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耀偉：音樂、電影、語言⋯⋯香港流行文化仍蘊藏香港研究的新可能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與《端傳媒》長期合作的稿件。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香港文化影響力近年江河日下，香港研究亦看似前無去路。眼前無路不一定想回頭，拙作 Found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ina 嘗試闡釋香港流行文化所蘊藏的動能，並藉此探討香港研究在大國崛起年代的不同可能性。

2013年2月，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主辦「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學術研討會，筆者當時發表題為〈日暮征帆：最後一代本土學者？〉的文章，感嘆在地文化研究眼前無路。近年香港社會瀰漫著悲觀消沉的氛圍，2011年底羅利期（Joe Junior）在無綫電視劇《天與地》一語激起千重浪，以「這個城市快將死亡，你知道嗎？」（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觸動不少香港人的神經。片尾曲 〈年少無知〉 那時廣泛流行，詞中人懷緬過去，嗟怨有負自己青春，無疑唱出不少中年人的心聲，問題是有不少十來二十歲的年青人也跟著唱「年少多好」，若年青人也對「如果活著能坦白，舊日所相信價值，不必接受時代的糟蹋」有共鳴，年紀輕輕便看破紅塵，嗟怨「青春的詩總會老，時間多恐怖」，就說明他們心態過早老化。時間固然恐怖，更恐怖的可能是未老先衰的社會。

拙文〈何為香港？〉曾經指出，2003年為香港「有關痛癢的一年」，因為7月1日的50萬人遊行，不但為50年不變的框架敲響警鐘，也令香港依賴「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和自由行來拯救直插谷底的經濟。香港政府奢望以此安撫市民，但因經濟發展並未多元化，自此不得不依賴內地，社會經濟面臨鉅變，以往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流行文化亦光輝不再。

叫人憂心的是學界情況同樣糟糕，近年本土年青學者愈覺遠景難現，有心進研究院者亦感前無去路。香港研究面臨終結時代，筆者遂按 〈日暮征帆〉 的脈絡開始寫作本書，作為2013年出版 Lost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China 的續編。Lost in Transition 主要針對中國的急速崛起對香港文化的衝擊，闡釋其近年所要面對的難題。本書按此脈絡，進一步揭示近年香港語言、文化及社會等不同範疇所面對的困境，探討香港論述的不同可能性，並就此提出以香港研究作為方法, 為我城想像新未來。

Found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ina

出版社：SUNY PRESS

作者：朱耀偉

出版日期：2018/11

香港研究：論述「香港」的不同可能性

馬家輝在一個講座提及的例子，即賈樟柯導演的《世界》（2004）戲中結尾，主角趙小桃和成太生煤氣中毒但死不了之後的對白作引子：「我們死了嗎？」「不，我們才剛剛開始……」此時此刻，聽來雖然有些悲涼，但對香港來說卻很適用。

2014年4月，陳果執導的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上映，海報標語字字驚心：「一夜之間，香港沒有了」。改編自熱門網絡小說的電影或許有點誇張，「香港不再是香港」卻實在是不少香港人的心聲。正如獨立音樂組合 My Little Airport 為電影《金雞sss》所寫的主題曲 〈美麗新香港〉 便說：「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就當我在外地旅遊」。

在自由行水銀瀉地，地產商無孔不入之際，近年香港飽受國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左右夾擊，香港人難免常常感到家不再家。特區政府對此並非不知不覺，但並沒決心根本解決問題，只是以宣傳包裝一再高呼「香港是我家」，奢望藉此為香港人僭建家的感覺。2013年4月，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家是香港」運動揭開序幕，「目的是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強社會的凝聚力」。主題曲〈同舟之情〉混入經典港歌〈獅子山下〉，又有兩代天王張學友、陳奕迅合唱，雷聲雖大雨點卻小。要說同舟之情，想講家在香港，可惜歌曲只談和諧而矛盾卻不敢言，運動當然未開始便註定失敗，遑論攜手走過崎嶇。

世界不再一樣，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繼續書寫自己的故事。書中考量不同理論，回看香港文化的發展，並不是要把歷史浪漫化，而是藉此追蹤香港流行文化當年如何累積動能，怎樣積厚成勢的軌跡。在名為「關於東亞論述的可能性」的研討會上，對亞洲素有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孫歌如此總結：「我覺得我們這樣做（論述東亞）的目的就是，把絕對的、僵硬的『東亞』前提，變成可以討論的程式」。「香港」也有需要變成可以討論的程式。例如本書借王德威 〈「根」的政治，「勢」的詩學〉 一文探討香港研究的可能性：與「根」不同，「『勢』總已暗示一種情懷與姿態，或進或退，或張或弛，無不通向實效發生之前或之間的力道，乃至不斷湧現的變化」。準此，香港研究的其中一種可能性，就是擺脫「根」的局限，嘗試捕捉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道和變化。（註1）

比方，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文化開始活潑紛繁，不同文化碰撞混雜，創意迭出，為日後香港流行文化的盛世鋪好康莊大道。在書中，筆者談及三個研究項目，來分析如何重新追蹤香港文化的發展態勢。如也斯（梁秉鈞）生前最後一個大型研究項目「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他在同名叢書總序也說得清楚：「以文學及文化研究為本橫跨不同藝術領域，讓讀者了解香港五〇年代文化如何傳承中國古典和現代文藝及加以轉化創新。」；如陳國球掌舵的香港文學大系，整理了1919-1949年有關香港文學的重要資料，展示香港文學繁富多姿的早期階段；吳俊雄主理的「黃霑書房」網上版，則集中以黃霑為例，展現他成為香港流行文化傳奇之前那段「平凡之中見不凡的人間故事」。談這三個例子，目的並非尋找香港流行文化的根（再借王德威的話來說：根總指涉一種邊界的生成，尋找一個穩定的位置），重點是重新考量後來勢不可擋的香港文化，說明其背後的動力來源，即王德威所言通向實效之前或之間的力道和不斷湧現的變化

把研究本身作為方法，重新考量香港文化傳承

書中再進一步以語言與香港文化為例，探析粵語與香港文化的重要關係。香港固然不宜自我設限，不同語言充滿活力的創意混雜正正是香港文化的優勢，但近年香港流行文化影響力每況愈下，再加上普通話地位急速上升，粵語文化前景堪憂。教育局大力推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普教中），在沒有學理支持下聲稱普教中可以提升學生中文寫作水平。現實的香港人看到內地市場的巨大潛力，完全明白學習普通話的重要性，但問題是不一定要普教中才能學好普通話。筆者認為有需要解構普教中的迷思，並相信粵語多年來也是香港文化和身份認同的主要語言，甚至可被詮釋為「一國兩制」承諾的重要部分，有效保障香港特區的獨特文化；隨著香港文化日漸失勢，體現其文化價值的語言媒介就更為重要。例如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精神，很大程度與 〈獅子山下〉 有關；而近年不少社會運動亦聽到人們高唱 〈海闊天空〉 ，從此可見粵語流行文化與香港身分認同關係密切。

筆者其後以晚近香港電影為例，探論香港文化面對困境時的生存策略。鄭保瑞導演的銀河影像出品《車手》主題在於「八千轉，兩咪車」，不但明喻香港電影身陷窄巷眼前無路時仍要保持高轉數慢車前行，才有機會拐過不可能拐過的彎，也彰顯將絕技一代傳一代的重要性。除了《打擂台》和《狂舞派》等熱血勵志的在地製作之外，書中也分析銀河影像和杜琪峰其他作品，帶出香港電影北上之餘是否可以保存香港特色的問題。杜琪峰《毒戰》全面北上，看似非常突然，戲中從卡司（Cast，班底）到劇情卻饒富港味；《三人行》在搭建的醫院場景作困獸鬥，似乎暗示香港苦無出路，但除了一眾香港演員外，更有無線電視經典兒童節目《430穿梭機》老拍檔張國強和譚玉瑛出現，打通世代及傳承香港情懷。

銀河影像製作，由新導演許學文、歐文傑和黃偉傑聯合執導的《樹大招風》也是重要例子。戲中三個賊王的故事夾雜有關九七回歸的新聞畫面，片尾曲由高少華主唱的新版 〈讓一切隨風〉 彷似暗示一個光輝時代的終結：「你似北風，吹走我夢，就讓一切隨風」。戲中另一插曲 〈怎麼捨得你〉 也喚回香港粵語流行曲的流金歲月，在北風吹走我夢的年代，一聲聲燃起舊記憶，電影其實是一封寫給香港的情書。舊樂伴我心，可以是拒絕讓一切隨風，從回憶想像未來的力量。書中再選論近年香港電影中的粵語金曲，如《打擂台》的 〈萬里長城永不倒〉 、《掃毒》的 〈誓要入刀山〉 和《全力扣殺》的 〈奮鬥〉 等，單看歌名便知是想重燃香港電影永不言敗的精神。舊歌新用，也可說是接通不同年代香港人的嘗試。比方，常被批評不再香港的周星馳，新作《新喜劇之王》也有粵語金曲 〈疾風〉 和 〈分分鐘需要你〉 ，戲中金句「不投降已經是成功」，有人會覺得是廉價勵志，但從傳承的角度來看，在陳百強「如內心有夢便全力追蹤，不須計那天才可終」的歌聲襯托之下，對香港觀眾來說倒是言盡意無窮。

全書最後提出以「香港研究」作為方法，嘗試捕捉多年來香港流行文化如何積累動能，並藉此考量香港文化傳承的重要性。王家衛《一代宗師》「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說的就是傳承。在人人都說重視多元文化的時候，單單以香港作為方法，強調其混雜特色，或許已難彰明其獨特之處。香港多年來的文化翻易(在後殖民論述有翻譯及改易的意思)千變萬化、多元並濟，這些年來累積了不少寶貴經驗，隨便高舉「東西混雜」旗幟的一般城市實難東施效顰。我深明無法複製張國榮或梅艷芳，但重新思考香港如何積累和傳承文化動能，未嘗不是香港「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的過程。人文香港，本來如此。

（朱耀偉，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教授、香港研究課程總監。本文按拙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的〈導論〉及文章〈何為香港〉增補改寫而成）

註1：參見《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