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年相比，2019年的中國「兩會」並沒有多大不同：一次人民代表和委員們參政、議政的短暫年會，但是通常只見各種擁護、讚揚之詞，聽不到多少向總理、部長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檢察院檢察長的質詢。其實，「兩會」倒更像是一場發生在中國的行政長官們、與規模龐大更甚代表或委員總數的媒體記者們之間的交鋒——雖然大多數問題也是事先安排好的。
論兩會的戲劇性，今年不若2012年薄熙來和温家寶相互「鬥法」那般驚心動魄，也沒有去年記者席上「紅衣小姐」和「藍衣小姐」的「白眼之爭」；但今年也有凌友詩這樣的台籍港區政協委員發言時的矯揉造作，還有教育部長陳寶生刻意使用互聯網俗語回應記者提問（編註：被問及課業負擔問題，陳寶生用「學生不高興，就是寶寶不高興；寶寶不高興，後果很嚴重」來回答）。不過，在代表和委員幾近不動聲色間，這個中國政壇每年一度少有的公開窗口，還是流露出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比如提出今年全年減輕企業税收和社保負擔近兩萬億元。尤其當這些跡象發生在十九屆中共二中全會——同時是去年修憲大會——後的週年時，顯示出中國政治正在發生一次悄悄的路線調整。
這一調整發生的時機，酷似1958年和1978年「大躍進」和「洋躍進」的兩次調整，也類似1974年、1989年兩次整頓，因而再次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政治週期，使得今年的兩會在理論上頗具如選舉社會下才有的「換屆效應」：兩屆任期中的期中選舉給予選民機會修正他們對政治家的評價，並可能因為在任者的過度尋租而觸怒選民導致彈劾。譬如尼克松的下台和克林頓的被彈劾案，都發生在他們的第二個任期上。
中國政治過程缺乏如此的民主約束，但因為過度尋租行為更為誇張，因此在事實上引發國內外巨大反彈，造成和「彈劾」差不多的效果——過去下半年以來的政治氣氛，因突擊修憲的政治緊張而引發改變，同時中國政治和公共議程的設置，被中美貿易戰裹挾。因此，當整個2019年的兩會氣氛和一年前的熱鬧大相徑庭，聽不到有關「中國製造2025」的任何聲音時，便讓人懷疑過去幾年鼓勵「國進民退」的「習躍進」路線遭遇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