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她用12年尋訪逃離者,記錄1949年「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

「我想我們沒法說,哪一艘船是真正的『最後一艘』。這其實是一個關於人們感受的比喻:巨大的恐慌和瘋狂,以及逃離未知、動盪甚至是災難的迫切感。」


67歲的謝漢蘭(Helen Zia)出身美國華裔家庭,是一名作家、記者,數十年來站在美國亞裔民權運動最前線。 攝:林振東/端傳媒
67歲的謝漢蘭(Helen Zia)出身美國華裔家庭,是一名作家、記者,數十年來站在美國亞裔民權運動最前線。 攝:林振東/端傳媒

67歲的作家謝漢蘭(Helen Zia)有一頭花白的沖天短髮,她出身美國華裔家庭,不怎麼會讀寫中文,卻花了12年時間,訪問過百名在1949年從上海逃離共產黨政權的人,以英文寫下這一段中國人的遷徙歷史:《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逃離毛澤東革命的中國人的史詩故事》(The 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Who Fled Mao's Revolution)。

在謝漢蘭筆下,1949年5月4日,上海虹口碼頭,人心惶惶。共產黨政權即將到來,空氣瀰漫著焦躁不安。貨幣系統早已癱瘓,所有交通工具一票難求。恐慌的人們希望擠上任何一艘船、一列火車、一架飛機——只要能夠帶他們離開上海。由美軍運兵船改裝的「戈登將軍號」此時停在岸邊,它將順黃浦江而下,把焦灼的人群運往美國舊金山。

20歲的吳蓓苓幸運地坐上三等船艙,甲板上擠滿了人,他們既心急如焚,希望船隻盡快駛離;又眷戀不捨,向碼頭上遺留的摯愛哭別——這一生不知何時再見。船笛聲將嗚咽,吳蓓苓用力揮手,向她的好朋友,向艱難時世,向她永不會再見的親生父母……「再見了,上海!」

吳蓓苓就此遠赴美國,三年後與另一逃難至美國的中國人結婚,生下女兒謝漢蘭。謝漢蘭早年從塔夫茨大學醫學院輟學,一頭闖入建築工人的世界,再一步一步成為記者、作家。數十年來,她站在美國亞裔民權運動最前線,著述豐富。今年初她出版新書,呈現70年前這一段被她形容為在英文世界「未被敘說的歷史」。日前謝漢蘭到訪香港,並接受端傳媒專訪,講述她與這段歷史的淵源。

內戰時期正在登船離開的中國人。

內戰時期正在登船離開的中國人。攝:Jack Birns/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母親的秘密

謝漢蘭在1950年代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小鎮長大,她從小聽身邊的華人親友說,他們是搭乘最後一艘離開上海的船來到美國。她一直十分好奇:為什麼所有人都認為他們坐的是最後一艘船?他們總是把當時的故事描述得如此戲劇、神秘。可每當謝漢蘭問及母親,母親都會敷衍:「那都是不快樂的回憶。」

她所屬的族裔,根在哪裡?謝漢蘭對父輩的往昔很感興趣,但她感覺書寫這段歷史最理想的人選,應該是能夠閱讀中文,講普通話、上海話,尤其是舊式上海話的人。遺憾的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華裔後代,上述條件她都不太滿足——她的父親怕子女被歧視,從小就不讓他們講中文。

直到十多年前,謝漢蘭年過五十,她的母親年過七十之時,一天,二人在母親的小公寓吃晚飯,她又重提兒時的問題。沒想到這一次,母親放下筷子,說:「好吧,你想知道嗎?我來講給你聽。」

原來母親出身窮苦家庭,1935年只有6歲的她,被親生父親帶到蘇州,送給了一個有錢的女人。她被關在小黑屋,哭了一整夜。父親本是她在貧瘠生活裏,最依賴、最喜愛的人。

「我什麼都記得,那是我這輩子最難過的一天。」母親如此說道。

「當我母親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時,我想我必須去挖掘更多。我不再憂慮我是否是那個完美的人選,因為我早已知道我並非完美。」

母親被起了新名字:Bing。1937年日本侵華後,她跟隨「新媽媽」逃到了上海,再被轉送給另一戶上海人家。彼時的上海是世界第五大城市,100多萬難民同時湧了進來。Bing總在街上看到屍體、乞丐,她的生活並不順遂。

隨著日本戰敗,中國全面進入內戰狀態。1948年,共產黨在各大戰役中取勝,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與此同時,通貨膨脹令上海陷入瘋狂,商店櫥窗裏的標價一天內可以被店員劃掉、修改數次:一袋米的售價可高達670萬元,並在幾周內飆升至6300萬元。罷工和停工逐漸癱瘓城市,Bing發現身邊的上海人不再討論是否離開上海,而是何時離開。

1945年二戰終結,中國全面進入國共內戰狀態。圖為當時內戰時期逃難中的難民。

1945年二戰終結,中國全面進入國共內戰狀態。圖為當時內戰時期逃難中的難民。攝: Jack Birns/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對共產黨政權的恐懼,以及上海經濟的嚴重癱瘓,使Bing的新家人決心離開。1949年,Bing坐上「戈登將軍號」,逃離往昔種種,告別混亂時代,前往美國。多次被棄養,在日軍侵華、國共內戰下坎坷流離,這一切過往,Bing把它當做秘密保守六十年,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包括丈夫、孩子和朋友。

母親溫和道來的故事,讓謝漢蘭心緒難平。「當我母親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時,我想我必須去挖掘更多。我不再憂慮我是否是那個完美的人選,因為我早已知道我並非完美。」謝漢蘭說。

習以為常的故事,缺乏書寫的歷史

謝漢蘭開始向身邊所有人求助,問他們會否認識任何與這段歷史有關、而又願意開口的人,對方再傳播開去,一層接一層,她用了12年的時間,透過社交的大網找到過百名當年逃離上海者。她考量受訪者的性別、意識形態、階級、經濟狀況以及最終逃去的目的地等因素後,挑選出四名真實人物放在書內,以個體的無常命運,見證日軍侵華至1949年共產黨執政前後中國的巨大變遷。

書中兩男兩女的背景迥異,一個是日軍合作者的後代,一個是國民黨軍官的女兒;有的從小家境優渥,有的出身貧苦被多次棄養,四人的生命歷程相互交織,最終基於各自因由,離開上海逃至美國、台灣及香港等地。

謝漢蘭解釋:「我不想人們讀到一些符合對上海人刻板印象的故事,比如以為逃離的上海人都是成功的百萬富翁。這不是真實的。」為記錄從1937年到1960年超過20年的歷史,她特意選擇逃離上海時約為二十幾歲的受訪者作為書中主角,因為若受訪者逃難時過於年幼,則難以有深刻、具反思的記憶;若受訪者當年已過三十歲,受訪時已八、九十歲,記憶不太可靠。「我必須找那些對往事有更詳細記憶、更有反思的人。」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們要逃離的是什麼——只是周圍所有人都在逃亡。」

尋訪過程當中,有香港朋友對謝漢蘭的研究感到非常困惑:這些逃難的故事在中國如此尋常,為何要花費寫一本書的力氣?。謝漢蘭回答說:「這是一段我們彼此共有的歷史,卻沒有人去書寫。」

她逐一細數,現存英文書籍有關於離開上海的猶太人、歐洲人、美國人⋯⋯但就是沒有中國人,而台灣作家和學者的中文紀錄,則主要聚焦在逃去台灣的人群身上。「上百萬人離開了(上海),沒有任何一本英文寫作的書,沒有任何一篇英文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所以我稱之為一場『被遺忘的撤離(Exodus)』。我非常想要聚焦在這些流散的人身上。」

那時的上海一直處於國民黨和日軍的交替統治之下,共產黨對不少普通百姓而言是陌生而令人恐懼的,對資本家而言則更甚之。據謝漢蘭研究資料,在逃離上海的上百萬人裏,不少是大資本家、中產階級,他們害怕自己在宣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統治下會失去一切。

於是,1949年,上海碼頭成了一幅殘酷暴戾的景象:人們拼命要擠上任何一艘船,機場滿是排隊的人群,甚至會有人坐上火車頂逃難,即使你知道經過隧道時,他們會被撞下來,或者撞上電線。「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們要逃離的是什麼——只是周圍所有人都在逃亡。如果所有人都在離開,而他們覺得災難將至,如果你不離開,會發生什麼呢?也許你會死,也許你的孩子會死。」

國共內戰由共產黨勝出,超過一百萬人離開中國。圖為1949年上海碼頭,正在登船離開的中國人。

國共內戰由共產黨勝出,超過一百萬人離開中國。圖為1949年上海碼頭,正在登船離開的中國人。攝:Getty Images

謝漢蘭決定以她常聽長輩說的「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做書名。「為什麼他們都覺得自己在最後一艘離開的船上?我想我們沒法說,哪一艘船是真正的『最後一艘』。這其實是一個關於人們感受的比喻:巨大的恐慌和瘋狂,以及逃離未知、動蕩甚至是災難的迫切感。」

拋開意識形態,進入歷史裏的個人生命

長達12年的採訪時間裏,謝漢蘭問百多名受訪者有沒有將自己的過去告訴子女,他們大多回應說沒有,只告訴她一人。她為此感到身負重任:「我要把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呈現出來,而不帶審視的眼光。」

她如實記錄逃離者的故事,傾聽,而不下判斷。書中Benny的故事也許能夠說明,謝漢蘭關注他們的個人具體生命,多於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日軍佔領上海後,Benny的父親潘達(又名潘志杰)加入汪精衛政權奉日軍之命設置的「76號」特工總部,成為「滬西特區警察局」局長。「76號」常用於刑囚拷打抗日人士,在社會上製造恐怖氣氛,暗殺、綁架事件屢屢發生,主張抗日的上海報人是其迫害目標之一。

「我有什麼資格去審視他們?如果我在上海經歷八年日本侵略,我會做什麼呢?我該怎麼保存我的家庭?」

Benny自小生活優渥,從不清楚父親的工作,在上海硝煙彌漫、燒焦的屍體和乞丐隨處可見之時,他在名校上學,能講一口流利英語。至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黨軍官逮捕其父,Benny才首次得知父親的工作。父親被政府判為「漢奸」,Benny一度崩潰,他發現可怕的「76號」特工處街道,原來是他小時候經常騎單車玩耍的地方。

他到監獄探望父親,心裏壓著一堆問題:他是不是用酷刑折磨、殺害中國的愛國者和反抗者,以此幫助日軍?他是不是在戰爭期間以同胞的性命為代價來掙錢?他怎麼可以幫助敵人去對付自己的人民?Benny不敢問。可父親卻似乎感受到Benny內心,他望向天花板,忽然說:「在戰爭時期,並不存在好的選擇。有時候,人只能做出相對沒那麼差的選擇。」

謝漢蘭和Benny做過數不清的訪問,她一直不太敢碰觸這個話題。最後,她才小心翼翼問:「你覺得為什麼你的父親會做出這些事情?」Benny說:「也許我的父親並沒有真正的選擇權。」

謝漢蘭反問自己,如果你的父親是敵軍的合作者,一個叛徒,你會有什麼感受?她的答案是:「我能夠聆聽到這樣的故事,這真是一種榮幸。」

「我有什麼資格去審視他們?如果我在上海經歷八年日本侵略,我會做什麼呢?我該怎麼保存我的家庭?」謝漢蘭說,「那是中國一個十分艱難和混亂的時代……在這場戰爭裏,沒人知道最終結局會怎樣。」

謝漢蘭還用另一主角故事解讀大時代下的個體。Annuo父親是國民黨軍官,經朋友勸說,本來想加入毛澤東的抗日隊伍,終卻因病未有赴約。

「一切都是形勢、時機、機緣。我希望呈現個人的選擇能有多麼複雜,不僅是簡單的支持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謝漢蘭說,有些受訪者當時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大多數人都感到害怕,但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害怕什麼。」

「我能夠聆聽到這樣的故事,這真是一種榮幸。」

「我嘗試去傾聽他們的故事,而不從今日的視角去審視他們。今日的我們有七十年的事後視角,而當年的他們並不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麼。」回望這逃離的歷史,謝漢蘭如是總結,「人們選擇留下還是離開,是否一切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在背後?我反而認為,他們所擁有最強烈的意願,就是去生存下來。」

寫作的母題:不被看見的故事

這些在1949年前後離開上海的中國人,相繼奔赴世界各地。在新大陸等待他們的,是一個由世界意識形態之戰而產生的敵意環境。

上世紀五十年代,冷戰的陰影覆蓋全球,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接踵而至,「對於當時全世界政府而言,如果你是敵人,你必須得死。」謝漢蘭逐一列舉逃難者在不同目的地所面對的敵意環境:香港的殖民政府非常害怕有共產黨員混在跨境的人潮;而在台灣,若你未能證明自己忠誠支持國民黨,他們可以把你一槍打死;關於共產主義會統治世界的恐懼正在美國蔓延,如被懷疑對共產主義懷有同情,你可能會丟掉飯碗,甚至進監獄。

遷徙之後,恐懼未有離去。謝漢蘭雖沒經受母親一代的苦難,但童年也曾遭受白眼——別人常叫她「滾回老家去」。父親害怕孩子們會受到歧視,告誡她和其他兄弟姐妹,不要講中文。

「沒有人會離開他們的家,他們的城市,他們的財產和工作,除非他們不得不這麼做。」

她小時候從未想像過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因為她未曾見過任何一篇出名文章的署名是女人,而領袖、記者、主播,「都是白人男性做的。」

後來,謝漢蘭成為了197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第一屆錄取的女性本科生之一,大學畢業之後,她去塔夫茨大學醫學研究生院讀了兩年,發現志不在此,於是毅然輟學,跑去當建築工人。她發現,當時建築工人薪水非常優厚,卻只有白人男性能獲聘。於是她透過社區組織,要求建築公司聘用更多的非白人男性工人。她很快又加入汽車工廠,積極活躍於工會運動。與此同時,她開始為不同的刊物寫稿,後來又成為了歷史上第一本女權主義雜誌《女士雜誌》(Ms. Magazine)的執行編輯。

作為承受偏見群體的一員,人權運動成了謝漢蘭一生關注所在,她一直想「改變點什麼」。那些被忽視、不被看見的故事,成了她寫作的母題。她以報導和書籍讓大眾關注陳果仁案、李文和案。而70年前這段關係到美籍華人的「根」的歷史,也隨著母親的自白進入了她的視線。

《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是謝漢蘭花費12年心血、訪問超過一百位在1949年從上海逃離共產黨政權的人,所寫下的一段中國人的遷徙歷史。

《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是謝漢蘭花費12年心血、訪問超過一百位在1949年從上海逃離共產黨政權的人,所寫下的一段中國人的遷徙歷史。攝:林振東/端傳媒

隨著寫作的深入,謝漢蘭問自己:「(這段歷史)它的意義是什麼?它和今天有什麼聯繫?」

她最終把此書的意義放在今日全球超過6000萬的難民身上,冀望從1949年中國人的逃離史裏,人們可反思今日對移民、難民政策。

「對於70年前逃離上海的人而言,他們所經歷的事情如此複雜,對今日全球所有的流離者來說,也是如此。沒有人會離開他們的家,他們的城市,他們的財產和工作,除非他們不得不這麼做。」

在尋訪其中一個當年逃離上海的人時,對方說:「我等了一輩子,就等著有人來讓我講述我們的故事。」

「他們感覺處於如此巨大的危險之中,不得不拋下一切而離開。這是逃離希特拉的猶太人身上發生的事,這是過去70年在不同時間點離開中國的中國人身上發生的事。如今,逃到墨西哥邊境前往美國的人,他們當中有人抱著嬰兒徒步行走超過1000英里。他們知道,當他們到達邊境時,他們會被殘酷對待——催淚彈,孩子被帶走……是什麼讓他們還是決定逃離?這是和70年前中國人逃離上海一樣的感受。他們非常恐懼。如果他們留下來,他們和孩子也許無法存活下去。」

後記

2006年,謝漢蘭的母親77歲,回了一趟上海,這是1949年她逃離上海後,唯一一次的重遊。一切都變了,高樓櫛次鱗比,她找不到曾經住過的弄堂。她難以忘記日據時期的上海,在這城市的生活曾如此艱難;可如今她認不出60多年前那個熟悉的地方。

她最終並沒有等到謝漢蘭成書的那一天。

2019年3月28日,謝漢蘭於港大出席新書講座。

2019年3月28日,謝漢蘭於港大出席新書講座。攝:林振東/端傳媒

謝漢蘭還記得,在尋訪其中一個當年逃離上海的人時,對方說:「我等了一輩子,就等著有人來讓我講述我們的故事。」

今日中國官方仍限制這段歷史的寫作自由,謝漢蘭的書能進入大陸、打開缺口嗎?她笑說書名可能已說明一切:「逃離毛澤東革命的中國人的史詩故事。」

「很多英文書籍,它們最後可能改掉書名,刪除某些內容,以進入大陸。」她曾接受兩家上海媒體的採訪,記者都對「為什麼在1949年離開上海」這部分內容,隻字不提。日前有上海機構邀請她前去演講,演講題目被改為:《從上海到美國,一代年輕移民的苦與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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