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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兩會總結】吳強:「習躍進」或逢調整,「減税」作為「政治讓步」的意義

人民的力量,包括革命的可能,無論是基於虛構還是恐懼,久違地進入中國最高級別政治議程中。這或許是修憲一週年以來,甚至傳言中2012年所謂「未遂政變」以來,中國政治最為積極的變化吧。


2019年3月15日,北京舉行的人民大會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會議前,遊客戴著一頂帶紅星的帽子在天安門廣場等候。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9年3月15日,北京舉行的人民大會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會議前,遊客戴著一頂帶紅星的帽子在天安門廣場等候。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和往年相比,2019年的中國「兩會」並沒有多大不同:一次人民代表和委員們參政、議政的短暫年會,但是通常只見各種擁護、讚揚之詞,聽不到多少向總理、部長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最高檢察院檢察長的質詢。其實,「兩會」倒更像是一場發生在中國的行政長官們、與規模龐大更甚代表或委員總數的媒體記者們之間的交鋒——雖然大多數問題也是事先安排好的。

論兩會的戲劇性,今年不若2012年薄熙來和温家寶相互「鬥法」那般驚心動魄,也沒有去年記者席上「紅衣小姐」和「藍衣小姐」的「白眼之爭」;但今年也有凌友詩這樣的台籍港區政協委員發言時的矯揉造作,還有教育部長陳寶生刻意使用互聯網俗語回應記者提問(編註:被問及課業負擔問題,陳寶生用「學生不高興,就是寶寶不高興;寶寶不高興,後果很嚴重」來回答)。不過,在代表和委員幾近不動聲色間,這個中國政壇每年一度少有的公開窗口,還是流露出一些不同尋常的跡象——比如提出今年全年減輕企業税收和社保負擔近兩萬億元。尤其當這些跡象發生在十九屆中共二中全會——同時是去年修憲大會——後的週年時,顯示出中國政治正在發生一次悄悄的路線調整。

這一調整發生的時機,酷似1958年和1978年「大躍進」和「洋躍進」的兩次調整,也類似1974年、1989年兩次整頓,因而再次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政治週期,使得今年的兩會在理論上頗具如選舉社會下才有的「換屆效應」:兩屆任期中的期中選舉給予選民機會修正他們對政治家的評價,並可能因為在任者的過度尋租而觸怒選民導致彈劾。譬如尼克松的下台和克林頓的被彈劾案,都發生在他們的第二個任期上。

中國政治過程缺乏如此的民主約束,但因為過度尋租行為更為誇張,因此在事實上引發國內外巨大反彈,造成和「彈劾」差不多的效果——過去下半年以來的政治氣氛,因突擊修憲的政治緊張而引發改變,同時中國政治和公共議程的設置,被中美貿易戰裹挾。因此,當整個2019年的兩會氣氛和一年前的熱鬧大相徑庭,聽不到有關「中國製造2025」的任何聲音時,便讓人懷疑過去幾年鼓勵「國進民退」的「習躍進」路線遭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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