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国族神话下的北海道爱努族

“万世一系的单一民族国家”，是许多人对日本的印象，甚至有不少日本人以此为傲。但回顾历史，今日我们所称的日本国，最早源自西元三～四世纪左右形成的“大和朝廷”，势力范围为今日的关西一带。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疆域，则是大和朝廷在一千多年的岁月中扩张版图的结果。

大日本帝国曾经以多民族共荣的强国自居，但在战后却转而将日本的发展成就，归因于日本在语言、民族上的单一性与纯粹性。1986年，时任日本总理的中曾根康弘公开表示：“美国是多元民族国家，因此教育难以普及，非裔、拉丁裔知识水准低，日本因为是单一民族国家，教育较易普及”，就是其中代表。

而从自古以来从事屠宰、皮革等贱业的部落民、故土被并吞的爱努人、琉球人、战后定居日本的韩侨、华侨、到近几十年来移入日本的各国移工、南美日侨等等，都在大和民族自豪的光荣历史之下，成为影子般的隐形存在。

然而，日本政府日前宣布，根据内阁会议通过的草案，将正式以法律承认北海道的爱努族为原住民族，这等于正式打破了日本单一民族的神话。究竟爱努人是谁？又是如何成为了“日本人”，再重新恢复为“爱努人”？

从“爱努莫西里”到“北海道”

今日所称的爱努族，其文化约成型于西元十三世纪左右，依居住地尚可分为北海道、桦太（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等不同的文化圈。和人（爱努人对今日本本州人的称呼）将爱努称为“虾夷”，而在中国古籍中的“骨嵬”，一般认为应是指涉爱努族。在爱努语中，“爱努”为“人”的意思，爱努居住的地区则称为“爱努莫西里”，意为“人世的静谧大地”。

爱努人相信在人世之外，另外存在着“灵”（Kamuy）的世界，从自然现象到动植物，无论善恶，万物皆存在着灵。从建筑、服饰、工艺到饮食，都是以对灵的理解为核心。因此“送灵”非常重要，最著名的就是“送熊祭”，捕到熊后，必须慎重地恭送熊灵。若是幼熊，则需豢养至成年后再送熊灵，希望熊灵可以回去宣传爱努人如何善待自己，招致更多善灵降临。

位处阿拉斯加、欧亚大陆与日本本州间的爱努族，主要是以鲑鱼、鹰、海狮等动物的毛皮或干货，跟周边地区交换米、织品、工艺品等物资。在对外贸易以及防御上的需求下，开始出现了统治复数部落，管理贸易、猎场、矿藏等事务的首领。

当时和人在爱努莫西里建立了称为“馆”的贸易据点，但也因此产生了许多摩擦。在1456年，有爱努人因刀剑的交易纠纷，遭到和人铁匠刺杀，因而引发了当时的爱努首领胡奢麻尹(コシャマイン)对和人宣战。

胡奢麻尹在攻陷大半的和人据点后，于武田家的反击中被杀，但战乱仍持续了近一世纪之久，直到1550年，蛎崎季广与数位爱努首领缔结和平条约，划定双方疆界后作收。至此双方仍为对等地位，此后对贸易船只所课征的税收，也是由双方进行分配。

但到了十七世纪，幕府将对爱努的贸易权利，代替领地封给了松前藩，让蛎崎家得以垄断和人与爱努间的贸易管道。之后松前藩更进一步禁止了爱努与西伯利亚、满洲、朝鲜等地的贸易，在各地设置“商场”，分封家臣为商场的“知行”，规定爱努仅能跟当地商场做生意。

在松前藩的垄断之下，交易的行情对爱努越来越不利。1669年，爱努首领沙牟奢允(シャクシャイン)号召对不平等贸易不满的爱努，对松前发起进攻。但装备火枪，又联合了反沙牟奢允派爱努的松前藩，成功击退了沙牟奢允。松前藩随后摆下鸿门宴，假意和谈，在宴席上杀死了沙牟奢允及其他首领。爱努的抵抗，再次以和人的胜利作收。

在战胜之后，松前藩进一步收紧了对爱努的控制。松前藩所任命的知行，后来陆续将贸易权交由商家承揽，而承包贸易权的商家，则成为当地爱努实质的支配者。爱努需按照当地商家的要求，缴交猎物或渔产，实质上从和人的交易对象，转变为了受雇劳工。1789年，不堪剥削的爱努人，袭击了国后、目梨的商家，但旋即被松前藩镇压下来。

1869年，明治政府考量经济利益与对俄国防，决定将爱努莫西里纳入治下。当时被内定为开拓判官的，是踏遍爱努莫西里的探险家松浦武四郎。松浦同情爱努人的遭遇，除了要求政府改善爱努人的处境外，并在新行政区名称的选项中，列入了“北加伊道”（Ho-Kai-Do）。根据松浦记载，“Kai”来自爱努语，意为“生于此地之人”，希望这块土地的名字，能不忘记爱努。

但最后明治政府没有接受松浦的意见，失望的松浦辞去官职，“北加伊道”则是参考本州的“东海道”，被命名为音同但字不同的“北海道”。“爱努莫西里”从此，就仅存于爱努人的心中。

成为“不是日本人”的“日本人”

在成为北海道之后，广大的“无主地”被日本政府分配给和人移民与企业，进行“开拓”。在今日的开拓叙事中，经常强调移民们筚路蓝缕的艰辛，以及明治官僚的英明神武。

但实际上，当时许多高官纷纷利用关系取得精华土地或重要产业、特权，大发其财。最后丑闻爆发，震撼日本中央政坛，即便开拓使黑田清隆身为萨摩藩大老，也被迫下台。

在殖民政策下，爱努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渔场与猎场，生活陷入困境。但现代国家的领土问题，仍对爱努步步进逼。日本跟俄罗斯在1875年签订了“千岛桦太交换条约”，约定俄罗斯以千岛群岛跟日本交换桦太岛，以解决双方长年的边境争议。

中学时我对喜欢的女生告白，她从窗户丢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你们家是爱努，所以不行”。我回家问父亲：“爱努是什么？”父亲一脸凝重，才第一次告诉我，什么是爱努。

但千岛与桦太也都是爱努之地，因此当地的爱努被迫要在日俄当中选择一方。选择日籍的桦太爱努，被迫迁移至数百公里以南的石狩，许多人因此死于水土不服。而留在原乡的千岛爱努，由于宗教信仰等文化倾向俄罗斯，亦被强制往南迁至靠近北海道的色丹岛，以利同化。而在二战时，色丹等岛被俄罗斯占领，千岛爱努又再次被迫迁徙至北海道东部，流离失所。

日本政府在1898年制定了“旧土人保护法”，提供社福资源、耕地以救济贫困的爱努。但实际上在几十年间，资源均已握在和人手中，即便部分地区确实有分给爱努土地，也大多缺乏经济价值，处分上还受到严格管制。

更糟糕的是，在保护的名义下，同化政策被执行得更加彻底，爱努被要求学习日语、改为日本姓名，并禁止爱努传统生活及习俗，包括捕鲑、猎鹿、纹面、送熊等等。爱努人多半为和人所雇，因应雇主需求，甚至需要远赴外地工作，往往就此客死异乡。

当时以北海道大学为首，日本的体质人类学家热衷于挖掘爱努人遗骨，以证明和人在人种上比爱努人优越，因此有统治爱努的正当性，爱努因天性懒惰等缺陷，是注定要灭绝的民族。而在许多大型博览会上，爱努人也成为“展示品”供人观赏。

除了政府殖民同化政策的压迫外，随着和人移民渐增，爱努人开始居于少数，而被成为在地社会主流族群的和人所歧视。不仅在就学、求职上遭到差别待遇，在婚姻上更是不利。笔者曾在一场座谈会上，听一位爱努长者讲述年轻时的经验：

中学时我对喜欢的女生告白，她从窗户丢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你们家是爱努，所以不行”。我回家问父亲：“爱努是什么？”父亲一脸凝重，才第一次告诉我，什么是爱努。

既然维持认同反而可能招致国家与社会的压力，许多爱努选择隐瞒自己的身份，长者的父亲不愿告诉小孩自己是爱努，就是出自此一考量。

但即便如爱努、部落民等弱势族群意图隐藏身世，在户籍上也无差异，但在社会上仍可能会被以出身地、姓氏等各种线索挖出背景，一样难逃歧视。

另一方面，在压力下的低调自保，也导致了边缘化的加剧。北海道大学特聘教授佐佐木利和即曾撰文指出，有很长的一段期间，日本人类学家一直不愿研究现存的爱努族，因为爱努族不被官方承认为“民族”，学界也认为爱努已被完全和化，因此不被认为有研究价值，更不会有相关的研究预算、职位。

若连学界都不愿正视现代日本社会中爱努的存在，也难怪大众会深信爱努族只存在于历史当中，日本是个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了。

黑暗中的光明：爱努运动者们的轨迹

即便是在黑暗的时代中，仍有爱努人试图抓住光明。日本在1910-20年代间，兴起了一阵被后世称为“大正民主”的自由浪潮。在北海道开始出现了成为地方议员的爱努人，甚至为了土地问题，发起了赴东京请愿的运动。

1923年“爱努神谣集”出版，成为第一本以爱努、日文双语，记述爱努传统文化的书籍。作者是一名爱努少女知里幸惠，但幸惠在成书后就因心脏病过世，年仅十九岁。

幸惠的两个弟弟，随后均成为知名的爱努语研究者，么弟知里真志保不仅编篡出知名的爱努语字典，更成为第一位爱努人大学教授。在许多爱努人的努力下，即便在户籍上成为了“日本人”，民族的历史、语言与文化记忆仍得以流传于后世。

在二战后民主化的潮流之下，爱努人在1946年成立了“北海道爱努协会”，致力于保存爱努文化，并倡议日本政府应改善爱努在教育、社福等方面的处境。但由于爱努在当时仍受到社会污名，因此协会在1961年改名为北海道同胞（ウタリ）协会，持续推动相关改革。

爱努运动所面对的最大困境，首先就是日本政府拒绝承认爱努人是原住民。面对爱努运动或是联合国各机关的相关询问、要求，日本政府的标准答案都是“爱努已经完全被同化，不属于原住民族”。当时的宪法学者也普遍认为，给予爱努特殊待遇，将违反日本宪法的平等原则。

但随着原住民权利议题在1970年代兴起，联合国在1985年，开始着手原住民权利宣言的调查与起草工作。而同胞协会则在1984年，提出协会版的“爱努法”草案。当中虽未明确提及“原住民”、“原住民权利”，但其内容包括了基本人权、参政、教育、文化、经济、专责基金与政策机关，可说实质上已提出了原住民权利主张。

在过程当中，爱努也透过参与联合国的审议，间接对日本政府施压。1992年同胞协会理事长野村义一，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批判日本政府同化政策对爱努的压迫，以及长年来对爱努族存在的否定，要求对话以及自治。1994年，知名爱努学者萱野茂当选众议员，成为首位日本爱努众议员，更加积极地推动相关法案。

在1996年的日本政府报告中，以不合日本国情与法规为由，明确否定了政治自决、土地、资源返还或补偿等权利主张。但仍肯定了改革爱努政策的需要，只是应以务实可行为原则，限定于爱努文化的保存、复兴以及社会教育等方面。

在司法方面也有所突破。针对爱努传统聚居地二风谷地区的水坝开发案，萱野茂对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土地征收许可。札幌地方法院在1997年3月作出判决，虽因水坝已完成，因此驳回原告请求，但法院也明确表示，当初的审查中并未考量工程对原住民族的文化影响，有重大瑕疵，为违法征收。这是日本法院第一次明确承认爱努族的原住民身份及其权利。

在此一潮流下，日本国会在1997年5月通过了“爱努文化振兴法”，用以取代从战前施行至今的“旧土人保护法”。“爱努”终于摆脱“旧土人”的污名，被国家重新承认其存在。但新法仍遵循报告书的定调，回避了爱努是否为原住民，是否享有原住民权利等问题，正如法案其名，仅处理文化保存议题。

2007年，联合国通过了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日本也投下了赞成票。爱努族旋即要求日本应跟上国际水准，承认爱努族为原住民族，并落实原住民权利保障。作为回应，日本国会在2008年通过“要求将爱努族认定为原住民族”决议，但内阁虽因此设置了爱努政策谘询小组，推动相关调查与讨论，仍未正面处理原住民认定与权利问题。

失根的“文化振兴”：社经弱势的恶性循环

从爱努文化振兴法到国会决议，让爱努渐渐摆脱被歧视的污名，开始能够抬头挺胸地，在日本社会宣告自身的存在。

北海道大学在2007年成立“爱努暨原住民研究中心”，是第一个以爱努为名的研究机构。2009年，北海道同胞协会将会名改回北海道爱努协会，持续推动语言教学、祭典复兴、工艺推广以及奖学金、社福补助等工作。

但随着爱努的复兴，感受到万世一系、单一民族神话受到“反日势力”威胁的日本保守派，也开始展开反制。

由于在明治时期，爱努就被并入日本人户籍，并未特别注记。在早期不少困苦的和人移民，会将子女交由爱努家庭收养，而一百多年来与和人通婚也相当普遍，再加上歧视让许多人隐瞒出身，如今要如何认定爱努人，实际上相当困难，一般认为目前爱努族的总人数，约在3~5万左右。

由于在户籍上并无独立分类，因此爱努人的认定，主要是靠政府与爱努协会的调查、登记结果为主，因此成为保守派的攻击对象。他们认为，“纯种”爱努早就已经因为通婚与同化而灭族了，现存的爱努人与爱努协会，只是为了骗取补助而自称的。更激进的论调则认为，爱努族自古以来就是大和民族的一部分，自始就没有独立存在的爱努族。

这些保守运动与反移民、反在日韩侨等运动串连。除了在议会发声、杯葛预算外，也会以NGO名义前往联合国，与爱努等人权团体一同参与各种会议、审查，致力于戳破所谓的“反日骗局”。

当然，这些要求原住民族在血统上或生活习惯上必须要“纯正”，不然就不算原住民的说法，虽然并不罕见，但实为似是而非。

先不论当初占领爱努莫西里，同化爱努人的就是和人。民族间的流动与通婚，以及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流失与转化，本就是在各民族都会发生的事情。即便涉及国家制度上的资源分配与权利主张时，在技术上不得不讨论如何认定民族身份，但并不因此影响民族的存续。

例如和人今日也不再穿着兜档布，不再骑乘马匹或搭乘牛车，亲族中有外国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不会有人因此否定和人的认同，以及大和民族的存在。全世界中有许多人经常吃义大利面，也不会因此变成义大利人。

这类论调看似客观，实际上是相当政治性的产物，认为原住民族的认同与文化，必须得到主流社会的想像的承认，但自己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却不需要受到相同的检验，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而在日本，这类说法更成为了保守派捍卫“单一民族论”，否认国内存在其他民族的意识型态利器。

但除了保守派的反扑之外，更大的危机恐怕是年轻一代爱努的民族认同，正在趋向稀薄。根据北海道大学爱努中心在2015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如在学校受到霸凌等歧视经验，仍然相当普遍，但爱努族对自身的观感，已经是正面（17.1%）、中立（20.7%）多于负面（14.1%）。

但值得忧心的是，在同一题中回答“毫无身为爱努族的意识”的爱努人高达48%，在30岁以下的群体更达到66.8%。

该报告进一步分析，今日爱努族，特别是年轻爱努对自身民族认同的漠然，已经不能仅以直接的社会歧视解释，而是透过社经因素的中介造成的。首先在时代变迁，以及长期的压迫与离散下，爱努文化已经渐渐与日常生活疏离，变成需要另外学习的知识、技能。

但是，爱努的社经地位弱势，往往使他们没有余裕投入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保存。根据数据显示，爱努人的平均家户年所得仅有355.8万（日圆，下同），仅有北海道平均（473.5万）的75%，更只及全国平均（537.2万）的66%。

经济与教育会互相影响，虽然目前有47.5%的爱努人领取过爱努高中职奖学金，让爱努人的高中职升学率与全国相差无几。但到了大学，爱努人的升学率仅有27.1%，远低于全国的56.2%。而高中职中辍率为12.9%(全国为2.1%)，大学中辍率为23.2%（全国为2.7%）。

而放弃学业的理由，则以“经济无法负担”（77.6%）与“必须去找工作”(25.2%)为主。显然并非成绩不及，而是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至此，可以归结出一个恶性循环：殖民与同化政策让爱努家庭居于经济弱势，而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升学不易，下一代的低学历又再生产了经济弱势。加上在这样的恶性循环当中，爱努人难有余裕进行爱努文化、语言的学习，传统就更加与日常生活疏离，变得仅存在于博物馆或观光行程当中。

如果要根本性地改善爱努族的处境，那么就不能再拿着平等原则的旧学说当挡箭牌，而必须正视多年来不义政策对爱努造成的伤害，采取一定的积极矫正歧视措施，例如在教育、参政与就业上的保障措施等等。同时也必须着手恢复其传统领域，或给予适当赔偿。

日本政府选择将爱努政策限定于文化议题，可想见是希望回避在政治、经济、社会议题上，与和人间的利益冲突，同时期待以爱努文化发展观光业。但从上述的调查可以了解到，传统文化无法脱离社经脉络而单独存续。1997年以来的文化政策确有一定成效，扭转了爱努对自身的负面观感，也增加了爱努的能见度与资源，但终是治标不治本。

鲑鱼与遗骨：迟迟未来的转型正义

只谈文化的爱努政策，除了未能有效解决爱努人的社经困境外，也无力回应爱努人要求转型正义的呼声。在文化复兴的政策下，不少一度被禁止的传统祭仪，开始重新举办。但爱努的传统与自然息息相关，为了取得仪式所需的鱼、鹿、熊等等，屡屡与现行法规发生摩擦。

在现状下，若是与官方合作，确实有可能以文化活动名义得到特例许可。也有爱努人选择依法取得猎枪执照，成为职业或业余猎人，并在狩猎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维持爱努猎人的传统作法，例如在狩猎后进行送灵仪式。

但也有爱努人认为，既然承认爱努是爱努莫西里的原住民，打猎捕鱼为何需要和人许可？在去年十月，纹别爱努协会的畠山敏会长，就刻意不申请许可，与族人前往河边要捕捉仪式所需的鲑鱼，最后遭到预先得到消息的警力阻止。

畠山会长表示，他希望能凸显出目前的日本政府，其实并没有充分保障爱努对自然资源的权利。

除了自然资源之外，另一个冲突点在于对爱努人遗骨的处理问题。如前所述，从一百多年前，就有许多人类学家前往发掘爱努人的坟墓，进行相关研究，发掘工作一直到1970年代才告一段落。

在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第十二条，就提及了国家应设法将持有的原住民遗骨送回原籍。而根据目前的官方调查，约有一千六百具左右的爱努遗骨，被分散收藏在全日本十几所大学及研究机关，当中一千具左右藏于北海道大学。

当时不只是爱努人，日本学者也从朝鲜等地收集遗骨，作为研究资料。1996年，北海道大学正式将收藏的朝鲜人遗骨还给韩国，并且郑重道歉。但虽然爱努人从1982年起，就开始针对遗骨问题开始对北大进行抗议，但北大仅返还了零星的几具遗骨，并在停车场旁整建了一座灵骨塔，让爱努人得以前来凭吊。

在长年的抗议下，日本政府表示，若是能辨别人别的遗骨，可接受后代子孙申请领回。但大部分的遗骨，只知道被学者挖走时所标注的地点与日期，要特定人别几乎不可能。

在2014年，几个部落的爱努长老，以部落集体的名义对北海道大学提告，要求返还从该部落挖走的祖先遗骨。长老们主张，即便无法一一特定人别，部落对该部落的墓地仍有管理权，而且挖走遗骨，也妨碍了原住民的祭仪文化。

最后在法官的促成下，部落与北大达成和解，北大愿意分三年，分梯将遗骨返还给各部落，但拒绝任何道歉与赔偿。后来各部落也陆续对北大或其他大学提起诉讼，到目前为止均大多是以类似条件和解作收。

在送还遗骨的现场，仍有爱努族人要求北大道歉，但校方人员总是在念完法官要求的官方声明后，低头保持沉默。仅有极少数的研究者，如北大的爱努学者丹菊逸治，以个人身份前往道歉。

在原住民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对于过去历史不义的道歉与弥补，以及保障自然资源、土地的使用权限，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捕的鲑鱼，与放弃道歉与赔偿才要得回的祖先遗骨，代表的正是日本政府刻意搁置、回避的转型正义议程。

杯水车薪的“新法”：正义缺席的和解共生

配合2020年东京奥运开幕，日本政府正在努力准备迎接全世界的观光客，而爱努文化也被视为观光资源的一环，将在北海道建设名为“民族和解共生空间”（下称“空间”）的国立博物馆，在奥运年盛大开幕，目标为吸引一百万参观人次。

而“空间”也被当作爱努新法案的主要亮点，被日本政府推上了台面。“空间”除了博物馆之外，也将设置集中收藏爱努遗骨的设施，在提供爱努人吊祭的同时，也预计持续开放通过伦理审查的研究者使用。

以“民族共生”、“多元社会”为号召的法案，重点除了“空间”的设置与营运外，还包括了媒体广为报导的，在法律中首次明确承认爱努族为原住民外，以及补助与爱努文化保存、教育普及、观光产业或国际交流的相关计划、放宽在传统仪式上使用山林资源及捕鲑的审查基准等等。

综观新法，较旧法确有明显进步。首先承认爱努为法定原住民，确有重要意义。对于爱努相关的计划投入预算，并放宽自然资源使用的条件，确实可期待能有助于爱努文化的发展，以及促进主流社会的理解。

但这样的进步幅度，相较于几十年来爱努团体与国际上对原住民权利的讨论，以及爱努人面对的深刻危机，却显得杯水车薪。

首先是新法虽承认爱努族为原住民，但并未承认其原住民“权利”，实质上对参政、社会、经济、教育等等，早已名列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的各种权利，均只字未提。爱努人依旧只能等政府给政府愿意给的，却无权向政府要求自己真正需要的，恐难根本改善前述的弱势处境。

其次，包括“空间”在内，观光被列入主要的补助项目，希望同时达成经济成长与爱努文化复兴的目标。然而，若将爱努文化作为创造观光产值的手段，收益是否真的会进到爱努人的口袋，又是否真的有助于复兴爱努文化与创造多元社会，尚未看见具体的规划。

而对于遗骨，在近年的诉讼之后，日本政府仍不愿意主动送还、道歉，反而将遗骨集中于政府所管理的“空间”，再加上相关研究仍会持续，这种宣称“在顾及爱努祭祀需求与尊严的前提下，满足研究需求”的“双赢”作法，也让许多爱努人无法接受。

毕竟先人的遗骨，不是为了满足和人的研究而存在的。就算要合祀出处不明的遗骨，也应由爱努人来做才对。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公约第十二条也明订，对于处理礼器与遗骨的机制，应由国家与原住民族共同制定。

平心而论，“空间”确实有机会，也应该成为日本政府真挚面对历史，与爱努达成和解的场馆，笔者亦诚心希望如此。目前北海道博物馆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已经有许多关于爱努史的介绍，但政府相关的展示空间，均还停留在和人中心的“开拓”论述。再从这次新法的内容，以及对于遗骨的处理方式来看，恐怕难以乐观。

但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说，这次的修法与“空间”的设置，既可对国际宣传日本对原住民的重视，掩盖对历史问题与权利议题的批判，也可赚进一笔奥运观光财。但实际上日本政府与和人社会，仍旧不需要为过去的错误付出任何代价。

另一方面，爱努社群内部对于是要坚持权利主张，还是与政府妥协以换取资源，本就有着路线之争。在新法之下，“拿人手软”的一方，即便有所不满，恐怕也不方便批评政府，而主张坚持原住民权利，追究日本政府历史责任的一方，恐怕将更加边缘化。

原住民族的脚步仍未停止

虽然新法案有着诸多问题，但仍无可否认，这是爱努族一点一滴争取而来的成果。一旦在法律层次承认爱努族为原住民族后，即便日本政府再不情愿，日后爱努族对原住民族权利的主张将更有凭有据，联合国也将加大检视力道，日本政府迟早需要面对更敏感而根本的历史责任与社经权利问题。

另一方面，在南方的琉球人也正注视着爱努运动的发展。对曾经建立琉球王国，到现在琉球语仍相当普及的琉球人而言，从被强制并入日本后，也有着一连串从属与压迫的苦难历史。例如琉球人的遗骨，在当时也一样被日本学者挖走做研究，在去年也仿效爱努族，对京都大学提起诉讼。透过原住民族地位与权利的主张，成为琉球人寻求历史正义的一个可能选项。

而爱努虽也与日俄间的领土争议有着历史上的连结，但琉球的“自决”将牵涉目前更加敏感而关键的美军基地议题。例如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县民公投中，冲绳县民以七成的反对票，表明了反对美军边野古基地的意志。虽然目前日本政府坚持国防为中央政府权责而无视，但若是“琉球原住民”依据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进行公投，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在去年，继承作为爱努长老的父亲，一生致力于爱努文化保存、遗骨以及权利议题的葛野次雄长老访问台湾，并特地为台湾写了一段祷词，祷词的最后一段如下（由笔者自行翻译）：

神之心意与语言所蕴含之真实，在人世间合而为一。若我们能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就绝不会遗忘战争所造成的悲剧。坚持述说下去吧，我们有着必须传诸后世的话语。畏之、慎之……

葛野长老所祈愿的，不仅是爱努族的自立，还扩及了包括台湾、冲绳、日本、韩国等地在内的世界和平。面对如此艰难的道路，葛野长老所拥有的，仅仅是胸怀同样志向的朋友，以及对历史传承的一份坚持，让他以及爱努族走到了今天。敬畏天地，互助合作，铭记传承，薪火不绝。寒冬再长终有时尽，面对全新的时代，生息于北方大地的爱努人，将以足以克服严冬的古老智慧，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