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力轩：战争的昭和、暧昧的平成，曙光初露的令和

平成年间，日本文化的大事之一，就是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做为第二个日本人得主，大江健三郎发表以“暧昧的日本中的我”（暧昧な日本の私）为题的志答辞，与第一位日本得主川端康成的志答辞“美丽的日本中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遥相对话。

相对于川端康成演说中所强调日本传统的纯粹美学意识，大江健三郎所指陈的则是日本近代历史文化中的深层矛盾与模糊。在从西方继受的现代与东方传统之间、在侵略的历史与原爆的伤痛之间、在科技的发达与破坏的潜能之间，历史中所蕴藏的深层暧昧，深刻地分裂了日本社会。虽然大江健三郎的致答辞针对的是日本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但暧昧这个概念却深刻捕捉了平成时期日本的风貌与走向。

相较起昭和时期举国走向毁灭与战争、再从废墟中成为世界经济强权的曲折历史，平成时期的日本则是进两步、退一步，缓慢地应对昭和时代所遗留的诸多正面与负面遗绪，在不断的危机与改革中匍匐前进。一面而言，昭和时期（以下皆指战后）带来成功的巨大体制，到平成时期已经危机重重，亟待改革，然而改革过程不断遇到阻力与挑战，改变只能走在缓步前行的路上；但另一面而言，昭和时代所压抑或牺牲的群体，也在平成时代取得为微弱但逐步松动的社会空间。

历经了战前超民族主义的狂热与破灭之后，战后昭和则是透过许多日本独特制度，展开了受到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日本认同。在昭和时期“日本第一”的呼声下，日本成为兼顾成长与平等、品质与效率、传统与现代的代名词。到了平成时期，这些具日本特色的制度遇到种种危机，然而是否要引入国外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又让日本在复杂的自尊与疑虑间持续纠结。

平成年间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暧昧情境下，既没有墨守成规，但也很难说大刀阔斧的改变，而是在不同方向的拉扯中缓步向前。

昭和的遗产：巨大体制的光与影

昭和时期的日本戏剧或是漫画，最喜欢着墨的便是巨大组织与体制的力量，以及其对人造成的窒息感。这种“组织”与“体系”无所不在的印象，除了集体主义的社会心理外，也与政治经济的运作模式有很深的关系。简单而言，昭和时期日本政治社会经济体制是以追赶欧美发展为核心，而有以下几个特征：在经济上，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日本式资本主义，不仅促进了高速成长，也因其独特的运作型态受到全球广泛的注目；在政治上则是以1955年自由民主党结成时形成的55年体制，由民选议员、官僚与企业组组成的铁三角稳定控制日本政局，形成了民主国家中罕见的一党长期执政；在家庭上则形成所谓近代家族，也就是具有明确性别分工的核心家庭。

这些体制一层层地环环相扣。就经济方面而言，日本式经济体系有以下几个特征：在雇用上采取长期雇用、不轻易裁员的制度。员工（通常限定在男性）在学校毕业后集体进入企业，到55岁前享受安定雇用的保障。其次，在企业治理上，日本企业主要由终身在同一公司工作的经理人所控制，许多董事会（取缔役会） 成为经理人升迁的一部份，而非欧美式股东利益的代表。也因此，日本企业的决策往往出现以“从业员福祉”而非“股东利润”为核心的运作型态。第三，日本企业间普遍透过交叉持股以及稳定的交易关系形成的企业集团或上下游生产网络。不仅战前的财阀重组成为企业集团，大量的中小企业被纳入稳定的集团网络中。同时，日本的银行体系也和企业间发展出稳定的关系；大企业及其集团通常具有固定往来的主力银行（main bank）以取得资金。

支撑这套环环相扣的巨大体制的，则是强烈以经济发展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集体意志。

与这个经济体制互补的是，俗称“55年体制”的稳定结构。这个结构是由自民党议员、官僚以及企业界的铁三角所构成。在种种因素下，自民党成为民主国家内罕见的长期执政政党。官僚则是在政策的形成上扮演关键角色，也透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机制策略性工业引领产业升级，并强力支持银行放贷促进企业扩张。不仅各部会官僚在政策与人事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官僚受到社会极高的尊崇，在能力和操守上都受到民众高度信赖。菁英大学的顶尖毕业生（特别是东京大学法学部）普遍以担任中央部会公务员为荣。而财团一方面提供政治献金给议员，透过“下凡”（天下り），也就是雇用退休官僚的作法，连结成稳定的政商关系。在这体制下，公私部门得以连结起来，主管产业政策的通产省以及金融管理的大藏省，往往透过这些网络推动产业发展的计划，动员金融机构以协调的方式解决坏帐甚至倒闭的问题。

近代家族的家庭结构也进一步支持了这个体制。近代家族，又称为战后家族，指的是以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的核心家庭。日本拥有先进工业国内最严重的性别分工与超长工时问题，这与家庭结构密不可分。由于企业内男性享有稳定的雇用以及稳定随年资增加的薪资，得以支持家计，而无须妻子全职收入的支援。男性被期待全力奉献在企业内长时间工作，女性则被期待在婚后离职，成为专业主妇操持家务以及育儿。在此同时，大企业则提供大量从住宅到各项补贴的福利，以支撑员工家庭的运作。女性则是在婚前以及小孩长大后，以兼职的方式成为可调节的劳动力。

支撑这套环环相扣的巨大体制的，则是强烈以经济发展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集体意志。日本社会当然充斥着各种抵抗、冲突与牺牲，无论是50年代的工潮、60年代的学生运动、70年代环境污染，都曾一度挑战了这个结构。然而，中央经济计划的强势，社会对少数族裔与女性的排除，以及官僚对市民社会的抑制，也深刻贯穿了整个体系。工作至上的职场文化也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个体层次上追求物质生活的繁荣，在集体层次上争取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地位，是贯穿昭和时期整个主流社会的共识。

到了1980年代末期，日本大抵上已经完成追赶，而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权。日本制品不再是1950年代的廉价品，而在国际上成为品质的代名词。日本领先的产业也从战后初期的劳力密集产业，逐步扩张到钢铁汽车船舶等重化工业、各式家电与消费电子产品，乃至半导体业液晶等高科技部门。不仅日本国民在海外展现惊人的消费力，日本整体的国际影响力也大增；各式“日本第一”的论述以及日本独特性的研究盛极一时，而日本社会对于这套支撑经济高速成长的体制，也空前自信。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完成“明治维新以来强国梦”的历史时刻，体制的诸多疲弊开始显现。传统上清廉自持的官僚与业者的关系逐渐脱缰，各式招待与勾结日益普遍。自民党派阀政治也日益失控，不断爆发无意义的派阀争斗与政治献金的丑闻。在经济上，1985年的广场协定加上国内宽松的金融，导致许多日本企业放弃了之前众所称道的长期视野，转向操作财务技术以获取短期利润，带来严重的土地与股市泡沫。在社会上，对女性职涯的高度压抑，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而形成严重扞格，带来少子化的现象。昭和时代的落幕，正是伴随着诸多过往体制积弊的爆发；而平成时代的序幕，正是由昭和时代所累积诸多问题的爆发所揭开。

改革的艰难：体制危机与渐进的改革

揭开平成序幕的，是一连串战后前所未见的危机，伴随着改革的机会。1990年，东京股市崩跌，正式宣告泡沫经济的结束，日本金融体系面临严重的考验。1991年开始，日本经济成长陷入低档，宣告高速成长时代正式终结。1992年，日本国民生活白书正式提出“少子化”的名词，反映了日本社会人口结构的新常态。1993年，由细川护熙所领导的八党联合内阁执政，在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首次政党轮替。

这个日本史上罕见的政党轮替，一度给予许多支持日本政治改革的人士厚望，而细川也矢言推动经济与政治的各项结构性改革，包括行政改革、整体管制体系的改革、支援托育的天使计划（エンゼルプラン）等等。许多长期观察日本政治经济的学者，都认为这是难得的改革机会。例如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政治学系的日本权威T.J. Pempel 教授，就将1993年前后的变革，视为日本重要的体制转型（Regime Shift），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也将这个转变视为日本自1940年以来最大的转型契机。

危机带来改革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强烈呼声，但在盘根错节的体制下，呈现进两步退一步的缓慢步调。

然而平成初期看似朝气蓬勃的改革浪潮，很快地摆荡回了维系既有体制的保守力量。八党联合内阁维持不到两年，1995年自民党与宿敌社会党联手，重返执政，1996年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彻底宣告日本政局回到自民党主导的局面。除了政治上回到自民党持续执政外，庞大的金融坏帐并没有促成大规模金融改革，当银行体系陷入史无前例的坏帐问题之际，大藏省官员仍试图沿用过去的方法解决问题，不断隐匿资讯、拖延处理，寄望等到景气复甦的那一天，一切可以掩盖过去。

但由于坏帐规模实在太大，1997年住专、北海道拓殖银行以及山一证劵等接连倒闭，不仅打破了“银行不倒神话”，也严重拖垮了日本经济。在此同时又爆发大藏省官员接受业者不当招待的丑闻，导致官僚形象一落千丈，加上坂神大地震官僚处理的缓慢，打破了日本国民对官僚的信赖，促成了更持续的改革。

危机带来改革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强烈呼声，但在盘根错节的体制下，呈现进两步退一步的缓慢步调。桥本龙太郎旗帜鲜明提出了金融改革与行政改革的诉求，不仅拆解大藏省，将金融监理业务置入独立的金融厅，也解除对于金融体系的诸多管制并鼓励重整。但在桥本选举失利下台后，改革出现停滞，直到小泉纯一郎任内，银行体系的实质重整才大致完成。小泉以民粹型领袖之姿当选，挟高人气进行诸多改革，特别是财政的相关改革。但相关改革又在小泉卸任后历经一年换一任首相的混乱政治局势中，被迫腰斩。2009年，民主党以“彻底改革”的诉求获得压倒性胜利上台，带来平成时期第二次政党轮替，但在内外失调以及311大地震处理的失败，在2012年底选举惨败，政党走向瓦解收场。

在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中，最有持续性的议题首推“政治主导”，也就是将官僚的政策主导权转移到民选政治领袖手上，并抑制官僚与业界错综的关系。从1994年开始的行政改革（限制行政指导）开始，再到1999年强化内阁府等机构，并将预算和人事等相关权力从部会内部转移到政治领袖手中，2009年开始，尝试抑制“下凡”（天下り，指官员退休后转任薪水远高于原职的私部门要职，特别是之前与自己有业务关系的单位）的现象。

封闭性的企业组织固然可以集合众人意志，但是无法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

但，即使在长期的制度改革下，以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核能危机中，仍然可以看到主管机构的经济产业省不断隐瞒重要资讯以及淡化事件，引发许多人对经产省跟东京电力所形成利益集团的质疑，显示出长期行政改革所遇到的障碍。

昭和年间看似锐不可挡的日本经济体制，所蕴含的诸多问题也在平成年间逐渐出现。封闭性的企业组织固然可以集合众人意志，但是无法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日本以往执世界牛耳的工业汽车、造船、消费电子、液晶与半导体等产业，到90年代纷纷陷入了危机。汽车大厂马自达与日产陆续被外资并购；曾经叱咤风云的总合电机集团，则纷纷陷入困境；液晶、家电与消费电子遭遇韩国的强力竞争甚至落败，半导体则陷入至今尚未看到曙光的漫长重整。相对于美国经济在1990年代在资讯产业领导下重新拉开两国差距，日本是否要扬弃既有制度，转向美式更弹性的经营模式，成为日本产官学各界激烈辩论的主题。

这场辩论不仅聚焦在日本经济的问题，也触及了对日本体系的民族认同、对体系中弱者处境的同情、以及美式体系隐含问题的诸多讨论。辩论最终是以折衷式的改革收场：日本政府提供更多的制度选项给企业，而多数企业则选择保留既有结构。以碰触到日本企业治理模式的独立董事改革而言，日本政府最后采取折衷版本，而2002年法案通过后，到2005年间日本3800间上市公司间，只有70家采取新的单轨制，一直到2010年之后，日本上市企业聘任独立董事的比例才开始快速上升▫

整体而言，平成日本在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背后，平成时期所呈现的是在既有体制与改革措施之间不断地摆荡，呈现缓步向前的格局。

缝隙的曙光：危机与新的社会空间

在平成时代，日本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长期被中央官僚压抑的市民社会以及地方社群，以及支撑政治经济体制运作的性别体制，在政治经济危机之下取得新的空间。若在更早的昭和时期，日本虽然有蓬勃的市民运动，但在民间团体结社上却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主管机关许可制的限制下，民间团体虽然可以自由结社，却极难取得可以接受捐款、办理各项业务所需的法人格。因此，除了地方性诸如町内会等形式的社团外，缺少全国性的民间团体。

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6年。该年发生坂神大地震，凸显出了日本的安全神话以及官僚效能的问题，意外带来日本市民社会发展的重大契机。相对于官僚机构在应对上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坂神大地震期间大量志工涌入灾区提供各种服务，大大弥补了政府的不足，也得到日本各界一致的赞许。然而这些志工团体由于不具政府所承认的法人格，不仅在募款等相关活动上处处受限，甚至无法帮成员办理保险。因此，在强大民意的要求下，日本朝野一致通过了俗称NPO三法的法案，大幅放宽非营利组织的成立规范。

自此开始，日本非营利组织数量从1998年的23所快速增加到2018年的5万1千多所。这些NPO在医疗保健、地方振兴、社会教育、儿童福祉等不同面向上扮演重要角色，形成日本在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支柱，在长照、地方参与以及各式福利服务上产生重大贡献。

然而，必须留意的是，平成时期的第二个重要危机，便是必须重新面对人口危机与家庭体制。人口危机可以说是平成时期一个始终无解且越演越烈的难题。在生育率长期持续下跌之后，1992年国民生活白书正式创出“少子化”的名词，成为官方以及大众媒体的标准用语，而为包括台湾在内的汉字文化圈所广泛采用。在这期间，日本政府不断推出各式计划，包括1994年第一次天使计划、1998年订定新天使计划、2003年制定少子化对策基本法，2004年提出少子化政策大纲。

然而，这些针对生育的计划，完全无力阻止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人口结构的恶化。日本政府在2016年进行人口普查，发现日本人口比前一次、也就是五年前的普查减少了96万人，是1920年实施人口普查以来第一次负成长。其中包括都会地区的大坂府在内人口都呈现减少的现象。根据日本政府的推计，2053年日本人口将跌破一亿， 2040年日本至少将有两成的现存聚落成为无人聚落，六成的聚落人口将跌落目前的一半，接近半数的市町村将有可能在2040年消失。

在长年人口危机之下，日本各界包括政府被迫重新面对性别与家庭体制，采取新的思维。简单而言，日本生育低迷被视为更深层性别体制、家庭结构变迁以及职场文化的问题。日本从高速成长期所孕育的长工时职场文化，一方面对婚育女性极不友善，另一方面男性在长工时之下无法兼顾参与家庭生活，也更进一步促成了工作与生活的失衡，间接促成了人口问题。因此，在政府所出版的少子化对策白皮书上，除了传统托育服务的增加等措施之外，也包括提升男女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参画）、更细致地应对家庭结构多元化（单亲、离婚等）所带来的影响，要求企业改变工作模式，包括鼓励企业提供两性雇员更多参与育儿的空间、缩短工时以及提供更弹性的工作方式等政策方针等等。

不过，政府核心论述的转变多大程度会落实，还是一个必须谨慎看待的问题，近年来托育机构不足的“待机儿童”问题，就显示出日本政府措施的严重不足。

第三个从危机中蕴育的机会，则是地域发展的重塑。虽然日本一直有很强的地域文化，但在发展模式上然而是以都会区为核心，乡村地区则以土木建设作为发展的主轴。在田中角荣担任首相时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希望透过在全国整建交通以及工业区等大型建设，将产业分散到日本各地，促成更均衡的地域发展。这个计划名目上虽然随田中角荣下台而结束，但政策思维却成为昭和时代日本地域规划的主要基础。

然而，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之下，日本地方经济出现新的动态。泡沫经济所刺激的观光需求大幅减弱，而大型企业陆续将工厂移到海外，也深刻打击了地方经济。日本政府不断以公共建设作为经济刺激地方经济的手段，形成了“土建国家”为建设而建设的现象。大量公共建设虽然缓解了地方经济的危机，但却无力扭转长期的人口流失与经济萎缩。

这是平成暧昧性的根源，也是日本社会将持续面临的问题。

在财政危机以及既有措施的失效下，如何重新将日本地方特性重新作为发展动力，是平成时代地域政策的重要转变。1998年发布的Grand Design 21世纪，明白开始标记了以地方文化做为发展主轴的国土规划理念。从1990年中叶以来，包括造町（町つくり）、构造改革特区等等措施都是以地方文化做为发展的主轴、晚近在台湾有极大影响力的地方创生只是这个趋势里的一环。尽管这些措施都无法扭转人口减少外移的现象，但却产生相当多具有潜能的发展模式，透过地方民众的积极参与以及的种种巧思，让濒临消失的社区得以重生。

总体而言，相较于昭和时期日本主流社会以“追赶发展”为职志，平成时代的日本不仅必须面对各种昭和体制所遗留的问题，就社会发展方向，而言也呈现出更复杂、更多样的风貌。这个追赶完成以及面对未知后所产生的多元取向，是平成暧昧性的根源，也是日本社会将持续面临的问题。在日本政治经济的危机与改革告一段落，社会人口危机则持续扩大的此刻，现在所呈现缝隙中的曙光，日本社会是否会持续地尝试构筑新的工作关系、家庭关系、文化关系？将会是令和时期日本最大的挑战。

（郑力轩，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专精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人口与健康、日本社会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