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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敬慈:從碼頭罷工到雨傘運動,談工學聯盟的起與落

香港是要在「社運工會主義」的框架下,深化職場的組織基礎?還是要展開超越「社運工會主義」的實踐?


 由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於2013年3月28日開始發起的碼頭工運,成為香港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最後事件以9.8%的加薪幅度達成共識,於2013年5月6日結束長達40日的工潮運動。 攝影:林振東
由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於2013年3月28日開始發起的碼頭工運,成為香港戰後最長的一次工人運動。最後事件以9.8%的加薪幅度達成共識,於2013年5月6日結束長達40日的工潮運動。 攝影:林振東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獨家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將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請關注。

什麼是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國際的文獻,談起1980年代後在全球興起的社運工會主義,最常被引用的案例包括在南非、南韓、巴西、波蘭等國的民主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自主工運,也包括美國和歐洲等地工會面對就業的零散化與傳統的廠房組織衰落、而採取的多元社區組織模式。

2013年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在碼頭上發起的一場工業行動,就為香港的公眾上了生動的一課:工人的力量,不僅僅來自工人之間的團結,也來自大學生、中學生、社區團體等社會各界甚至公眾的大力支持。這些支持都為工運帶來了「象徵性權力」(symbolic power)——一種以社會公眾更能接受的形象帶來的無形影響力,和「結盟權力」(coalitional power)——與其他團體和公眾相結合所產生的更大影響。而從碼頭工潮中走出來的部分學生,一年半之後成為了雨傘運動的推動和領導者,從工人與學生在這兩次運動中的關係,可一窺社運工會主義在香港的經驗和教訓。

本文以一篇發表在《當代亞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分析2013年碼頭工潮的合著文章,和一篇筆者供給李靜君和成名教授回顧雨傘運動編著的文章為基礎(參見文末文獻),思考「工學聯盟」在香港的實踐和經驗。文章以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為代表的香港自主工運,作為其中一個案例,來思考其得失。

碼頭到傘運:學生支援罷工、工會支援佔領

2013年4月1日葵涌貨櫃碼頭,罷工踏入第五天,參與罷工的工人超過400人,其中100多人前往中環的長江集團中心抗議,回程遇到了超過1000名前往聲援的學生和市民,浩浩蕩蕩的隊伍回到碼頭。當晚,高等法院頒布了禁制令,宣布工人和學生們3月28日起的佔領行動「非法」。已經佔領了碼頭五個日夜的工人和學生,只能撤退到碼頭外面的馬路邊,另設「碼頭村」。在工人與學生撤退至碼頭之外後,學聯連同各大學生會在校園和城市的交通要點,設立攤位,接受來自市民的、源源不斷的捐款和物質捐贈,然後送到碼頭村,供應給罷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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