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獨家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將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請關注。
什麼是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國際的文獻，談起1980年代後在全球興起的社運工會主義，最常被引用的案例包括在南非、南韓、巴西、波蘭等國的民主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自主工運，也包括美國和歐洲等地工會面對就業的零散化與傳統的廠房組織衰落、而採取的多元社區組織模式。
2013年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在碼頭上發起的一場工業行動，就為香港的公眾上了生動的一課：工人的力量，不僅僅來自工人之間的團結，也來自大學生、中學生、社區團體等社會各界甚至公眾的大力支持。這些支持都為工運帶來了「象徵性權力」（symbolic power）——一種以社會公眾更能接受的形象帶來的無形影響力，和「結盟權力」（coalitional power）——與其他團體和公眾相結合所產生的更大影響。而從碼頭工潮中走出來的部分學生，一年半之後成為了雨傘運動的推動和領導者，從工人與學生在這兩次運動中的關係，可一窺社運工會主義在香港的經驗和教訓。
本文以一篇發表在《當代亞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分析2013年碼頭工潮的合著文章，和一篇筆者供給李靜君和成名教授回顧雨傘運動編著的文章為基礎（參見文末文獻），思考「工學聯盟」在香港的實踐和經驗。文章以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為代表的香港自主工運，作為其中一個案例，來思考其得失。
碼頭到傘運：學生支援罷工、工會支援佔領
2013年4月1日葵涌貨櫃碼頭，罷工踏入第五天，參與罷工的工人超過400人，其中100多人前往中環的長江集團中心抗議，回程遇到了超過1000名前往聲援的學生和市民，浩浩蕩蕩的隊伍回到碼頭。當晚，高等法院頒布了禁制令，宣布工人和學生們3月28日起的佔領行動「非法」。已經佔領了碼頭五個日夜的工人和學生，只能撤退到碼頭外面的馬路邊，另設「碼頭村」。在工人與學生撤退至碼頭之外後，學聯連同各大學生會在校園和城市的交通要點，設立攤位，接受來自市民的、源源不斷的捐款和物質捐贈，然後送到碼頭村，供應給罷工工人。
4月14日，18位大學生發起了12小時的苦行，從長江中心走回碼頭，希望以此方式鼓舞工人士氣。「苦行」這種抗議方式，在2005年由抗議世貿的韓國農民帶來香港，在2009年的反高鐵運動中被模仿成為有效的社區宣傳模式，這次又為碼頭工潮帶來「象徵性力量」。最終，來自公眾的罷工基金一共籌得超過800萬。5月2日，再多100多名工人加入罷工，終迫使資方做出讓步，提出9.8%的加薪方案。借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的話說，這是「半杯水」的順利，和工人要求的20%到23%的加薪幅度仍有距離。不過，工人5月6日舉行大會，接受方案，罷工結束。
鏡頭搖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9月28日，學聯連同職工盟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召開記者招待會，呼籲全港工人在第二天、即9月29日星期一，舉行總罷工，參與佔領運動。我們雖無法知道有多少工人和教師響應呼籲，但作為職工盟屬會的太古飲料職工總會的200多名運輸工人會員，舉行了為期兩天的罷工，被當為工會參與佔領的例子，在職工盟的宣傳中被多次引用。
在記招舉行期間，最早宣導用罷工爭取民主的學聯秘書長周永康還在警察署。早在9初，周就談起「罷工」可以作為「罷課」之後的進一步鬥爭策略。周在碼頭工運中曾擔任學聯常委和港大學生會副會長，而記招的這一幕，也令學聯和職工盟在佔領運動期間多了一層聯繫。例如，傘運期間設立於金鐘的「大台」，就是在職工盟職員的建議下樹立起來的； 又例如，職工盟在金鐘長期設立的物資攤位就是離「大台」最近的，為「大台」提供了最密切的支援，就連「大台」的守護者，幾位令人尊敬的義工，也是職工盟的退休會員。職工盟副主席郭少傑成為佔領運動的糾察長，李卓人被推舉為五方會議（學聯，學民，泛民，三子和民間支援聯席）召集人，因為比起其他的泛民領袖，他比較容易被學生所接受。
無論如何，就像學聯和學生會支援2013年的碼頭罷工一樣，職工盟與其屬會也在雨傘運動中支援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
後雨傘：不完全正面的影響
無論是碼頭工潮，還是雨傘運動，都曾經帶給過人們社會改革的曙光。在碼頭工潮的三年之後，2016年5月1日勞動節，九大學生會連同在雨傘運動之後冒起的本土組織發表名為「捍衞勞工、守護生活」聯合聲明，表示他們不會出席職工盟等工會舉行的遊行，並批評稱「香港傳統政黨組織（作者註：這裏應該是指工會，因為主辦遊行的職工盟非政黨）聲稱捍衞工人利益，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改善港人處境，香港勞工權益卻至今『毫無寸進』」，因此表明「不甘於行禮如儀的表達訴求方式」。同年9月，代表勞工和基層的多位議員在立法會選舉中落敗，包括兼任工黨主席的李卓人。
雖然一切的社會運動都會帶來長遠的遺產，但是由此可見，到目前為止，傘運對勞工運動帶來的影響不是完全正面的。如筆者在其他文章（註) 所分析，在中國威權資本主義和香港右翼民粹主義的雙重壓力下，傘運之後香港的中左力量遇到了更大的挑戰。我們要如何總結這些經驗？筆者的兩篇文章，都在思索一個主題：工學聯盟在很多國家和歷史時期（例如1980年代的南韓和波蘭），都成為推動民主化和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香港為何出現困局？我們有什麼經驗和教訓可以和世界其他地區對話？
階級與社會：路線之爭？
國際研究社運工會主義的文獻，十分強調工運的政治和社會面向的重要性，以超越傳統工會所強調的會員利益和階級衝突。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的工運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和「政治性」：教會背景的「基督教工業委員」從在80年代起組織自主工會，並催生「職工盟」；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也一直是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在回應全球化、組織弱勢勞工方面，香港也是全世界成功的典範，例如我們的外傭工會組織的成功，令香港成為國際家政工聯合會（Inter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Federation）的總部，這是唯一一個總部設在亞洲的全球工會聯合會（global union federation）。
但是，「社運工會主義」一直都有批評者，最大的批評是其放棄階級政治，與其他社會力量結盟可能帶來的壞影響。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艾倫·伍德 （Ellen Wood）就指出，社運工會主義的錯誤在於看不到非經濟目標（non-economic causes，例如政治民主，生態主義，性別平等等社會價值）的經濟基礎。她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是抵抗資本主義的主力，工運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鬥爭性」（militancy）（文獻4）。不過也有其他學者認為，階級和社會兩者是可以協調的，工會在工作場所推動階級鬥爭，在社區則和其他階級合作，擴大政治和社會力量。
碼頭工潮就曾經展現了這種張力：
比如，碼頭工運罷工在最高峰時的人數為500多人，只佔碼頭工人的十分之一。對此，部分支援學生認為，應該儘量擴大團結，爭取工聯會和勞聯的會員，以及未有加入工會者的支持，爭取措施包括在他們上班必經地點設立宣傳站等。但是由於人手有限，加上有經驗的組織者認為要爭取這兩個意識形態差距那麼大的工會會員支持很不容易，所以有關建議並沒有落實，大部分的人力資源都放在爭取公眾支持上。5月3日100多名工人再加入罷工後，有參與者重新提出學生早前的建議或許可行，但是由於罷工也已到尾聲，因此沒有進一步實踐。
再比如，部分支持者提議要用影響生產秩序的方式將行動升級，例如佔領通往碼頭的公路。據學生表示，有工人（主要是在勞動力市場比較有優勢的技術工人吊車「機手」（Crane Operator）贊同這一方案；但是佔罷工人數更多、工作環境也最惡劣的基層勞工（工人們按廣東話諧音稱為「姑爺」的苦力工）對此則表示擔憂，工會領袖和組織者也傾向通過合法和更能維持公眾支援的方式抗爭。和以前的工潮不同，學生作為一個重要的利益相關體（stakeholder），其意見與其他支援者的意見共同被納入考慮，所以他們的意見經過協調之後，也在工人大會上做出討論。不過在各種考慮之下，他們的方案並沒有成為主流。
可見，碼頭工運提出的問題是，在「社運工會主義」的框架下，是否有方法處理社會和階級之間的矛盾？ 要如何維持和擴大工人的階級團結和鬥爭性？ 這個問題也影響我們思考的雨傘運動中的工人參與。
罷工失效：工人哪裏去了？
如上所說，職工盟及其屬會在雨傘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支援角色，我們不能說這些組織上的支援是不重要的。但是對於周永康及其他學生領袖來說，他們為一場真正的政治鬥爭作了準備，他們期望真正的影響社會經濟秩序。要達到此目的，他們需要政治上的聯盟，和來自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在進行一週的罷課之後，期望能喚起工人階級的醒覺，透過一場總罷工作為與政府談判的籌碼。但是職工盟和教協雖然有數以十萬計的會員，卻都未能配合學聯號召一場大罷工。
香港政治學者鄭煒和袁瑋熙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的佔領參與者是來自基層或者中下階層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工薪階層（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從事白領工作，但是為了方便，我們稱之為青年白領），而不是學生（只佔30%）。這些青年白領絕大部分都不是工會的會員，不是工會組織出來的。這個問題與碼頭工潮遇到的困難是一樣的，即如何推動「階級團結」和維持工人的戰鬥性。
香港的自主工會，在成立時就是以工聯會等親中共的工會為競爭的物件，政治上的立場已經決定了彼此難以合作。工聯會有數十萬的會員，他們有不同途徑的財政來源，所以每年只收數十元至100多元的會費。教協和職工盟的其他屬會，面對競爭，要增加代表性，也只能以增加會員作為重要的目標，收取和工聯會相若的會費。教協的財政來源主要是自己經營的會員福利店（在旺角和銅鑼灣的超市），職工盟則要和民間團體一樣，申請不同基金，為工人提供各類服務（包括法律諮詢）。
基於社運工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社會正義」理念，香港的自主工會更重視組織起缺乏市場力量（marketplace power）的基層邊緣工人，例如在碼頭工潮上，職工盟組織的正是外判工，特別是苦力工，因為基層的勞工更加需要外來協助。因此，這類社運型工會爭取權益往往透過爭取社會同情的方式進行，而一般情況下公眾亦同情基層的處境。但是，大家都缺乏真正支持工會的、廣泛參與工會事務的、工會可以在政治和社會運動進行動員的積極會員。
假如工會能發起有影響力的罷工（或者大規模的會員動員）支援學生運動，就必然為中左力量在雨傘運動及其後建立葛蘭西語境下的領導權/文化霸權（hegeomeny）奠定基礎。當然，左翼聲音對傘運之後的形勢回應乏力，與香港在1970年代之後特別是八九民運之後，意識形態上全面傾向西方主流的自由主義這社會歷史背景密切相關；但是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互為辯證關係，前者影響後者，後者界定前者。例如，2013年抗議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地產霸權」的反霸權（counter-hegemony）運動， 能引起一番轟動，有學生和社會運動的貢獻，和碼頭工人的罷工鬥爭也不無關係。
超越「社運工會主義」?
進步的知識份子，青年白領和技術工人，要怎樣透過自我組織，強化力量，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反過來，民主工運又要怎樣有效地組織被稱為「中產階級」或者「中間階層」的青年白領和技術工人——這些帶有「工人貴族」影子的人群？這是目前香港工運和社運最大的挑戰。
回到階級鬥爭這一命題，在勞動市場上，往往是有議價能力（市場力量）者更有信心抗爭。馬克思主義勞工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稱英國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的技術工人為「工人貴族」，並強調他們在工運中的重要作用，這些工人往往透過非法行動，迫使資方和他們談判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在香港，佔中三子所宣揚的「公民抗命」的理念——透過非法手段爭取合理訴求，在傘運之前已經深入人心；但是三子和學生之間的分歧在於，佔領是否要影響生產秩序。三子「愛與和平」的號召是不以影響社會秩序為目的的，周永康等學生領袖不認同此路線，他們對工人總罷工的期望和呼籲，就是要以癱瘓社會經濟為手段，爭取民主。可惜，沒有組織化的工人階級的參與，這一目標並沒有實現。雖然有數目眾多的青年白領，但是他們中有人辭職參與佔領，有的人只是下班後參與佔領，並不是組織化地從工作場所集體停止勞動，所以對社會生產帶來的影響極為有限。
那麼，進步的知識份子，青年白領和技術工人，要怎樣透過自我組織，強化力量，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要怎樣建立以生產和工作場所（而不僅僅是社區）為基礎的組織據點，為未來的政治罷工創造條件？反過來，民主工運又要怎樣有效地組織被稱為「中產階級」或者「中間階層」的青年白領和技術工人——這些帶有「工人貴族」影子的人群？這是目前香港工運和社運最大的挑戰。在1980年代「第三波」的全球民主運動之中，有兩個被廣泛引述的成功典範，一個是引發蘇聯和東歐巨變的波蘭，一個是帶動亞洲民主化的南韓。這兩個例子有共同的特徵，就是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有機結合，及相對深厚的廠房組織基礎。
波蘭和南韓，都被認為是「社運工會主義」的成功例子。很明顯，和這兩個國家比較，香港的不足在於職場組織基礎和思想傳統的雙層積弱。波蘭團結工會的神話，已在其執政之後破滅，其中的原因，因篇幅所限，本文無法詳述，但簡單來說，也是顯示了上述階級與社會之間的張力。而環顧當今世界，右翼民粹主義強勢崛起，中左力量出現了分裂，新的歷史困境令美國和南非等地響起「超越社運工會主義」的呼聲。香港是要在「社運工會主義」的框架下，深化職場的組織基礎？還是要展開超越「社運工會主義」的實踐（以美國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和南非的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為例）？這些問題都值得工學聯盟的實踐者和有遠大理想的社會改革者進行深入的反省。
（陳敬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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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sbawm, E. (1968). 「The machine breakers」 and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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