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國族神話下的北海道愛努族

「萬世一系的單一民族國家」，是許多人對日本的印象，甚至有不少日本人以此為傲。但回顧歷史，今日我們所稱的日本國，最早源自西元三～四世紀左右形成的「大和朝廷」，勢力範圍為今日的關西一帶。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疆域，則是大和朝廷在一千多年的歲月中擴張版圖的結果。

大日本帝國曾經以多民族共榮的強國自居，但在戰後卻轉而將日本的發展成就，歸因於日本在語言、民族上的單一性與純粹性。1986年，時任日本總理的中曾根康弘公開表示：「美國是多元民族國家，因此教育難以普及，非裔、拉丁裔知識水準低，日本因為是單一民族國家，教育較易普及」，就是其中代表。

而從自古以來從事屠宰、皮革等賤業的部落民、故土被併吞的愛努人、琉球人、戰後定居日本的韓僑、華僑、到近幾十年來移入日本的各國移工、南美日僑等等，都在大和民族自豪的光榮歷史之下，成為影子般的隱形存在。

然而，日本政府日前宣布，根據內閣會議通過的草案，將正式以法律承認北海道的愛努族為原住民族，這等於正式打破了日本單一民族的神話。究竟愛努人是誰？又是如何成為了「日本人」，再重新恢復為「愛努人」？

從「愛努莫西里」到「北海道」

今日所稱的愛努族，其文化約成型於西元十三世紀左右，依居住地尚可分為北海道、樺太（庫頁島）與千島群島等不同的文化圈。和人（愛努人對今日本本州人的稱呼）將愛努稱為「蝦夷」，而在中國古籍中的「骨嵬」，一般認為應是指涉愛努族。在愛努語中，「愛努」為「人」的意思，愛努居住的地區則稱為「愛努莫西里」，意為「人世的靜謐大地」。

愛努人相信在人世之外，另外存在著「靈」（Kamuy）的世界，從自然現象到動植物，無論善惡，萬物皆存在著靈。從建築、服飾、工藝到飲食，都是以對靈的理解為核心。因此「送靈」非常重要，最著名的就是「送熊祭」，捕到熊後，必須慎重地恭送熊靈。若是幼熊，則需豢養至成年後再送熊靈，希望熊靈可以回去宣傳愛努人如何善待自己，招致更多善靈降臨。

位處阿拉斯加、歐亞大陸與日本本州間的愛努族，主要是以鮭魚、鷹、海獅等動物的毛皮或乾貨，跟周邊地區交換米、織品、工藝品等物資。在對外貿易以及防禦上的需求下，開始出現了統治複數部落，管理貿易、獵場、礦藏等事務的首領。

當時和人在愛努莫西里建立了稱為「館」的貿易據點，但也因此產生了許多摩擦。在1456年，有愛努人因刀劍的交易糾紛，遭到和人鐵匠刺殺，因而引發了當時的愛努首領胡奢麻尹(コシャマイン)對和人宣戰。

胡奢麻尹在攻陷大半的和人據點後，於武田家的反擊中被殺，但戰亂仍持續了近一世紀之久，直到1550年，蠣崎季廣與數位愛努首領締結和平條約，劃定雙方疆界後作收。至此雙方仍為對等地位，此後對貿易船隻所課徵的稅收，也是由雙方進行分配。

但到了十七世紀，幕府將對愛努的貿易權利，代替領地封給了松前藩，讓蠣崎家得以壟斷和人與愛努間的貿易管道。之後松前藩更進一步禁止了愛努與西伯利亞、滿洲、朝鮮等地的貿易，在各地設置「商場」，分封家臣為商場的「知行」，規定愛努僅能跟當地商場做生意。

在松前藩的壟斷之下，交易的行情對愛努越來越不利。1669年，愛努首領沙牟奢允(シャクシャイン)號召對不平等貿易不滿的愛努，對松前發起進攻。但裝備火槍，又聯合了反沙牟奢允派愛努的松前藩，成功擊退了沙牟奢允。松前藩隨後擺下鴻門宴，假意和談，在宴席上殺死了沙牟奢允及其他首領。愛努的抵抗，再次以和人的勝利作收。

在戰勝之後，松前藩進一步收緊了對愛努的控制。松前藩所任命的知行，後來陸續將貿易權交由商家承攬，而承包貿易權的商家，則成為當地愛努實質的支配者。愛努需按照當地商家的要求，繳交獵物或漁產，實質上從和人的交易對象，轉變為了受僱勞工。1789年，不堪剝削的愛努人，襲擊了國後、目梨的商家，但旋即被松前藩鎮壓下來。

1869年，明治政府考量經濟利益與對俄國防，決定將愛努莫西里納入治下。當時被內定為開拓判官的，是踏遍愛努莫西里的探險家松浦武四郎。松浦同情愛努人的遭遇，除了要求政府改善愛努人的處境外，並在新行政區名稱的選項中，列入了「北加伊道」（Ho-Kai-Do）。根據松浦記載，「Kai」來自愛努語，意為「生於此地之人」，希望這塊土地的名字，能不忘記愛努。

但最後明治政府沒有接受松浦的意見，失望的松浦辭去官職，「北加伊道」則是參考本州的「東海道」，被命名為音同但字不同的「北海道」。「愛努莫西里」從此，就僅存於愛努人的心中。

成為「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

在成為北海道之後，廣大的「無主地」被日本政府分配給和人移民與企業，進行「開拓」。在今日的開拓敘事中，經常強調移民們篳路藍縷的艱辛，以及明治官僚的英明神武。

但實際上，當時許多高官紛紛利用關係取得精華土地或重要產業、特權，大發其財。最後醜聞爆發，震撼日本中央政壇，即便開拓使黑田清隆身為薩摩藩大老，也被迫下台。

在殖民政策下，愛努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漁場與獵場，生活陷入困境。但現代國家的領土問題，仍對愛努步步進逼。日本跟俄羅斯在1875年簽訂了「千島樺太交換條約」，約定俄羅斯以千島群島跟日本交換樺太島，以解決雙方長年的邊境爭議。

中學時我對喜歡的女生告白，她從窗戶丟出一張紙，上面寫著「你們家是愛努，所以不行」。我回家問父親：「愛努是什麼？」父親一臉凝重，才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愛努。

但千島與樺太也都是愛努之地，因此當地的愛努被迫要在日俄當中選擇一方。選擇日籍的樺太愛努，被迫遷移至數百公里以南的石狩，許多人因此死於水土不服。而留在原鄉的千島愛努，由於宗教信仰等文化傾向俄羅斯，亦被強制往南遷至靠近北海道的色丹島，以利同化。而在二戰時，色丹等島被俄羅斯佔領，千島愛努又再次被迫遷徙至北海道東部，流離失所。

日本政府在1898年制定了「舊土人保護法」，提供社福資源、耕地以救濟貧困的愛努。但實際上在幾十年間，資源均已握在和人手中，即便部分地區確實有分給愛努土地，也大多缺乏經濟價值，處分上還受到嚴格管制。

更糟糕的是，在保護的名義下，同化政策被執行得更加徹底，愛努被要求學習日語、改為日本姓名，並禁止愛努傳統生活及習俗，包括捕鮭、獵鹿、紋面、送熊等等。愛努人多半為和人所僱，因應雇主需求，甚至需要遠赴外地工作，往往就此客死異鄉。

當時以北海道大學為首，日本的體質人類學家熱衷於挖掘愛努人遺骨，以證明和人在人種上比愛努人優越，因此有統治愛努的正當性，愛努因天性懶惰等缺陷，是注定要滅絕的民族。而在許多大型博覽會上，愛努人也成為「展示品」供人觀賞。

除了政府殖民同化政策的壓迫外，隨著和人移民漸增，愛努人開始居於少數，而被成為在地社會主流族群的和人所歧視。不僅在就學、求職上遭到差別待遇，在婚姻上更是不利。筆者曾在一場座談會上，聽一位愛努長者講述年輕時的經驗：

中學時我對喜歡的女生告白，她從窗戶丟出一張紙，上面寫著「你們家是愛努，所以不行」。我回家問父親：「愛努是什麼？」父親一臉凝重，才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愛努。

既然維持認同反而可能招致國家與社會的壓力，許多愛努選擇隱瞞自己的身份，長者的父親不願告訴小孩自己是愛努，就是出自此一考量。

但即便如愛努、部落民等弱勢族群意圖隱藏身世，在戶籍上也無差異，但在社會上仍可能會被以出身地、姓氏等各種線索挖出背景，一樣難逃歧視。

另一方面，在壓力下的低調自保，也導致了邊緣化的加劇。北海道大學特聘教授佐佐木利和即曾撰文指出，有很長的一段期間，日本人類學家一直不願研究現存的愛努族，因為愛努族不被官方承認為「民族」，學界也認為愛努已被完全和化，因此不被認為有研究價值，更不會有相關的研究預算、職位。

若連學界都不願正視現代日本社會中愛努的存在，也難怪大眾會深信愛努族只存在於歷史當中，日本是個純粹的「單一民族國家」了。

黑暗中的光明：愛努運動者們的軌跡

即便是在黑暗的時代中，仍有愛努人試圖抓住光明。日本在1910-20年代間，興起了一陣被後世稱為「大正民主」的自由浪潮。在北海道開始出現了成為地方議員的愛努人，甚至為了土地問題，發起了赴東京請願的運動。

1923年「愛努神謠集」出版，成為第一本以愛努、日文雙語，記述愛努傳統文化的書籍。作者是一名愛努少女知里幸惠，但幸惠在成書後就因心臟病過世，年僅十九歲。

幸惠的兩個弟弟，隨後均成為知名的愛努語研究者，么弟知里真志保不僅編篡出知名的愛努語字典，更成為第一位愛努人大學教授。在許多愛努人的努力下，即便在戶籍上成為了「日本人」，民族的歷史、語言與文化記憶仍得以流傳於後世。

在二戰後民主化的潮流之下，愛努人在1946年成立了「北海道愛努協會」，致力於保存愛努文化，並倡議日本政府應改善愛努在教育、社福等方面的處境。但由於愛努在當時仍受到社會汙名，因此協會在1961年改名為北海道同胞（ウタリ）協會，持續推動相關改革。

愛努運動所面對的最大困境，首先就是日本政府拒絕承認愛努人是原住民。面對愛努運動或是聯合國各機關的相關詢問、要求，日本政府的標準答案都是「愛努已經完全被同化，不屬於原住民族」。當時的憲法學者也普遍認為，給予愛努特殊待遇，將違反日本憲法的平等原則。

但隨著原住民權利議題在1970年代興起，聯合國在1985年，開始著手原住民權利宣言的調查與起草工作。而同胞協會則在1984年，提出協會版的「愛努法」草案。當中雖未明確提及「原住民」、「原住民權利」，但其內容包括了基本人權、參政、教育、文化、經濟、專責基金與政策機關，可說實質上已提出了原住民權利主張。

在過程當中，愛努也透過參與聯合國的審議，間接對日本政府施壓。1992年同胞協會理事長野村義一，在聯合國發表演說，批判日本政府同化政策對愛努的壓迫，以及長年來對愛努族存在的否定，要求對話以及自治。1994年，知名愛努學者萱野茂當選眾議員，成為首位日本愛努眾議員，更加積極地推動相關法案。

在1996年的日本政府報告中，以不合日本國情與法規為由，明確否定了政治自決、土地、資源返還或補償等權利主張。但仍肯定了改革愛努政策的需要，只是應以務實可行為原則，限定於愛努文化的保存、復興以及社會教育等方面。

在司法方面也有所突破。針對愛努傳統聚居地二風谷地區的水壩開發案，萱野茂對國家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土地徵收許可。札幌地方法院在1997年3月作出判決，雖因水壩已完成，因此駁回原告請求，但法院也明確表示，當初的審查中並未考量工程對原住民族的文化影響，有重大瑕疵，為違法徵收。這是日本法院第一次明確承認愛努族的原住民身份及其權利。

在此一潮流下，日本國會在1997年5月通過了「愛努文化振興法」，用以取代從戰前施行至今的「舊土人保護法」。「愛努」終於擺脫「舊土人」的污名，被國家重新承認其存在。但新法仍遵循報告書的定調，迴避了愛努是否為原住民，是否享有原住民權利等問題，正如法案其名，僅處理文化保存議題。

2007年，聯合國通過了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日本也投下了贊成票。愛努族旋即要求日本應跟上國際水準，承認愛努族為原住民族，並落實原住民權利保障。作為回應，日本國會在2008年通過「要求將愛努族認定為原住民族」決議，但內閣雖因此設置了愛努政策諮詢小組，推動相關調查與討論，仍未正面處理原住民認定與權利問題。

失根的「文化振興」：社經弱勢的惡性循環

從愛努文化振興法到國會決議，讓愛努漸漸擺脫被歧視的污名，開始能夠抬頭挺胸地，在日本社會宣告自身的存在。

北海道大學在2007年成立「愛努暨原住民研究中心」，是第一個以愛努為名的研究機構。2009年，北海道同胞協會將會名改回北海道愛努協會，持續推動語言教學、祭典復興、工藝推廣以及獎學金、社福補助等工作。

但隨著愛努的復興，感受到萬世一系、單一民族神話受到「反日勢力」威脅的日本保守派，也開始展開反制。

由於在明治時期，愛努就被併入日本人戶籍，並未特別註記。在早期不少困苦的和人移民，會將子女交由愛努家庭收養，而一百多年來與和人通婚也相當普遍，再加上歧視讓許多人隱瞞出身，如今要如何認定愛努人，實際上相當困難，一般認為目前愛努族的總人數，約在3~5萬左右。

由於在戶籍上並無獨立分類，因此愛努人的認定，主要是靠政府與愛努協會的調查、登記結果為主，因此成為保守派的攻擊對象。他們認為，「純種」愛努早就已經因為通婚與同化而滅族了，現存的愛努人與愛努協會，只是為了騙取補助而自稱的。更激進的論調則認為，愛努族自古以來就是大和民族的一部分，自始就沒有獨立存在的愛努族。

這些保守運動與反移民、反在日韓僑等運動串連。除了在議會發聲、杯葛預算外，也會以NGO名義前往聯合國，與愛努等人權團體一同參與各種會議、審查，致力於戳破所謂的「反日騙局」。

當然，這些要求原住民族在血統上或生活習慣上必須要「純正」，不然就不算原住民的說法，雖然並不罕見，但實為似是而非。

先不論當初佔領愛努莫西里，同化愛努人的就是和人。民族間的流動與通婚，以及傳統文化、生活方式的流失與轉化，本就是在各民族都會發生的事情。即便涉及國家制度上的資源分配與權利主張時，在技術上不得不討論如何認定民族身份，但並不因此影響民族的存續。

例如和人今日也不再穿著兜檔布，不再騎乘馬匹或搭乘牛車，親族中有外國人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不會有人因此否定和人的認同，以及大和民族的存在。全世界中有許多人經常吃義大利麵，也不會因此變成義大利人。

這類論調看似客觀，實際上是相當政治性的產物，認為原住民族的認同與文化，必須得到主流社會的想像的承認，但自己的民族認同與文化，卻不需要受到相同的檢驗，這本身就是一種歧視。而在日本，這類說法更成為了保守派捍衛「單一民族論」，否認國內存在其他民族的意識型態利器。

但除了保守派的反撲之外，更大的危機恐怕是年輕一代愛努的民族認同，正在趨向稀薄。根據北海道大學愛努中心在2015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雖然如在學校受到霸凌等歧視經驗，仍然相當普遍，但愛努族對自身的觀感，已經是正面（17.1%）、中立（20.7%）多於負面（14.1%）。

但值得憂心的是，在同一題中回答「毫無身為愛努族的意識」的愛努人高達48%，在30歲以下的群體更達到66.8%。

該報告進一步分析，今日愛努族，特別是年輕愛努對自身民族認同的漠然，已經不能僅以直接的社會歧視解釋，而是透過社經因素的中介造成的。首先在時代變遷，以及長期的壓迫與離散下，愛努文化已經漸漸與日常生活疏離，變成需要另外學習的知識、技能。

但是，愛努的社經地位弱勢，往往使他們沒有餘裕投入傳統文化的學習與保存。根據數據顯示，愛努人的平均家戶年所得僅有355.8萬（日圓，下同），僅有北海道平均（473.5萬）的75%，更只及全國平均（537.2萬）的66%。

經濟與教育會互相影響，雖然目前有47.5%的愛努人領取過愛努高中職獎學金，讓愛努人的高中職升學率與全國相差無幾。但到了大學，愛努人的升學率僅有27.1%，遠低於全國的56.2%。而高中職中輟率為12.9%(全國為2.1%)，大學中輟率為23.2%（全國為2.7%）。

而放棄學業的理由，則以「經濟無法負擔」（77.6%）與「必須去找工作」(25.2%)為主。顯然並非成績不及，而是受到經濟因素影響。

至此，可以歸結出一個惡性循環：殖民與同化政策讓愛努家庭居於經濟弱勢，而家庭經濟困難導致升學不易，下一代的低學歷又再生產了經濟弱勢。加上在這樣的惡性循環當中，愛努人難有餘裕進行愛努文化、語言的學習，傳統就更加與日常生活疏離，變得僅存在於博物館或觀光行程當中。

如果要根本性地改善愛努族的處境，那麼就不能再拿著平等原則的舊學說當擋箭牌，而必須正視多年來不義政策對愛努造成的傷害，採取一定的積極矯正歧視措施，例如在教育、參政與就業上的保障措施等等。同時也必須著手恢復其傳統領域，或給予適當賠償。

日本政府選擇將愛努政策限定於文化議題，可想見是希望迴避在政治、經濟、社會議題上，與和人間的利益衝突，同時期待以愛努文化發展觀光業。但從上述的調查可以了解到，傳統文化無法脫離社經脈絡而單獨存續。1997年以來的文化政策確有一定成效，扭轉了愛努對自身的負面觀感，也增加了愛努的能見度與資源，但終是治標不治本。

鮭魚與遺骨：遲遲未來的轉型正義

只談文化的愛努政策，除了未能有效解決愛努人的社經困境外，也無力回應愛努人要求轉型正義的呼聲。在文化復興的政策下，不少一度被禁止的傳統祭儀，開始重新舉辦。但愛努的傳統與自然息息相關，為了取得儀式所需的魚、鹿、熊等等，屢屢與現行法規發生摩擦。

在現狀下，若是與官方合作，確實有可能以文化活動名義得到特例許可。也有愛努人選擇依法取得獵槍執照，成為職業或業餘獵人，並在狩獵法規許可的範圍內，盡量維持愛努獵人的傳統作法，例如在狩獵後進行送靈儀式。

但也有愛努人認為，既然承認愛努是愛努莫西里的原住民，打獵捕魚為何需要和人許可？在去年十月，紋別愛努協會的畠山敏會長，就刻意不申請許可，與族人前往河邊要捕捉儀式所需的鮭魚，最後遭到預先得到消息的警力阻止。

畠山會長表示，他希望能凸顯出目前的日本政府，其實並沒有充分保障愛努對自然資源的權利。

除了自然資源之外，另一個衝突點在於對愛努人遺骨的處理問題。如前所述，從一百多年前，就有許多人類學家前往發掘愛努人的墳墓，進行相關研究，發掘工作一直到1970年代才告一段落。

在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十二條，就提及了國家應設法將持有的原住民遺骨送回原籍。而根據目前的官方調查，約有一千六百具左右的愛努遺骨，被分散收藏在全日本十幾所大學及研究機關，當中一千具左右藏於北海道大學。

當時不只是愛努人，日本學者也從朝鮮等地收集遺骨，作為研究資料。1996年，北海道大學正式將收藏的朝鮮人遺骨還給韓國，並且鄭重道歉。但雖然愛努人從1982年起，就開始針對遺骨問題開始對北大進行抗議，但北大僅返還了零星的幾具遺骨，並在停車場旁整建了一座靈骨塔，讓愛努人得以前來憑弔。

在長年的抗議下，日本政府表示，若是能辨別人別的遺骨，可接受後代子孫申請領回。但大部分的遺骨，只知道被學者挖走時所標註的地點與日期，要特定人別幾乎不可能。

在2014年，幾個部落的愛努長老，以部落集體的名義對北海道大學提告，要求返還從該部落挖走的祖先遺骨。長老們主張，即便無法一一特定人別，部落對該部落的墓地仍有管理權，而且挖走遺骨，也妨礙了原住民的祭儀文化。

最後在法官的促成下，部落與北大達成和解，北大願意分三年，分梯將遺骨返還給各部落，但拒絕任何道歉與賠償。後來各部落也陸續對北大或其他大學提起訴訟，到目前為止均大多是以類似條件和解作收。

在送還遺骨的現場，仍有愛努族人要求北大道歉，但校方人員總是在唸完法官要求的官方聲明後，低頭保持沈默。僅有極少數的研究者，如北大的愛努學者丹菊逸治，以個人身份前往道歉。

在原住民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對於過去歷史不義的道歉與彌補，以及保障自然資源、土地的使用權限，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捕的鮭魚，與放棄道歉與賠償才要得回的祖先遺骨，代表的正是日本政府刻意擱置、迴避的轉型正義議程。

杯水車薪的「新法」：正義缺席的和解共生

配合2020年東京奧運開幕，日本政府正在努力準備迎接全世界的觀光客，而愛努文化也被視為觀光資源的一環，將在北海道建設名為「民族和解共生空間」（下稱「空間」）的國立博物館，在奧運年盛大開幕，目標為吸引一百萬參觀人次。

而「空間」也被當作愛努新法案的主要亮點，被日本政府推上了檯面。「空間」除了博物館之外，也將設置集中收藏愛努遺骨的設施，在提供愛努人弔祭的同時，也預計持續開放通過倫理審查的研究者使用。

以「民族共生」、「多元社會」為號召的法案，重點除了「空間」的設置與營運外，還包括了媒體廣為報導的，在法律中首次明確承認愛努族為原住民外，以及補助與愛努文化保存、教育普及、觀光產業或國際交流的相關計畫、放寬在傳統儀式上使用山林資源及捕鮭的審查基準等等。

綜觀新法，較舊法確有明顯進步。首先承認愛努為法定原住民，確有重要意義。對於愛努相關的計畫投入預算，並放寬自然資源使用的條件，確實可期待能有助於愛努文化的發展，以及促進主流社會的理解。

但這樣的進步幅度，相較於幾十年來愛努團體與國際上對原住民權利的討論，以及愛努人面對的深刻危機，卻顯得杯水車薪。

首先是新法雖承認愛努族為原住民，但並未承認其原住民「權利」，實質上對參政、社會、經濟、教育等等，早已名列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各種權利，均隻字未提。愛努人依舊只能等政府給政府願意給的，卻無權向政府要求自己真正需要的，恐難根本改善前述的弱勢處境。

其次，包括「空間」在內，觀光被列入主要的補助項目，希望同時達成經濟成長與愛努文化復興的目標。然而，若將愛努文化作為創造觀光產值的手段，收益是否真的會進到愛努人的口袋，又是否真的有助於復興愛努文化與創造多元社會，尚未看見具體的規劃。

而對於遺骨，在近年的訴訟之後，日本政府仍不願意主動送還、道歉，反而將遺骨集中於政府所管理的「空間」，再加上相關研究仍會持續，這種宣稱「在顧及愛努祭祀需求與尊嚴的前提下，滿足研究需求」的「雙贏」作法，也讓許多愛努人無法接受。

畢竟先人的遺骨，不是為了滿足和人的研究而存在的。就算要合祀出處不明的遺骨，也應由愛努人來做才對。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公約第十二條也明訂，對於處理禮器與遺骨的機制，應由國家與原住民族共同制定。

平心而論，「空間」確實有機會，也應該成為日本政府真摯面對歷史，與愛努達成和解的場館，筆者亦誠心希望如此。目前北海道博物館在研究者們的努力下，已經有許多關於愛努史的介紹，但政府相關的展示空間，均還停留在和人中心的「開拓」論述。再從這次新法的內容，以及對於遺骨的處理方式來看，恐怕難以樂觀。

但從日本政府的角度來說，這次的修法與「空間」的設置，既可對國際宣傳日本對原住民的重視，掩蓋對歷史問題與權利議題的批判，也可賺進一筆奧運觀光財。但實際上日本政府與和人社會，仍舊不需要為過去的錯誤付出任何代價。

另一方面，愛努社群內部對於是要堅持權利主張，還是與政府妥協以換取資源，本就有著路線之爭。在新法之下，「拿人手軟」的一方，即便有所不滿，恐怕也不方便批評政府，而主張堅持原住民權利，追究日本政府歷史責任的一方，恐怕將更加邊緣化。

原住民族的腳步仍未停止

雖然新法案有著諸多問題，但仍無可否認，這是愛努族一點一滴爭取而來的成果。一旦在法律層次承認愛努族為原住民族後，即便日本政府再不情願，日後愛努族對原住民族權利的主張將更有憑有據，聯合國也將加大檢視力道，日本政府遲早需要面對更敏感而根本的歷史責任與社經權利問題。

另一方面，在南方的琉球人也正注視著愛努運動的發展。對曾經建立琉球王國，到現在琉球語仍相當普及的琉球人而言，從被強制併入日本後，也有著一連串從屬與壓迫的苦難歷史。例如琉球人的遺骨，在當時也一樣被日本學者挖走做研究，在去年也仿效愛努族，對京都大學提起訴訟。透過原住民族地位與權利的主張，成為琉球人尋求歷史正義的一個可能選項。

而愛努雖也與日俄間的領土爭議有著歷史上的連結，但琉球的「自決」將牽涉目前更加敏感而關鍵的美軍基地議題。例如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縣民公投中，沖繩縣民以七成的反對票，表明了反對美軍邊野古基地的意志。雖然目前日本政府堅持國防為中央政府權責而無視，但若是「琉球原住民」依據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進行公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在去年，繼承作為愛努長老的父親，一生致力於愛努文化保存、遺骨以及權利議題的葛野次雄長老訪問台灣，並特地為台灣寫了一段禱詞，禱詞的最後一段如下（由筆者自行翻譯）：

神之心意與語言所蘊含之真實，在人世間合而為一。若我們能相互鼓勵，相互扶持，就絕不會遺忘戰爭所造成的悲劇。堅持述說下去吧，我們有著必須傳諸後世的話語。畏之、慎之……

葛野長老所祈願的，不僅是愛努族的自立，還擴及了包括台灣、沖繩、日本、韓國等地在內的世界和平。面對如此艱難的道路，葛野長老所擁有的，僅僅是胸懷同樣志向的朋友，以及對歷史傳承的一份堅持，讓他以及愛努族走到了今天。敬畏天地，互助合作，銘記傳承，薪火不絕。寒冬再長終有時盡，面對全新的時代，生息於北方大地的愛努人，將以足以克服嚴冬的古老智慧，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