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旭明：安全政治參與——香港網台觀眾，生活中的政論家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獨家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2019年2月起，SHKS將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敬請關注。

有這麼一個故事：香港的士上收音機在播放着有關公立醫院迫爆（擠滿了人）、人手短缺的報導。的士司機突然回應：「邊度系關事d大陸人呀？倒不如話係d南亞人搶哂我地d資源啦! 」（香港醫療問題哪裏是和大陸人有關啊？倒不如說是南亞人搶完了我們的資源！）——儼然「城市論壇」的情景。（註1）

類似的「時刻」司空見慣。的士大佬往往是一個城市最雄辯滔滔的政論者，因他/她每日蒐集來自不同背景的乘客意見，天南地北都可侃侃而談。的士司機作為「民間政評人」的文化現象，已有不少研究論及。但這個情境反映一個有趣的核心問題，就是我們普羅大眾怎樣選擇資訊，去面對複雜的日常生活，甚至理解世界？

誠然，在互聯網科技、社交媒體，和手機當道的今天，不少新興的網絡時事和政論媒體取代了傳統廣播媒體，成為我們接受時事資訊的重要來源。媒體的議題設定功能，影響我們「應該知道」哪些事件，甚至建立「常識」。但這些狹義的「政治」議題所建立的「知識」，在今天的具體政治環境，對於日常生活又有甚麼應用意義？

這個問題放諸雨傘運動後的香港政治環境尤其值得深究。

社交媒體、政治與日常生活

社交媒體的普及性已超越其社交性，變成我們意識及連繫這世界不可或缺的平台；故此無可避免地，它也把狹義的政治變成我們的日常，使政治資訊也往往與娛樂及其他的社交資訊混為一體。

不少學術研究正面評價新興媒體對政治參與的推動，強調互聯網興起打破媒體只受大財團及政府支配的局面。故此，社交媒體被視為能從下而上地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此立論亦參照哈貝馬斯（Habermas）有關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理論 ，認為互聯網可以締造平民參與政治決定的情境，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 。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質疑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認為社交媒體帶來的「政治參與」多造成「食花生」、「吹水」、「打卡」甚至「迴音谷」，使得政事的討論淪為瑣碎社交話題。在這種情況下，社交媒體不僅沒有締造實體政治參與，反而抵消了政治運動所需的集體參與。

英國學者海爾菲（Tim Highfield）研究社交媒體與政治及日常的關係。他指出「平民」的認知、以至關注點都受到人們的背景所影響。對於「政治」議題，人們總有一種敬而遠之的距離，因為自覺「升斗市民」締造政治上改革/ 改變的能動性 (agency) 較低，而這心態也影響「平民」「參與」政治的方式及邏輯。

香港回歸後，當權者的操守、政府管治手法、對公共資源的運用等，都與民眾的期望產生較大落差。近年批評官員政策「離地」的評論越見頻繁，彰顯官民鴻溝加劇，亦令平民對「政治」議題多一層陌生/ 疏離。

但社交媒體的普及化，亦使平民的「政治參與」變得複雜而多樣。本文從作者的研究出發，想要探討在眾多社交媒體中，受市民追捧的「網台」與政治的千絲萬縷關係：觀眾是否利用網台這獨特的社交媒體平台來了解並關心政治？他們怎樣消費及應用網台內容？或反過來問，網台能否真正將政治資訊及分析「下放」給觀眾，促進市民涉足政治的能動性？

網台在公共領域的發展

「網台」指一些以討論時事為主要內容的清談節目，多半由一至兩名主播，又名「名嘴」擔任主持。「網台」其實就是電台「烽煙節目」（phone-in節目，觀眾打入電台與主持即時交流節目，台灣稱扣應（call-in）節目）的延伸，其歷史可追溯至早期的港台「八十年代」、商台的「龍門陣」，至今天的「自由phone自由風」。全盛時期的「烽煙節目」，當然要數90年代商台的「風波裏的茶杯」與港台的「九十年代」分庭抗禮的時期，當時造就了鄭經翰、黃毓民、蕭若元及吳志森、周融等「名嘴」。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曾著書 Talk Radio, the Mainstream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HKU Press)（陳韜文教授也有相關研究），闡述傳統的電台「烽煙節目」與香港政局及社會輿論的關係，他指出網台都以批評建制派、政府作賣點。

這與社會背景有關。香港回歸後，社會開始對特區政府施政不佳、經濟下滑、民生疾苦等方面累積不滿，至2003年「沙士」爆發，引發首次「七一遊行」，揭開「新社運」時期。至2004年，數名前段提及的主持陸續辭職，時稱「名嘴封咪」事件，懷疑是受到來自北京的直接恐嚇或間接施壓，禁止他們作批評政府等「出位」言論，因此他們辭職以示抗議。

雖然電台廣播節目開始式微，但網絡就成了「烽煙節目」的新寵兒：因著互聯網科技的普及，加上營運成本低、互動性強，一些意見領袖（包括一些前「名嘴」）便利用這個平台「開咪」。首批興起於2003年的網絡電台（如7.1電台、A45），主持也多來自泛民政黨或民間團體，有的甚至佔用大氣電波，實踐公民抗命進行非法廣播（如FM101、民間電台）

例如蕭若元的「謎米台」，在他的招牌節目「蕭遙遊」中，蕭
及客席主持儼如知識份子討論中港（北京中共）政局，揭露一些不為人知的消息；又例如網台「熱血時報」，由當時「人民力量」骨幹成員黃洋達作主持，表面討論港事，但實則宣傳政黨立場。節目亦以激烈言論及粗口見稱，故此這些網台的光譜偏及「中立」至激進左翼政見之外，亦被視為親本土的媒體。

網台亦將傳統「電台」的純聲音主導，發展到視聽兼備，利用Youtube及Facebook加以傳播。除政論節目外，網台為吸引聽眾，也推出一些受歡迎的節目類型，如恐怖鬼故、娛樂消閒、扮靚時裝、愛情心理等。因網台內容及立場較鮮明，它們有固定及持久的粉絲。

人們收看網台到底是為了吸取資訊，還是只視作娛樂調劑？筆者特別訪問了一些被視為對政治「不甚關心」的社群，尤其一些自覺不牽涉政治的退休長者或女性，了解他們收看網台節目的心態。

攝取政治知識，欣賞「粗口」表演

多數被訪者接觸網台已有一段時間（有些已有十年歷史）。收看目的多為掌握最新時事資訊，但也承認主持人扮演重要角色：有的人「博大精深學識、獨到見解及分析」，有的主持人則言論辛辣出位，甚至伴有激烈動作及頻密粗口——這種互動是受觀眾歡迎的。

「看到他們『問候』特首、d高官、係幾過癮嘅」（看到他們用粗口批評特首、高官，還挺過癮的。）

對「一般」觀眾來說，他們大多隻看／聽不作回應，或俗稱「CD-ROM」，節目中的激烈言詞及動作卻好像「洩憤」渠道，就像觀看動作及恐怖片的調劑效果。不過洩憤並非吸引觀眾的唯一原因，網台作為批評時政的非主流媒體亦成為僅有的顛覆聲音。比如有觀眾說，「現時主要的傳統媒體都被「染紅」啦，好少聽到反對聲音。」

在言論日益被審查，自由空間受威脅的時侯，收看網台變成支持言論自由、抗衡強權封殺、反抗主流媒體向建制獻媚的「仗義」舉動。

又因為這種對外圍香港環境的判斷，這些觀眾對收看網台產生了相等於「次文化」的消費行為及心態。所有被訪者都表示主要是自己在看，身邊家人、親友都沒有此習慣。收看網台被視為「個人癖好」，而他們都不願意向人表露這方面的興趣。

「我看網台個陣都帶上耳筒架！試想Ｄ節目咁多粗口，點可以播出來俾人聽到？佢哋會點睇我呀？」（我看網台的時候都會戴耳機！節目裏那麼多髒話，怎麼可以公放出來被人聽到？別人會怎麼看我呀？）

這種節目予主流社會的印象都較基層甚至粗鄙，因此觀眾中做文職的、或具高中程度以上學歷的退休及女性受訪者，都介意節目對個人品味及形象的影響，令本來仗義的行為又變成忌諱舉動——網台要偷偷看，但這種「另類」興趣也變得更加刺激。

「普羅」觀眾也有跨網台消費／閲聽的習慣。「間中都會走去其他網台「八卦」（時不時都會去八卦別的網台），尤其「花生台」呀，「熱血時報」呀咁。」受訪者一方面批評這些網台過於嘈吵、言論過激、論據欠缺，但又覺得具有娛樂精神：「真係抱住「碌花生」心態去睇佢地（真的是抱著一種看熱鬧的心態看他們）」。

這種跨網台的觀看模式既令觀眾可遊走於中間到左翼政治光譜中的不同立場及黨派，有助淡化他們對某一政黨派別的強烈忠誠。另一方面，他們亦遊走於政論政治、娛樂、及其他節目類型間，政治議題混為娛樂元素，淡化政治的嚴肅性及能動性。

生活裏的政論家，也是低度、安全的政治參與

「雨傘期間，「黃絲」與「藍絲」的兩極化情況記憶猶新，親友之間生怕挑起負面情緒、或者觸發爭拗，所以乜嘢（任何）可能連繫到政治嘅野（的內容）都避免提及。政府話（說）要締造和諧呀嗎！」

網台觀眾亦觀察到自雨傘運動後周遭的同儕反而對政治產生更強烈的冷漠甚至恐懼／無力感，在一片要粉飾太平的環境下，被訪者一方面堅持收看網台，但另一方面亦是一種對現時政局的妥協：他們只可能維持在被動，甚至隱蔽式的政治參與。

但既然周遭友儕都不喜談政治，那這些節目的內容對受訪觀眾有何實際作用？退休受訪者指出，節目資訊的確可在有限空間中締造社交話題，為退休生活增加社交機會；而相對其親友，他們對時事資訊、分析、及敏感度較高，故有些受訪者會成為友儕的資訊來源。一女性觀眾更利用時事議題作親友政治教育的題材：「例如我會用阿媽可以明白嘅情景來解釋一Ｄ政策嘅問題。」故此這些觀眾積極地將所接受的政治資訊轉化為知識，再以「平常」語言轉授身邊的受眾。

對於香港的政治前景，他們持悲觀看法，自覺可以做的並不多。對於未來，大部分觀眾沒有長遠及清晰計劃，但這些節目可以提供的，就是比人「知道」多一點，可以對時勢有更準確的評估，以備將來（不時）之需。

面對晦暗未明的環境，他們認為更需要真確客觀的政治資訊及精準分析去審時度世；「只有真相才能戰勝「虛假新聞」、官商勾結、語言偽術、概念及論述的偷換」。而這種強調真相的要求，亦與雨傘運動後激化的「香港人身份」意識有正面關係：

「要抵抗權力失衡、官商腐敗造假及向更大權力獻媚，才可尋回香港人的自主能力。」

網台收看儼然成為平常觀眾追求實踐「真香港人」的姿態，去對應他們認為越漸去權／弱勢化的香港政治環境，但他們意識到自己推動政治改變的能動性較低，所以只有以觀看作被動及安全的參與，以他們認為「真確」的政治知識去安排和策劃將來。

（梁旭明，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註1：「城市論壇」是港台RTHK的節目，常邀請幾位嘉賓在公眾場合與公眾人士討論城中熱話。討論過程中不乏口水戰。

註2：本文選取了研究中的女性及年長的受訪者作焦點討論，並非意圖把所有屬於這組別的人標籤，而是想闡明，政治其實是離不開個人的日常（反之亦然）。媒體的一大影晌，就是令日常政治化，及政治日常化。特別社交媒體 (手機) 在我們日常生活上把不同媒體綜合，不單把狹義政治議題拉近，更令閲聽人接觸多媒體並掌握政治資訊及分析。正如海爾麼 (Ben Highmore) 指出，政治通過社交媒體更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令政治資訊與其他類型（包括娛樂）的資訊都不同形式的被消費而獲得滿足。

主要參考：

Leung Yuk-ming, Lisa., 2018. Online radio listening as affective publics? (Closeted) participation in the post-Umbrella Movement everyday』. Cultural Studies, 32(4), 511-529.

其他參考書目：

Ebrey, J., 2016. The mundane and insignificant, the ordinary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derstanding Everyday Participation and theories of everyday life. Cultural Trends, 25(3), 158-168.

Habermas, J.,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Highfield, T., 2016. Social media and everyday politics. London: Polity Press.

Highmore, B., 2011. Ordinary lives: Studies in the everyday. London: Routledge.

Lee F.L.F., 2014. Talk radio, the mainstream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Hong Kong. HK: HKU Press.

Papacharissi, Z. & Mendelson, A., 2011. Toward a new(er) sociability: user gratific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on facebook. In: S. Papathanassopoulos, ed., Media perspective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Ranciere, J., 2009.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anslated by G. Rockhill. London: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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