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國家能讓我們自己救嗎？

戰亂八年後的敘利亞，關於「戰後」的話語漸漸頻繁。
誰的戰後？哪裏的戰後？誰被審判？誰被饒恕？誰會歸來？誰又會離開？在由極權控制的戰後敘利亞，苦難和創傷是否真的會結束？
端傳媒跟隨戰士、醫生、平民、人權鬥士等人的腳步，帶你走進這片傷痕累累的土地……
這是「戰後：敘利亞」系列的第三篇，戰後的敘利亞，將怎樣重建？將由誰來重建？

早在2011年，這三個人就有必須離開敘利亞的自覺。

福阿德是一名外科醫生，在敘利亞最大城市阿勒波工作；馬茲哈爾資深建築師，就職於首都大馬士革郊區德拉雅（Darayya）；而巴薩姆從大學開始便活躍在政治和人權領域。2011年初，28歲的巴薩姆參加了大馬士革街頭的抗議，這位年輕的庫爾德人或許是這三人中最早有危機意識的一位。

受阿拉伯之春影響，在敘利亞，要求民主變革的小型街頭抗議從2011年1月開始，到當年3月，事態逐漸升級。先是政府的安全部隊開槍打死抗議者，引發蔓延全國的暴力騷亂；再是政府軍的坦克進入大城市，鎮壓各地反政府抗議活動。

2011年8月25日，敘利亞政府軍隊圍攻首都德拉雅區，殺害750位平民，這還不包括150名失蹤者。馬茲哈爾親眼目睹這場屠殺，倉皇帶着家人逃離。2011年末，居住在阿勒波的福阿德發現，身邊向抗議者提供醫療協助的醫生和同僚中，陸續有人被親政府的便衣武裝綁架、要求贖金。他意識到，醫生這個身份會給自己帶來極大威脅，他也很快決定攜家人離開。2012年2月16日，持續從事人權活動的巴薩姆一行人被政府逮捕後入獄，飽受折磨。87天之後才被保釋。離開監獄，巴薩姆隨即帶着妻子離開了敘利亞。

八年來，上千萬敘利亞人或主動或被迫逃離家園，至今，600多萬人在敘利亞境內流離失所，近600萬人逃離國境，引發當代最嚴重的難民潮。相較而言，這三人是離開較早的一批。他們彼此並不相識，但相似的是，他們都未走遠。醫生、建築師、人權活動家，他們有足夠的資歷和能力，也自信在其他社會找到生路。但最終，三人都選擇與自己的國家保持一臂之遙。因為他們都覺得，也許自己還能做點什麼。

福阿德留在敘利亞西邊鄰國黎巴嫩，馬茲哈爾從黎巴嫩、約旦輾轉，最終停在土耳其與敘利亞接壤的城市加齊安泰普，巴薩姆則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受限於黎巴嫩針對移民的勞工政策，福阿德不能繼續從醫，便做起公共醫療的研究，他聯絡還在敘利亞的醫生，一邊告訴世人，醫護人員在敘利亞被當成「武器」，一邊告訴在敘利亞做緊急援救的國際機構，敘利亞戰前健康水平不錯，各種慢性病需被照顧到。

建築師馬茲哈爾，戰前曾去日本參加世界重建大會，他急切地想把經驗傳遞下去——內戰期間，盡是「毀壞」，年輕一代毫無「建造」實踐。如今夷為廢墟的敘利亞城鎮，毫無資源，若要重建家園，他知道，無論誰來主持，必須更有規劃。

人權鬥士巴薩姆則擔心，戰時發生的侵犯——無論施暴者是哪方勢力，若無人理會，便不會再有重見公正的那天，他籌錢組隊，在敘利亞國內聘請獨立研究員，給各地發生的侵害行為立檔存證。

以「衝突」、「戰爭」、「暴力」為題眼，八年來，敘利亞一次次出現在國際媒體上。整整八年過後，這個國家和平有望嗎？對於生活在和平社會的普通人而言，敘利亞一團亂麻的局勢，難以理解。而對這三位去國的專業人士而言，敘利亞仍然是他們可以「幫的上」的故國，哪怕他們的努力可能毫無效果。

而如今掌握軍事大局的阿薩德政權並不歡迎這三人所代表的敘利亞中產精英階層。雖然三人都在專業領域積極討論戰後的敘利亞，提供幫助重建的建議，但他們也都無法回國：在阿薩德治下的敘利亞，他們會有被逮捕的風險。

端傳媒記者在不同時刻採訪到他們：

2018年11月中旬，福阿德獲邀參加在卡塔爾舉辦的世界健康大會。大會的一項主題是衝突地區的醫療系統重建，福阿德被主持人以「難民」身份介紹，帶着紅眼航班的黑眼圈，從難民精神健康聊到國際援助缺乏。

2019年1月底，馬茲哈爾原計劃到布魯塞爾參加關於敘利亞重建的會議，但敘利亞人身份讓他難以拿到申根簽證，最終未能成行，只能遠程接受採訪。

2019年初，而當記者的採訪電話接通伊斯坦布爾的巴薩姆時，他剛剛收到從敘利亞傳入的人權侵害記錄，恰是關於陸續回到敘利亞的難民家庭——有些家庭，剛回國就被政府逮捕了。

以下是端傳媒根整理的受訪者自述。他們講述自己如何被戰爭影響，又怎樣殘留着一絲信心。他們仍然相信他們的一技之長，或許能夠幫到硝煙過後的敘利亞。

人權活動家：侵犯就是侵犯，不能夠被掩蓋

巴薩姆（Bassam Al-Ahmad）
職業：人權活動家
居住地：伊斯坦布爾，土耳其
領域：記錄敘利亞戰爭期間的人權侵犯案例

我是庫爾德人，2012年年中離開了敘利亞。那之前，我被當局逮捕，關押了87天。那是2012年的2月16日，我們一行16人都被逮捕了。說實話，我們都有被逮捕的自覺。在敘利亞做人權領域的工作，不是玩笑。

自從來大馬士革上大學到2011年敘利亞的衝突爆發，我一直有活躍在庫爾德政黨。我在學校內外組織各種研討會，一開始關注的是庫爾德人政治（編註：庫爾德人是敘利亞最大的少數民族，一直遭到敘利亞政權的鎮壓），後來也討論敘利亞的未來。街頭抗議開始的時候，我很自然地加入了抗議隊伍。而得益於此前的政治討論，我能很快地辨別是非，加入抗議。與身邊很多人一樣，我當時也以為抗議能更容易、更快速地推動改變。但很遺憾，事實並非如此。

被捕後，他們把我們分開，又將我換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我唯一想說的是，那段經歷給了我近距離記錄人權侵犯的機會，讓我觀察到——士兵和被關押的人分別怎樣思考和行動。

87天之後，我被保釋。我立即離開了敘利亞，來到伊斯坦布爾。

在伊斯坦布爾，我和其他幾位敘利亞人權活動家成立了「敘利亞真相與正義」（Syrians for Truth and Justice）組織。這是一個獨立的非政府機構，工作重點是宣傳人權，記錄在敘利亞發生的侵犯人權的行為。

我們希望準確、有證據地記錄：第一級是「初始報告」，來自可靠信源的描述；第二級是「可靠信息」，那是當事件得到至少一個機構認可的信源的證詞後；第三級是「確實認證」，只有當此前所有信息都經由兩個以上的可靠信源認可，才會被劃為「證實」。我們已經記錄了300多份報告。

2013年和2014年，要在敘利亞內部找到能夠進行獨立調查、證實人權侵犯案子的聯絡人還比較容易。後來，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如今，即便在敘利亞周邊國家公布類似的工作機會也難以找到人才，真正有技能的人已經離開了敘利亞，離開了中東，很多去了歐洲。人才流失對於活躍在敘利亞的各種機構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

敘利亞的一切都是政治，這些年裏，人權和援助都被政治化了。如今大家討論重建，也是一樣，基本上你會聽到兩種態度，一種來自敘利亞當局以及他們的盟友，也就是俄羅斯、伊朗這些國家，他們說，敘利亞已經準備好重建了、已經準備好接收難民；另一種態度來自歐盟、美國，他們的策略是，如果沒有政治轉型，就不會有重建。

但是，政治轉型是什麼？你問十個敘利亞人，會聽到十個不同的回答。對有的人，轉型是要改變整個政權；對有的人，轉型意味着阿薩德的下台；對於堅持以聯合國安理會第2254號決議（編註：該決議于2015年12月通過，呼籲敘利亞停火并達成政治解決方案）為中心的人，轉型的意義又不同。

我希望能夠看到真正的「轉型正義」，那就是，在戰時被侵犯的人不會被忘記。不管誰犯下的罪行——政權也罷，反對派也罷——任何犯下罪行的人，都應當承擔責任。到那個時候，到有了可信的、轉型期的司法制度的時候，我們現在做的侵犯人權的記錄，就會有用了。

當然，這只是一份不現實的期待。

如今也有人會說，先顧安全，再討論正義吧，正義可以晚點到。我很反對這樣的意見。我們應該平行地討論一切。不是簡單地說哪項最重要，哪項是次要的。尤其絕不能說正義可以遲到——如果你也看到那些被關押着的人，成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就不會這樣認為。

希望我們的記錄能夠給敘利亞社群帶來一種韌性。鼓勵敘利亞人試圖做出改變，堅定地發出反對施暴的聲音。侵犯就是侵犯，不能夠被掩蓋。現在記錄下來的信息，也許能給後代反思這段歷史的時候提供一些敘事的方法。也許以後的人，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醫生：戰時的武器，戰後的希望？

福阿德（Fouad M. Fouad）
職業：醫生
居住地：貝魯特，黎巴嫩
領域：敘利亞醫療系統的重建

我是一名醫生，一直在敘利亞北部城市阿勒波（Aleppo）工作生活。2011年，那裏的戰亂就已經開始了。到2012年，阿勒波的事態變得越來越嚴重，我也是那時離開的敘利亞。當時，我以為離開是暫時的，所以只是到了鄰國黎巴嫩；但我很快意識到，敘利亞的情況變得越來越糟，只好試着在黎巴嫩留下來。

在黎巴嫩，我不能繼續當醫生，因為黎巴嫩不允許外國人從事一部分職業，其中包括醫生。但是我幸運地在貝魯特美國大學得到一份訪問教授的工作機會，具體研究與敘利亞相關的公共衞生題目。正是這份研究工作，讓我有機會與很多敘利亞的醫生聯絡上，他們面臨非常糟糕的處境。

早在2011年3月，給阿薩德效力的武裝分子「沙比哈」（阿拉伯語意為暴徒）就開始綁架醫生，尤其是那些給示威者提供幫助的醫生。我身邊有很多需要醫生幫助的人，但是這些綁架讓我非常害怕。2012年7月，敘利亞政府通過一項反恐法令，如果給在反政府抗議中被親政府勢力傷害的人提供醫療援助，就會被視為犯罪。親政府勢力用各種方向襲擊醫療人員，包括襲擊衞生設施、威脅囚禁或囚禁、綁架、折磨等等。

最基本的醫療保障、第一線的醫務人員，在敘利亞已經被武器化了。

在普通人的認識裏，在武裝衝突期間，給傷者提供暢通的人道主義援助無疑是必要的。1863年國際紅十字會、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都試着保證這一點。可敘利亞政府的做法，已經被人權觀察和國際救贖等機構描述為「戰爭罪行」。他們有計劃、有模式的襲擊醫療設施和醫護人員。阿勒波東邊的一所地下醫院三年內被襲擊了19次，盡在2016年的7月到10月這三個月內就被襲擊13次；哈馬附近的一個用作醫院的洞穴，自2014年開始被轟炸了33次。2016年，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了對敘利亞醫護人員的襲擊。

如今70%的敘利亞醫生都離開了，也就是說敘利亞30萬名醫生裏，21萬人離開了。

敘利亞的情況會一直變化。就領地而言，雖然政府早前重新控制一部分，但是，這是在俄羅斯、伊朗的支持下做到的。這些地方的人並不完全相信政府；甚至那些一直信任政府的人也會擔心這不會長久。雖然現在敘利亞與約旦的邊境已經開放了，但是經濟依然全線崩潰。

具體到公共醫療層面，戰前敘利亞綜合的健康水平指標其實不錯，主要的問題是慢性病。現在，我們倒退至需要重新面對經食水傳染的疾病的程度。慢性病依然還在，又混合了傳染病的威脅，還缺乏對未來公共醫療的規劃。

據我了解，敘利亞政府沒有將資源用於重新建造醫院之類的項目上。但是，政府應該要很快注意到這個領域的重要性。這取決於敘利亞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醫療是建立和平和信任的橋梁。

現在情況非常複雜。在一部分地方，比如首都大馬士革（Damascus）、阿勒波（Aleppo）或是沿海地區，倘若政府想要展示出慢慢變好的形象，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你去偏遠的地區，鄉鎮、村落，那裏很多地方都被完全摧毀和廢棄了。

如果政府有能力對醫院或醫療中心進行投資，他們應當考慮在阿勒波東部投資。那裏的醫院被毀壞地很嚴重。如果他們能夠在阿勒波東部進行醫療設施的重建，這就會成為與當地居民建立信任的方法。這是在告訴那些居民，（政府）與俄羅斯一起轟炸了這一片，現在（政府）也會擔起重建的責任。相反，如果他們不在阿勒波東部進行重建，而將資金作為獎勵，投放給原本就支持政府的沿海地區，就會助長現在的分隔。

如今，我們應該思考，醫療可以作為一種和平建設的工具。當我們在談「重建」的時候，我們也在談「和解」。這些都能給人們帶來一些希望。不管人們是否想要回到敘利亞，對於那些留在敘利亞的人而言，他們也應當擁有這個希望。考慮重建，是在給出一個希望，一個在未來生活能夠安好、能夠沒有威脅的希望。

現在重要的不是重建敘利亞的醫院，而是重構整個醫療系統。如果你有100萬美元去重建醫療中心，那麼一兩年內就能建好；如果你有200萬美元，你能在幾個月內建好。但是人力資源呢？培訓一名醫生，至少需要十到十二年的時間，才能有最低標準的醫療經驗。不管你有多少錢，都不能跳過這個過程。

另一個思路就是從其他地方尋找人力。但是，我認為這並非一個構建起人力資源的正確方式。必須要有非常清晰的政策指導，否則就會變成像伊拉克那樣。伊拉克是一個重建醫療系統失敗的例子。曾經的伊拉克，有過中東地區最好醫療系統，醫生的教育程度很高，受過良好的訓練。跟敘利亞一樣，隨着戰爭的蔓延，這些醫生也離開了。現在，伊拉克開啟了很多計劃，準備重建醫療系統；但是他們的做法是「外包」，把醫療需求外包給鄰近的國家，把在伊拉克的病人送到約旦、黎巴嫩。可是伊拉克自己的設施依然很弱、自己的人力也會很弱。長遠而言，這不是一個好的投資。因為你付出的費用得不到任何的回饋。這可謂最差的一招。

還沒有例子能證明，戰時離開的醫生們會願意回國。他們是一群有從業資格、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能夠適應其他國家，能夠找到工作，不管短期的還是長期的工作。像在波斯尼亞（Bosnia），戰後，曾經有過離開的醫生又重新回國的。但十年之後，選擇回國的人又離開了。因為那裏十年後依然沒有有效投資，貪污依然嚴重。他們中很多人再離開的時候，都不會再從事醫療行業了。

我還會留在這個領域裏的，繼續給敘利亞的醫療重建做研究、提供建議。現實地說，這也許不是最好的選擇。但總覺得，我還是能幫得上一些的。

建築師：重建不只是一棟樓和一座城

馬茲哈爾（Mazhar Sharbaji）
職業：建築師，城市設計
居住地：加齊安泰普，土耳其
領域：敘利亞戰後城市規劃、建築重建

我從業建築設計已經33年了，專長是城市規劃，尤其是城市設計的準備和執行階段。1995年後的19年內，我還是大馬士革省農村地區一個工程師聯合會的主席。2003年到2005年期間，我擔任過大馬士革近郊達拉雅（Daraya）區的地方議會主席。

2012年，我離開敘利亞來到約旦。後來我在土耳其的一個獨立民間組織找到工作，這個組織叫做「地方行政委員會小組」（Local Administration Councils Unit）。戰爭期間，敘利亞政府的治理缺席。因此，在敘利亞各地，人們或者通過選舉或者通過共識成立自我管理的「地方行政委員會」（Local Councils）。我所在的機構，幫助這些地方委員會與法國、瑞士和德國的國際機構建立聯繫。從2013年開始，我主要幫助他們開展工作，培訓他們怎樣進行治理。在過去一年半當中，我專注於研究敘利亞的戰後重建事宜。

早在敘利亞部分地區變得相對安全的時候，關於重建的討論就開始了。最早關於重建的計劃是2015年總統簽署的第66號法令（Decree），具體落實在大馬士革西南部的一個角落。這項法令，並未通過人民議會，因而不能稱為法律（Law），而且法令僅針對兩個街區。

2018年4月通過的第10號法律，是一條由議會通過、適用於整個敘利亞的法律。依據第10號法律，地方政府部有權力給敘利亞所有城市提出管理規劃。敘利亞政權給出重建幾個特定地區的計劃，但是，重建這些地區的計劃不是由該地區的人民提出的，而是據第10號法律，由地方行政部部長提出。這意味着地方議會失去了管理和規劃這一部分的權力。

每一場戰爭過後，基礎設施和社會都需要重建，敘利亞75%的基礎設施被完全摧毀。敘利亞已經退回到40年前的水平。「重建」是在戰爭或自然災害的一個全面的、不可分割的項目，應當是一項綜合的涉及全國的過程。但是，敘利亞政權並沒有致力於對整個敘利亞進行全面重建，而是劃定了特定的重建區域。

事實上，政權在這些地區的重建是為了償還幫助過阿薩德的國際機構和商業公司。阿薩德現在已經有本地合作伙伴。據我所知，有來自伊朗的33家地產商獲得許可，參與大馬士革南部的兩座城市的建設。

不過，目前看來，這兩座城市的重建還停留在計劃上。有一批公司進入敘利亞，但一切還沒有開始，停留在紙面上。這兩個城市的重建計劃都是給親政權的私有公司服務的。除了伊朗，還有俄羅斯和中國的公司，都加入了這兩座城市的重建計劃。

敘利亞必須對重建有正確的認識。重建不是修復一所學校或一所房子。敘利亞面臨的是毀滅性的打擊。衞生、道路、政府機構、清真寺、學校、醫院遭到的破壞，都是毀滅性的。政權現在做的，只不過是在國際社會面前清理廢墟。

依據聯合國的估計，道路、基礎設施、房屋和其他破壞造成的損失已有1200億美元，而生產力損失的代價，或者說是國內生產總值的損失已有2680億美元。而同時，歐盟或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決定不參與重建，除非政治轉型，否則不會有重建。敘利亞是不會收到像是馬歇爾計劃那樣的援助的。

敘利亞不是敘利亞政權運作的大城市，大馬士革和阿勒頗，敘利亞還是拉卡，伊德利卜……這些城市毫無經驗，急需人力資源。

自救也很難。在敘利亞，擁有專業技術的專家數量急劇減少，大部分都離開了。在內戰裏，那些年輕的大學剛畢業的敘利亞人都沒有辦法通過實地工作獲得經驗。我如今帶領一個年輕的志願工程師團隊，我教他們思考如何重建敘利亞。早在2011年的時候，我曾去日本參加過一個世界重建大會，我希望能夠利用日本在自然災害後重建國家的經驗。

我想回到敘利亞，為敘利亞重建做貢獻。但是，敘利亞政權沒有向我們這樣的專家提供回國的「保證」。在起義之初沒有支持政權的人，政權不希望我們回去。我想，也許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國際社會出面，保證敘利亞各行各業專家的返回。

感謝「負責任的敘利亞調查報導」（SIRAJ）組織對本次採訪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