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国家能让我们自己救吗？

战乱八年后的叙利亚，关于“战后”的话语渐渐频繁。
谁的战后？哪里的战后？谁被审判？谁被饶恕？谁会归来？谁又会离开？在由极权控制的战后叙利亚，苦难和创伤是否真的会结束？
端传媒跟随战士、医生、平民、人权斗士等人的脚步，带你走进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
这是“战后：叙利亚”系列的第三篇，战后的叙利亚，将怎样重建？将由谁来重建？

早在2011年，这三个人就有必须离开叙利亚的自觉。

福阿德是一名外科医生，在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波工作；马兹哈尔资深建筑师，就职于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德拉雅（Darayya）；而巴萨姆从大学开始便活跃在政治和人权领域。2011年初，28岁的巴萨姆参加了大马士革街头的抗议，这位年轻的库尔德人或许是这三人中最早有危机意识的一位。

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在叙利亚，要求民主变革的小型街头抗议从2011年1月开始，到当年3月，事态逐渐升级。先是政府的安全部队开枪打死抗议者，引发蔓延全国的暴力骚乱；再是政府军的坦克进入大城市，镇压各地反政府抗议活动。

2011年8月25日，叙利亚政府军队围攻首都德拉雅区，杀害750位平民，这还不包括150名失踪者。马兹哈尔亲眼目睹这场屠杀，仓皇带着家人逃离。2011年末，居住在阿勒波的福阿德发现，身边向抗议者提供医疗协助的医生和同僚中，陆续有人被亲政府的便衣武装绑架、要求赎金。他意识到，医生这个身份会给自己带来极大威胁，他也很快决定携家人离开。2012年2月16日，持续从事人权活动的巴萨姆一行人被政府逮捕后入狱，饱受折磨。87天之后才被保释。离开监狱，巴萨姆随即带着妻子离开了叙利亚。

八年来，上千万叙利亚人或主动或被迫逃离家园，至今，600多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近600万人逃离国境，引发当代最严重的难民潮。相较而言，这三人是离开较早的一批。他们彼此并不相识，但相似的是，他们都未走远。医生、建筑师、人权活动家，他们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也自信在其他社会找到生路。但最终，三人都选择与自己的国家保持一臂之遥。因为他们都觉得，也许自己还能做点什么。

福阿德留在叙利亚西边邻国黎巴嫩，马兹哈尔从黎巴嫩、约旦辗转，最终停在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的城市加齐安泰普，巴萨姆则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受限于黎巴嫩针对移民的劳工政策，福阿德不能继续从医，便做起公共医疗的研究，他联络还在叙利亚的医生，一边告诉世人，医护人员在叙利亚被当成“武器”，一边告诉在叙利亚做紧急援救的国际机构，叙利亚战前健康水平不错，各种慢性病需被照顾到。

建筑师马兹哈尔，战前曾去日本参加世界重建大会，他急切地想把经验传递下去——内战期间，尽是“毁坏”，年轻一代毫无“建造”实践。如今夷为废墟的叙利亚城镇，毫无资源，若要重建家园，他知道，无论谁来主持，必须更有规划。

人权斗士巴萨姆则担心，战时发生的侵犯——无论施暴者是哪方势力，若无人理会，便不会再有重见公正的那天，他筹钱组队，在叙利亚国内聘请独立研究员，给各地发生的侵害行为立档存证。

以“冲突”、“战争”、“暴力”为题眼，八年来，叙利亚一次次出现在国际媒体上。整整八年过后，这个国家和平有望吗？对于生活在和平社会的普通人而言，叙利亚一团乱麻的局势，难以理解。而对这三位去国的专业人士而言，叙利亚仍然是他们可以“帮的上”的故国，哪怕他们的努力可能毫无效果。

而如今掌握军事大局的阿萨德政权并不欢迎这三人所代表的叙利亚中产精英阶层。虽然三人都在专业领域积极讨论战后的叙利亚，提供帮助重建的建议，但他们也都无法回国：在阿萨德治下的叙利亚，他们会有被逮捕的风险。

端传媒记者在不同时刻采访到他们：

2018年11月中旬，福阿德获邀参加在卡塔尔举办的世界健康大会。大会的一项主题是冲突地区的医疗系统重建，福阿德被主持人以“难民”身份介绍，带着红眼航班的黑眼圈，从难民精神健康聊到国际援助缺乏。

2019年1月底，马兹哈尔原计划到布鲁塞尔参加关于叙利亚重建的会议，但叙利亚人身份让他难以拿到申根签证，最终未能成行，只能远程接受采访。

2019年初，而当记者的采访电话接通伊斯坦布尔的巴萨姆时，他刚刚收到从叙利亚传入的人权侵害记录，恰是关于陆续回到叙利亚的难民家庭——有些家庭，刚回国就被政府逮捕了。

以下是端传媒根整理的受访者自述。他们讲述自己如何被战争影响，又怎样残留着一丝信心。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一技之长，或许能够帮到硝烟过后的叙利亚。

人权活动家：侵犯就是侵犯，不能够被掩盖

巴萨姆（Bassam Al-Ahmad）
职业：人权活动家
居住地：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领域：记录叙利亚战争期间的人权侵犯案例

我是库尔德人，2012年年中离开了叙利亚。那之前，我被当局逮捕，关押了87天。那是2012年的2月16日，我们一行16人都被逮捕了。说实话，我们都有被逮捕的自觉。在叙利亚做人权领域的工作，不是玩笑。

自从来大马士革上大学到2011年叙利亚的冲突爆发，我一直有活跃在库尔德政党。我在学校内外组织各种研讨会，一开始关注的是库尔德人政治（编注：库尔德人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民族，一直遭到叙利亚政权的镇压），后来也讨论叙利亚的未来。街头抗议开始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加入了抗议队伍。而得益于此前的政治讨论，我能很快地辨别是非，加入抗议。与身边很多人一样，我当时也以为抗议能更容易、更快速地推动改变。但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

被捕后，他们把我们分开，又将我换到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唯一想说的是，那段经历给了我近距离记录人权侵犯的机会，让我观察到——士兵和被关押的人分别怎样思考和行动。

87天之后，我被保释。我立即离开了叙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

在伊斯坦布尔，我和其他几位叙利亚人权活动家成立了“叙利亚真相与正义”（Syrians for Truth and Justice）组织。这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工作重点是宣传人权，记录在叙利亚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希望准确、有证据地记录：第一级是“初始报告”，来自可靠信源的描述；第二级是“可靠信息”，那是当事件得到至少一个机构认可的信源的证词后；第三级是“确实认证”，只有当此前所有信息都经由两个以上的可靠信源认可，才会被划为“证实”。我们已经记录了300多份报告。

2013年和2014年，要在叙利亚内部找到能够进行独立调查、证实人权侵犯案子的联络人还比较容易。后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即便在叙利亚周边国家公布类似的工作机会也难以找到人才，真正有技能的人已经离开了叙利亚，离开了中东，很多去了欧洲。人才流失对于活跃在叙利亚的各种机构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

叙利亚的一切都是政治，这些年里，人权和援助都被政治化了。如今大家讨论重建，也是一样，基本上你会听到两种态度，一种来自叙利亚当局以及他们的盟友，也就是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他们说，叙利亚已经准备好重建了、已经准备好接收难民；另一种态度来自欧盟、美国，他们的策略是，如果没有政治转型，就不会有重建。

但是，政治转型是什么？你问十个叙利亚人，会听到十个不同的回答。对有的人，转型是要改变整个政权；对有的人，转型意味着阿萨德的下台；对于坚持以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编注：该决议于2015年12月通过，呼吁叙利亚停火并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为中心的人，转型的意义又不同。

我希望能够看到真正的“转型正义”，那就是，在战时被侵犯的人不会被忘记。不管谁犯下的罪行——政权也罢，反对派也罢——任何犯下罪行的人，都应当承担责任。到那个时候，到有了可信的、转型期的司法制度的时候，我们现在做的侵犯人权的记录，就会有用了。

当然，这只是一份不现实的期待。

如今也有人会说，先顾安全，再讨论正义吧，正义可以晚点到。我很反对这样的意见。我们应该平行地讨论一切。不是简单地说哪项最重要，哪项是次要的。尤其绝不能说正义可以迟到——如果你也看到那些被关押着的人，成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就不会这样认为。

希望我们的记录能够给叙利亚社群带来一种韧性。鼓励叙利亚人试图做出改变，坚定地发出反对施暴的声音。侵犯就是侵犯，不能够被掩盖。现在记录下来的信息，也许能给后代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提供一些叙事的方法。也许以后的人，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医生：战时的武器，战后的希望？

福阿德（Fouad M. Fouad）
职业：医生
居住地：贝鲁特，黎巴嫩
领域：叙利亚医疗系统的重建

我是一名医生，一直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波（Aleppo）工作生活。2011年，那里的战乱就已经开始了。到2012年，阿勒波的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也是那时离开的叙利亚。当时，我以为离开是暂时的，所以只是到了邻国黎巴嫩；但我很快意识到，叙利亚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只好试着在黎巴嫩留下来。

在黎巴嫩，我不能继续当医生，因为黎巴嫩不允许外国人从事一部分职业，其中包括医生。但是我幸运地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得到一份访问教授的工作机会，具体研究与叙利亚相关的公共卫生题目。正是这份研究工作，让我有机会与很多叙利亚的医生联络上，他们面临非常糟糕的处境。

早在2011年3月，给阿萨德效力的武装分子“沙比哈”（阿拉伯语意为暴徒）就开始绑架医生，尤其是那些给示威者提供帮助的医生。我身边有很多需要医生帮助的人，但是这些绑架让我非常害怕。2012年7月，叙利亚政府通过一项反恐法令，如果给在反政府抗议中被亲政府势力伤害的人提供医疗援助，就会被视为犯罪。亲政府势力用各种方向袭击医疗人员，包括袭击卫生设施、威胁囚禁或囚禁、绑架、折磨等等。

最基本的医疗保障、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在叙利亚已经被武器化了。

在普通人的认识里，在武装冲突期间，给伤者提供畅通的人道主义援助无疑是必要的。1863年国际红十字会、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都试着保证这一点。可叙利亚政府的做法，已经被人权观察和国际救赎等机构描述为“战争罪行”。他们有计划、有模式的袭击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阿勒波东边的一所地下医院三年内被袭击了19次，尽在2016年的7月到10月这三个月内就被袭击13次；哈马附近的一个用作医院的洞穴，自2014年开始被轰炸了33次。2016年，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对叙利亚医护人员的袭击。

如今70%的叙利亚医生都离开了，也就是说叙利亚30万名医生里，21万人离开了。

叙利亚的情况会一直变化。就领地而言，虽然政府早前重新控制一部分，但是，这是在俄罗斯、伊朗的支持下做到的。这些地方的人并不完全相信政府；甚至那些一直信任政府的人也会担心这不会长久。虽然现在叙利亚与约旦的边境已经开放了，但是经济依然全线崩溃。

具体到公共医疗层面，战前叙利亚综合的健康水平指标其实不错，主要的问题是慢性病。现在，我们倒退至需要重新面对经食水传染的疾病的程度。慢性病依然还在，又混合了传染病的威胁，还缺乏对未来公共医疗的规划。

据我了解，叙利亚政府没有将资源用于重新建造医院之类的项目上。但是，政府应该要很快注意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这取决于叙利亚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医疗是建立和平和信任的桥梁。

现在情况非常复杂。在一部分地方，比如首都大马士革（Damascus）、阿勒波（Aleppo）或是沿海地区，倘若政府想要展示出慢慢变好的形象，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你去偏远的地区，乡镇、村落，那里很多地方都被完全摧毁和废弃了。

如果政府有能力对医院或医疗中心进行投资，他们应当考虑在阿勒波东部投资。那里的医院被毁坏地很严重。如果他们能够在阿勒波东部进行医疗设施的重建，这就会成为与当地居民建立信任的方法。这是在告诉那些居民，（政府）与俄罗斯一起轰炸了这一片，现在（政府）也会担起重建的责任。相反，如果他们不在阿勒波东部进行重建，而将资金作为奖励，投放给原本就支持政府的沿海地区，就会助长现在的分隔。

如今，我们应该思考，医疗可以作为一种和平建设的工具。当我们在谈“重建”的时候，我们也在谈“和解”。这些都能给人们带来一些希望。不管人们是否想要回到叙利亚，对于那些留在叙利亚的人而言，他们也应当拥有这个希望。考虑重建，是在给出一个希望，一个在未来生活能够安好、能够没有威胁的希望。

现在重要的不是重建叙利亚的医院，而是重构整个医疗系统。如果你有100万美元去重建医疗中心，那么一两年内就能建好；如果你有200万美元，你能在几个月内建好。但是人力资源呢？培训一名医生，至少需要十到十二年的时间，才能有最低标准的医疗经验。不管你有多少钱，都不能跳过这个过程。

另一个思路就是从其他地方寻找人力。但是，我认为这并非一个构建起人力资源的正确方式。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政策指导，否则就会变成像伊拉克那样。伊拉克是一个重建医疗系统失败的例子。曾经的伊拉克，有过中东地区最好医疗系统，医生的教育程度很高，受过良好的训练。跟叙利亚一样，随着战争的蔓延，这些医生也离开了。现在，伊拉克开启了很多计划，准备重建医疗系统；但是他们的做法是“外包”，把医疗需求外包给邻近的国家，把在伊拉克的病人送到约旦、黎巴嫩。可是伊拉克自己的设施依然很弱、自己的人力也会很弱。长远而言，这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因为你付出的费用得不到任何的回馈。这可谓最差的一招。

还没有例子能证明，战时离开的医生们会愿意回国。他们是一群有从业资格、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能够适应其他国家，能够找到工作，不管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工作。像在波斯尼亚（Bosnia），战后，曾经有过离开的医生又重新回国的。但十年之后，选择回国的人又离开了。因为那里十年后依然没有有效投资，贪污依然严重。他们中很多人再离开的时候，都不会再从事医疗行业了。

我还会留在这个领域里的，继续给叙利亚的医疗重建做研究、提供建议。现实地说，这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总觉得，我还是能帮得上一些的。

建筑师：重建不只是一栋楼和一座城

马兹哈尔（Mazhar Sharbaji）
职业：建筑师，城市设计
居住地：加齐安泰普，土耳其
领域：叙利亚战后城市规划、建筑重建

我从业建筑设计已经33年了，专长是城市规划，尤其是城市设计的准备和执行阶段。1995年后的19年内，我还是大马士革省农村地区一个工程师联合会的主席。2003年到2005年期间，我担任过大马士革近郊达拉雅（Daraya）区的地方议会主席。

2012年，我离开叙利亚来到约旦。后来我在土耳其的一个独立民间组织找到工作，这个组织叫做“地方行政委员会小组”（Local Administration Councils Unit）。战争期间，叙利亚政府的治理缺席。因此，在叙利亚各地，人们或者通过选举或者通过共识成立自我管理的“地方行政委员会”（Local Councils）。我所在的机构，帮助这些地方委员会与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国际机构建立联系。从2013年开始，我主要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培训他们怎样进行治理。在过去一年半当中，我专注于研究叙利亚的战后重建事宜。

早在叙利亚部分地区变得相对安全的时候，关于重建的讨论就开始了。最早关于重建的计划是2015年总统签署的第66号法令（Decree），具体落实在大马士革西南部的一个角落。这项法令，并未通过人民议会，因而不能称为法律（Law），而且法令仅针对两个街区。

2018年4月通过的第10号法律，是一条由议会通过、适用于整个叙利亚的法律。依据第10号法律，地方政府部有权力给叙利亚所有城市提出管理规划。叙利亚政权给出重建几个特定地区的计划，但是，重建这些地区的计划不是由该地区的人民提出的，而是据第10号法律，由地方行政部部长提出。这意味着地方议会失去了管理和规划这一部分的权力。

每一场战争过后，基础设施和社会都需要重建，叙利亚75%的基础设施被完全摧毁。叙利亚已经退回到40年前的水平。“重建”是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一个全面的、不可分割的项目，应当是一项综合的涉及全国的过程。但是，叙利亚政权并没有致力于对整个叙利亚进行全面重建，而是划定了特定的重建区域。

事实上，政权在这些地区的重建是为了偿还帮助过阿萨德的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阿萨德现在已经有本地合作伙伴。据我所知，有来自伊朗的33家地产商获得许可，参与大马士革南部的两座城市的建设。

不过，目前看来，这两座城市的重建还停留在计划上。有一批公司进入叙利亚，但一切还没有开始，停留在纸面上。这两个城市的重建计划都是给亲政权的私有公司服务的。除了伊朗，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司，都加入了这两座城市的重建计划。

叙利亚必须对重建有正确的认识。重建不是修复一所学校或一所房子。叙利亚面临的是毁灭性的打击。卫生、道路、政府机构、清真寺、学校、医院遭到的破坏，都是毁灭性的。政权现在做的，只不过是在国际社会面前清理废墟。

依据联合国的估计，道路、基础设施、房屋和其他破坏造成的损失已有1200亿美元，而生产力损失的代价，或者说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已有2680亿美元。而同时，欧盟或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决定不参与重建，除非政治转型，否则不会有重建。叙利亚是不会收到像是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援助的。

叙利亚不是叙利亚政权运作的大城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叙利亚还是拉卡，伊德利卜……这些城市毫无经验，急需人力资源。

自救也很难。在叙利亚，拥有专业技术的专家数量急剧减少，大部分都离开了。在内战里，那些年轻的大学刚毕业的叙利亚人都没有办法通过实地工作获得经验。我如今带领一个年轻的志愿工程师团队，我教他们思考如何重建叙利亚。早在2011年的时候，我曾去日本参加过一个世界重建大会，我希望能够利用日本在自然灾害后重建国家的经验。

我想回到叙利亚，为叙利亚重建做贡献。但是，叙利亚政权没有向我们这样的专家提供回国的“保证”。在起义之初没有支持政权的人，政权不希望我们回去。我想，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国际社会出面，保证叙利亚各行各业专家的返回。

感谢“负责任的叙利亚调查报导”（SIRAJ）组织对本次采访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