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作者2018年冬季新疆考察紀行系列之第三篇。第一篇为《凍結的堡壘城市，與消失的人——新疆紀行之一》，第二篇为《「新大漢主義」的興起及其「內亞」意義——新疆紀行之二》
新疆在地緣政治和宗教版圖上的重要性，都不是單一的維穩策略能夠應對的，這似乎也加速中國當局尋求更激進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導向一個以漢化政策為中心的長期策略，也就是「新大漢主義」。其具體面向至少表現在如下若干方面。
再教育的仇恨種子
相對傳統的大漢族主義，「新大漢主義」首先凸顯在國家機器的融入，和對特定少數民族的集體性、強制性的漢化教育，形式上則結合了勞動教養模式和日本在滿洲進行的皇民化教育。
後者見諸於在城市和鄉村推行半軍事化管理、並降低維文顯示度的方法，對少數民族實行嚴格的居住和遷徙管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識別；而前者則是國際矚目的焦點，主要體現為在全疆開設「再教育培訓基地」，將各種可能表現出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的民眾關押其中，雖然多為南疆維族底層，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對現行政策表達輕微不滿的漢族。雖然其總體規模和具體地點無法得到更多證實，新疆當地民眾也對此諱莫如深，但是據信超過一百萬之眾被關押其中，主要進行政策教育、漢語學習和所謂職業技能培訓，且「再教育」時間到底持續多長並無定論，而從社區、村委會往上任何一級機構、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都有權將在宗教和民族問題上存在「越軌」言行的公民送進再教育營。
被關進再教育營的多為南疆維族底層，但是也包括文化精英和其他民族，甚至對現行政策表達輕微不滿的漢族。
在這一強制性的漢化教育下，副產品之一是：烏市等地長期以來存在的偷盜現象近乎絕跡，當地漢族驕氣上升，而南疆地區不少農村的男性青壯年也近乎絕跡，只剩下老弱婦幼和駐村幹部；波及較少的哈薩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等則不覺有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