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12年尋訪逃離者，記錄1949年「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

67歲的作家謝漢蘭（Helen Zia）有一頭花白的沖天短髮，她出身美國華裔家庭，不怎麼會讀寫中文，卻花了12年時間，訪問過百名在1949年從上海逃離共產黨政權的人，以英文寫下這一段中國人的遷徙歷史：《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逃離毛澤東革命的中國人的史詩故事》（The 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Who Fled Mao\”s Revolution）。

在謝漢蘭筆下，1949年5月4日，上海虹口碼頭，人心惶惶。共產黨政權即將到來，空氣瀰漫著焦躁不安。貨幣系統早已癱瘓，所有交通工具一票難求。恐慌的人們希望擠上任何一艘船、一列火車、一架飛機——只要能夠帶他們離開上海。由美軍運兵船改裝的「戈登將軍號」此時停在岸邊，它將順黃浦江而下，把焦灼的人群運往美國舊金山。

20歲的吳蓓苓幸運地坐上三等船艙，甲板上擠滿了人，他們既心急如焚，希望船隻盡快駛離；又眷戀不捨，向碼頭上遺留的摯愛哭別——這一生不知何時再見。船笛聲將嗚咽，吳蓓苓用力揮手，向她的好朋友，向艱難時世，向她永不會再見的親生父母……「再見了，上海！」

吳蓓苓就此遠赴美國，三年後與另一逃難至美國的中國人結婚，生下女兒謝漢蘭。謝漢蘭早年從塔夫茨大學醫學院輟學，一頭闖入建築工人的世界，再一步一步成為記者、作家。數十年來，她站在美國亞裔民權運動最前線，著述豐富。今年初她出版新書，呈現70年前這一段被她形容為在英文世界「未被敘說的歷史」。日前謝漢蘭到訪香港，並接受端傳媒專訪，講述她與這段歷史的淵源。

母親的秘密

謝漢蘭在1950年代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個小鎮長大，她從小聽身邊的華人親友說，他們是搭乘最後一艘離開上海的船來到美國。她一直十分好奇：為什麼所有人都認為他們坐的是最後一艘船？他們總是把當時的故事描述得如此戲劇、神秘。可每當謝漢蘭問及母親，母親都會敷衍：「那都是不快樂的回憶。」

她所屬的族裔，根在哪裡？謝漢蘭對父輩的往昔很感興趣，但她感覺書寫這段歷史最理想的人選，應該是能夠閱讀中文，講普通話、上海話，尤其是舊式上海話的人。遺憾的是，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華裔後代，上述條件她都不太滿足——她的父親怕子女被歧視，從小就不讓他們講中文。

直到十多年前，謝漢蘭年過五十，她的母親年過七十之時，一天，二人在母親的小公寓吃晚飯，她又重提兒時的問題。沒想到這一次，母親放下筷子，說：「好吧，你想知道嗎？我來講給你聽。」

原來母親出身窮苦家庭，1935年只有6歲的她，被親生父親帶到蘇州，送給了一個有錢的女人。她被關在小黑屋，哭了一整夜。父親本是她在貧瘠生活裏，最依賴、最喜愛的人。

「我什麼都記得，那是我這輩子最難過的一天。」母親如此說道。

「當我母親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時，我想我必須去挖掘更多。我不再憂慮我是否是那個完美的人選，因為我早已知道我並非完美。」

母親被起了新名字：Bing。1937年日本侵華後，她跟隨「新媽媽」逃到了上海，再被轉送給另一戶上海人家。彼時的上海是世界第五大城市，100多萬難民同時湧了進來。Bing總在街上看到屍體、乞丐，她的生活並不順遂。

隨著日本戰敗，中國全面進入內戰狀態。1948年，共產黨在各大戰役中取勝，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與此同時，通貨膨脹令上海陷入瘋狂，商店櫥窗裏的標價一天內可以被店員劃掉、修改數次：一袋米的售價可高達670萬元，並在幾周內飆升至6300萬元。罷工和停工逐漸癱瘓城市，Bing發現身邊的上海人不再討論是否離開上海，而是何時離開。

對共產黨政權的恐懼，以及上海經濟的嚴重癱瘓，使Bing的新家人決心離開。1949年，Bing坐上「戈登將軍號」，逃離往昔種種，告別混亂時代，前往美國。多次被棄養，在日軍侵華、國共內戰下坎坷流離，這一切過往，Bing把它當做秘密保守六十年，從未告訴過任何人，包括丈夫、孩子和朋友。

母親溫和道來的故事，讓謝漢蘭心緒難平。「當我母親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時，我想我必須去挖掘更多。我不再憂慮我是否是那個完美的人選，因為我早已知道我並非完美。」謝漢蘭說。

習以為常的故事，缺乏書寫的歷史

謝漢蘭開始向身邊所有人求助，問他們會否認識任何與這段歷史有關、而又願意開口的人，對方再傳播開去，一層接一層，她用了12年的時間，透過社交的大網找到過百名當年逃離上海者。她考量受訪者的性別、意識形態、階級、經濟狀況以及最終逃去的目的地等因素後，挑選出四名真實人物放在書內，以個體的無常命運，見證日軍侵華至1949年共產黨執政前後中國的巨大變遷。

書中兩男兩女的背景迥異，一個是日軍合作者的後代，一個是國民黨軍官的女兒；有的從小家境優渥，有的出身貧苦被多次棄養，四人的生命歷程相互交織，最終基於各自因由，離開上海逃至美國、台灣及香港等地。

謝漢蘭解釋：「我不想人們讀到一些符合對上海人刻板印象的故事，比如以為逃離的上海人都是成功的百萬富翁。這不是真實的。」為記錄從1937年到1960年超過20年的歷史，她特意選擇逃離上海時約為二十幾歲的受訪者作為書中主角，因為若受訪者逃難時過於年幼，則難以有深刻、具反思的記憶；若受訪者當年已過三十歲，受訪時已八、九十歲，記憶不太可靠。「我必須找那些對往事有更詳細記憶、更有反思的人。」

「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們要逃離的是什麼——只是周圍所有人都在逃亡。」

尋訪過程當中，有香港朋友對謝漢蘭的研究感到非常困惑：這些逃難的故事在中國如此尋常，為何要花費寫一本書的力氣？。謝漢蘭回答說：「這是一段我們彼此共有的歷史，卻沒有人去書寫。」

她逐一細數，現存英文書籍有關於離開上海的猶太人、歐洲人、美國人⋯⋯但就是沒有中國人，而台灣作家和學者的中文紀錄，則主要聚焦在逃去台灣的人群身上。「上百萬人離開了（上海），沒有任何一本英文寫作的書，沒有任何一篇英文博士論文、碩士論文。所以我稱之為一場『被遺忘的撤離（Exodus）』。我非常想要聚焦在這些流散的人身上。」

那時的上海一直處於國民黨和日軍的交替統治之下，共產黨對不少普通百姓而言是陌生而令人恐懼的，對資本家而言則更甚之。據謝漢蘭研究資料，在逃離上海的上百萬人裏，不少是大資本家、中產階級，他們害怕自己在宣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統治下會失去一切。

於是，1949年，上海碼頭成了一幅殘酷暴戾的景象：人們拼命要擠上任何一艘船，機場滿是排隊的人群，甚至會有人坐上火車頂逃難，即使你知道經過隧道時，他們會被撞下來，或者撞上電線。「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們要逃離的是什麼——只是周圍所有人都在逃亡。如果所有人都在離開，而他們覺得災難將至，如果你不離開，會發生什麼呢？也許你會死，也許你的孩子會死。」

謝漢蘭決定以她常聽長輩說的「離開上海的最後一艘船」做書名。「為什麼他們都覺得自己在最後一艘離開的船上？我想我們沒法說，哪一艘船是真正的『最後一艘』。這其實是一個關於人們感受的比喻：巨大的恐慌和瘋狂，以及逃離未知、動蕩甚至是災難的迫切感。」

拋開意識形態，進入歷史裏的個人生命

長達12年的採訪時間裏，謝漢蘭問百多名受訪者有沒有將自己的過去告訴子女，他們大多回應說沒有，只告訴她一人。她為此感到身負重任：「我要把他們所經歷的一切呈現出來，而不帶審視的眼光。」

她如實記錄逃離者的故事，傾聽，而不下判斷。書中Benny的故事也許能夠說明，謝漢蘭關注他們的個人具體生命，多於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日軍佔領上海後，Benny的父親潘達（又名潘志杰）加入汪精衛政權奉日軍之命設置的「76號」特工總部，成為「滬西特區警察局」局長。「76號」常用於刑囚拷打抗日人士，在社會上製造恐怖氣氛，暗殺、綁架事件屢屢發生，主張抗日的上海報人是其迫害目標之一。

「我有什麼資格去審視他們？如果我在上海經歷八年日本侵略，我會做什麼呢？我該怎麼保存我的家庭？」

Benny自小生活優渥，從不清楚父親的工作，在上海硝煙彌漫、燒焦的屍體和乞丐隨處可見之時，他在名校上學，能講一口流利英語。至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黨軍官逮捕其父，Benny才首次得知父親的工作。父親被政府判為「漢奸」，Benny一度崩潰，他發現可怕的「76號」特工處街道，原來是他小時候經常騎單車玩耍的地方。

他到監獄探望父親，心裏壓著一堆問題：他是不是用酷刑折磨、殺害中國的愛國者和反抗者，以此幫助日軍？他是不是在戰爭期間以同胞的性命為代價來掙錢？他怎麼可以幫助敵人去對付自己的人民？Benny不敢問。可父親卻似乎感受到Benny內心，他望向天花板，忽然說：「在戰爭時期，並不存在好的選擇。有時候，人只能做出相對沒那麼差的選擇。」

謝漢蘭和Benny做過數不清的訪問，她一直不太敢碰觸這個話題。最後，她才小心翼翼問：「你覺得為什麼你的父親會做出這些事情？」Benny說：「也許我的父親並沒有真正的選擇權。」

謝漢蘭反問自己，如果你的父親是敵軍的合作者，一個叛徒，你會有什麼感受？她的答案是：「我能夠聆聽到這樣的故事，這真是一種榮幸。」

「我有什麼資格去審視他們？如果我在上海經歷八年日本侵略，我會做什麼呢？我該怎麼保存我的家庭？」謝漢蘭說，「那是中國一個十分艱難和混亂的時代……在這場戰爭裏，沒人知道最終結局會怎樣。」

謝漢蘭還用另一主角故事解讀大時代下的個體。Annuo父親是國民黨軍官，經朋友勸說，本來想加入毛澤東的抗日隊伍，終卻因病未有赴約。

「一切都是形勢、時機、機緣。我希望呈現個人的選擇能有多麼複雜，不僅是簡單的支持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謝漢蘭說，有些受訪者當時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大多數人都感到害怕，但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害怕什麼。」

「我能夠聆聽到這樣的故事，這真是一種榮幸。」

「我嘗試去傾聽他們的故事，而不從今日的視角去審視他們。今日的我們有七十年的事後視角，而當年的他們並不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麼。」回望這逃離的歷史，謝漢蘭如是總結，「人們選擇留下還是離開，是否一切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在背後？我反而認為，他們所擁有最強烈的意願，就是去生存下來。」

寫作的母題：不被看見的故事

這些在1949年前後離開上海的中國人，相繼奔赴世界各地。在新大陸等待他們的，是一個由世界意識形態之戰而產生的敵意環境。

上世紀五十年代，冷戰的陰影覆蓋全球，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接踵而至，「對於當時全世界政府而言，如果你是敵人，你必須得死。」謝漢蘭逐一列舉逃難者在不同目的地所面對的敵意環境：香港的殖民政府非常害怕有共產黨員混在跨境的人潮；而在台灣，若你未能證明自己忠誠支持國民黨，他們可以把你一槍打死；關於共產主義會統治世界的恐懼正在美國蔓延，如被懷疑對共產主義懷有同情，你可能會丟掉飯碗，甚至進監獄。

遷徙之後，恐懼未有離去。謝漢蘭雖沒經受母親一代的苦難，但童年也曾遭受白眼——別人常叫她「滾回老家去」。父親害怕孩子們會受到歧視，告誡她和其他兄弟姐妹，不要講中文。

「沒有人會離開他們的家，他們的城市，他們的財產和工作，除非他們不得不這麼做。」

她小時候從未想像過自己會成為一個作家，因為她未曾見過任何一篇出名文章的署名是女人，而領袖、記者、主播，「都是白人男性做的。」

後來，謝漢蘭成為了197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第一屆錄取的女性本科生之一，大學畢業之後，她去塔夫茨大學醫學研究生院讀了兩年，發現志不在此，於是毅然輟學，跑去當建築工人。她發現，當時建築工人薪水非常優厚，卻只有白人男性能獲聘。於是她透過社區組織，要求建築公司聘用更多的非白人男性工人。她很快又加入汽車工廠，積極活躍於工會運動。與此同時，她開始為不同的刊物寫稿，後來又成為了歷史上第一本女權主義雜誌《女士雜誌》（Ms. Magazine）的執行編輯。

作為承受偏見群體的一員，人權運動成了謝漢蘭一生關注所在，她一直想「改變點什麼」。那些被忽視、不被看見的故事，成了她寫作的母題。她以報導和書籍讓大眾關注陳果仁案、李文和案。而70年前這段關係到美籍華人的「根」的歷史，也隨著母親的自白進入了她的視線。

隨著寫作的深入，謝漢蘭問自己：「（這段歷史）它的意義是什麼？它和今天有什麼聯繫？」

她最終把此書的意義放在今日全球超過6000萬的難民身上，冀望從1949年中國人的逃離史裏，人們可反思今日對移民、難民政策。

「對於70年前逃離上海的人而言，他們所經歷的事情如此複雜，對今日全球所有的流離者來說，也是如此。沒有人會離開他們的家，他們的城市，他們的財產和工作，除非他們不得不這麼做。」

在尋訪其中一個當年逃離上海的人時，對方說：「我等了一輩子，就等著有人來讓我講述我們的故事。」

「他們感覺處於如此巨大的危險之中，不得不拋下一切而離開。這是逃離希特拉的猶太人身上發生的事，這是過去70年在不同時間點離開中國的中國人身上發生的事。如今，逃到墨西哥邊境前往美國的人，他們當中有人抱著嬰兒徒步行走超過1000英里。他們知道，當他們到達邊境時，他們會被殘酷對待——催淚彈，孩子被帶走……是什麼讓他們還是決定逃離？這是和70年前中國人逃離上海一樣的感受。他們非常恐懼。如果他們留下來，他們和孩子也許無法存活下去。」

後記

2006年，謝漢蘭的母親77歲，回了一趟上海，這是1949年她逃離上海後，唯一一次的重遊。一切都變了，高樓櫛次鱗比，她找不到曾經住過的弄堂。她難以忘記日據時期的上海，在這城市的生活曾如此艱難；可如今她認不出60多年前那個熟悉的地方。

她最終並沒有等到謝漢蘭成書的那一天。

謝漢蘭還記得，在尋訪其中一個當年逃離上海的人時，對方說：「我等了一輩子，就等著有人來讓我講述我們的故事。」

今日中國官方仍限制這段歷史的寫作自由，謝漢蘭的書能進入大陸、打開缺口嗎？她笑說書名可能已說明一切：「逃離毛澤東革命的中國人的史詩故事。」

「很多英文書籍，它們最後可能改掉書名，刪除某些內容，以進入大陸。」她曾接受兩家上海媒體的採訪，記者都對「為什麼在1949年離開上海」這部分內容，隻字不提。日前有上海機構邀請她前去演講，演講題目被改為：《從上海到美國，一代年輕移民的苦與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