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分鐘——如果 John 一家機票上的降落時間提早30分鐘，就不會落入特朗普新的難民入境禁令的生效範圍了。
「今天原本是我們登上航班的日子。」1月27日，37歲的 John 坐在尖沙咀重慶大廈、基督教勵行會中心裡無奈地笑著。原本應該身在美國的他，今天在這裡接受了多間媒體的採訪，把故事講述了一遍又一遍。13年前，他從東非到香港尋求政治庇護獲批，美國亦核准他遷移入境。僅僅因為30分鐘，他和家人前往美國展開新生活的計劃必須延遲。
John 身形高大，穿著寫上 “am i awake” 字句的深色黑白格牛仔襯衣，語調平靜，英語口條清晰，常常露出有禮的笑容。儘管他在述說的，是許多赴美難民目前面臨的其中一個最大的難關。
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宣布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包括90天暫停美國難民安置計劃，直至認為難民入境對美國有益。命令於1月27日美國東部標準時間凌晨12時01分生效。
庇護的道路封閉起來，將來未知會以怎樣的形式再次打開，甚至會否打開。如同其他滯留在香港的難民，John 多年來早已練成耐性和平靜。但他心底裡並不確定，當行政命令的限期完結，是否一切就會復常。
90天：被中止的美國旅程
IOM 說他們收到華盛頓的來電，要取消所有（禁令實施後的）行程。同一天，我正跟鄰居好友辦 farewell party，他們說我在開玩笑。這是真的嗎？我是在發夢嗎？
因特朗普禁令滯港的難民 John（化名）
一切發生前的三星期，John 收到美國移民局通知：他和家人以難民身分申請入境美國獲批，不久後可以起行。他們被官方安排在1月27日香港凌晨時分起飛，於洛杉磯入境後轉機往阿布奎基，抵達時間預計為當地27日凌晨12時30分。
他和妻子馬上去處理離港的各種安排。他首先辭去工作，通知銀行；又跟租屋處業主交代，著手清理和還原單位；他們找到四個小孩的校長，告知孩子要退學﹐一家人也去添置了衣服鞋履，「要準備很多事情。」他一口氣把事情說完。
但不久，John 的手機彈出了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IOM）的電郵，接著是來電：「IOM 說他們收到華盛頓的來電，要取消所有（禁令實施後的）行程。同一天，我正跟鄰居好友辦 farewell party，他們說我在開玩笑。」他在困惑中想，「這是真的嗎？我是在發夢嗎？」
特朗普甫上任便宣布暫緩美國難民安置計劃（USRAP），稱過去四年美國的移民數量創下紀錄，其中包括通過計劃入境的難民，並指部分城市因此尋求聯邦援助以應對移民帶來的負擔，甚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命令指，「美國缺乏吸納大量移民，特別是難民——以不損害美國人資源、保護其安全以及確保難民適當融入社會的能力。」
命令會暫緩至確認難民入境美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為止」。90天內，國土安全部長暫停對難民身份申請的決定，酌情決定只適用於當政府確定個案入境符合國家利益，且不會威脅美國的安全。
「No Way. 」收到難民在足球隊群組中轉發的消息，基督教勵行會難民服務中心社工 Jeffrey Andrews 不可置信。翌日早上，他致電聯合國難民署確認禁令後，馬上打給 John 看看他的狀態如何，「他總是很正面。我感覺到他經歷了這麼多事情，this is just another one.」
早上11時，收到消息的難民陸續來到勵行會在重慶大廈的辦公室。一個阿富汗年輕男生臉色蒼白、頭髮凌亂，似是沒有睡過就立即過來。他說，「他們要取消我的個案，我要是回到阿富汗，我會死——」Jeffrey 仍記得，「很年輕的一個 bright boy，但那天他像撞鬼一樣。」
一星期後，Jeffrey 總共收到四五個難民家庭和個人的求助，總共約30多人，他們今年會完成抵美前的各種程序。這個數字還沒計入並非在近期獲批前往美國的難民個案，但他們未來的行程仍很大可能遭受影響。
訪問前，他剛會見一家五口的難民家庭，他們也是輪候前往美國的個案，時間排在 John 之後。「Same story，他們現在很緊張，What should I do next? 要轉去加拿大？我說轉過去不是那麼簡單，人家也在排隊。但我們也要想 What is the next step?」
有一天，家人整天都在睡覺，沒有人、沒有人願意走出被窩。太大壓力，太憂鬱了。
因特朗普禁令滯港的難民 John（化名）
在香港，難民申請會交由政府的「統一審核機制」（USM）處理，申請獲批的個案則轉交聯合國難民署（UNHCR）負責跟進後續，包括安置至第三個國家。UNHCR 會為個案做評估，如果個案有安置選項，目的地只有美國和加拿大。像 John 申請美國難民安置計劃，和家人已經歷一連串面試、保安檢查、醫療檢查、疫苗注射、文化培訓等等。直至在機票日子前約三星期，他才得知即將起行及前往美國哪一個州份，亦不能自行購買機票入境。
各種檢查均附有效期，即使禁令解除，John 和家人或許要重新再走一次流程。「如果之後是最好的消息，沒有禁令，可以去了，是不是要再預約醫療檢查？」Jeffrey 說，「真是一個很複雜的 bureaucratic nightmare。」
John 跟業主商量後，一家搬回舊屋暫居，但對方不願以短租形式出租、要求簽兩年租約，他預計如果最後提早搬走，可能無法取回24000港元的按金。想到可能又要再離開，他不敢添置太多傢俱，一家人睡在床墊上，暫時靠勵行會支援基本用品。
「有一天，家人整天都在睡覺，沒有人、沒有人願意走出被窩。太大壓力，太憂鬱了。」他說。
他們嘗試先穩住生活的步伐。首先是跟小孩的校長交代情況，讓他們回到學校。15歲的兒子和17歲的女兒已經和朋友告別，也對新生活充滿期待，如今計劃延遲，他感覺到他們內心疑惑也憤怒。3歲的孩子也不時拖著執拾好的行李箱拉著 John 說：「出發吧。」
兩年前，John 曾取得入境處批出給受認證難民在港工作的工作許可，這張許可需要檢視僱主的資料、申請者個人狀況等等。但他準備起行前辭去了工作，重返職場是另一場求職辭職和行政程序的迴圈。他決定暫時不找工作，先聯絡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重新領取生活援助。
而他的太太陷入了深深的憂鬱之中。Jeffrey 還記得事發後打給她，「她的聲音聽起來就像身處喪禮一樣。」
7歲：東非屠殺倖存者
這不是我在生命裡見過最糟糕的事。
John
農曆新年過後的一個微雨天，我們與 John 再次見面。「下星期，禁令就過去一個月了。」他剪了一個新髮型，說家人心情平靜了許多，正嘗試把生活拼湊起來。
「我跟太太說，這不是我在生命裡見過最糟糕的事。她不明白。」他說。
他帶我們走上重慶大廈旁的訊號山花園。2019年，他曾經在山坡上的涼亭為父母舉辦了一場追悼會。
90年代，John 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在東非原居地的一場屠殺中失蹤，當時他只有7歲。他逃過一劫，多年來一直不知道家人的去向，也從未親眼看見他們的屍體。2019年，當地政府在調查時找到了他家人的骸骨﹐並證實他們當年被鄰里所殺。
他在電話上向我們展示一張親人拍攝的相片——幾副滲出泥黃色的人類骨頭，寂靜地擺放在泥土上，帶有一種鐵鏽的氣息。「這很可怕，對嗎？過了30多年，一個人看起來是這樣的。」他的聲音平靜、克制，「很神奇，一些年老的親人看見骸骨說，我記得這件衣服是你媽媽的、是你爸爸的。」
對一直嘗試樂觀冷靜的他來說，那是他身處香港時最低落的一刻。以難民身份居於香港、等候著不知何時回復自由身，以及因為原居地的政治逼害，他無法返回參與父母的喪禮。「我必須冷靜，理解一個正常的生活和在香港尋求庇護的生活，那種不能動彈的分別。」
一個香港朋友前往家鄉代替他出席喪禮，為他在現場直播和拍照。與其什麼也不做，John 決定在訊號山花園的山上舉辦一個追思會。
山上能夠看見維多利亞港，但又因為遠離繁忙的遊客區而特別寧靜。在公園涼亭中央，他放置一幅家人照片和花圈，穿上印著家人照片的 T-shirt。他向在場的50幾個朋友講述故事，一邊播放家鄉的直播，以這種方式讓自己置身現場。
找到家人的屍骨終於了結他的心事——好好安葬家人，不要讓他們死後流落荒野。「還他們一份尊敬，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closure，那份痛苦至少比之前紓解了一點。」
我愈成年，愈了解生命中很多事只是偶然發生。這是生命的本質。
John
悼念過後，他和朋友下山去吃晚飯。
來到香港之後，John 一直接受心理治療。2019年，他不時失眠，家人被殺的回憶湧現，心理學家建議他要讓朋友和家人支撐著自己。「我很需要有人待在我身邊。看到家人的骸骨，但無法親身去他們的喪禮，我真的感到很憂傷，很不容易、很困擾。」他吸了一口氣說，「但當見到朋友、太太和孩子在這裡，便會覺得 OK，我沒有什麼可以做，但有人在支撐我。」
30年前，父親是當地私營學校的校長，也是一個嚴父，兒子犯錯就會動手掌摑；而母親寡言冷靜。「很多年後仍然記憶清晰。」他說。結婚之前，他幾乎每天都會想到家人的臉，直至有了自己的家庭，他慢慢接受：「我們總有一天會死，各人有自己的時間表，那是他們要走的時間。而我只要好好照顧我的太太和小孩，要向前走。」
動蕩塑造了他平靜的性格，他盡力讓波瀾難以驚動內心。他想，如果他少年時不夠平靜，精神就會遭受極大的傷害，甚至無辦法完成學業。許多同代人因為創傷而無法正常就學就業，人生就此轉向。
他說，「我愈成年，愈了解生命中很多事只是偶然發生。這是生命的本質。」
13年：香港，遷移中途站
我會被殺。回去的話，他們會召喚我上法庭，立即把我關進監獄，然後那就是我生命的終點。
John
2012年2月，John 輾轉抵達中港關口，讓入境處職員檢查他的護照、機票。以前，他在原居地邊境擔任關口的公務員——查詢別人的來歷，本來是他的工作。人在異地，身為尋求庇護者的他站在玻璃窗前，攤開自己的逃亡故事。
20多歲的時候，John 也只是一個營役生活的普通人。直至2010年代，他因政治原因被政府起訴，他計劃離開。初時他的目的地是法國，因為比起英語，他更擅長法文，但法國大使館拒絕了他的入境簽證。他很快想到前往中國，身邊許多生意人來往中國大陸，他對這個地方略知一二。
七天後，他坐上飛往廣州的飛機。但他仍然害怕在邊境被遣返回國。「我會被殺。回去的話，他們會召喚我上法庭，立即把我關進監獄，然後那就是我生命的終點。」他有相似經歷的朋友仍留在國內，「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們現在怎樣了。」
抵達廣州後，他鬆了一口氣。「至少我知道自己已經遠離東非，我已經安全。」當時，有朋友跟他提起一個他並不認識的城市——香港。朋友叫他去香港尋求庇護會比較安全，很快，他便找到門路前往香港。
入境香港後，他跳上的士，叫司機駛去最多不同國族人聚集的地方，「司機知道重慶大廈，很快就把我載到大廈面前。」他在重慶大廈的賓館暫住下來，陸續找到聯合國難民署的辦公室和基督教勵行會，著手申請政治庇護。
自那個冬天起始，他在香港開始等待——當時他仍不知道自己將會留在香港整整13年。但他滿腦子只想到安全和自由，其餘都談不上太重要。
等不到遷移機會的難民死在香港，他們會幫忙籌備喪禮。喪禮像一個不時出現的警鐘，把在場每一個人敲醒——我也會以難民的身分死在香港嗎？
很久以後 John 才體會到，在香港，被認證為難民要經歷重重難關，近年能通關到最後的人只有約1％。
多年來，香港只是尋求庇護者的中途站——政府未有簽署《難民公約》、不會收容難民，但又因簽署《禁止酷刑公約》，不能把有可能遭受酷刑危險的人遣返回國。入境處以「免遣返聲請人士」統一稱呼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及難民（Refugee）——前者一般指申請仍未獲批的人，後者則已經獲批確認。2014年，政府推行「統一審核機制」，由政府審批所有申請，聯合國難民署則負責處理安置後續。
尋求庇護者等候申請審批的時間最長可以橫跨15至20年，期間由社會福利署委託非盈利機構 ISS 每月提供約3000港元的基本生活所需。他們亦需要定期去入境處簽到，直至被邀請前往面試。
勵行會社工 Jeffrey 剛剛認識 John 的時候，John 只有20多歲，「看起來像個小孩，很瘦、很怕生，幾乎不說話。」他因為不諳英語而沉默，也因為終點無望而處於混沌之中。
2019年，John 的聲請正式獲批，可向入境處申請工作許可。但他很快遇上了另一個問題——疫情期間，許多公司也正為生死存亡而煩惱，他很難找到工作。他曾經在餐廳洗碗，但後來因裁員而被解僱。之後他在一所山頂私人會員俱樂部的廚房工作，收入穩定下來，雖然仍要靠援助，「我感覺好很多，因為有財政能力養活自己和家人。」
許多未被「認證」的尋求庇護者過著更困難的生活。按法例，他們在港工作或做義工均屬違法。在滯留香港的時間，他們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等待。
香港截至2024年11月底有約1.5萬名免遣返聲請人。多年來，社會上最大爭議點在於有聲音認為「假難民」濫用聲請制度；另一方面，負責審核的入境處人員亦被詬病未必真正認識他國政治、宗教和文化。
2021年，《入境條例》新修訂生效，政府指修例旨在提高入境處效率和防止聲請人拖延等——例如，入境處拒絕聲請人的申請後，即使他仍在等候上訴，當局已可聯繫其原居地政府以盡快作出遣送安排。修例引發人權組織的憂慮，建制派則指新規定有助杜絕「假難民」。
而聲請獲批不意味著可以立即離開，接下來還有申請入境第三個國家的流程。John 逐漸習慣等待，習慣必須保持耐心。他想，既然不知道終點在哪裡，就找些事情打發時間，盡量不要想太多。他每天跑到難民服務中心做義工、學英文，努力工作至升職，加入難民足球隊，認識了許多朋友。
有時，等不到遷移機會的難民死在香港，他們會幫忙籌備喪禮。喪禮像一個不時出現的警鐘，把在場每一個人敲醒——我也會以難民的身分死在香港嗎？
期盼和混沌周而復始。看著一些朋友獲批離開，John 時有一閃而過的盼望。「幾時到我？變得自由。在這裡我們受保護，但我們不能自由移動。」
1月27日，「我以為今天就是我整個難民故事的結尾。但現在一切又改變了。」
定居
重新從零開始並不容易，需要時間精力和很多的耐心。
正申請入境美國的在港難民 Uzma
如果真的有選擇，他們想留在香港。
Uzma 從南亞某國逃到香港已經十年，她因宗教逼害，和丈夫帶著兒子離開原居地。他們先飛往中國大陸，按照中介建議，找方法走路到香港邊境。前年她的個案獲批，準備進入美國移民局的面試階段，直至禁令按下了暫停鍵。
兩年來，她在勵行會難民服務中心工作，接觸了許多和自己差不多的故事。「要離開你的家庭和父母，這個決定對所有要離鄉別井的人來說都不容易。那一刻你只會想到人身安全，希望跟從自己的想法過自己的人生。」她說。
十年時間，她的小孩慢慢適應了香港的文化和語言，跟她說不想離開。其實她也想像過，他們有工作能力，有基本教育程度，在這裡認識了許多朋友。可不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把這裡當作一個家，而不是再搬到另一個地方？「重新從零開始並不容易，需要時間精力和很多的耐心。」
滯留的難民在香港或許已生下小孩，對難民二代來說，成長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在香港出生，無國籍也沒權取得香港護照，成年後亦不能在港工作。
但 John 覺得香港永遠都是他的家。「我挺融入香港，也在這裡找到自己。以前我很害羞，但如果你想別人知道你的處境，就要提高聲量，跟他們講你的想法。」這是他後來不斷參與難民活動的原因——如果他留在家裡什麼都不做，什麼也不會改變。「走出去，去打鼓，去見人，跟他們說話，問他們在香港喜歡吃什麼。」
作為一個社工，我看見的是世界開始 resisting of humanity。
基督教勵行會難民服務中心社工 Jeffrey Andrews
他們排除萬難成為了在港的1%，眼前的美國路卻是更複雜多變。在他們原定即將抵達的新家——美國，當地對移民的態度和政策正面臨近年來最大的變化。特朗普在任總統期間，大幅削減接納難民和申請庇護者的數量，並承諾如果再度當選會更加嚴厲。每年總統跟國會協商後會決定以難民身分進入美國的人數，相比奧巴馬和拜登任期，特朗普首次上任時訂立的難民入境限額和實際人數明顯較低。
2017年，特朗普也曾頒令停止難民計劃120天，並在90天內禁止七個穆斯林為主要信仰的國家難民入境美國。Jeffrey 當時在勵行會工作，處理過來自也門、索馬利亞等地的受影響個案，今次特朗普再次上任前，他曾經擔心，「但我沒想到這麼誇張。我們也預計會否有人在美國反對、上訴，有暫時的擱置。但這次真的沒有，一面倒。」
「我保證我從沒遇過這樣的情況。這次是 the worst。」他嘆氣。
「沒有人會選擇成為難民，等十多年才有一個新的身份。現在你看以色列、加沙、烏克蘭和敘利亞。你看看美國，是 land of freedom、land of immigrants，但是為何今天會有這麼大的轉變？」他說，「作為一個社工，我看見的是世界開始 resisting of humanity。」
美國目前接納最多來自剛果、阿富汗、委內瑞拉、敘利亞等地的難民，他們受困的報導源源不絕。行政命令翌日，約1660名已獲批准在美定居的阿富汗人，包括未成年人，被取消飛往美國的航班，滯留當地。
不少學者和人權律師對庇護政策的未來感到擔憂，甚至認為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以往的庇護制度將徹底終結。美國大學國際服務學院全球治理、政治與安全資深教授講師 Tazreena Sajjad 撰文寫道：「作為一名研究難民和流離失所問題的學者，我預計在特朗普剩餘任期內，難民入境人數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數以千計的國內外難民將因此受苦。」
有難民家庭連同關注團體對禁令提出上訴，西雅圖一名聯邦法官一度指示政府恢復難民計畫。上訴法院於3月裁定，政府必須接納之前已獲難民身分的人入境，但允許政府停止接納新難民。現在，在美難民支援機構等正面臨被削減資金的困境，就算已經入境的難民也受影響。
「美國難民收容系統的法律戰爭才剛開始。」Tazreena Sajjad 說。
遠在香港，Jeffrey 說作為服務機構只能聚焦在可以做的事情上。「幫他們找工作、學習英文和廣東話，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做好賦權的工作。」他跟難民說：「這90天你不要想太多，聚焦在你在香港可以做的事情上。」
入境美國無期，「這件事無關金錢或機票，是關於整個國家、整個氣氛。」John 說。
無法定居在香港，也未知何時可以抵達美國，在這之間，John 似乎只能保持正面，不斷降低期待。「以前他們會說不用擔心，美國是許多移民生活的國家。我相信會有歧視和暴力，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是完美。但是，對我來說自由和安全——擁有一個正常的人生，那就是最重要的事。其餘的事都是次要的。」
自由
John 的耳朵上釘著一枚十字架耳環。「如果你不知道何時（獲得自由），其實很難去相信。有時再沒有勇氣繼續下去，你會很累，很想大哭。」出生於基督教家庭的他說，「身為基督徒，就算你看不到具體的未來，你也要相信。」
但沒有一名受訪者對自己在90天後的命運滿懷信心。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指示國土安全部長須和國務卿協商，透過國土安全顧問每90天提交一次難民安置計劃的檢討報告，直至他確定恢復計劃符合美國利益。Uzma 擔憂情況會拖延三四年；John 不太肯定，「我希望他們會 say yes again。」
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日子，John 已經接受事情的推進不由他說。「你只能夠保持冷靜，等候 what will be next。」
他想，不只是香港，各地對難民也有難以擺脫的印象——貧窮、犯罪，心懷不軌。但他在飄泊的日子裡體會到，任何人在任何一刻都可以突然流離失所。
我好奇，離開原居地13年，他最想念的是什麼？他說是在家鄉駛車的時光。在香港，他因為難民身份無法考取車牌。他懷念當時的自己手握軚盤行駛在路上，決定每趟路程的目的地。
如果一切復常——到埗美國，他準備重新考車牌，去做一名穿州過省的貨車司機。他大部分赴美的難民朋友都去當貨車司機了，低稅之餘，也因為他想像不到自己可以在當地重回白領工作。不過很長工時，他補充，「有時你不能回家，要留在車上。」
「你的新生活，完美的人生，你的想像是怎樣的？」
他回答：「不只是為了我自己，而是讓我的孩子可以自由。」
（尊重受訪者意願，John 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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