昭和時期，日本雖然有蓬勃的市民運動，但在民間團體結社上卻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主管機關許可制的限制下，民間團體雖然可以自由結社，卻極難取得可以接受捐款、辦理各項業務所需的法人格。因此，除了地方性諸如町內會等形式的社團外，缺少全國性的民間團體。

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1996年。該年發生阪神大地震，凸顯出了日本的安全神話以及官僚效能的問題，意外帶來日本市民社會發展的重大契機。相對於官僚機構在應對上所出現的種種問題，阪神大地震期間大量志工湧入災區提供各種服務，大大彌補了政府的不足，也得到日本各界一致的讚許。然而這些志工團體由於不具政府所承認的法人格，不僅在募款等相關活動上處處受限，甚至無法幫成員辦理保險。因此，在強大民意的要求下，日本朝野一致通過了俗稱NPO三法的法案，大幅放寬非營利組織的成立規範。

自此開始，日本非營利組織數量從1998年的23所快速增加到2018年的5萬1千多所。這些NPO在醫療保健、地方振興、社會教育、兒童福祉等不同面向上扮演重要角色，形成日本在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支柱，在長照、地方參與以及各式福利服務上產生重大貢獻。

然而，必須留意的是，平成時期的第二個重要危機，便是必須重新面對人口危機與家庭體制。人口危機可以說是平成時期一個始終無解且越演越烈的難題。在生育率長期持續下跌之後，1992年國民生活白書正式創出「少子化」的名詞，成為官方以及大眾媒體的標準用語，而為包括台灣在內的漢字文化圈所廣泛採用。在這期間，日本政府不斷推出各式計畫，包括1994年第一次天使計劃、1998年訂定新天使計劃、2003年制定少子化對策基本法，2004年提出少子化政策大綱。

然而，這些針對生育的計畫，完全無力阻止生育率的持續下降以及人口結構的惡化。日本政府在2016年進行人口普查，發現日本人口比前一次、也就是五年前的普查減少了96萬人，是1920年實施人口普查以來第一次負成長。其中包括都會地區的大阪府在內人口都呈現減少的現象。根據日本政府的推計，2053年日本人口將跌破一億， 2040年日本至少將有兩成的現存聚落成為無人聚落，六成的聚落人口將跌落目前的一半，接近半數的市町村將有可能在2040年消失。

在長年人口危機之下，日本各界包括政府被迫重新面對性別與家庭體制，採取新的思維。簡單而言，日本生育低迷被視為更深層性別體制、家庭結構變遷以及職場文化的問題。日本從高速成長期所孕育的長工時職場文化，一方面對婚育女性極不友善，另一方面男性在長工時之下無法兼顧參與家庭生活，也更進一步促成了工作與生活的失衡，間接促成了人口問題。因此，在政府所出版的少子化對策白皮書上，除了傳統托育服務的增加等措施之外，也包括提升男女在社會的共同參與（共同参画）、更細緻地應對家庭結構多元化（單親、離婚等）所帶來的影響，要求企業改變工作模式，包括鼓勵企業提供兩性雇員更多參與育兒的空間、縮短工時以及提供更彈性的工作方式等政策方針等等。

不過，政府核心論述的轉變多大程度會落實，還是一個必須謹慎看待的問題，近年來托育機構不足的「待機兒童」問題，就顯示出日本政府措施的嚴重不足。

第三個從危機中蘊育的機會，則是地域發展的重塑。雖然日本一直有很強的地域文化，但在發展模式上然而是以都會區為核心，鄉村地區則以土木建設作為發展的主軸。在田中角榮擔任首相時提出了日本列島改造計畫，希望透過在全國整建交通以及工業區等大型建設，將產業分散到日本各地，促成更均衡的地域發展。這個計畫名目上雖然隨田中角榮下台而結束，但政策思維卻成為昭和時代日本地域規劃的主要基礎。

然而，在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以及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日本地方經濟出現新的動態。泡沫經濟所刺激的觀光需求大幅減弱，而大型企業陸續將工廠移到海外，也深刻打擊了地方經濟。日本政府不斷以公共建設作為經濟刺激地方經濟的手段，形成了「土建國家」為建設而建設的現象。大量公共建設雖然緩解了地方經濟的危機，但卻無力扭轉長期的人口流失與經濟萎縮。

這是平成曖昧性的根源，也是日本社會將持續面臨的問題。

在財政危機以及既有措施的失效下，如何重新將日本地方特性重新作為發展動力，是平成時代地域政策的重要轉變。1998年發布的Grand Design 21世紀，明白開始標記了以地方文化做為發展主軸的國土規劃理念。從1990年中葉以來，包括造町（町つくり）、構造改革特區等等措施都是以地方文化做為發展的主軸、晚近在台灣有極大影響力的地方創生只是這個趨勢裡的一環。儘管這些措施都無法扭轉人口減少外移的現象，但卻產生相當多具有潛能的發展模式，透過地方民眾的積極參與以及的種種巧思，讓瀕臨消失的社區得以重生。

總體而言，相較於昭和時期日本主流社會以「追趕發展」為職志，平成時代的日本不僅必須面對各種昭和體制所遺留的問題，就社會發展方向，而言也呈現出更複雜、更多樣的風貌。這個追趕完成以及面對未知後所產生的多元取向，是平成曖昧性的根源，也是日本社會將持續面臨的問題。在日本政治經濟的危機與改革告一段落，社會人口危機則持續擴大的此刻，現在所呈現縫隙中的曙光，日本社會是否會持續地嘗試構築新的工作關係、家庭關係、文化關係？將會是令和時期日本最大的挑戰。

（鄭力軒，台灣政治大學副教授，專精經濟社會學、歷史社會學、人口與健康、日本社會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