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年間，日本文化的大事之一，就是1994年大江健三郎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做為第二個日本人得主，大江健三郎發表以「曖昧的日本中的我」（曖昧な日本の私）為題的誌答辭，與第一位日本得主川端康成的誌答辭「美麗的日本中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遙相對話。
相對於川端康成演說中所強調日本傳統的純粹美學意識，大江健三郎所指陳的則是日本近代歷史文化中的深層矛盾與模糊。在從西方繼受的現代與東方傳統之間、在侵略的歷史與原爆的傷痛之間、在科技的發達與破壞的潛能之間，歷史中所蘊藏的深層曖昧，深刻地分裂了日本社會。雖然大江健三郎的致答辭針對的是日本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但曖昧這個概念卻深刻捕捉了平成時期日本的風貌與走向。
相較起昭和時期舉國走向毀滅與戰爭、再從廢墟中成為世界經濟強權的曲折歷史，平成時期的日本則是進兩步、退一步，緩慢地應對昭和時代所遺留的諸多正面與負面遺緒，在不斷的危機與改革中匍匐前進。一面而言，昭和時期（以下皆指戰後）帶來成功的巨大體制，到平成時期已經危機重重，亟待改革，然而改革過程不斷遇到阻力與挑戰，改變只能走在緩步前行的路上；但另一面而言，昭和時代所壓抑或犧牲的群體，也在平成時代取得為微弱但逐步鬆動的社會空間。
歷經了戰前超民族主義的狂熱與破滅之後，戰後昭和則是透過許多日本獨特制度，展開了受到世界矚目的高速發展，奠定了日本認同。在昭和時期「日本第一」的呼聲下，日本成為兼顧成長與平等、品質與效率、傳統與現代的代名詞。到了平成時期，這些具日本特色的制度遇到種種危機，然而是否要引入國外制度，特別是美國的制度，又讓日本在複雜的自尊與疑慮間持續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