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讀者來函

讀者來函:粵語是不是一門語言?

民族主義者喜歡統一語言,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想利用人們對與這兩者差別的模糊認識。


是語言還是方言,看似是一個事實性問題,但到頭來依舊是許多「客觀事實」都是由權力所生產。 攝:Antony Dickson/AFP via Getty Images
是語言還是方言,看似是一個事實性問題,但到頭來依舊是許多「客觀事實」都是由權力所生產。 攝:Antony Dickson/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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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德國之後,身邊的歐洲小夥伴動不動就會五六種語言。乍聽很厲害,然而這五六種一般都屬於拉丁語系或日耳曼語系,許多詞語甚至句法都是同根同源的。我就很不服氣了:憑什麼漢語普通話跟英語相差那麼遠是兩種語言,德語和荷蘭語、挪威語和丹麥語這麼像也算是兩種語言?或者說,到底怎麼才算一門語言怎麼才不算一門語言?西歐的各種語言換到中國語境下怎麼好似中國的各大方言(dialect or topolect)?

有些所謂的「不同語言」——如挪威語和丹麥語——還是互通的,而一個只會普通話(或官話的某一支)的中國人未經學習應該完全聽不懂粵語或閩南語。然而,會說挪威語和丹麥語的可以說自己是「會說兩種語言」,到一個會說普通話、粵語和閩南語的人身上就變成「除了『滿大林』,我還會說兩種方言」了。(注:我有些朋友不認同或不喜歡 「官話」這一說法,為避免冒犯人我想着既然蔣介石有「常凱申」這一中西結合的小名,那何不借官話的英文名「Mandarin」,將其稱為「滿大林」)

更蹊蹺的是,多掌握的這些「方言」有時似乎還成了負擔。有一次,我跟一個廣州的朋友在爭論誰的普通話口音更重。我們一邊指控對方「廣東腔」嚴重,一邊急忙調整自己的口音,拼盡全力捨棄「啦」、「噢」、「誒」這種廣東味濃重的語氣助詞,希望讓自己的普通話聽起來更加「標準」。爭執不下,我們叫來兩三個北方的朋友當裁判。可能因為我朋友用粵語比我用潮汕話更加頻繁的緣故,根據兩三個北方來的非專業評委判定,我的普通話在「標準度」上還是更勝一籌。我洋洋得意。

後來回想起這件小事,覺得有些詭異。兩個廣東人,為什麼在比拼誰的普通話聽起來不「廣東」?生在廣東、長在廣東、在家裏不講普通話,說起普通話來有廣東口音,難道不是正常、自然而又美麗的事情?

之前,我以為一種「話」是不是一種語言是顯而易見的,有個世界通用的標準。「『滿大林』和粵語顯然是同一種語言嘛,用的都是一套書寫系統。」乍一看,這種論斷好像沒什麼問題。但問題是,且不說粵語有自己「非正式」的書寫系統,這種論斷所謂的「書寫系統」指的是哪一套書寫系統?新文化運動以前,這種「書寫系統」應該是文言文。但文言文與任何一種漢語方言都是雖有千絲萬縷聯繫但相去甚遠——它與中國各方言的關係更像拉丁語之於印刷術普及前的西歐諸語。如果說因為有文言文這一套統一的書寫系統,「滿大林」和粵語就是同一種語言,那所有發源自拉丁語的歐洲語言也可以放在一起視作一門語言了?不對不對。

那如果這「書寫系統」是「現代漢語」呢?畢竟,我們現在的書寫系統不是文言文,而且也很統一嘛。但現代漢語的書寫形式以白話文為基礎,而白話文又以「滿大林」——特別是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滿大林」——為基礎,若說因為現代漢語書寫系統統一,「滿大林」和粵語即是同一門語言,不是循環論證?另外,粵語「非正式」的書寫體系,雖然用的依舊是漢字,但不通粵語、只通「滿大林」的人大概只能看懂幾成。若新文化運動之時,兩廣有一個獨立的「粵語白話文」運動,今天嶺南的語言景象可能會不大一樣。

同樣地,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的新中國成立之後,也通過推廣教育、標準化新聞廣播所用語言等方式,在努力地將講話讓人聽不懂的「南越群蠻」轉化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華夏兒女」。

其實單單「普通話」這個詞就已經很值得端倪了。雖說「普通話」是一門剛被建構起來不久的語言,但因為這種「建構」有其基準,「普通話」這個叫法便不無惑人之處。

首先,普通話實際上是「滿大林」的現代標準化形式,但實際上不只有官話有其「標準形式」,粵語、閩南語這些都有,但我們卻用「普通話」特指「『滿大林』普通話」。其次,由於避開了「官話」或「北京話」等名稱,「普通話」這一叫法還讓人有一種學這樣一門語言對大家都很公平的錯覺。但實際上,在剛推廣普通話的當年,學習普通話對於北京人、四川人和廣東人而言,難度不可同日而語。也就是說,所謂的統一的書寫系統」並非聽起來那麼簡單,粵語與「滿大林」是否同一門語言也遠非「顯而易見」。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便是在漢人當中,推廣普通話對操不同「方言」的人而言也絕非公平,甚至有強加之嫌。由此看來,兩個廣東人極力擺脱自己跟「廣東腔」的干係可謂「虛假意識」的一個例證。

於是我們還要追問:為什麼「普通話」這一殊榮被「滿大林」搶了去,沒有粵語或閩南語的份?這裏可以來一些簡單粗暴的事後解釋:「滿大林」作為一種書寫語言被廣泛使用,可能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新文化運動推廣的白話文肩負着一個特殊的歷史使命,也就是將與國族構建息息相關的文學想像傳播給不懂文言的大眾,不分南北。

但這種區別於文言文、以口頭語言為範本的新興書寫語言,其構建與南方諸語沒有太大關係。新文化運動以前,「滿大林」的個別變體作為口頭語言就已經在精英階層、特別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占主導地位;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南方各大語系的使用者加起來可能與「滿大林」的使用者不相上下,南方任何一種方言(或語言)單拎出來都不可能在使用人數上與「滿大林」相比。一方面,南方語言多樣性太高;另一方面,政治和文化中心都靠北。

文字的出現滯後於口頭語言——儘管書寫語言會反過來影響口頭語言。拋開出現時間不講,這兩者普世化的時間點也相距甚遠。口頭語言可能是人類溝通的最重要工具,而書寫語言在十六、十七世紀以前則與普通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

在中世紀歐洲和明清以前的中國,書寫語言和口頭語言是相對獨立的存在。民族主義者喜歡統一語言,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想利用人們對與這兩者差別的模糊認識。一方面,「我們都是法蘭西人民」、「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樣的口號需要一些方便的佐證,必須有某些「自古以來」便是如此的標識。像語言這樣看起來歷史悠遠同時又是情感載體的東西,自然要擔此重任。如果我們用的是同一種語言,那不就說明我們「同根同源」?沒有語言的統一,我們進行「想像」的媒介都不同,何來一個統一的「想像共同體」?從19世紀中下葉開始,遠在巴黎的法國政府往法國各地輸送講授「標準法語」(也即巴黎法語)的教師,「將農民轉化為法蘭西人」(尤金·韋伯語);同樣地,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旗幟的新中國成立之後,也通過推廣教育、標準化新聞廣播所用語言等方式,在努力地將講話讓人聽不懂的「南越群蠻」轉化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華夏兒女」。

是語言還是方言,看似是一個事實性問題,但到頭來依舊是許多「客觀事實」都是由權力所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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