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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涉及劇透。
柏林影展斬獲最佳男女主角雙料大獎的《地久天長》在中國大陸上映，排片量雖然不多，但也能讓感興趣的人有機會走進影院支持、欣賞。現實主義文藝片三小時的觀影時長讓人「望而卻步」，但當我真的走進影院，沉浸在銀幕上展現的幾十年人生變遷後，卻覺得三小時仍道不盡幾位主人公的喜怒哀樂。
影片將背景設定在20世紀80年代的內蒙古包頭，主人公耀軍和麗雲是一對夫妻，也都是國企包頭鋼鐵廠的工人。耀軍和英明是好兄弟，他們的孩子星星、浩浩又恰好在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因此兩家人的關係極好，再加上愛玩愛熱鬧的新建和美玉一家，三個小家庭常湊在一起聚會。在計劃生育的社會環境裏，麗雲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她不知如何躲過計生人員海燕和全廠人的眼睛。沒過多久，麗雲懷孕的事就被海燕發現了，她叫來計生人員將麗雲押到醫院，逼迫她做手術。別無選擇的夫妻倆被迫打掉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然而噩耗接踵而至，耀軍與麗雲唯一的孩子——星星在與浩浩玩水的過程中溺水身亡。星星的逝去給兩個家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也讓他們無法再像往日一般來往。耀軍與麗雲離開北方小城，來到福建海邊，在異鄉日復一日的煎熬中生活。
影片用幾個人物在改革開放後至今的人生經歷，為觀眾展開了一幅已經被收進歷史的畫卷。畫卷上的主人公們曾為親情歡笑、為友誼歌頌、為失子崩潰，而畫卷的背景則是將一個個歷史符號融進了那個時代最平常不過的生活場景。
伴着老式錄音機播放的《友誼地久天長》，耀軍與英明談論着知青返鄉時的不捨；新建因為參加黑燈舞會被關進了監獄，而美玉則回家撕碎了收錄着「淫詞豔曲」的磁帶盤；麗雲忍着懷孕的不適騎自行車，身後便是寫着「實現四個現代化、搞好計劃生育」的宣傳牌；市場經濟改革時，國企包鋼廠由經理宣讀了下崗工人名單……這些力求還原歷史的細節與情節無一不藴含推動主人公命運轉折的社會背景。
這是一部較為典型的用個人經歷描繪社會變遷的電影，也許是因為「歷史因素過於符號化」、「美化人性」、「強行和解為大團圓」，電影上映後也受到一些詬病，甚至有影評指責電影對計劃生育的政策批評力度不夠。作為局外旁觀者，大部分觀眾可以說出這項國策的危害，但作為影片中經歷過一系列事件的主角，他們身處在監控與被監控的社會環境中，卻無法認識到自己遵循的統一的社會規範有錯，反而會將與社會規範不符的個人行為歸咎於自身的過錯。正如耀軍無法保護第二個孩子不被「計劃」掉時，因為自己的窩囊無能而氣的用手砸牆。
因此，除了對計劃生育的批判，影片中隱含着的是那一代人面對當權者制定的社會規範的無從反抗與沉默。
影片中新建因為參加黑燈舞會被抓進監獄，幾個主人公和美玉一起到監獄探望他。鐵欄一側的新建剪剃掉了入獄前的新潮長髮，眼神中透着呆滯與虔誠，明顯已經成為一個在服刑人員形象。新建篤定地對幾位主人公說他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要堅決改造自己，絕不再犯。
對比明顯的是，入獄前的新建是位時髦青年，穿着喇叭褲到處參加舞會，言語間也愛插科打諢。入獄後的新建因為跳舞而在獄中反省，眼神與語言已經完全改變，整個人都沉了下來。新建因參加舞會入獄的遭遇在現在看來實在不可思議，而不管真心還是假意，新建在獄中悔改「自己跳舞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在現在看來也十分荒謬。參加舞會這一再正常不過的娛樂活動，在極少數當權者一聲令下後就被賦予了其他意義，成為一種「傳播淫亂」的越軌行為。而大部分無權者在被監控的環境下便接受了這一統一的社會規範，在那一段時期裏不再參加舞會，視其為「色情活動」。
全片兩次出現的同一個醫院場景也令我印象深刻，醫院牆上紅色的「靜」字，醒目的出現在鏡頭背景中。當父親耀軍抱着溺水的星星跑過宂長的鐵道山洞，一路跑進醫院時，醫院樓梯走廊的「靜」字是銀幕中最引人注目的符號。影片有意隱去了麗雲在醫院中奔潰的聲音，只有遠遠的、掙扎着的身影，便足以看出知曉星星死訊時耀軍與麗雲的痛苦。第二次「靜」字出現在麗雲被海燕帶領的計生人員強制帶到醫院流產，作為丈夫的耀軍雖有身體抗爭卻沒有辦法阻止這一切。耀軍坐在手術室外靜靜地等待，卻等來了手術發生事故，麗雲再也無法懷孕的噩耗，醒來後的麗雲與耀軍無聲相擁。兩次醫院的場景裏，被隱去聲音的耀軍與麗雲失去了他們的兩個孩子。
也許導演並非有意用「靜」字這個符號暗示些什麼，「靜」字卻道出了那一代中國人被隱去的苦與痛。改革開放、知青返城、反精神污染、計劃生育、國企下崗…爭奪到權力的極少數當權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發號施令，影響了大多數人的實際生活。為了讓自己的指令看起來合理可行，掌權者設計了一套知識系統來訓練大多數人的思維。權力重塑了社會規範，定義越軌行為，並且令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接受並適應了統一的規範，無形中鞏固着當權者的統治。這一套做法恰好符合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所說的：形成現代社會的三個因素：權力、知識與身體。
這也映襯着影片中主人公面對一些結構性變故時的束手無策與沉默，他們習慣性的將過錯歸咎於自身，而非當權者制定的「遊戲規則」。耀軍與麗雲無法保住自己的第二個孩子，無力反抗政策執行者的暴力，只能懊惱自己的無能，沉默着接受自己再也無法有孩子的事實，用之後幾十年的時間去消減痛苦。新建接受了當權者對「參加舞會有罪」的定義，他心甘情願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擔任計生工作的海燕帶頭打掉了麗雲的第二個孩子，在星星去世後，海燕也受了二十年的心理折磨，即使在去世前，她也認為是計生工作迫使自己當時那樣做，卻從未說出是計劃生育讓他們被迫處於痛苦。
由這部電影引發的一個反思的是，站在2019年回望過去，掌握話語權的當權者慶祝改革開放40年國家的快速發展，而多數在這四十年承受過生活鉅變的中國人卻沉默着接受了當權者對社會規範的重塑，吞下了那些鉅變後的苦澀。在現代社會的權力鬥爭中，極少數擁有權力的人掌握了話語權，他們定義着過去的歷史與即將成為歷史的現在。而多數無權之人在被權力構建的社會規範下生活，他們甚至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即便發出了自己的異見，也不會被當權者所書的「歷史」所記錄。在米歇爾福柯的理論中，最殘酷的是，大多數沉默和無法發聲的人在歷史中彷彿未存在過一樣。
那一代中國人常有的靜與默化作電影中那些隱忍不發的哭喊、那些無從發泄的悲傷、那些命不由己的隱忍，他們善良的選擇將真相「到死都不說」，歷史卻永遠不會記錄他們在那個時代所經歷過的苦與痛。當權者已經記載了權力建構的歷史，將勝者的「歷史」化為冰冷的符號，隱去多數失語者的苦澀。
所幸幾十年後，身處21世紀的我們有了互聯網，也讓無權之人有了發聲的機會和挑戰權威的可能。在現代社會的權力角力場中，無權者未必會輸。
三小時的電影訴不盡四十年來「失語者」的經歷，在掌權者監控下的電影也有些「帶着腳銬跳舞」的意味。但起碼那些還原的生活細節、沉默中爆發的情緒，放不下的羈絆，仍然能讓人感同身受到那一代長輩經歷過的心路歷程，讓那些被稱為歷史的過去不僅僅是符號，而是凝結着無數中國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